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克家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與宗教學系

　　馬啟成先生是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我國當代著名的回族穆斯林學者,民族學、宗教學研究專家。退休前,曾歷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主任、民族學研究院(現改為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常務副院長、分院黨委書記,并長期擔任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影視人類學學會副會長、中國回族學會副會長和秘書長等職務。馬老師將自己的大半生精力投身到了黨的民族教育事業,歷任講師、副教授和教授。在教學崗位上兢兢業業,堪稱為人師表的楷模;在院系工作方面求真務實,成績顯著;在學術研究領域,孜孜不倦于青燈黃卷之下,碩果累累,成就驕人;在致力學術社會活動中,任勞任怨,勤勤懇懇,博得了大家的一致認可和好評。由于他成績突出,“對發展我國社會科學事業作出重要貢獻”,曾榮獲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待遇和獎勵。長期以來,他兼任全國性社會群眾團體領導職務,特別是擔任中國回族學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工作期間,對回族學會的創建和發展,對回族學學科理論建設做了不少開拓性的工作?？梢哉f,他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回族學術文化研究的學科帶頭人之一。馬先生所取得的成就和良好社會影響,與黨的多年教育培養、更與他自己的人生經歷和對民族教育事業的執著追求是分不開的。                 

　　一、出身貧苦自強不息                        
   
　　“天下黃河富寧夏”,古老的黃河不僅孕育了古老的華夏文明,也養育了當地回漢各族兒女。1938年10月,馬啟成先生出生于寧夏吳忠市上橋鄉北莊村的一個傳統回族家庭。少年時,父母親就先后去世,家境貧寒,生活處境艱難的他,很早就開始參加生產勞動,為基本的生計而忙碌著,不幸的童年,使他過早體驗了民間的疾苦和艱辛。受處于時代最底層的父老鄉親的樸實、勤勞和堅忍不拔精神的熏陶和影響,造就了他吃苦耐勞、自強不息的可貴品德和奮斗精神。
   
　　 新中國成立不久,當地農村的社會經濟狀況有了明顯好轉。他一邊勞動,一邊讀書,學習非常刻苦。上中學時成績一直名列前茅。從上初中開始,在當地人民政府的關懷下,他享受了“民族助學金”,一直到中學畢業。每當回顧這段經歷,馬先生無不動情地說道:“沒有新中國的成立,沒有民族的解放,像我這樣出身于貧苦回族家庭的子弟,是不可能上得起學并有書讀的……。”1959年7月,他以優異的成績,由寧夏吳忠中學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歷史系攻讀民族學、民族史專業,成為當時寧夏回族自治區6個入京上大學的學生之一。5年的大學生活,緊張而充實,先生始終牢記家鄉父老的囑托,在校期間學習刻苦用功,注意在德、智、體、能各方面全 面發展。他博覽群書,成績優秀,并受到了民族學、民族史學科的良好訓練,同時受到馬列主義民族觀、宗教觀的教育。此外,他還因體育有專長和成績出色,曾經多次代表學校參加了北京大學生運動會。充實而豐富的大學學習生活和實際鍛煉,為他以后從事民族學、宗教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奠定了堅實基礎。1964年6月,馬先生從歷史系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因為成績優秀,表現好,經過系領導和學校選拔,留校參加工作。從此,又開始了他人生的新歷程。他一如既往,努力工作,自強不息,不斷進步,于1975年3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教書育人為上教學改革并進
   
　　 1964年馬先生以“優秀畢業生”留母校任教后,開始在教務處做秘書工作。“文革”當中,他也曾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勞動。“文革”結束后,隨著科學研究新時代的到來,他與其他同志一樣,才重新踏上教學與科研的第一線,在教學崗位上一站就是30多年。在教學上,馬老師先后為中央民族大學的民族研究所、民族學系的本科生主講回族史志、西北甘寧青地區民族文化、中國少數民族宗教文化等課程,后來又陸續開過宗教學概論、中國伊斯蘭教概要等新的學科課程。同時,還為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公安大學和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等著名兄弟院校的研究生、進修生和留學生講授過中國少數民族文化、中國伊斯蘭教史等課程或專題。在系里,他每年超額完成學校規定的教師教學工作量。
  
　　從1987年開始,馬先生和校內知名回族史專家馬壽千先生、林松先生和白崇人先生合作,共同招收、培養民族學專業回族文化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多名。從專業研究方向和課程的設置來看,這在當時全國可謂是得風氣之先,在兄弟民族院校里別開生面,為國家培養和輸送了一批基礎知識扎實、實際能力強的高層次回族歷史文化研究的專門人才,如今,這些人中有的成為民族宗教工作崗位上的棟梁之才,有的成為大專院?；蜓芯繖C構的骨干力量,有的已經走出國門,在西方學術界占有了一席之地。之后,馬啟成教授個人又單獨招收和培養了4屆回族學方向的碩士研究生,并與著名民族史學家楊策教授、白振聲教授合作,致力于培養中國近代民族關系方向的研究生多名。另外,按照當年中美文化交流協定,經學校領導研究決定,特委派馬先生和著名民族學家陳永齡教授和馬壽千先生合作,于1983—1984年指導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博士杜磊
(DruGladney)來華進修和研究回族和中國伊斯蘭文化。除了講授相關課程外,二位先生按進修計劃,親自帶領和指導杜磊分別深入中國北方、南方的回族地區進行民族學田野調查,為他撰寫博士畢業論文做了大量工作。在先生們的精心指導下,杜磊在學業上、理論上進步很大,返回美國后完成了長達60萬字的博士論文———《中國穆斯林》,并在美國正式出版,成為20世紀80年代歐美民族學、人類學界運用新的族群理論與田野調查方法相結合研究中國回族穆斯林的高質量研究成果,也成為杜磊在美國人類學界的成名之作,由此杜磊本人對兩位先生的教誨和指導充滿感激之情,經常執弟子禮與他們保持著良好的師生關系。傳道、授業、解惑是中國人為師的天職。在長期的教書育人中,無論對本科生、進修生授課,還是指導研究生的學習,馬先生都兢兢業業,十分投入。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感是他教書育人的指導原則,他認為:“少數民族大學生大多來自祖國四面八方的邊疆地區,大家能夠到首都北京的最高學府學習深造,實為不易。他們肩負著家鄉父老的殷切希望,作為人民教師把自己的知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義不容辭,也是黨和人民賦予的一種莊嚴使命,更不能誤人子弟。”出于對學生的負責,先生認真備好每門課程,講好每節課,并力求言之有物、內容充實。在講授方法上,他側重對問題的重點、難點進行深入淺出的分析和講解。學生對他的教學效果普遍滿意,也贏得同行老師們的一致好評。此外,馬先生還以身作則,身教甚于言教,注重對學生的道德情操的培養、教育和啟發。先生始終認為,教書育人固然非常重要,但重中之重是做人第一,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和對人生理想的追求,更是一個學生能否真正成為國家和人民需要的棟梁之才的關鍵。所以,他教育學生在學習、科研上要精益求精,在做人上更要真誠、謙虛和務實,待人接物和為人處世要有良好的修養和高尚的人格情操。馬先生是一位雙肩挑的教師,在系、院里既從事基礎理論課的教學,又長期擔任本校民族學系和研究院領導。在任10多年期間,他一直主管民族學系、研究院的教學工作,對系、院的教學和科研等各方面的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辛勤的汗水。民族學研究院于1993年正式成立,其前身是中央民族學院研究部。它是在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的基礎上建立的,集中了原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等單位的部分社會學、人類學、民族史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包括翁獨健、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陳永齡、宋蜀華等。1980年研究部改稱民族研究所。1986年民族學系與民族研究所合并,“一套人馬,兩個牌子”,是民族學系發展的重要時期。1987年民族學系被國家教委評為國家級重點學科點,這是全國唯一的民族學國家級重點學科。在申請重點學科時,馬先生做了大量組織和協調工作,總結經驗,如實反映教學情況和建設情況,促使重點學科得以申報成功。與此同時,在申報民族學系博士點時,他也起了關鍵性作用。博士點申請成功使得民族學系和研究院的教育水平迅速提升,成為國內培養民族學、人類學高層次人才的國家級重要基地。當初,民族學系建立之始圖書資料稀缺,而且比較凌亂。這對于一個重點院系來說是個很大缺憾,對學術研究的發展是不利的。在馬先生的主持下,多方籌集資金,購進上萬冊重要圖書資料,使資料室建設有了一個質的飛躍。有些圖書,校內圖書館也是少有的。例如研究清史和民族文化的大型圖書《清實錄》,全校只有兩套,其中一套就在民族學系資料室。同時,民族學系、所訂的相關學科報刊也最全,學科所 需求的新書最多,成為全校圖書資料最豐富的系所之一,使用電腦進行教學科研當時在全校也是第一家。將教師推向教學與研究的第一線,充分發揮民族學系、所的人力資源,是馬先生擔任系主任時的一項重要工作。為此,他積極上下疏通,為解決教師的職稱而四處奔波。多年來,他積極為本系、所的教師,特別是年輕教師的職稱問題的解決,傾注了大量心血,經過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使民族學系的教授、副教授、講師三級學術梯隊更為完善,年齡結構和層次更趨合理,而且他特別注重對青年后備人才隊伍的建設。所以,系、所的許多老教授和青年教師對馬先生滿懷感激之情,因為職稱是對教師們的教育水平和業績的承認。同時,馬先生還親自為一些教師家屬的工作安置問題辛苦奔走說情,對剛參加工作的青年教師的住宿和工作也很關心,他的這種用精神鼓勵人,用感情留住人,穩住人才的工作作風,極大地調動了全系老師在教學和科研方面的積極性和敬業精神。
  
　　馬先生認為,大學教育不能狹隘、死板、陳舊,應積極主動地跟上形勢,拓寬專業口徑,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因此,他在任期間,對教學改革非常重視,及時調整課程,加強對學生的基礎教育、工作能力的培養,使他們成為德、智、體、能全面發展的過硬人才。民族學系的課程設置,正是在馬先生的主持下,逐步加以完善和與時俱進的。結合本系老前輩如吳文藻、費孝通、林耀華、宋蜀華等民族學大家和各位老師長期積累的實踐經驗,根據民族學專業應用性、實踐性強的特點和要求,馬先生非常重視教學實習這一重要教學環節。為加強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先生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斷完善教學實習內容,如設置和加強民族學田野調查課,在民族地區建立穩定的教學實習點,制定具體實習計劃(含實習地方、調查內容、方法和步驟、經費籌措)等,把社會作為教學活動的大課堂,組織本系高年級學生深入民族地區實習,取得豐碩成果。如在1986年到1988年間,連續3年與貴州省文化廳文物處合作,承擔該省“開發建設少數民族文化旅游線”的課題,利用暑假組織師生80多人次,走訪了全省9個地、州、市約120多個民族村寨,對當地各民族社會經濟和民俗文化進行全面、細致的調查,不久編寫出百萬字的調查研究報告,拍攝了3000多張資料照片,征集數百件民族節日文化實物,為在當地籌建民族文化博物館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而且組織師生撰寫論文20多篇,召開貴州節日文化研討會,出版《貴州節日文化》一書(約29萬字),并協助貴州省文化廳在西安、北京、天津及香港等地,舉辦貴州民族節日文化巡回展,前后歷時半年之久。在馬老師的直接參與和組織下,民族學系的教學實習不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培養了學生具有較強的實地調查和田野工作能力,鞏固和充實了學生在課堂所學的專業知識;更為重要的是,通過理論聯系實際,把教學實習與民族地區的建設需要相結合,為探索一條高等學校文科專業,特別是民族院校的專業如何開展教學實習的新路子,積累了寶貴而行之有效的經驗。由于成績突出,馬先生作為“承擔民族地區課題,開展民族學教學實習”集體項目的首席代表,于1989年榮獲全國普通高等院校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這不僅是中央民族大學獲得的第一個國家級教學獎項,也是全國民族院校中第一個獲得的國家級教學獎,在全國高等院校中也是屈指可數的。 
　　三、教學促科研科研帶教學
   
　　馬先生除了搞好教學和院系的領導工作,在認真站好講臺,精心盡力地培養好本科生、進修生、研究生的同時,還孜孜不倦、不遺余力地積極從事科研工作。他結合自己的教學工作,在民族史、民族學、宗教黃卷地鉆研、探討和思考,著書立說,為民族學的發展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馬先生的著述內容豐富,量大面廣?，F已出版的著作(含合著)有《宗教與中國少數民族》(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年)、《中國伊斯蘭教文化類型與民族特色》(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5年)、《民族知識叢書?回族》(民族出版社,1993年);參編著作有《伊斯蘭與中國文化》(寧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回族人物志》元代卷(寧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華民族》(華夏出版社,1991年)、《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新疆縱橫》(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1年)、《民族學通論》(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中國大百科全書》民族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0年)、《民族詞典》(任分科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世界風情大全》(書海出版社,1991年)、《長城百科全書》(編委,1994年)、《婚姻家庭詞典》(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年)、《中國少數民族民俗大觀》(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等10多部著作和工具書。另外,還主編了《民族學與中國少數民族文化發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回族史論集———1949—1979》(寧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吳文藻紀念文集》(與王慶仁教授合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7年)等。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先生還在《中國社會科學》《回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西北民族研究》、《中國穆斯林》、《阿拉伯世界》等學術文化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或文章約40篇。這些著述既有理論性的,也有綜合性的,也有針對學術界有關問題的探討文章,涉及回族與伊斯蘭文化研究的各個方面。他參加合著的《中華民族》、《伊斯蘭與中國文化》、《民族學通論》以及合編的《民族詞典》,分別獲得國家級或省部級科研優秀成果一等獎。論文《略述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中國社會科學》1983年第2期),曾獲中央民族大學優秀科研成果一等獎。值得一提的是,此文是中央民族大學自建校以來,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這一國家社科界最有權威的刊物上的第一篇論文。馬先生博古通今,治學嚴謹。他的學術歷程和成就在學界享有盛譽?；仡櫤涂?結他的科研著述,在以下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一是在民族學界面下對宗教問題的研究。先生是民族史、民族學的科班出身,從大學時代就受到 了良好的學科訓練,學科理論基礎扎實。所以,他在自己的教學科研中,始終以教學促科研,以科研帶教學。立足自己的專業,力求有所突破,有所創新。由我國著名民族學人類學家林耀華先生主編的《民族通論》,是全國高等院校民族學人類學課程的重點教材,也國家社科研究重點項目之一。書中第十八章第四節“宗教與宗教信仰”,由馬先生主筆。此文全面、系統地論述了宗教的起源和宗教發展的客觀規律,對原始宗教、古代宗教、近現代宗教的發展變化,以及不同時期各種宗教形成特點進行了深入細致的分析。馬先生的專著《宗教與中國少數民族》,系統論述了宗教產生、發展的規律及本質,分別闡述了佛教、道教、伊斯蘭教、
基督教和古代薩滿教的產生背景、特點,以及外來宗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歷程,著重探討了宗教與中國少數民族的關系以及對中國文化的影響。這對研究中國少數民族的文化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該書是1984年以來,他在民族學系為民族學專業、民族理論專業和文博專業本科生講授宗教學這門課的講義基礎上加工、潤色、修改而成的,是該系的重要教材之一。
  
　　此外,馬先生還對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歷史地理等方面頗有研究。如:他撰寫的《中國朝鮮族歷史傳統》(《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一文,論述了朝鮮族的歷史文化和革命傳統,客觀而全面地分析了朝鮮族文化在長期的發展歷程中,在繼承本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不斷吸收和學習中國傳統文化,并為中國文化的發展、為中華民族文明的豐富和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馬先生在《寧夏黃河水利開發述略》(刊載于蘭州大學主辦的《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主要分析、論述了歷史上回、漢各族人民開發黃河的狀況和經驗教訓。該文還詳細介紹了寧夏境內各個灌區的歷史由來和特點,并針對寧夏地區地理特點,提出科學開發黃河水利具有戰略意義,對當代社會如何開發和利用黃河資源來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具有積極的參照作用。此外,馬先生撰寫的《寧夏南部山區農業基礎建設扶貧開發之研究》(1997年)、《中國少數民族的貧困與文化脫貧》(1998年)等調研報告和論文,對回族貧困地區的脫貧與發展也有深刻的分析,反映了先生對寧夏那片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熱土的熱愛和人文關切,馬先生的研究報告也一度受到當地有關部門和領導的重視和贊賞。二是對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研究。馬先生從小就受到伊斯蘭文化的熏陶和影響,加上長期從事西北地區民族歷史與文化課程的教學與研究,對這一地區民族宗教史和社會情況,自然比別人有更深入的理解和認識,這為他研究伊斯蘭文化打下了良好基礎。研究伊斯蘭教的信仰和文化,是他從事民族學、宗教學教學與研究的專長。
  
　　先生于1983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略述伊斯蘭教在中國的早期傳播》,1994年為伊斯蘭教研究專家宛耀賓主編的《中國伊斯蘭百科全書》撰寫的《中國伊斯蘭教》,以及后來參加由著名回族史專家楊懷中和余振貴先生主編《伊斯蘭與中國文化》一書撰寫的《中國伊斯蘭文化的特點》等著述中,對伊斯蘭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的歷史軌跡、伊斯蘭教對中國穆斯林少數民族的形成和文化發展產生的重大作用和影響,以及對中國伊斯蘭文化兩大系統地域特色,中國伊斯蘭文化的基本特點,中國伊斯蘭教教派,門宦制度和寺坊制度的形成,清真寺的建制,宗教人物,宗教教育等,都有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從而揭示了中國伊斯蘭文化與世界伊斯蘭文化之間的異同,顯示了中國伊斯蘭文化的風貌和品格。這對中國文化界和學術界全面、客觀地認識中國伊斯蘭文化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意義。此外,馬先生還撰有《簡析伊斯蘭的民族化及其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載《伊斯蘭文化論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音韻鏗鏘蘊涵美文體譯筆風格新———評林松教授的〈古蘭經〉韻譯》(上海《阿拉伯世界》,1994年第1期)、《穆斯林區域文化研究的佳作———評南文淵教授〈伊斯 蘭教與西北穆斯林社會生活〉一書》(《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996年第4期)、《中國伊斯蘭教的一代宗師———紀念馬啟西先生歸真90周年》(《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等論文及書評。其中不乏閃現著馬先生對中國伊斯蘭文化研究的真知灼見,以及對學科相關前沿研究的熱切關注。三是對回族學的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回族歷史文化研究的日益深入和研究隊伍的壯大,一個整體性和綜合性新興學科———“回族學”的提出和興起,日益成為廣大回族人民和回族歷史與文化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呼喚,也是中國民族學人類學學科豐富壯大的時代需要。馬先生是回族學學科建設和發展的積極倡導者、實踐者之一,并為學科的研究、組織、協調和發展作出了顯著貢獻。
   
　　早在1985年,馬先生就為《回族簡史》修訂本撰寫了《回回族源與回回人的初期活動》,該文從中國民族史的角度,詳細論述和分析了回回民族的名稱和族源、產生、形成與發展及回族與伊斯蘭教的關系,并對回回人的早期社會經濟、文化等各方面活動,進行了比較全面和深入的闡述?！度A夏大地上的回回民族》(載《回族研究》,1991年第2期),全面介紹了回族的歷史和文化特色,包括回族的科技成就、藝術成就、風俗習慣、近現代的社會經濟狀況等。文章從回回民族在中華大地上“大分散、小集中”的歷史和社會發展格局出發,進行民族史和民族學的描述分析,并運用大量的事實闡述了“回族對祖國的歷史與文化作過重要的全面的貢獻”。
   
　　馬先生還參與了由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主編的《回族人物志》元代卷的撰稿工作。他負責撰寫了《元代回回政治家兼學者贍思》、《暗都喇、苫思、凱霖》,并點校了《哈散神道碑》等,這些資料為后人研究回族歷史人物,提供了第一手珍貴的資料。此外,馬先生還撰有《回族革命烈士馬駿》、《甘肅辛亥革命概略》(1991年)等論文,其中《甘肅辛亥革命概略》一文,廣征博引,史論結合,對西北甘寧青地區各
民族在辛亥革命時期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有全面、深入的闡述,是一篇研究地方史志中頗有見解和深度的學術論文。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回族歷史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馬先生用力最勤者,莫過于對回族學的學科理論建設和發展的關心、倡導和身體力行。1998年他為“首屆回族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建立和發展回族學學科研究芻議》(載《首屆回族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以及后來與哈正利博士合作撰寫的《與時俱進的百年回族研究———二十世紀回族研究述略》(載《中國民族研究年鑒》2002年卷,民族出版社,2003年)等文中對建立和發展回族學學科的重要意義、回族學學科的研究對象和基本內容、研究回族學的方法及其任務等方面都進行了充分闡述和論證,而且還系統回顧了近百年來回族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包括學者、刊物、研究活動、研究成果。他將回族研究的歷史分為起步階段、豐收階段、繁榮階段,全面梳理了近百年來回族研究領域在各個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對繁榮祖國社會科學文化事業作出的顯著貢獻。在《堅持學科理論創新,推動回族學理論新發展》(載《回族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中,馬先生認為:“面向21世紀,社會發展對社會科學提出廣泛需求,作為民族社會科學的一部分,回族學研究不可能置身于當代社會發展之外。這就要求回族研究工作者要面對社會現實、深入現實,使回族學科的理論研究與國家的民族宗教工作實際相結合,把回族歷史文化的研究與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結合起來,在已經取得成就的基礎上,拓展學科研究領域和進行理論創新,形成一個以理論研究促進應用研究,以應用研究推動學科理論建設的新局面,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學理論寶庫,使回族學走向世界。”文中結合回族學研究現狀,對回族學的理論創新問題進行深入分析,指出:“回族學學科理論創新大致可以分為四種情況:一是思維方式的創新,是以新視野和新方法,闡釋新情況和新問題;二是理論體系的創新,是指提出前所未有的新觀點、新范疇,形成新體系;三是理論成果的填補和發展,是指對前人研究成果進行創造性的增補、豐富、發展和完善,這種創新具有重要的傳承意義;四是理論的推陳和出新,是指對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和揚棄,賦予前人研究成果以當代意義和價值,具有審視和繼承意義。”先生的這一見解新穎獨特,落地有聲。同時,馬先生還撰寫有《百年滄桑傳積學,盛世雄心奔輝煌———代第十二次全國回族學研討會“回族學與21世紀”撰寫的會議主題報告》(載《回族研究》,2000年第2期)、《加強學科體系建設,致力于中華民族復興———代第十三次全國回族學研討會“西部大開發與回族學展望”撰寫的會議主題報告》(載《回族研究》,2001年第4期)以及為中國回族學研究叢書撰寫的《回族學論壇?序》等,對在新時期、新形勢下,如何把握時代機遇,發展中國回族學理論與實踐問題,如中國回族學在當前的任務、回族學學術梯隊建設、中國回族學會自身建設都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四是為回族學會的建立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馬先生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具有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學術責任感。他在做好教書育人和科研工作的同時,還積極參與各種學術活動,特別是為中國回族學會的籌備、創建和發展四處奔波,操勞辛苦,不遺余力,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功不可沒。先生是中國回族學會的創建者、組織者之一。1996年,在新疆召開的第六屆全國回族史討論會上,與會代表經過熱烈討論,一致同意成立了“中國回族學會(原名回族歷史文化研究會)籌備領導小組”。馬先生被會議一致推舉為籌備領導小組副組長。之后,他為學會的正式成立起草章程、撰寫申請報告、疏通與有關方面的關系四處奔波,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工作。歷經3年多的不懈努力,在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終于獲中國民族學學會同意,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審核批準,并報國家民政部備案,于1998年10月,在云南昆明正式成立了“中國民族學學會回族學分會”,簡稱中國回族學會。中國回族學會的成立,是改革開放以來繼《回族研究》學刊創辦后,推動回族學術文化研究事業發展的又一塊豐碑。學會成立后,先生擔任學會的副會長兼秘書長。他一如既往,從1999年到2003年的5年期間,在各地民委和寧夏社會科學院領導的關懷和支持下,先后在北京、南京、寧夏和海南三亞市等地組織舉辦了第十一次、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國回族學研討會及回族學學會年會。先生代學會會長沙明同志主筆起草了這些會議的主題報告及會議文件,包括向各地領導和政府機構提交舉辦會議申請、與會主要領導的講話、會議通知、會議經費預算,事無巨細,并主編了每次會議的論文選編和《中國回族學會通訊》4期。任職期間,他顧全大局、團結協作、勇于開拓,為中國回族學會的機構和隊伍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如今,盡管馬先生已經退休,但他依然在關心著回族學研究事業和青年學者的培養。他尤其力倡回族學作為一門新型的學科,應該進行理論上、方法上、思想上的綜合創新和與時俱進。我們衷心祝愿馬先生永葆青春的事業心和進取心,“老馬已知夕陽短,不用揚鞭自奮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