有人說，在香港，如果酒店房間的視野超過100米，就是五星級，如果這100米內還有海景，那就是豪華五星級。這足以證明香港這座繁華都市空間的局促。
　　1975年，前殖民地總督麥理浩撥劃4.1萬公頃――占全港土地40%為法定不準開發公地，分屬23個郊野公園。香港只有不到20%的地面是覆蓋著建筑物的，另外80%的土地沒有開發。700萬人口生活在特區20%的土地上，核心區每公頃超過1000人。這讓很多游客既窒息于中環、銅鑼灣的熙攘人群，又在海洋公園的纜車上贊嘆海山天下的壯美景觀。也正是因為這樣，香港房子多為“小戶型”。

　　10多年前，如今炙手可熱的“小戶型”概念由第一批淘金內地的香港地產商帶到了內地。但內地房地產行業的香港經驗遠不止于此，樓花、會所、代理等都是由他們帶到內地。

　　2007年6月，香港地產業的重要指數――“中原城市領先指數”徘徊在55%左右。而10年前的1997年，這一數字曾高踞100峰值。

　　在過去的10年中，越來越多的香港地產商走出了香港這個局促之地，尋找更大的生意場。無論主動與被動，在內地的廣闊天地中，香港地產商們以不同的姿勢起飛，尋找屬于自己的落腳點。

　　占領市中心

　　上個世紀80年代，香港商人開始參與內地房產、基礎設施與公建的投資。這種商業行為與愛國情緒互為表里，以半公益的方式回應改革開放的巨大變革。

　　在這個時期，已退出地產生意的霍英東開始在廣東南沙埋頭造城，而邵逸夫熱衷于在大學中興建圖書館和教學樓。

　　進入上世紀90年代，香港地產商開始通過各種“招商引資”的活動進入中國核心城市。位于北京南四環的怡海花園就是上世紀90年代初期北京市赴港招商而來。更多的大牌地產商開始選擇性地進入內地中心城市。有意思的是，他們都喜歡在城市的中心地帶營建地標式建筑。

　　1992年，當時供職于東方海(方海博客,方海新聞,方海說吧)外的周凱旋在北京意外地了解到東長安街和王府井的改造計劃，她提出了全面開發新東方廣場 ，并用半年時間，遷走了長安街上20余個國家部級單位、40余個市級單位、100余個區級單位、1800余戶居民；又如傳說一樣，在某個早晨，用15分鐘時間，說服李嘉(李嘉博客,李嘉新聞,李嘉說吧)誠為此項目投下20億美金，輕取4億港幣的酬勞。

　　盡管這個距離天安門1公里的項目不斷遭到反對，抗議者認為它突破了限制性高度，過大的體量和藍色玻璃幕墻傷害了古都風貌。但是在建國50周年之前，東方廣場還是開工了，在今天，它已經成為城市的奢華所在。

　　在上海，南京西路的恒隆廣場、淮海路的瑞安廣場把持了市中心最佳的觀測點。在重慶，1996年和黃就在解放碑營建大都會寫字樓和海逸酒店，很長時間內，大都會就是重慶寫字樓的代名詞。

　　氣勢凌人的建筑和華麗光彩的店鋪所構成的香港，一度是內地各大城市試圖模仿和超越的榜樣。很難說是內地價值徹底的皈依了香港的商業準則和“中環價值”，還是內地高速發展的風潮刺激了香港，讓大家爭先恐后地加入到同質化的發展模式。

　　香港經驗

　　1998年停止福利分房之前，北京市的個人購房比例大概連15%都不到。在這種市場狀況下，房地產行業沒有市場行為可言。

　　在內地啟動住房改革之初，很多的政策都是直接取法香港。比如，商品房土地70年使用權、預售制度以及經濟適用房、廉租房模式。

　　在企業層面，香港經理人開始頻繁往來于兩地之間，隨后又各自落地生根。他們在行業理論和市場操作上都給了懵懂期的內地地產業界一次全面地啟蒙。

　　2003年6月1日，53歲的鄧智仁(鄧智仁博客,鄧智仁新聞,鄧智仁說吧)關閉了信達行代理公司，在網上留下一篇《壯志未酬再未酬》的文章后，徹底退出了公眾視野，結束了在內地12年的生意。

　　上世紀90年代鄧智仁攜利達行從香港到北京，1995年代理萬通新世界就賺取了近1個億的傭金，創下了至今為止代理行單一項目傭金數額的天價神話。鄧智仁的操作手法在今天看來十分簡單，就是以連續的整版廣告，以F117戰斗機的形象比喻萬通的投資與回報，以壓倒性的廣告攻勢打動客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