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花開早 碩果滿枝頭
——為紀念《濟南穆斯林》雜志改版10易春秋而作

小 引

　　當全國人民翹首期盼“奧運會”在京隆重舉辦之際，中國穆斯林在迎來了在中國伊斯蘭教近代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的《醒回篇》百周年華誕的同時，也迎來了《濟南穆斯林》雜志改版十周年紀念。真可謂是雙喜臨門！

　　出于對這兩本雜志的熱愛，筆者原擬寫兩篇文章，分別予以紀念。但是由于自己的視力每況愈下，一連寫兩篇文章，對我來說實感力不從心；寫一篇文章，不僅會留下“顧此失彼”的缺憾，而且也難于在二者之間做出抉擇。但當我憶及2007年7月，我在北京人大會堂曾與《濟南穆斯林》的劉洪軍副主編邂逅，并答應為《濟南穆斯林》改版10周年寫篇紀念文章時，我決心本著“言必行，行必果”古訓的精神，義無反顧地為《濟南穆斯林》雜志濡筆成文。

　　不過，從飲水思源角度考慮，筆者還得從《醒回篇》談起：

　　艱苦奮斗

　　100年前，正當清王朝內外交困，日暮途窮，偉大的中華民族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時，中國留學日本的穆斯林熱血青年于1908年在東京創辦的《醒回篇》應運而生。這本刊物雖屬草創，但卻以飽滿的愛國愛教激情“吹響了近代中國回民的思想文化號角”（見《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從而在當時近乎靜止的中國穆斯林社會激起了層層的改革波瀾。影響所及，創辦刊物霎時間成了中國穆斯林社會的新時尚。以至在后來的近半個世紀中，在中國問世的穆斯林刊物竟達230多種（該數據由馬博忠先生提供）。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這些雜志大都經歷過難以言狀的艱辛和無奈。其中，開中國穆斯林雜志之先，在中國近代伊斯蘭教歷史上影響深遠的《醒回篇》僅出版1期便夭折了。至于因經費無著而處于慘淡經營狀態、甚至自生自滅，不了了之的刊物更比比皆是。就連生命力極強的《月華》、《伊光》、《清真鐸報》、《中國回教學會月刊》、《回教論壇》等幾家著名穆斯林刊物，其工作條件之艱苦可謂前無古人！其中，先賢王靜齋阿訇在辦《伊光》雜志時，往往要扮演唱“獨角戲”的角色。沒有經費，他就自己籌集；短缺人手，他就集撰稿、編輯、校對、出版、發行所有業務于一身。即使在居無定所，枕席難安的抗日后方，他老人家也是走到哪里，就把《伊光》的編輯部搬到哪里，使這本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刊物照出不誤。他的這種義無反顧的獻身精神一直被傳為佳話。至于其他穆斯林刊物，也都各有各的難處。

　　乃有大成

　　然而，艱苦的付出必然折射出靚麗的光輝。也就是說，穆斯林刊物的問世，給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注入了新的活力。這對開展伊斯蘭教學術文化研究，對闡釋伊斯蘭教的真諦，對連綿不斷地傳承伊斯蘭教的優良傳統，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至于這些刊物的社會效益，筆者曾將其濃縮為10點而加以論述。盡管這僅僅是筆者的一孔之見，但從中已不難看出穆斯林刊物社會效益之不同凡響。為了與廣大讀者共同探討中國穆斯林雜志的社會效益，現將上述10個論點的題目介紹于后：

　　1 在舉國上下同仇敵愾掀起民族救亡運動時期，穆斯林刊物旗幟鮮明地喚起各族穆斯林同胞積極投身于抗日戰爭的民族解放事業；
　　2 記錄了當年中國穆斯林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并發掘、整理了千百年來散落各地的伊斯蘭教文史資料；
　　3 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穆斯林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4 引起了朝野人士對伊斯蘭文化事業的關注；
　　5 密切了回漢兩個兄弟民族的關系；
　　6 針對當年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有理、有利、有節地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合法斗爭；
　　7 消除了中國穆斯林社會不重視普通教育的錯誤觀念；
　　8 解決了用漢語傳播伊斯蘭教的理論問題；
　　9 提高了穆斯林自我保護意識；
　　10 繼承了明清時代伊斯蘭教學者的遺志，繼續協調華夏文化與伊斯蘭文化的關系。

　　當然，這并不是當時穆斯林刊物社會效益和歷史價值的全部，但如果上述論點對深入探討穆斯林雜志的社會效益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則吾愿足矣！

　　遺憾的是，這些利國利民的穆斯林刊物，到新中國成立前夕，無不因經費拮據而停刊。

　　1949年11月，著名穆斯林學者龐士謙阿訇創辦了一個以《回民大眾》命名的民間穆斯林刊物。這個與新中國基本同齡，并持有北京市軍管會第67號注冊許可證的刊物，影響巨大。但它也像解放前的兄弟刊物一樣，因入不敷出，僅出了3期就擱淺了。

　　1957年，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創辦了以《中國穆斯林》命名的全國性的穆斯林雜志，從而填補了8年期間全國沒有穆斯林雜志可看的空白。因此，這本雜志，像久旱后的春雨一樣，一經出版便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不過，受當年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未落實到位的影響，這個來之不易的穆斯林刊物，雖有鮮花鋪路之日，但也有荊棘載道之時。如果“一言以蔽之”地概括起來講，這本雜志，在1980年第四次中國伊斯蘭教代表會議召開前，基本上是處于長眠狀態；而在1981年復刊后，才恢復了其青春活力。

　　欣逢盛世

　　盡管復刊后的《中國穆斯林》只不過是一個小16開、48頁、設計、紙張、印刷、裝幀都很不起眼的季刊，但它卻標志著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進一步得到了落實。其影響之大，并不亞于當年《醒回篇》所產生的劃時代的巨大影響。受此鼓舞，創辦刊物在穆斯林社會再次蔚然成風。據說，在幾年之內全國各地出現的同類刊物有百種之多。由此可見，黨的宗教政策偏離正確方向，整個穆斯林的文化生活就形同一潭死水；宗教政策落實得好，伊斯蘭教學術文化就繁榮昌盛。

　　這些民辦刊物雖不夠規范，欠妥之處也不能說沒有，但總的來說，這些刊物大都是在宣傳黨的信教自由政策的前提下，無不以宣傳愛國愛教思想，弘揚伊斯蘭教的優良傳統，頌揚穆斯林歷史人物的豐功偉績，挖掘中國伊斯蘭教的文化遺產為己任，不僅振奮了穆斯林的民族精神，也為伊斯蘭學術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伊斯蘭文史資源。
 
　　然而，從無到有創辦刊物絕非易事。所以有的因受經濟條件制約而中途自動停刊；有的因編輯力量薄弱而被自然淘汰；也有的因社會效益不佳而被迫關閉。

　　但是，經過大浪淘沙幸存下來的上乘刊物，卻見仁見智，各有千秋，各具特色，故一直為廣大讀者喜聞樂見。多少年來，本人不僅從中國伊斯蘭教的核心雜志—《中國穆斯林》中學到了不少伊斯蘭教文史知識，也從許多民間穆斯林刊物中受到教益。其中，本文涉及的《濟南穆斯林》令我愛不釋手子自不待言，諸如上海的《上海穆斯林》；蘭州的《甘肅穆斯林》、《開拓》、和《穆斯林通訊》；西安的《伊斯蘭文化研究》、《陜西穆斯林》；鄭州的《河南穆斯林》、《伊斯蘭文化研究》；太原的《山西穆斯林》、廣州的《廣州穆斯林》、銀川的《寧夏穆斯林》，以及平涼的《新月》……都使我受益匪淺。

　　這些雜志有的以圖文并茂著稱；有的以發行量大見長；有的以嚴肅認真超群；有的以主旋律明確出眾，不一而足……。

　　聚焦典型

　　據了解創刊于１９８７年的《濟南穆斯林》，始終在愛國愛教的前提下，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在教言教”的基本原則，不斷開拓創新，努力做到政治性與宗教性兼容并舉，知識性與趣味性相映成輝，凸現博大精深的伊斯蘭文化特色，緊扣時代的脈搏，其豐富多彩的內涵，往往博得廣大讀者的贊譽。這本雜志在不斷提高選題質量和編輯水平的同時，在形式上也始終開拓進取。其中，改油印為膠印、改小16開為大16開；改騎馬訂為膠訂等舉措，無形中使之上了一個檔次。由于《濟南穆斯林》全體同仁的銳意創新，積極開拓進取，他們的雜志從形式到內容一直呈“芝麻開花節節高”的態勢。特別是1998年該雜志改版之后，其影響日益擴大，以至被譽為“令人愛不釋手的穆斯林雜志的精品”。這不能不說是《濟南穆斯林》的巨大成功！

　　《濟南穆斯林》顧名思義，原來是濟南伊斯蘭教協會主辦的內部刊物。1998年改為膠版印刷之后，已由原來的不定期刊物，發展成為立足濟南，面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乃至美國、加拿大，及港臺地區的定期刊物。這又不能不說是這本雜志的興旺發達！

　　考慮到這本雜志地處齊魯大地，加上創刊較早和圖文并茂等特征，筆者謹以“齊魯花開早，碩果滿枝頭”10個字概括其發展走向，想必距離事實不遠。

　　盡管濟南既不是伊斯蘭教傳入最早的城市，也不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城市，但創辦于斯的《濟南穆斯林》卻因其從形式到內容大有蒸蒸日上、久盛不衰的發展態勢，而在同類刊物中獨樹一幟。

　　這種情況使不少同仁感到不解。為了了解其中奧妙，筆者曾請教過幾位有識之士，現將大家的共識，以及筆者的粗淺見解概括于后：

　　其一，是得益于山東省人民政府認真落實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重申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和國家一項長期的根本性的政策之后，在全省范圍內旋即掀起了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熱潮。至此，全省的穆斯林聚居地區不僅開放了許多被封閉的清真寺，而且新建的清真寺也雨后春筍般地在無寺地區拔地而起；穆斯林聚居地區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昭雪。從而為開展包括創辦《濟南穆斯林》雜志在內的穆斯林各項文化事業，創造了一個寬松的社會環境。

　　其二，是得益于《濟南穆斯林》所處的齊魯大地的地杰人靈。眾所周知，這里既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孟子和杰出的軍事家孫子的出生地，也是曠代伊斯蘭教經堂教育改革家常志美、近代中國伊斯蘭教翻譯大師王靜齋、著名穆斯林教育家馬松亭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如此深厚的國學底蘊和伊斯蘭文化底蘊，不僅造就出過諸如左寶貴那樣的愛國愛教的穆斯林抗戰民族英雄；造就出過諸如唐柯三、穆華庭、法鏡軒等那樣肩負伊斯蘭教事業傳承重任的穆斯林志士仁人，也必然會造就出獻身于伊斯蘭文化事業的一代英才。

　　其三，是得益于雜志主管單位—濟南伊斯蘭教協會領導班子的大智大勇。由于宗教問題最為棘手，故有“宗教無小事”之說。因此，斷言“宗教團體所做的工作皆為大事”并不為繆！據了解，濟南市伊斯蘭教協會于1983年創建之日，便是面臨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艱巨任務之時。當時宗教領域的問題成堆，而且積重難返。但是濟南市伊協的領導班子卻團結廣大伊斯蘭教界人士和穆斯林群眾，始終積極協助政府落實黨的宗教政策，在平反冤、假、錯案，開放清真寺，回收清真寺的房地產，恢復伊斯蘭教教務活動，加強民族團結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與此同時，他們還為解決伊斯蘭教與社會主義相適應的問題，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受到黨和政府，以及穆斯林群眾的好評。

　　筆者雖對此有耳聞，但“百聞不如一見”。2005年9月月，我有幸應邀到濟南出席“紀念成達師范創建80周年學術研討會”，才使我有機會對濟南伊協的工作有了感性的認識。盡管濟南市伊協人手極少，但他們在中國伊協的領導下，卻與山東省伊協一道共同承辦了這次史無前例的學術研討會，從而在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在學術研討會期間，省、市兩級伊協的周密安排和熱情招待固然令人難忘，但省伊協秘書長張瑞正先生、市伊協會長楊松岳先生，不辭勞苦，親自陪同與會學者到臺爾莊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不僅給筆者詳細介紹了山東省、濟南穆斯林的今昔變化，而且還如數家珍似的談了省、市伊協開拓性的工作。其中，積極引導廣大穆斯林參加“共建美好家園”、舉辦“臥爾茲”演講培訓班、在南北兩個大寺和部分農村清真寺舉辦暑期學習班、組織部分穆斯林學習伊斯蘭教義和阿拉伯語基礎知識、舉辦“濟南市伊斯蘭教回顧展”、舉辦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現場筆會、詩會，組織詩詞聯誼會，出版《新月詩刊》、召開回族族譜學研討會、舉辦宗教知識學習班……等，都是有助于提高穆斯林宗教素養和文化素質的活動。

　　如果說，上述活動無不集中地反映省、市伊協領導班子“大智”的話，在“9•11事件后，他們不受“談伊色變”時弊的影響，經請示宗教局，并與各級黨政部門溝通后，組織“臥爾茲”巡回演講，則是他們“大勇”的生動寫照。對巡回演講的盛況，楊松岳會長曾著文說：“每次巡回演講，都由會長、副會長親自帶隊，市宗教局有關領導輪流陪同，都受到各縣（市）、區民宗辦的高度重視，縣（區）、鄉（鎮）、村干部的親自迎接，群眾夾道歡迎，有的分管區長親臨現場與群眾共同聆聽演講，場面動人。在家庭和街道有線廣播中收聽的聽眾，無計其數。阿訇們的精彩演講教育了廣大回族干部和群眾，得到了上級領導的充分肯定和表揚。”

　　在前無所總的情況下，成功地舉辦“臥爾茲”巡回演講固然是破天荒的壯舉，但在“談伊色變”時弊盛行的氣氛中，敢于公開談論伊斯蘭教，更是難能可貴！為了說明當年受西方媒體的誤導，伊斯蘭教所面臨的嚴峻形勢，筆者有必要插敘一下自己的一段經歷：

　　１９８0年－１９９３年間，筆者應約為承擔對外宣傳任務的外文出版社譯著了介紹中國伊斯蘭教的三本阿拉伯文圖書。由于“物以稀為貴”之故，這3本書不僅在開羅國際圖書博覽會上風靡一時，而且不久就銷售一空。為了滿足讀者需要，筆者曾建議原出版單位在2００３年中國伊協成立5０周年前夕予以再版。但這個建議卻被曾敦促我譯著上述書籍的出版社婉言謝絕。最后只好到香港另覓出路。值得慶幸的是，香港的藍月出版社不僅滿口答應予以再版，而且保質保量地完成了再版任務，并在中國伊協５０華誕前夕成功地舉行了贈書儀式。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位有一定影響的維族領導干部到南方出差時，因其所屬民族有“伊斯蘭背景”而被某家旅社拒之門外。

　　然而，濟南伊協在此時此刻，卻以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進行了把“臥爾茲”演講推向社會的嘗試。這種做法，看起來是一種缺乏理智的做法。事實上，實事求是地把伊斯蘭教的思想、觀點公諸于世，正是他們大智大勇的生動寫照。

　　本人在《中國伊斯蘭教儒化辯》一文中寫道：“古今中外，許多民族間的矛盾，乃至沖突，與對立雙方互不了解有關。中國穆斯林的宗教信仰不為教外人所知，人們對伊斯蘭教提出質疑，甚至進行物議的情況，必然時有發生。”自從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儒家學說在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里，一直被尊為正統的思想觀念，各種外來宗教要想在中國立足，都要受到儒家的排斥。在這種情況下，回漢兩個民族之間的矛盾必然時有發生。作為弱勢群體的穆斯林，在面臨挑戰的情況下，如果開誠布公地與對方溝通，就有可能取得“化干戈為玉帛”的效果；如果采取持“忍氣吞聲，委曲求全”的態度的話，當時有可能達到“息事寧人”的目的，但并未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此，歷史上回漢兩個兄弟民族之間的局部矛盾，乃至沖突總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盡管諸如此類的民族糾紛事后基本上可得到處理，但那畢竟是“治標”范圍內的無奈之舉。與其這樣，倒不如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為佳。

　　至于如防患于未然，歷史上曾有兩個成功經驗：

　　一，伊斯蘭教傳入中國后，一直面臨嚴峻挑戰。其主要原因是伊斯蘭教不為國人所知。針對這種情況，明末清初的穆斯林學者，闖出了一條用“以儒詮經”方式闡述伊斯蘭教真諦的成功之道。所謂“以儒詮經”實際上是對伊、儒兩大學說的協調。所謂協調并不要求一方依附另一方，而是通過對比，使二者求同存異，相得益彰。正因為如此，他們的譯著才能收到雙方讀者皆大歡喜的效果。一位儒家學者在讀了王岱輿的《正教真詮》之后寫道：伊斯蘭教在“潔己好施”方面“更廣吾道之不足”，其“不分爾我，不疏遠進，億萬人如一心，東西朔如一處等主張為他教所不及”。

　　眾所周知，回漢兩個民族不僅有密切的歷史、文化聯系，而且有血緣關系，所以雙方和睦相處一直是主流。但是由于心理上的差異和生活習慣的差距，這兩個兄弟民族的局部矛盾仍時隱時現。而“先知穆罕默德是否武力傳教？穆斯林為什么不吃豬肉？”兩個問題往往是兩個民族局部矛盾的誘因。在解放前是這樣，在解放后也是如此。如果回避這兩個問題，必然在非穆斯林中引起更大的誤會，甚至會導致民族矛盾的發生。因此早在建國初期，著名的穆斯林學者馬堅教授，先后撰寫了《穆罕默德的寶劍》和《回民為什么不吃豬肉？》兩篇文章。這兩篇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文章，不僅在億萬民眾中產生巨大影響，而且受到毛主席的贊揚。影響所及，在相當一段時間內，糾纏這兩個敏敏感問題的人大大減少。由此可見，穆斯林公開表露自己的觀點，有助于消除民族隔閡，而避而不談自己的觀點，往往會導致不可收拾的后果。筆者認為濟南伊協領導在“９•１１”事件之后，敢于組織“臥爾茲”巡回演講，并取得了社會效益，是他們具有遠見卓識的體現，應該作為成功經驗予以充分的肯定。我想有膽有識的濟南伊協的領導班子不僅能夠完成許多開拓性的工作，也必然會正確掌握《濟南穆斯林》的方向盤，并把握住“既無損于教義，又無悖于政策”的尺度。這必然是《濟南穆斯林》沿著正確方向發展的基本保障。

　　盡管濟南市伊協把“臥爾茲”演講推向社會是否放之四海而皆準，還有待于實踐檢驗，但是他們大膽探索開展伊斯蘭教工作新思路的勇氣值得稱頌！

　　總之，濟南伊協的大膽開拓精神必然會營造出一個豐富多彩的穆斯林文化氛圍，而這樣的文化氛圍必然是《濟南穆斯林》雜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稿源。否則，這個雜志必然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了。

　　其四，是得益于一個“德才兼備”的編輯班子。由于“德”和“才”是通向成功之路缺一不可的兩個基本要素，所以不管是“有德無才”，還是“有才無德”都無濟于事。所以生于齊魯大地的穆斯林教育家唐柯三先生選擇“成德達才”四字為成達師范學校的校訓。《濟南穆斯林》編輯部雖然只有三人，但是從他們十多年如一日能把這個名不見經卷的小刊物辦成為穆斯林刊物的精品可以看出，他們堪稱是融“德”、“才”于一體的合格的編輯群體。當我看到《濟南穆斯林》同仁的奉獻精神，必然聯想到自己原來所在的工作單位—《人民畫報》社。這個由毛主席題寫刊名，周總理撥冗審稿達３年之久，曾以２１種文字、百萬份印量，發行到１００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刊，得天獨厚，往往享受到“遇山開路，遇和河架”的特殊待遇。但是包括本人在內的“畫報人”，往往身在福不知福。對比之下，筆者不禁自感弗如！

　　《濟南穆斯林》雜志之所以辦得如此出色，是與其同仁的綜合素質分不開的。拿主編馬明先生來說，作為一位國學根底深厚的資深教育工作者，退休后本應在家頤養天年，或到某文教機關指導工作，但他卻淡泊明志，對伊斯蘭文化事業情有獨鐘，不僅挑起了任重道遠的《濟南米斯林》雜志主編的擔子，而且潛心研究中國伊斯蘭文化，著書立說，出版了許多有學術價值的著作：《濟南伊斯蘭教史》、《濟南回族家譜選輯》、《濟南伊斯蘭教碑刻箋注》、《濟南伊斯蘭教文集》、《濟南穆斯林詩集》……。

　　副主編劉洪軍，是一位中阿兼通的穆斯林優秀青年。他不僅人品好，學品也好，寫過不少好文章。尤其令我佩服的是，1998年，未到“而立”之年、時任清真寺阿訇的劉洪軍，在全國第二屆“臥爾茲”比賽中一舉奪魁，為濟南、乃至整個齊魯大地贏得了榮譽。眾所周知，講“臥爾茲”是對講演者綜合能力的全面考查。其“臥兒茲”內容要有新意不必說，其邏輯性要強，結構要嚴緊，并且要有感染力和說服力；講演者的口才不僅要好，心理素質還要好。作為“臥爾茲”比賽的評委，我認真聆聽了所有的講演之后，經過對比，最后認定劉洪軍阿訇的“臥爾茲”講得最好。令人高興的事，劉洪軍干一行，愛一行。過去在北大寺，是一位盡職盡責的好阿訇；后來在《濟南穆斯林》編輯部是一位忠于職守的好編輯。

　　責任編輯馬壽慈先生是馬明主編高足，有四十余年的師生之誼。深得老師真傳，文學功底深厚，后應約到編輯部工作，又續師生合作的一段佳話。壽慈先生是土生土長的濟南西關人，頗知當地風土人情，與馬、劉二位主編聯袂，相得益彰，珠連璧合。他同時負責《濟南穆斯林》副刊《新月詩刊》的組稿編輯以及聯絡詩友等工作。他敬業精神強、信仰誠篤，為人和善，不計名利，不患得失，工作一絲不茍。

后 記

　　艱難起步的中國穆斯林刊物，已經整整走過了一個世紀。其間獻身于中國伊斯蘭教文化事業的先驅，不管是遇到驚濤駭浪，還是遇到急流險灘，都能以“蠟炬成灰淚始干”的奉獻精神辦刊辦報，開拓進取，為培養廣大穆斯林的愛國愛教情操做出了劃時代的貢獻。改革開放后，由于我們的國家進入了全面發展、政通人和的太平盛世；我們的社會日益走向民主、和諧、寬容的全新時代，中國穆斯林雜志從形式到內容無不呈“芝麻開花節節高”的發展態勢。《濟南穆斯林》就是當代穆斯林雜志的典范之一。但是，提高編輯、出版水平對所有報章雜志都是一個永恒的主題。作為一個老讀者，我衷心希望《濟南穆斯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