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胡曼莉遇到張春華

　　張春華與胡曼莉第一次對簿公堂是2001年。此前她已經以“美國媽媽聯誼會”會長的身份從事了9年的慈善。

　　60歲的張春華看起來優雅大方，她回憶自己做慈善的動因，與少年經歷相關。她有一段悲傷的孤兒經歷，父親死于戰亂，12歲時母親病逝，她在宋美齡辦的華興育幼院供養下完成中學與大學學業，婚后隨丈夫到美國。1992年成立慈善組織“媽媽聯誼會”，1996年，在老師南懷謹的建議下，她開始到中國大陸開展助孤工作，開展得極為順利，重心由河北、湖北等省轉移至云南的貧困山區。

　　曾任原 麗江行署副專員、麗江市慈善會第一任會長的馬立超回憶：到1998年底，麗江慈善會曾與市婦聯做過一個為期兩月的調查，發現由于接連的幾場強烈地震，麗江地區有孤兒800多人，“非常可憐”，于是政府考慮辦一個孤兒學校，“把他們的吃、住、教育的事情都解決”。一個偶然的機會，馬立超在麗江市工商聯主任屈春亮那里聽說有一個叫張春華的美籍華人來麗江考察過孤兒的情況，便跟她取得聯系，邀請她再次到麗江來。

　　張春華再度考察之后，決定辦一個孤兒學校，看中了現麗江民族孤兒學校的地址。當時這里是麗江農職學校校址，還有兩個班的學生在上課，麗江政府跟張春華簽訂協議，同意張春華免費使用校址，但須出資60萬元來安置農職學校兩個班的學生。張春華答應了，簽下了協議。但是，等她回到美國后，情況生變，她發傳真給麗江慈善會，說“美國媽媽聯誼會”理事會不同意出這60萬塊錢，“我們在大陸做捐助，資金都是捐給當地政府的，應由當地政府提供校舍與土地，如果這60萬由我們出，這個學校就不辦了”。馬立超回憶，當時麗江市政府正忙于抗震救災，拿不出錢，辦校之事就此擱置下來。

　　這個時候，胡曼莉出場了。“大約過了兩三個月，胡曼莉就來麗江考察，帶了幾個人來，準備辦孤兒學校。”當時她在福州的日子不好過，福州不承認她的學校，她的學生是黑戶口，學生上不成學，馬立超回憶。麗江市工商聯幫胡曼莉找房子，找了3天時間，也沒有找到合適的。馬立超就把張春華原定的辦學地址告訴了胡曼莉，她很滿意。

　　錢當然是個重要問題，胡曼莉說有人家捐給她看病的錢，馬立超很慎重，“娃娃要吃要喝，要完成學業，辦起來就不能撤掉”，但胡曼莉“說她能找得到錢，能辦成”。馬立超于是把與張春華簽訂的協議拿給胡曼莉看，“胡曼莉覺得很好，60萬塊錢她能拿，她說不要簽新的協議了，把張春華的名字換成她的名字就可以了”。

　　胡曼莉在麗江的“助孤”事業就此開始，她和張春華的合作與紛爭也就此開始。

　　從武漢到福州

　　認識張春華之前，胡曼莉已是中國民間慈善的標志性人物。談起早年的經歷，和張春華一樣，她也強調兒時經歷對其日后助孤事業的影響。她的慈善路從1989年在武鋼收養陳斌、陳燕兄妹開始，當時她是武鋼鋼花中學的英語教師。恰逢全國掀起學雷鋒高潮，電視劇《渴望》熱播，胡曼莉被樹為武鋼集團的先進典型，“成了一個劉慧芳式的人物”。

　　“媒體就開始注意她了，開始采訪與宣傳她，社會上就有了反響，更多的孤兒被送了過來，”時任武鋼關心下一代協會秘書長徐之江回憶。徐之江1997年提前退休，被反聘為湖北省關心下一代事業發展中心主任，他的另一個身份，是一直追隨胡曼莉慈善事業的義工。當時胡曼莉出現在媒體上的照片，幾乎都出自“愛好攝影”的徐之江之手。

　　在徐之江看來，“一開始，她并沒有把撫養孤兒當做事業來做，是歷史把她推上去的”。而胡曼莉自己回憶，“當時我只是養了很多孩子，民政部的領導建議我辦個民間孤兒院。當時我真是沒什么雄心壯志的人，是他們給我指出了這樣一個方向，說從官辦慈善向民辦慈善轉變是大的趨勢，我就辦了中國第一個民辦孤兒院。”

　　1992年9月，胡曼莉的“中華綠蔭兒童村”在武漢正式注冊。事業剛剛起步，就遇到一場“義演風波”。按照胡曼莉的說法，由武漢市委、婦聯、宣傳部等部門在1993年11月發起的這場大型義演活動，目的是為她建兒童村籌錢，但是義演后，兒童村不但沒有收到錢物，反要倒貼8萬元給演員做路費。胡曼莉說自己把事情告到中央，時任武漢市婦聯副主席的韓燕君被撤職。用胡曼莉的話說，是“100多個黨員干部被這場義演拉下馬”，兒童村最終也拿到了一些募捐的財物，但胡曼莉感覺自己“說白了，在武漢呆不下去了”。

　　徐之江給困境中的胡曼莉策劃了一個“手拉手”夏令營活動，他先去了廈門，與廈門市政府、報社、旅行社、教育局各部門聯系，隨后胡曼莉帶著兒童村的孤兒們第一次到達福建，看到大海。夏令營結束返回武漢后不久，沒有通知任何相關部門，胡曼莉帶著兒童村的數十名孤兒悄然離開，第二次到達福建。她向外界宣稱，此舉是因為受到“福建方面的熱情歡迎”，但福建官方的措辭，是綠蔭村“滯留”福建。

　　綠蔭村的孩子們后來住在福州西郊一座三層的樓房里，是胡曼莉用華僑捐助的錢買的。其間“基本上素食，胡曼莉還要求孩子信仰宗教”，“每日誦讀經書”。

　　記者得到的一份由福州市政府辦公廳督查處1998年2月出具的調查報告還顯示，胡曼莉到福州的途徑是，“1995年夏，胡曼莉認識了福州市佛協會的陳某，經陳某牽線搭橋，1995年9月，胡在未與武漢方面打招呼，也未經我省、市職能部門同意，未辦理任何手續的情況下，擅自從武漢將綠蔭村的57名兒童(最大17歲，最小6個月)分批遷至福州”。

　　福州官方1996年在時任副市長陳倫召集下開會，專題研究綠蔭村問題，鑒于“該村有一定知名度，情況又較為復雜，處理得不好將會帶來不良影響”，并沒有采取強制措施，而是試圖“繼續說服綠蔭村返回武漢”。這份報告指出，“胡也明確表示綠蔭村在福州是暫時的，在福州過冬后，準備春天返回武漢，但是事實上胡卻沒有回武漢的任何行動”。

　　4年后，胡曼莉終于帶著她的孤兒們離開福建，落戶麗江。這次的確獲得了麗江官方的認可，她甚至把自己的戶口也遷到麗江。可是因為“美國媽媽”張春華的出現，她遇到的是比在武漢與福州期間更大的麻煩。

　　“一個不誠實的人”

　　“我認為胡曼莉這個人肯定有愛心，但她不誠實，說話‘兩面三刀’”，馬立超說。馬立超的這種疑慮從麗江民族孤兒學校成立沒多久就開始了。

　　為了讓麗江各方面的人來參與學校的管理，“麗江媽媽聯誼會”與學校同期成立。馬立超回憶，聯誼會成立的那天，他不主張請客吃飯，認為“開個會就可以了”，“因為這是善款，不能隨便吃喝”。但是胡曼莉不同意，她向馬立超表示要在麗江長期工作，就要獲得大家的支持，她愿意自己拿錢請客。

　　這次請客吃飯花了大概2萬元。可張春華到 麗江后卻因此向馬立超發火，“你們慈善會不像話，逼著胡曼莉請客，讓她花了三萬多塊錢”。馬立超頓時訝異。他這才知道，胡曼莉對張春華的說法是，那次是政府“逼她請客”，“花了3萬多塊錢”。

　　問題還在后頭。孤兒學校成立兩個月后，馬立超就發現學校的賬目非常混亂，“收入不公布，支出也不公布。”他告訴胡曼莉，“你辦慈善，

　　應該按慈善的原則來辦，賬目要透明。”胡曼莉解釋說她的會計不懂賬，馬立超就派了一名會計去幫她做賬。“幫她做了三個月，會計回來說，她的賬目非常亂，有些賬根本就做不下去。”

　　馬立超因此認為，“胡曼莉當個老師，好好教育孩子，教個英語還可以，當校長有為自己牟利的傾向，錢用到哪我們都不知道，沒有這樣搞慈善的”。半年之后，馬立超向麗江行署專員報告，要求免去胡曼莉校長職務，重新派個校長，只讓胡曼莉做個英語老師。這個報告到了地委，但并沒有獲得批準。馬立超雖然不滿意，也沒有繼續較真。

　　較真的人是張春華。她一直對胡曼莉在財務方面的問題窮追猛打。

　　與麗江市政府的辦學合作暫停之后，張春華并沒有放棄辦學的想法。在胡曼莉介入之后，張春華的美國媽媽聯誼會就不斷給學校匯款。剛開始，胡曼莉給張春華的感覺“一直以一種代理人的身份”在向她“請示、匯報”，到了麗江之后，張春華卻發現胡曼莉“另行一套，明明是我們寄來的錢，也被她說成是她看病的錢，是她省下來的錢”。馬立超也有相同的記憶，“對于辦學校，我們本來以為是胡曼莉一個人在做，并不知道她的背后是張春華，也不知道她用的是張春華的錢，直到半年以后張春華來麗江，才搞清楚是怎么回事。”

　　胡曼莉的對立者

　　張春華是個極為認真的人，她對每一分善款的使用都幾乎是懷著“斤斤計較”的態度，“非常認真，每拿到一份材料，都要拿著放大鏡，一行一行地在那里仔細地看。”她一直檢舉并督促地方政府對胡曼莉進行調查，核心問題一直是她懷疑胡曼莉用慈善機構的名義募款，部分捐款卻進了她的私人賬戶。

　　馬立超見證了這兩個人之間的較量，他也一度被夾在中間，兩頭不討好，甚至政府方面也對他有意見，覺得是他“把張春華這個‘麻煩’引到了麗江”。2001年馬立超退休，不再插手孤兒學校的任何事情。7年之后，雖然已經久不往來，張春華提到馬立超，評價卻是“他是一個正直的好官”。而張春華同樣讓馬立超記憶深刻，“她很有愛心，生活也很節儉，吃得很簡單，每次來麗江，她都住在那些便宜的小賓館，認為善款不能多花”。但馬立超也感嘆張春華的“過分較真”、“不依不饒”。

　　云南省僑聯一位工作人員的話也許能有助于理解張春華的較真：“10年來張會長每年兩度攀山越嶺，核實種種捐贈項目。與其他大規模的公益事業相較，數字也許并不起眼，但這是一個真正的小百姓團體，一分一厘都是海外的會員們點點滴滴辛勤勞動積攢而成，所代表的是海外華僑的一絲心聲。”

　　張春華并不是唯一站出來檢舉胡曼莉的人。從武漢時期開始就跟胡曼莉合作的田宣傳，也站到了胡曼莉的對立面。自中華綠蔭兒童村成立，田宣傳的職務就是辦公室主任。但他曾一度離開兒童村，原因說法不一。他走后20多天，1995年元月22日，胡曼莉于“一個零冷的下著雨的星期天”，給他寫了一封長達5頁的信，傾訴“心中的話”。不久，田宣傳重新返回兒童村，并在“義演風波”之后跟隨她去了福州。

　　艱難的福州時期，他是這個以雙親健全的家庭形式撫養孤兒的民間孤兒院僅有的兩名工作人員之一，另一個自然是胡曼莉。可是胡曼莉的事業在麗江獲得轉機之后，田宣傳卻再度離開，原因在校方表述中是：“由于深夜摸進女生宿舍企圖非禮女學生和私刻公章冒領公款被銀行發現通知我們而被開除”。離開后的田宣傳開始向有關方面檢舉胡曼莉，從她收養孤兒用心不純“是為了名利雙收”，到財務問題的混亂，甚至提供了1995年元月22日那封胡曼莉若干次流露出愛的心意的私人信件。

　　更令人詫異的是，胡曼莉的現任丈夫老段也站到了她的對立面。老段的父親曾經擔任過麗江財政局局長等諸多官方職務，他本人在當地經商，他的家族在當地也是人脈廣闊。他們的婚姻從2003年底開始。根據老段回憶，那時候的胡曼莉正被經偵警察調查，她的三次出國申請都被官方拒絕，麗江一度風傳“胡曼莉要出逃”。老段并不介意這樣的傳言，覺得胡曼莉“挺有愛心、挺可憐的”。他的家人也都很滿意這段婚姻，因為“胡曼莉是個名人”。

　　婚后，老段也介入了胡曼莉的慈善事業，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在孤兒學校擔任校長，“沒有聘書，只是印了兩盒名片”。夫妻間的合作在2006年6月28日之后陷入僵局。老段回憶，這一天胡曼莉沒有任何征兆地提出了離婚，他沒有同意。之后胡曼莉為了離婚兩度將老段告上法庭，讓老段耿耿于懷的是，離婚理由并不是感情破裂，而是說他“調戲孤兒學生，與其他女人有不正當關系”。

　　法院兩次受理之后的判決都是“不準離婚”。所以，盡管現在兩人如仇人般反目，但在法律上，仍是夫妻關系。2006年7月，老段開始成為檢舉胡曼莉的材料提供者。他認為除了胡曼莉本人，以及她的養子陳斌之外，在擔任校長期間，他是最了解學校資金和各方面運作的人。

政府審計和官司

　　在張春華的推動之下，2000年8月，麗江地區行署審計局對“麗江媽媽聯誼會”自1999年成立以來的財務收支進行審計，只查出少數問題，結論是“該會財務機構健全，制定了較為完善的內控制度，基本上保證了各項捐款的合理有效使用”。但張春華認為這次審計“不夠全面、深入，查出的問題沒有落實”，當時就要求省審計部門重新審計。

　　同時，張春華也將以胡曼莉為法定代表人和會長的“麗江媽媽聯誼會”告上了法庭。核心問題還是關于善款使用的分歧。張春華原本不想訴諸法律，馬立超回憶，因為“張春華覺得打官司還得花錢，不如捐給孩子們”。張春華曾三次來麗江想面見胡曼莉，由政府出面協調，但胡曼莉都避而不見，最終只能對簿公堂。

　　從麗江市中院到云南省高院，歷經了兩度司法程序之后的終審判決，同樣是美國媽媽聯誼會勝訴，法院責令“麗江媽媽聯誼會將未按照美國媽媽聯誼會捐贈意愿使用的9.789萬元人民幣如數返還”。這筆錢指的是給麗江縣教育局的安置費和孤兒學校的征地款。胡曼莉說敗訴是她做出讓步的結果，“政府天天給我打電話，讓我退讓，息事寧人，把錢還給張春華算了，不要讓她再鬧了。”

　　可胡曼莉覺得，她的“讓步”，并沒有能“寧人”。張春華在官司結束之后，向有關部門進行了對胡曼莉的刑事檢舉，并于2005年4月，將檢舉送到云南省管政法的副省長李漢柏手中，李漢柏下令麗江市政府徹查，見麗江市沒有動作，2005年11月，李漢柏再次下令限期回復。

　　2006年6月19日，中國社會調查所臺商事務中心聘張春華擔任事務中心顧問。張春華向記者透露，臺商事務中心的官員還曾就胡曼莉問題給云南省委打電話，之后云南省委又通知麗江市委，施加壓力。另一方面，張春華還一再表示，如果有關方面不對胡曼莉進行調查，她將在臺灣召開記者招待會。

　　各種力量的督促下，麗江市審計局終于在2006年下半年對麗江媽媽聯誼會自成立以來的財務進行了再次審計，審計結果顯示出了諸多的財務問題。審計評價部分指出，麗江媽媽聯誼會“在管理使用各項捐款上，存在一些不規范的問題。”

　　之后的2007年2月14日，麗江市民政局做出對“麗江媽媽聯誼會”給予撤消登記的行政處罰，3月12日，麗江市政府做出《關于接管麗江民族孤兒學校的決定》。

　　胡曼莉的“慈善規則”

　　4月15日前后，胡曼莉開始耐心地接受各路媒體記者的采訪，就有關學校財務問題的疑問一遍遍作答，她一再聲稱自己“不懂財務”，以此來為審計報告中的諸多問題辯解。

　　事實上，財務制度不過是一種有完善范例可循的規則而已。胡曼莉在她的慈善生涯中，并非不懂規則的重要性。她能向記者提供一整套有關麗江民族孤兒學校的規章流程圖表，《管理部門架構圖》，《接待來訪工作流程表》，《票據管理流程圖》，《資金收入流程圖》，《資金支出流程圖》，《財務、審計工作流程圖》、《物品購置流程圖》等等，完備而詳盡。

　　甚至潛規則，她也很通透。除了可以隨時改變孤兒們的宗教信仰之外，她的病情也是一個例子。回顧以前的媒體報道，從福州遷往麗江前后，胡曼莉一直以罹患腦瘤依然對孤兒們不離不棄的形象出現。這為她贏得了更多有慈善之心的人的同情和支持。胡曼莉的確在北京做了腦部手術，但她的主治醫生林峰證實，并不是腦瘤，只是腦囊腫而已，“就是一些水，把水放出來就好了，以后再也沒有復發過”。

　　林峰現在是胡曼莉的好友，面對關于胡曼莉的所有非議，仍舊堅決地站在胡曼莉這邊，她的理由是，“一個醫生的好壞，要看她手術的結果，而一個老師的好壞，主要看她教出來的學生”。而胡曼莉孤兒學校的孩子在學業和各方面的口碑，在麗江是公認的。

　　胡曼莉感慨自己“這一輩子就從來沒有消停過”，“從國家慈善向民間慈善轉換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問題，都在我身上發生了”。張春華則認為，“既然胡曼莉認為她是中國慈善事業的代表，她就應該作為表率，遵守慈善事業的規則，嚴以律己，讓‘監督機構的約束’來‘呵護’她，而不是讓無原則的‘善意幫助’來姑息她。”

　　張春華和胡曼莉唯一的共識，是都對地方政府頗有微辭。張春華認為有關部門一直是在姑息與包庇胡曼莉，胡曼莉則認為對她的學校的審計以及接管是有關部門迫于張春華的壓力，“地方政府太丟人了”。

　　“這本來就是她們兩個人的事情”，這是4月16日，麗江市委宣傳部新聞辦主任張文銀接受記者采訪時的態度。得知記者分別采訪過張春華和胡曼莉之后，他很好奇地追問記者“張春華怎么說”？“胡曼莉怎么說？”對于接管日期的再次延后，他表示：“政府肯定要接管這個學校，但涉及到財務、人員等問題，需要一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