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我離開祖國——奧地利，作為歐洲大陸一家報紙的特派記者去亞洲、非洲采訪。從那一年起。我在伊斯蘭世界度過了幾乎全部人生。當初，我對接觸的這些國家的興趣只是一個局外人的興趣。我面前展開了一個在社會秩序和日常生活觀念方面與歐洲截然不同的畫卷。一開始我便對伊斯蘭世界的這種寧靜的生活觀抱有好感——我得說：與歐洲匆忙的生活方式相比，它更加符合生活的原理——人性。這種共鳴逐步引導我尋求其差別的原因，因而我對伊斯蘭教的教誨產生了興趣，那時這種興趣還沒有強烈到使我皈依伊斯蘭。但它確實為我展現了一幅通向人類進步的社會圖景，它內部矛盾極小而兄弟般友愛無限。然而當代穆斯林生活的實際情況似乎與伊斯蘭教誨的理想相去甚遠。那些伊斯蘭中的進步因素已在穆斯林中轉變成了懶散惰怠和不思進取；那些寬宏大度和執著的自我犧牲品質已在當今的穆斯林中蛻化為狹隘偏執和貪圖安逸。

以這個發現為動力，并為今昔如此相悖而困惑，我試圖從伊斯蘭的角度去看問題，即盡力想象我置身于伊斯蘭世界中。這完全是一種思維體驗。于是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我面前展示出正確的答案。我認識到，穆斯林的社會和文化的蛻化原因有一個，而且只有一個，那就是他們在精神上逐漸放棄了遵循伊斯蘭教義；伊斯蘭依然如故，但對有些穆斯林卻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曾經使穆斯林世界強大的因素現在卻要為它的弱付出代價了。從一開始，伊斯蘭社會就是基于宗教的建立，而宗教基礎的削弱，必然會消弱文化結構，而且最終很可能引起它的消亡。

我越是了解伊斯蘭教義具體和實際的內容，就越是渴望了解為什么一些穆斯林放棄他們真正的生活指導：從利比亞沙漠到帕米爾高原，從博斯普魯斯海峽到阿拉伯海的幾乎所有阿拉伯國家，我同深思博學的穆斯林探討著這個問題。在伊斯蘭世界里，它幾乎占據了我的全部志趣。我的探索持續深入下去，以至于我這個非穆斯林似乎在為伊斯蘭辯護，為的是防止一些穆斯林的懶惰和疏忽侵蝕伊斯蘭。但我并沒有察覺到這一點。直到1925年秋的一天，在阿富汗的山區中，一個年輕的省長對我說；“你真是一個穆斯林，可你竟沒有意識到。”我聽到這話不覺一驚，隨即沉默了。當我1926年重返歐洲時，我覺得我對伊斯蘭的態度的唯一合乎邏輯的結果就是信奉它。

這就是我成為穆斯林前前后后的情況。從那以后，總有人問我：“你為什么信奉了伊斯蘭？它有什么特別吸引你的地方呢？”——我得承認，我不能滿意地回答你的提問。并沒有什么特別的信條吸引了我，吸引我的是整個燦爛輝煌的、不可言狀的道德信條與生活的實踐性的天衣無縫的結合。

迄今為止我還不能說它的哪一部分比其它部分更吸引我。我認為，伊斯蘭是一座建筑完美的大廈。每一部分都與其它部分設計得協調一致并相互支撐，沒有多余的，也沒有匱乏的，是一個完全平衡和穩固的結構。我對伊斯蘭所有基本教義和原理的絲絲入扣篤信不疑；或許我對伊斯蘭還有其它強烈的感覺，但現在我還不能作出分析。所有這一切，都是愛；這愛由多種因素構成：我們欲望與孤獨，志向與偏狹，勇氣與怯懦。就我而言。伊斯蘭就象深夜悄悄溜入我房間的強人抓住了我，當然，不象強人那樣，伊斯蘭對我大有裨益。

自此，我悉心學習伊斯蘭。研讀《古蘭經》及先知的圣訓。我還學習阿拉伯語和伊斯蘭歷史以及大量有關阿拉伯正反兩方面的著述。我花了5年，在漢志和內志，大部分時間在麥地那，這樣我就可能體驗到穆罕默德先知向人們傳達伊斯蘭時的某些情形。漢志是許多國家穆斯林相會的中心，我得以比較現時流行于阿拉伯世界的大多數不同的宗教和社會觀點。這些研究和實際體驗使我堅信，伊斯蘭作為一種精神和社會現象，雖然被很多穆斯林的缺憾損壞，但它迄今依然是人類所經歷的最鼓舞人心的力量，從此，我所有的志趣都集中在伊斯蘭的復興上。

穆罕默德·阿薩德·利奧波德·韋斯：1900年出生于奧地利。22歲首次前往中產，后來成為《法蘭克福報》著名外國記者。皈依伊斯蘭后，從北非到東方到阿富汗，游遍穆斯世界。多年的潛心研究使他成為當今顯赫的伊斯蘭學者。巴基斯坦立國后，被任命為西旁遮普省伊斯蘭重興部部長，后被派為巴基斯坦駐聯合國候補代表。穆罕默德·阿薩德的兩部重要著作是：《十字路口的伊斯蘭人》、《麥加之路》；還創辦 了月刊《阿拉法特》。目前正致力于《古蘭經》的英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