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魯迅交往的同事和朋友中，王仲猷大概是唯一的一位回族人士。
       王仲猷名丕謨，河北通縣人。他的父親王治增（1853—1912），曾做過清朝的官員，后因不滿于官宦風氣憤而辭職，回鄉秘密宣傳革命，成為當地革命組織“鐵血團”的領導者之一。辛亥革命爆發后，王治增與同盟會遙相呼應，計劃在通州舉義，但因叛徒告密被捕，慷慨就義。受王治增的影響，他的三個兒子丕顯、丕謨、丕丞，也先后加入了鐵血團。在通州起義之前，王仲猷受父親的派遣，到北京、天津、保定等地接洽，負責聯絡工作，因而幸免于難。后來，著名回族伊斯蘭學者、社會教育家、活動家張子文創辦了中國回教俱進會，王仲猷擔任文書部長。
       王仲猷是魯迅在臨時政府教育部的同事，他們在一起工作了十多年。魯迅在教育部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后任僉事。王仲猷任社會教育司第二科主事，兼教育部閱覽室主任，后又兼京師通俗圖書館主任，通俗研究會會計、干事等。在《魯迅日記》中，有十四五處記有他與王仲猷的來往。從中可以看出，在教育部工作的兩三年，他們之間交往較多，其后近八年卻沒有任何記載，再后來的兩三年中又有了較多的往來。從1926年8月魯迅離開北京到廈門以后，他們就再也沒有聯系了。
       《魯迅日記》最早記載的是關于王仲猷結婚的事：
       1913年10月30日
       王仲猷將結婚，賀二元。
       1913年11月2日
       午后王仲猷在鐵門安慶會館結婚，往觀，禮式以新式參回教儀式為之。
       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制度，社會發生了很大的變動，人們的生活方式也在無形中發生了一定的變化。王仲猷從小生活在一個回族家庭，他還擔任全國性的伊斯蘭教組織的社會職務，自然要保持伊斯蘭教的傳統禮儀和習俗；同時他又是一位具有進步思想的知識分子，還是政府的一位高級公務員，必然會接受一些新的生活方式，并希望能在社會上起到一定的倡導作用。因此，在當時那種特殊環境下，王仲猷的婚禮，就成為社會普遍關注的新聞之一。1913年10月31日的《愛國文化報》報道了王仲猷將要舉行婚禮的消息：
       教育部主事王仲猷君，本是清真教人，不但品行兼優，且于回教之發達很有大宏愿力，現在回教俱進會為文牘干事。日前與鮮女士（按：系回族）定婚。因提倡婚嫁起見，擬按著本教教規，參照新式婚禮，制定一完善禮節，以為社會之倡。
魯迅很少參加婚禮這類活動，但鑒于王仲猷是回族人，他的婚禮“按著本教教規，參照新式婚禮，制定一完善禮節”，所以極有興趣地“往觀”這旨在“為社會之倡”的婚禮，想了解一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據《愛國文化報》報道，1913年11月2日舉行的王仲猷的婚禮，由張子文先生證婚，他依據伊斯蘭教的教義和民族風俗，用阿拉伯文致訓詞，擲喜果，并實行拿手禮；另外又參照新式婚禮，添加了奏樂儀式，朗讀漢文祝詞，由兩位新人向介紹人、證婚人、主婚人，還有雙方父母及有關親人行鞠躬禮。這種新的婚禮儀式，據稱“此事為清真教改良婚禮之創舉，各界男女志士，皆欲望其風采，覘其儀注。是日前往參觀者甚多，歡呼贊美，極一時之盛。”
       事后，王仲猷為了答謝他的同事，還專門請他們吃飯。《魯迅日記》1913年12月18日記載：“晚王仲猷邀飲于華賓館，席中皆同事。”
       自魯迅1912年5月隨教育部到北京，他在八年間一直住在紹興會館。1919年8月，他買了公用庫八道灣房屋，與二弟周作人住在一起，后來又把母親及三弟周建人從紹興搬到北京同住。1923年7月中旬，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到8月初他不得不帶著妻子遷居至磚塔胡同61號暫住。考慮到母親也想搬出八道灣與他住在一起，此后在長達十個月的時間中，魯迅為了購買比較合適的房子，花了相當多的時間和精力到處看房子、修房子和辦理各種手續，為此他還累得患了一場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