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方清

中央編譯局

　　1973年秋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央專案組通知,讓我去探視在監內的母親。自1968年2月母親在“文革”期間被抓走,我們已經6年沒有見面了。母親出了什么事?病了?還是……?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趕到專案組指定的地點(復興醫院東側的一個小樓),好不容易才等到探視時間。一輛小車推著一個白發蒼蒼、雙腿癱軟、面龐浮腫、目光呆滯的老人。啊,這就是多年杳無音信的母親?6年的鐵窗生活,竟把往日精神抖擻、步履剛健的一個人變成了這個樣子!我們互相凝視了片刻,一向十分健談的母親這時竟說不出話來。還是我強忍悲痛,打破了這尷尬的沉默,詢問她的健康并報告家里的情況。不料母親對這一切反應漠然,卻沖破“禁律”(探監是不許談政治的),迫不及待地探問周總理的情況和鄧小平同志的“出山”。因為從審案人的問話中,她敏銳地感到有人還在處心積慮地整總理,對此她憂心忡忡;而對于鄧小平同志的復出,則表現異常興奮,充滿希望。最后她嚴肅又鄭重地對我說:“方清,你記住,我的一生是忠于革命、忠于黨、忠于社會主義祖國的。”這句話她反復說了好幾遍,看來這話在她心里已埋藏多年了。她多么想向黨,向自己為之奮斗一生的祖國傾訴自己的衷腸啊!
   
　　今年(2004年)2月15日是母親誕辰一百一十周年。此時此刻,望著母親的遺像,看著她那剛毅堅定、炯炯有神的目光,我心潮起伏,浮想聯翩。為了黨的革命事業,為了祖國的繁榮富強,母親踏遍神州大地,到處奔走呼號。她一生革命的道路是多么坎坷,又有多少感人的事跡值得我們懷念。
    
　　甲午風云中誕生　戰斗烽火里成長

　　1894年2月15日(農歷正月初九),母親出生于天津一個普通回族家庭。那時正是清王朝日益腐敗,帝國主義侵略步步進逼的年代。當1900年八國聯軍攻陷天津,燒殺劫掠我平民百姓的時候,她的家也瀕于破產。1905年冬,她將滿12歲時,進入天津嚴氏(嚴范孫氏)女學讀書,受到老師的愛國主義啟蒙教育。當老師講到中國正面臨被帝國主義瓜分的危險,她暗下決心,要奮發圖強,為國雪恥。
   
　　1906年,天津愛國人民為了建立海軍以鞏固國防,發起一場群眾性的愛國儲金運動。在一次募捐大會上,講演人的慷慨陳詞,群眾的踴躍捐獻,激發了少年劉清揚的愛國熱忱。她當場把身上的零花錢都捐了出來,還覺得沒有盡到自己的愛國心力,又毅然摘下自己心愛的金戒指捐給大會。“十三歲的女學生捐出一個金戒指”的故事從此宣揚開來,傳為佳話。會后,她還和同學們挨門逐戶進行勸儲,并動員家里人把部分早餐費省下來支援愛國儲金運動。這次的愛國行動,揭開了她革命生涯的序幕。有一天,母親的大哥劉孟揚拿著一張身著和服、手持短刀、英姿颯爽的年輕女子的照片給她看,并對她說,這就是秋瑾烈士,一位留日學生。她是因參加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而死的,是值得我們大家尊敬的巾幗英雄。劉孟揚向她介紹了秋瑾的生平和革命事跡,使她很受感動。她暗下決心,要做一個秋瑾式的愛國女英雄。后來母親回憶說:“秋瑾烈士實是給我指導的第一人。”                          
   
　　 1911年辛亥革命時,母親就讀于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簡稱“女師”),并參加了中國同盟會在天津的秘密組織---天津共和會。共和會的任務就是發動灤州起義,然后進攻北京。共和會會員們向群眾進行革命宣傳,油印反清宣傳品,探聽軍情,募集軍費,積極參與策動灤州起義。女師地理教員白雅雨先生是共和會會長,擔任起義參謀長。白雅雨在赴灤州策劃起義之前,交給母親兩項任務:一是為白雅雨等10人去灤州籌措經費;二是起義成功、截奪軍火后,由女同學掩護把軍火秘密運往北京,準備在京發動起義。母親積極承擔并及時完成了第一項任務。當時她的哥哥劉孟揚等在天津報界頗有名氣,同戲劇界聯系密切。他們每年都要舉辦冬賑義演。母親就請她的哥哥從冬賑義演的捐款中撥出一部分錢,贊助了白雅雨等人。但起義因叛徒告密而慘遭鎮壓,白雅雨等義士也壯烈犧牲。
                            
　　“五四”大潮露頭角　津門女界一英豪
  
　　1919年,北京學生點燃了“五四”運動的革命火炬,天津學生聞風而動,立即組織起來。母親和直隸女師的同學鄧穎超、郭隆真等發起成立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她本人當選為會長。她們沖破封建束縛,組織講演隊,走向街頭,向婦女和各界民眾宣講“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等道理。她們積極開展抵制日貨運動,上街游行,并走進商鋪和深入窄街陋巷,勸導商家不販賣日貨,動員群眾不買日貨。她們打破男女界限,和天津學聯并肩戰斗,相互支援,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和示威游行。6月5日,天津學聯在南開廣場召開第一次愛國運動大會,會后宣布游行,齊赴省公署請愿,要求省長曹銳代電北京政府,下令懲辦賣國賊,釋放被捕學生,并爭回青島權利,取消二十一條。女界愛國同志會的戰友們一齊出動,以整齊嚴肅的陣容,站在金鋼橋畔省公署對面,迎接學聯的請愿大隊,和游行隊伍匯合成聲勢浩大的洪流。會后,天津《益世報》以《女學界之光榮史》為題,詳細報道了這次請愿斗爭,贊揚說:“以少數弱女子具精誠毅力,始終不渝,我中國可不亡矣!”6月9日,天津學聯為拒絕巴黎和約簽字擴大宣傳,在河北公園召開天津各界公民大會,到會民眾達2萬多人。女界愛國同志會又是全體上陣,參加講演和維持秩序。劉清揚和郭隆真、鄧穎超等講演隊員分別在各個講臺上發表了愛國演說,語極沉痛,激動人心。1919年6月下旬,因《凡爾賽和約》簽字日期迫近,天津各界聯合會于26日開會決定派劉清揚等10 位代表進京,會同山東、北京代表請愿,要求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27日晨,他們乘火車赴京。當他們來到新華門總統府遞交請愿書時,總統徐世昌拒不接見請愿代表。他們不顧烈日炎炎,在總統府堅持斗爭,受到北京學生和市民群眾的熱情支持。直到28日晚,徐世昌才被迫接見學生代表。面對徐世昌總統,母親義正詞嚴地指出:“拒簽巴黎和約并取消二十一條賣國密約,這是四億人民的呼聲。今請總統立即致電巴黎我國代表,拒絕簽字,并取消二十一條及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次請愿,我們既受人民重托,絕不空手回去。”在各界請愿代表的強烈要求和全國人民的壓力下,中國代表團終于拒絕在和約上簽字。
   
　　1919年8月間,山東濟南鎮守使馬良,媚事日寇,鎮壓抗日救國運動,以“擾亂治安”為名,悍然下令搗毀回教救國后援會,逮捕和殺害了后援會會長馬云亭等人。慘案發生后,山東派代表到天津呼吁。天津各界聯合會公推劉清揚、郭隆真等10人為代表,會同山東代表一起進京請愿。8月23日,他們和北京代表瞿秋白等,齊集新華門總統府前請愿,要求徐世昌總統嚴懲劊子手馬良。在軍警重重包圍下,代表們向反動當局作說理斗爭,并向圍觀群眾進行愛國無罪的宣傳。徐世昌置群眾的強烈要求于不顧,公然下令拘捕請愿代表,將他們押送京師警察廳。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叫囂要“殺一儆百”,警察廳處長常郎齋則想以同是回族的關系拉攏母親和郭隆真。常郎齋命令他的下屬為她們準備清真飯菜,但她們不被軟化,依然堅持斗爭。有一次她們發現在送來的飯菜中有日本產的洋粉、海帶等物,硬是逼著看守把菜端走調換別的食品。常郎齋為了分化瓦解她們的團結和斗志,還假意以父輩的身份找母親單獨談話,勸說她回家。母親厲言正色答道:“我此番是奉母命救國,且男女同為國民,理應與男界同受甘苦,即便死于廳內,我等亦甘心。”常郎齋又把母親的三哥(《國強報》社長劉乃揚(劉鐵庵))找來,讓他保釋劉清揚出去。母親當場質問常郎齋道:“本來救國運動理應無罪,你就應該釋放我們全體代表,今只放我一人,是何用意?”又對她三哥說:“我們女界此是初次在社會上做事,絕不能比男界少走一步,即或死,我們亦在里頭。代表等從此一定要為我們全國女子作個榜樣,以免將來被男界之輕視。家兄雖來,想亦不愿令我偷安于一時而做一女界萬世之罪人。我現在只知有國,不知有家。既不放全體代表,我也不回去。”說罷,轉身走回拘留所。母親這番嚴正的講話以及她那威武不屈的精神,隨后即報道在北京《國強報》和天津《益世報》上。請愿代表的被捕,激起愛國人民的無比憤慨,天津各界聯合會隨即派以馬駿為首的請愿團再次赴京。他們在新華門和天安門前堅持斗爭了3天,反動當局又抓捕了馬駿。8月28日,周恩來等人又赴京,為營救被捕代表而斗爭在全國人民的抗議與聲援下,反動當局被迫于8月30日釋放了劉清揚、郭隆真等全體請愿代表。919年9月16日,母親同周恩來、馬駿、郭隆真、鄧穎超等20位男女青年,在草廠庵天津學聯辦公室舉行會議,在會上成立了天津青年進步團體“覺悟社”。覺悟社本著“革心”、“革新”的精神,以“自覺”、“自決”為宗旨,出版刊物《覺悟》,研討世界新思潮,領導天津學生運動。
   
　　1919年11月16日,福州學生焚燒日貨時,日本帝國主義者竟開槍打死我愛國學生和巡警,制造了轟動全國的“福州慘案”。為了抗議“福州慘案”,加強抵制日貨運動,在覺悟社領導下,天津各界人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集會和示威游行。天津反動當局鎮壓群眾的愛國行動,繼逮捕各界請愿代表馬千里、馬駿等24人后,又于1920年1月29日用武力鎮壓請愿學生,拘捕了周恩來、郭隆真、于方舟等4名請愿代表,釀成震驚全國的“一?二九慘案”。事件發生后,母親于第二天清晨就化裝成天主教修女,沿津浦路南下,呼吁全國各界營救被捕代表。她到達南京向南京學聯控訴了天津反動當局的罪行,南京學聯立即動員萬余學生示威游行。隨后她又來到上海向全國學聯作了控訴。全國學聯在上海跑馬廳舉行了3萬多人的集會,劉清揚在會上痛述了天津愛國運動慘遭鎮壓的經過。大會強烈要求天津當局釋放被捕代表,并決議通電全國一致聲援。同年2月,全國學聯推派劉清揚和張國燾兩名代表出訪南洋,向海外僑胞宣傳國內的愛國民主運動,呼吁僑胞的同情和支援。他們于4月初先抵達香港,在香港各校學生大會上發表了演說,然后出訪了新加坡、馬來亞和檳榔嶼三島。盡管殖民當局進行種種阻撓,在愛國僑胞大力協助和巧妙安排下,他們舉行報告會,開展募捐活動,掀起了廣大僑胞的愛國熱潮。由于劉清揚等人的奔走呼號,激起全國各界的廣泛聲援,斗爭持續達半年之久,天津被捕代表終于在7月中旬全部獲釋。
  
　　1920年8月16日,母親和周恩來、鄧穎超等1名覺悟社社員來到北京,邀請“少年中國學會”、“曙光社”、“人道社”、“青年工讀互助團”等四團體在北京陶 然亭舉行座談會,共謀社會的改造。母親被推選為會議主持人。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和北京大學講師張申府都出席了會議并作了發言。他們見到周恩來同志,十分投合,互相傾慕。9月底,母親再次來到北京,張申府和李大釗在北大圖書館主任室找她談話希望她加入共產黨。她出于對黨的認真態度,表示對黨的認識還很不夠,沒有立刻同意。
                                   
　　加入中國共產黨　一切聽從黨安排
   
　　當時華法教育會正倡議中國學生赴法勤工儉學許多有志青年因不滿國內軍閥混戰,為尋求中國的發展道路,紛紛踴躍報名參加。  1920年底“覺悟社”決定派周恩來、劉清揚等人赴法。11月7日周恩來先行,半個月后,11月23日劉清揚也出國。她與被聘赴巴黎里昂大學中國學院任教的張申府同船。一個多月的海上航程,使船上的十幾位愛國同胞增進了友誼與了解。途中,張申府向劉清揚介紹俄國十月革命,講述共產主義的理論以及共產黨的性質,使劉清揚對黨的組織有了更多的認識。到了巴黎,他們又與周恩來會合。1921年初,經張申府介紹,劉清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二三月間,張申府又和劉清揚一起介紹周恩來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后中共黨員趙世炎、陳公培也相繼到了法國。他們5人在巴黎成立了中國共產主義小組,在旅法青年中起到了核心和指導作用。1922年2月,劉清揚又和張申府、周恩來到了德國柏林。一個月后,劉、張、周和張伯簡4人成立了中共旅德小組。在巴黎期間,劉清揚與志同道合的張申府結婚,成為一對革命伴侶。
   
　　1923年冬,母親和父親一道從德國路經蘇聯回國。回國后,母親先到天津,參加了鄧穎超等人領導的天津婦女進步團體“女星社”。她聯絡女星社社員鄧穎超、李峙山、諶小岑等人積極籌辦《婦女日報》。《婦女日報》于1924年1月1日正式出版。母親任《婦女日報》總經理,李峙山任總 編輯,鄧穎超和周毅任編輯員。《婦女日報》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抨擊壓制婦女的封建禮教和制度,探索婦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它的出版“是中國沉沉女界報曉的第一聲”。母親主持《婦女日報》的工作,并在該報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她認為婦女解放問題只有推翻舊的社會制度才能徹底解決,提出:“女子解放問題,要求得完全美滿的徹底解決,乃是根基于全社會的組織。所以現社會制度一日不推翻,女子問題,便一日不能得到完全美滿的解決……。”在列寧追悼會的講演中她進一步指出:“經濟問題不解決,婦女問題也必不能徹底解決。”她還主張“講求優種,限制生育”,提出:“我主張限制生育是應與整理家庭并行的事。與其多生而不能養不能教,不如生的少,養的好。能如此,體格知識兩方面必都可以有長進。”她強調說:“限制生育是今日一種當務之急,是不可疑的。”她大力提倡列寧的“切實”精神,主張理論聯系實際,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在《答沈克思君》一文中說:“我在歐洲三年所受最大教訓在于:做事必須腳踏實地,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必是一個切實主義者……解決現在中國問題,必須是與中國現狀的特別方面,若只知道抄襲成方,豈不大大犯了幼稚病?”她強調說:“如果馬克思主義變成宗教,我便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上一世紀的20年代能提出這樣的論點是難能可貴的。
   
　　1923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確定了與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根據“三大”的方針,中共北方區委決定母親加入國民黨,作為跨黨黨員,參加大革命的斗爭。1924年春,母親由黨組織派往廣州,參加廖仲愷夫人何香凝領導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的工作。同年5月,隨李大釗同志到蘇聯參加第三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發言,介紹了中國婦女運動的發展情況。
   
　　1924年冬,母親又被黨中央調回上海,參與籌備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作為上海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的代表,1925年春,到北京出席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全國國民會議促成會常務委員。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后,為了加強左派在國民黨北京市黨部的領導,建立了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母親當選為執行委員會委員并任婦女部部長。任職期間,她在團結各界婦女、發展進步力量、宣傳中共的主張、發動群眾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1926年北京發生震驚全國的“三?一八”慘案,段祺瑞政府開始大肆逮捕愛國人士,3月26日發布通緝國共兩黨48人名單,第一名是李大釗,第二名就是劉清揚。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母親和李大釗以及國共 兩黨的機關,只得搬進東交民巷蘇聯大使館西院的兵營里。不久,奉系軍閥張作霖入關,進一步加緊鎮壓革命黨人,北京全城陷入白色恐怖之中。盡管蘇聯大使館受到敵人的嚴密監視,在李大釗同志領導下,母親等人從未間斷工作。她們通過地下活動方式與外界保持聯系,繼續堅持斗爭近一年之久。
   
　　1927年1月,母親接到中共中央婦女部通知,調她到武漢工作。當時,她要想離開蘇聯大使館,時刻都有被捕殺頭的危險。但為了執行黨的指示,她決定冒險出去。這時,恰好國民黨中央派康新之來京找李大釗商議工作。康新之表示愿意掩護她離京南下一天晚上,她喬裝打扮,由康新之的夫人和妹妹陪同乘坐小轎車從大使館東門沖了出去,由她們伴送她到天津,隨后踏上南下的輪船,轉道上海奔赴武漢。到武漢后,母親先后任何香凝領導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部婦女訓練股股長、宋慶齡主辦的國民黨中央婦女高級干部訓練班主任、漢口市國民黨婦女部部長等職。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月15日汪精衛又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至此,蔣汪合流,共同反共,導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徹底破裂。革命轉入低潮,母親退出國民黨。這時她正懷孕(此前,由于到處奔波,不止一次流產),在白色恐怖萬分嚴重的復雜情況下,不久也脫離了共產黨。
             
　　倭寇悍然侵我土　巾幗豈能不動容
   
　　30年代初,父親在北平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 母親已經生了我和姐姐(張立麗,后改名劉方明)兩個女兒。我們住在清華園,本來可以過比較平靜的生活。但“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侵略軍不但強占我東北三省,又步步進逼我華北等地。母親耐不住心頭怒火,重新踏上政治舞臺,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1933年初,日軍進攻山海關。長城各口守軍奮起阻擊,重創日軍。母親團結各界婦女成立北平婦女抗日救護慰勞隊,開展抗日救援工作。她在清華大學教授夫人和家屬中開展募捐活動,并組織她們縫制棉被、棉襪送往前線,使正在前線浴血奮戰的將士深受鼓舞。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劃“華北五省自治”,妄圖進一步吞并華北。為了抵制這一陰謀,北平大中學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一二?九”運動。12月9日上午,父親同清華學生姚克廣(姚依林)、女一中校長孫蓀荃、學生郭明秋四人,到西單亞北咖啡館樓上飲茶,算是組成一個臨時公開指揮部,看著游行隊伍行進。母親雖然沒有參加示威游行,但她時刻關注學生的愛國運動。這年除夕,清華學生守衛隊頂著凜冽的寒風守護學校的大門,她不忍看著學生挨凍,隨即進城買了四件大皮衣,以備值班學生夜間御寒之用。1936年1月4日,清華大學參加南下宣傳團的同學在操場集合,整裝待發。母親冒著嚴寒趕來,和同學們一一握手,滿懷激情地說:“現在是到了我們該干事情的時候了。”為了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團結北平各界婦女投入抗日救亡運動,中共北平市委決定成立北平婦女救國聯合會(簡稱“北平婦救會”)。關于婦救會主席的人選,黨組織考慮最好由劉清揚來擔任。作為一個曾被軍閥政府通緝又是國民黨反動當局密切注意的人物,母親這時出來公開活動,勢必有一定危險。但在民族危亡的緊急時刻,她不顧個人安危,毅然決定挑起這副重擔。
   
　　1936年1月12日,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召開了北平婦女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大會由母親主持。會上選舉母親為婦救會主席,郭見恩為副主席。婦救會的骨干有北平幾大學的女生領袖和各界知識婦女曹國智、王振華、夏英、孫文淑(楊秀峰夫人)、張曉梅(徐冰夫人)、勞君展(許德珩夫人)等。在婦救會出版的《北平婦女》創刊號上,刊登了北平婦救會的宣言。宣言指出:“過去的婦女運動,只限于爭參政自由,現在是到了更高一層的階段,是要和男子一樣負起爭取民族解放的責任來。……婦女痛苦的解除,須到民族解放的時候,積極地參加民族解放運動,是我們婦女真正的出路。”
   
　　按照婦救會的宗旨,她們組織各界婦女,開展募捐活動,為抗日戰士制作衛生藥包,派代表到前線慰勞;還舉辦救護訓練班,組織婦女學習搶救傷員、包扎護理知識,為參加戰地救護作了各種準備。母親以極大熱情投入了這些婦女愛國團體的工作。她還奔走于平津之間,積極參加北平文化界救國會和北平各界救國會的活動,協助天津成立了各界救國聯合會。那時我和姐姐,一個六七歲,一個八九歲。母親過于繁忙,無暇顧及我們的冷暖和學習,但是一有機會,就向我們講述日本強占東三省、妄圖亡我中華的野心,向我們灌輸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道理。她不止一次帶我們去女青年會和婦救會的朋友們一起為前方士兵制作衛生藥包。有一次她帶我們到中山公園中山堂參加一個文化界座談會,會間她把我抱到一把椅子上,讓我向大家高聲說:“我長大以后一定要坐飛機去打日本!”就這樣通過一個孩童之口表達了全國老弱婦孺一致抗日的決心。母親在一天忙碌之余,有時晚飯后坐在清華園宿舍前的廣場上,教我們唱抗日救亡歌曲“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這感人的曲調至今還常常繚繞在我的耳邊。在這動人心弦的歌曲中,浸透了母親對祖國的愛并把這愛國的種子播進我們幼小的心田。1937年3月8日,母親帶我們姐妹倆到女青年會禮堂參加“三八”國際婦女節紀念大會,在會上讓我們和另一個名叫程逎欣的女孩登臺合唱了救亡歌曲。這個場面在第二天的《北晨畫刊》上就登了出來。這份畫刊我一直珍藏著,作為母親對我們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寶貴紀念。國民黨當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繼1935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大舉鎮壓抗日救亡的學生運動之后,于1936年初,又開始對廣大知識分子狠下毒手。2月29日清晨,軍警突然包圍清華大學,抓捕愛國學生和進步教授。兩個全副武裝的憲警闖入我們家,把我們兩個孩子和一個保姆堵到廚房里,在屋子里亂搜一通。當時我父母都不在家,他們撲了空。后來他們在城里先逮捕了我父親,接著又竄到我們城里的家。母親傍晚回來,一進門就發現家里有便衣偵探。她機警地說:“我是來找人的。”便衣冷笑道:“你四處活動,我們還能不認識你!等你大半天了,跟我們走吧。”母親厲聲質問:“我抗日救國,犯的什么罪?你們也是中國人,就不該愛國嗎?”便衣顯得有些狼狽,就轉了口氣說:“我們已經把張先生帶進西城偵緝隊了,現在只要你去跟他對證幾句話,完了就放你回來。”母親不理他們, 回身向家里人說:“別信他們,我是不會很快回來的,你們不必怕,我們為了愛國被捕,又不犯法,遲早是要放我們的。”母親先被押到偵緝隊,后來又轉到京師警察廳拘留所,最后被關到陸軍監獄。在從拘留所轉到監獄的前一天,一個姓鄧的把母親叫到他的辦公室,對她說:“我是你哥哥的朋友,你有什么家務、財產要囑托的,我可以幫助料理。”母親泰然地說:“家里財產是張家的,我無所求。我只有兩個女兒,張家也還有人,可以照顧。如果她們的父母因救國有罪而死,也會有愛國朋友把她們撫養成人,繼承她們父母遺志的。”聽了母親的話,鄧掩面落淚。母親被關進陸軍監獄時,監獄的院子里,男女“犯人”都被箍上腳鐐。當她吃力地走入女牢,難友們表現出同情和悲憤的神色。母親反而風趣地說;“男人能戴腳鐐,為什么女人就不能戴?沒關系嘛。在這里倒實現了男女平等哩!”在監獄里,她不斷地鼓勵難友們要臨危不懼,威武不屈,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斗爭;她還為我們姊妹倆做了兩個書包,在書包的兩面,分別繡上了“麗兒”、“玳兒”(我們乳名的昵稱)、“獄中的母親作”,一針一線浸透了母親對女兒的思念之情。父親和母親等愛國人士被捕后,黨領導廣大群眾展開緊急的營救活動。當時年僅19歲的大姐張亞麗自告奮勇,只身到南京請馮玉祥將軍出面主持公道。馮玉祥即派鄧哲熙到北平任陸軍部軍法處長審理此案。鄧哲熙對母親說:“有人告發你是共產黨,你只要講出來你受誰的指使,保證以后不再鼓動婦女運動就沒事了。”母親理直氣壯地說:“愛國之心人皆有之,我受良心的指使,誓死不當亡國奴。我干的是愛國運動,如果法律判定愛國有罪,那就聽便;如果愛國無罪,那就放我,我出去照樣干愛國運動。放不放在你,我是無罪可認的。如果我為愛國而死,也是我的光榮。”
   
　　母親在監獄里關了近3個月,經多方營救,于1936年5月22日獲釋。她回到家里匆忙安頓了一下家務,便立刻趕赴上海參加5月31日開幕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成立大會,并在會上當選為聯合會常務委員。7月初,又回到北平,繼續參加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   
　　根據抗戰形勢發展的需要,在平津各界救國聯合會的基礎上,1937年2月,在北平成立了包括7省市在內的“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聯合會由楊秀峰、張友漁、邢西萍(徐冰)、張申府、劉清揚等5人負責。張申府被推為總務長,劉清揚分管組織工作;主要干部有肖敏頌、劉文哲(劉導生)、王春裕(董毓華)等。聯合會的任務不僅是做抗日宣傳,還要深入農村,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游擊隊。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北平各界救國聯合會聯絡更多的人民團體,成立了北平各界抗敵后援會,支援當時對敵作戰的二十九軍。石駙馬大街的紅十字會成了婦女救護慰勞隊的集中地。北平婦女救國會一方面派出婦女救護隊到永定門搶救傷員,一方面協同北大學生組織擔架隊,并在北大三院大禮堂設立了臨時傷兵醫療站。當時我們家(西城學院胡同甲二號)則作了同二十九軍保持聯系、互通情報、分派工作的聯絡中樞。直到28日夜,母親還守在電話旁等待消息,并給各方工作隊準備第二天的任務。午夜兩點鐘,突然電話鈴響了,二十九軍張參謀長在電話中說:“劉先生,不必準備了,二十九軍已經開始撤退了。”這陰沉的聲音好似一桶冷水澆到母親的頭上。她痛楚地感到,國破家亡的危險已近在眼前。這是她有生以來感受到的最大的震動和打擊。這天夜里,她輾轉沉思,最后毅然決定遠離親人,到抗戰大后方去參加救亡運動。
                            
　　 八年抗戰奮敵后　為國難顧兒女情
   
　　“七·七”事變后,北平許多愛國人士紛紛經天津南下,劉清揚、楊秀峰、張致祥、王春裕(董毓華)等人暫時留在天津,繼續完成組織華北游擊隊的工作。在地下黨領導下,他們一方面秘密籌建華北抗日游擊隊,派王春裕深入冀東各地進行游擊隊的組織工作;一方面印發傳單,出版油印小報,進行抗日宣傳。記得母親常常帶大姐和我們較小的三姐妹到公園去,以看著我們玩為掩護,偷偷在樹上和長椅上貼傳單,往草地和花壇上扔傳單,甚至向過往行人散發傳單。他們還于晚間,挨門逐戶地把傳單投進大門的信箱里。有時客人來我們家以打麻將作幌子同母親商議事情,我們就到門口或樓道一邊玩一邊放哨,見到可疑的人就進屋報信。1937年11月5日,在我們家以慶賀喬遷之喜舉行家宴為名,召開了五路游擊軍區代表會議,正式成立了“華北人民抗日軍政委員會”,并通過了軍政委員會的組織大綱、宣言、告華北同胞書及政治綱領決議案。會議推選劉清揚和王春裕2人攜帶文件到武漢,向國民政府軍委會備案,以取得共產黨對華北抗日武裝的合法領導權,并為冀東游擊隊募集資金。11月上旬,劉清揚惜別了年邁的母親和年幼的女兒,離開天津。當她到達南京時,南京也已告急。3日后,她乘最后一列撤退專車到達武漢。當時的武漢是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中心。在抗日熱潮中,年已43歲的母親,以她特有的激昂慷慨的演說,宣傳團結奮斗,抗日救國,使青年們熱血沸騰。她講述華北人民抗日的生動事跡,為華北游擊隊募捐,得到文藝界人士和海南島同胞的支持。她和李德全、曹孟君、杜君慧、安娥等人組織戰時兒童保育會,并被推選為保育會常務理事兼輸送委員會副主任。她和鄧穎超、史良、沈茲九等婦女代表50人,參加了宋美齡召集的廬山婦女談話會。會議的結果是把宋美齡的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加以擴大和改組,使之成為婦女界聯合抗日的一個統一戰線組織。宋美齡讓母親擔任婦女指導委員會訓練組組長。母親說:“我擔任組長,就要訓練為群眾服務、為祖國獻身的干部。那樣做,別人會說我是共產黨,訓練出來的也是共產黨干部。到那時,你不為難嗎?”宋美齡說:“你說的一點也不錯,陳立夫就對我說過你是共產黨,不能讓你來訓練干部。可是我相信你不是共產黨。你做你的好了。”母親心里有了底,便利用自己暫時沒有黨的關系的身份,積極主持婦女指導委員會訓練組的工作。她把中共黨員郭見恩(郭建)、夏英、李植青、張潤芝安排為助手和骨干,使訓練組成為一塊紅色基地,與史良任組長的聯絡組、沈茲九任組長的文化事業組并列為婦女指導委員會內左派掌權的3個單位。由于這3個組的存在,婦女指導委員會得以保持統一戰線的性質。
   
　　1938年7月,訓練組舉辦第一期婦女干部訓練班,學員60名,教師有鄧穎超、閻寶航、邵力子、戴伯韜、張愛萍等;課程有“民眾教育方法”、“婦女組訓”、“農村服務方法”等。訓練期滿后,劉清揚、郭見恩等親自帶領學員分赴湖北4縣,進行鄉村服務,作為結業實習。宋美齡聽到群眾贊揚“蔣夫人的女學生”,十分高興。不久,戰火蔓延到武漢,有幾個訓練班畢業的學員正在衡山做戰地服務工作,不幸被敵機炸死。母親愛生心切,不怕艱危,在戰火紛飛的荒野中,護送死難者的棺木安葬。她還在敵機狂轟濫炸之下到醫院看望和安置傷病員。
   
　　 1939年4月,母親到達重慶。5月3日、4日敵機大轟炸,城區受難居民紛紛往城外疏散。母親親自帶領婦女指導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在通往城外的磁器口路上,沿途設茶水站。一連三四天,直到難民疏散完畢。這又一次為宋美齡領導的婦女指導委員會博得了聲譽。6月,母親著手開辦第三期訓練班。戰干團的400多名女生自武漢徒步來到重慶。母親親自帶領她們上訓練班的第一課是:大家動手,割除院子里長滿的一人多高的雜草。她們猛干了整整一天,清理出一個很平坦的操場。宋美齡特為此開會給學員們慶功。第四期學員來自四川,保送來的學員既有愛國進步人士,甚至中共地下黨員,也有右派分子。不久國民黨中央黨部給宋美齡送了一封密信,誣告母親宣傳共產主義。但宋美齡知道劉清揚的工作卓有成效,不好開口,便改派她別的任務。母親在婦女指導委員會訓練組工作的兩年時間里,訓練了抗日婦女干部近千名,其中大多數以訓練班為起點,踏上了革命的道路。這是母親對革命事業的一項突出貢獻。
   
　　1941年“皖南事變”后,重慶陷入白色恐怖。母親按照中共南方局領導同志周恩來、鄧穎超的指示,以去淪陷區接孩子為名,離開重慶,暫避風險,實際是轉到桂林、香港繼續參加抗日活動。在僑胞的協助下,母親在香港九龍創辦了中華女子學校。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她又于1942年撤離香港,路經廣東東江解放區,在地方黨組織協助下,跋山涉水回到 重慶。到重慶后,多半時間是參加救國會的活動,同時繼續做戰時兒童保育會理事的工作。
   
　　1943年,國民黨反動派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制造分裂,破壞抗日力量。延安軍民舉行大會,向全國發出呼吁團結、反對內戰的通電。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也發表了響應延安通電的宣言。當時正值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準備訪華,首先要飛抵成都。黨決定派劉清揚趕到成都去和民盟主席張瀾面談:一是請他把國民黨對日妥協的陰謀轉告給華萊士,二是請他把延安通電和民盟宣言傳達給四川各界。黨還授意母親,要她說服美國領事潘飛霞同意介紹張瀾會見華萊士。母親接受這一緊急任務后,以到成都視察兒童保育會工作為名,秘密攜帶文件到了成都。她見了張瀾,說明當時的形勢與任務;又去拜訪美國領事潘飛霞。潘飛霞向來喜歡以酒待客,與母親見面時也先斟上一杯白酒。母親不加推辭,舉起杯來,一飲而盡,然后侃侃而談,向他說明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的方針,揭露國民黨政府對日妥協的陰謀。潘飛霞見母親如此豪邁爽朗,十分敬佩,便欣然同意,表示一定想辦法待華萊士訪華時會見張瀾。母親圓滿地完成了黨的囑托。后來,華萊士到成都面見了張瀾,了解到中國抗日的真情和人民的意愿,對以后的美蔣會談起了一定影響。
   
　　1943年春,在重慶的周恩來、徐冰等同志為母親慶賀五十壽辰,周恩來同志還親自下廚,做了炸醬面。這次聚會使母親非常高興。郭沫若贈詩一首。詩云:
       
　　　　慷慨幽燕姐,猶然十五余。
        登臺三寸舌,下筆萬言書。
        意識跨前進,須眉愧不如。
        行途剛半百,努力莫躊躇。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等地知識分子中影響逐步擴大。1943年秋,張瀾到達重慶,決定進一步擴大民盟組織。母親經張瀾介紹,于1944年在重慶加入中國民主同盟。1945年10月,她出席了民盟在重慶特園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民盟中央執行委員兼民盟中央婦女委員會主任。
    
　　 1945年7月,在重慶成立了中國婦女聯誼會。李德全任會長,母親任常務理事兼秘書長。抗戰勝利后,1946年5月25日母親從重慶回到北平,和浦潔修等同志籌備成立了中國婦女聯誼會北平分會(1947年正式定名為“北平婦女聯誼會”),并參加婦女聯誼會的領導工作,直到最后。
                            
　　喜迎全國解放日　兩次進入解放區
   
　　母親回到北平后,即和軍調部中共黨代表取得聯系,參加民盟華北總支部和北平市支部臨工會的工作。1946年7月下旬,軍調部中共代表辦事處接連收到晉冀魯豫邊區政府主席楊秀峰來電,邀請母親到解放區去。黨代表的助手徐冰同志擔心路上不安全,勸她不要去。母親說,楊主席打電報要我去,肯定有重要事情,堅持要去。這時正好我三姐張向麗從天津來到北平。她是天津地下黨領導學運的領袖之一,由于受到特務追捕,不能繼續公開活動,正準備去解放區。母親給向麗改名為劉方美(意思是方向美麗。“方美”后改為“方眉”),母女2人扮作回鄉探親。她們于7月底乘平漢路火車出發,在火車上就碰到一伙持槍弄刀、窮兇極惡的還鄉團。由于她們沉著機警,一路上平安通過關卡,終于到達臺,即黨的北方大學所在地,受到范文瀾校長的熱情接待。幾天后,方眉姐留在北方大學繼續學醫,母親便趕赴邊區政府會見楊秀峰主席。楊秀峰說,為了開展工作,解放區急需革命知識分子,請她回北平后,介紹和輸送進步青年到解放區來。他們商定了聯絡暗號,以后凡是母親輸送來的人,接關系時就說是“馮偉”介紹來的。“馮偉”是母親去解放區后為了保密使用的假名。談完這項任務,母親還為民盟出版的《民主》月刊向楊主席募了捐,得到邊區政府的大力支援。回到北平后,母親來往于平津之間,除參加民盟工作外,還和一些學生領導人密切聯系,到北大、師大、天津南大等院校進行講演,熱情支持學生的反饑餓、反內戰等反蔣反美運動,并輸送進步青年到解放區去。第二次去解放區是1948年10月。這時解放戰爭已取得決定性勝利,為了迎接新中國的成立,黨中央邀請進步人士和民主黨派代表到解放區參加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與此同時,國民黨反動派加緊迫害民主人士和進步學生。母親的革命活動早已受到嚴密監視,警察甚至在半夜闖進家里進行搜查。在這種形勢下,北平地下黨同志便動員她再次進解放區。大約11月20日,母親和其他民主人士一起被接到平山縣李莊中央統戰部所在地。在那里,他們學習討論了即將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共同綱領》。年底,他們被接到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受到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親切接見,過了一個非常愉快的新年。不久,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傳來,他們連夜乘卡車趕回北平。1949年2月2日,母親等登上正陽門城樓,觀看了人民解放軍的入城大典。 
　　中華昂首新國立　耄耋猶奔最前鋒
   
　　1949年3月,母親出席了在懷仁堂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在會上成立了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母親當選為全國民主婦聯執行委員。同年9月,她作為全國民主婦聯代表,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會上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萬軍民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隆重舉行開國大典。母親在觀禮臺上望著歡呼的人群,展望祖國的燦爛前景,心潮起伏,無比興奮。同時,心中不由得懷念起為了今天的勝利而壯烈犧牲的戰友和同志。母親常常對我們說,革命勝利來之易,我們絕不能忘記為革命犧牲的先烈。對于過去并肩戰斗過的戰友李大釗、馬駿、郭隆真、楊景山等烈士,她始終念念不忘。1951年,母親就親自關注在北京朝陽門外日壇公園為馬駿烈士重修墓碑,并參加了馬駿烈士墓的建墓紀念大會。楊景山烈士的遺孀在家里受到排擠,困難重重。母親幫她打贏官司,爭回應得的一份家產,使孤兒寡母生活有了保障。幾十年來,每逢清明時節,她總要陪著李大釗的女兒女婿去萬安公墓掃墓,在墓前向群眾講述烈士的英雄事跡。她還經常為烈士撰寫紀念文章,弘揚他們的革命精神,激勵后人去完成烈士的遺愿。新中國成立后,她被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委;歷任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員、河北省政協副主席、全國婦聯婦女干部學校校長、北京市婦女聯誼會主席、全國婦聯副主席、全國紅十字總會副會長等職。母親非常珍惜她的政治生命。早在抗戰初期,她就向周恩來同志提出,希望恢復她的黨組織關系。周恩來同志勸她,暫時留在黨外,便于做統戰工作。解放后,她又多次申請入黨。1961年,母親終于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更加意氣風發地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工作。
   
　　 1963年2月,母親70歲生日時,她回憶起20年前過50歲生日與周恩來等同志聚會時的情景,感慨萬千,提筆寫了一首詩:
                             
　　韶光易逝又廿年,七旬初度猶壯年。
                             
　　踏遍坎坷不平路,改造河山更向前。這首詩反映了她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精神風貌。
                            
　　身臨逆境志無改　革命一生貫始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中華民族遭遇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災難。多少無產階級革命家、多少黨的好干部,慘遭迫害,蒙冤受難,母親自然也未能幸免。1968年1月下旬的一天,中央統戰部的紅衛兵戰斗隊(或是專案組)來了。他們搜查了一通,審訊了母親,就把她帶走了。過了些天,一個陰冷的晚上,突然有人敲我們房間的后門。聲音緊迫而輕微,讓人毛骨悚然。我過去開門,兩個孩子嚇得抄起了火通條。啊,原來是母親趁看守不備,偷偷跑了回來。74歲的老人,發著高燒,跌跌撞撞地從統戰部跑了四五十分鐘的路。她沖進屋里,倒在床上。疲憊、驚恐和發熱,使她全身顫抖。我急忙給她蓋上被子,讓她喝了熱水和感冒藥,老人才慢慢安靜下來。專案組當然不會就此罷休。他們一次次來審問,不斷加重“罪名”,無中生有地扣上“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大帽子。大約半個月后,他們又來了,從病床 上揪起虛弱的老人,不容分說地又把她帶走了。這次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后來才知道,她被關進了北京衛戍區的看守所。在監禁中,她受到了難以言狀的非人待遇。由于她行走無力,一個看守竟然柳條像趕牲口一樣地抽打她。一次次地逼供,不但硬給她扣上“叛徒”的帽子,還強制她承認是“美國特務”。這樣的誣陷和屈辱,使為革命奮斗一生的老人實在難以承受,身體日趨衰弱,以至于在一次審訊時心臟病突然發作,趴倒在桌子上。
   
　　母親被關在單人牢房,完全與世隔絕,周圍沒有任何有生氣的東西,陪伴她消磨時間的就是那4卷《毛澤東選集》和每月一期的《紅旗》雜志。6年后,直到1973年10月,才允許我去探視。1974年,我偷偷地給老人帶去一本小日歷。老人如獲至寶,把它珍藏起來,并在小本的背頁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從1973年7月23日,由衛戍區轉進復興醫院。一位警衛員的協助轉告上級,我在病中想念兒女。居然于10月31日,方清突然來探視“病中之母”,這使我出乎意料的欣慰!
   
　　74年4月19日,小平(她的外孫)生日這天,方清又來了。專案組某人陪同方清前來說明黨中央指示編譯局黨領導,要方清于每星期來探視。我很感謝黨中央的關懷,但無須方清每星期來,只要兩星期來一次,以免多誤黨的工作。照此約定進行,直至1975年2月底(方清)去江西勞動。這是方清來時給我買的小日歷,使我在痛苦中得知日月季節,因此我很愛惜這一本小書,特此記載,永留紀念。
                                      
　　“病中之母”記
   
　　這是7年多來母親在獄中寫下的唯一的一篇日記,也是她留給我們的珍貴的紀念。從這短短的一段話中,不但多少反映了獄中的生活,也可以看出她在逆境中仍然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無論是抗日救國,還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母親總是孜孜不倦地為黨工作,從不停息。而今身陷囹圄,終年面壁,她內心充滿痛苦。在我去探監時, 她對我說,哪怕是讓我到大田里拾麥穗,為社會主義建設出點力也好嘛。就在這蒙冤受難的日子里,老人家還惦記著社會主義建設呢!實在難以想象,沒有鐘表,沒有日歷,看不到日月星辰,這兩千多個日日夜夜是怎么熬過來的呀!1975年黨中央決定,從當年5月1日起,對母親等這樣一批受審查的人解除“監護”,釋放回家。不料這時母親竟“無家可歸”了。從20世紀50年代初起,母親就住在西城西斜街椿樹胡同四號。在這座四合院里,她主持北京婦女聯誼會的工作,還創辦了幼兒園。“文革”爆發后,母親被統戰部專案組從這里揪走,不久北京市變壓器廠就接管了幼兒園,也占住了這整個四合院。母親出獄時,按政策理應回到她原來住的地方。但是,由于母親這時還沒有落實政策,北京市變壓器廠就硬頂著不退房,即使請他們把母親原來住的北房騰出來,也遭到拒絕。當時我和愛人帶兩個孩子住在編譯局20平米的平房里。為了給母親出獄找個落腳的地方,我們多方呼吁,幾經交涉,竟無濟于事。眼看中央規定放人的最后期限(5月31日)就到了,只得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在永定門內東街安排了一套小小的兩居室,老人才得以放出來。就這樣,母親被關押了7年半,直到1975年5月31日才解除“監護”。
   
　　1975年底,母親近82歲高齡,在蒙冤受難中寫了下面一首詩:
                             
　　　　　　　　　　　　　　憶昔當年風云涌,戰略縱橫勝群兇。
                              而今身心忍痛苦,壯志未酬愧退休。
                              沉思遠眺望東風,三山已倒雪猶封。
                              寒流難消心頭火,自信有為滅妖風。
                              世界大亂形勢好,但我終懷無限憂。
                              身離戰場整八載,遙望曙光靠群英。
                              離合悲歡都歷史,真理均在實踐中。
                              功過是非人心亮,野心篡改勢難逞。
   
　　這首詩反映了她一生革命、被迫離退的悲憤,表達了她對林彪、“四人幫”的仇恨和對未來勝利的信心。遺憾的是,她雖然看到了林彪、“四人幫”的垮臺,卻未能看到自己的不白之冤得到昭雪。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噩耗很快傳到母親的耳邊。對于從“五四”時代就并肩戰斗的周恩來同志,母親一直懷著無比愛戴和崇敬的心情,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好似晴天霹靂,使體弱多病的八旬老人猛然驚呆了,一陣昏厥,心臟幾乎停止跳動。她癱倒在床上,欲哭無淚,半天才發出一絲微弱的哀嘆,喃喃地叨念道:“恩來同志啊,我的老友,你怎么就這樣離開了我們!現在國家怎么能沒有你啊!”老人輾轉在床上,樁樁往事浮現眼前,就這樣似睡非睡地挨到了次日天明。在這舉國哀悼的時刻,她多么希望能最后再看一眼自己敬愛的老戰友啊!但是她這樣的身份,哪有資格參加什么悼念活動。一個82歲高齡的老人,以驚人的毅力拖著病弱的身體爬下樓梯,邁過三四條坎坷不平的土路,找到一個可以打公用電話的地方。她用顫抖的手撥動話機,找到在中央編譯局工作的女婿王家華(當時我在江西下放勞動),用沙啞的哭聲說:“如果你有機會參加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一定代表我向總理告別,替我多看總理一眼,向他表示我最最沉痛的哀悼。”說到這里,老人已泣不成聲。她回到家里,倒到床上。可是她躺不住,歇了一會兒,又撐起身來,趴到桌上,揮淚寫了一首詩:
                                 哀悼戰友翔宇同志
                             閃電霹靂震寰宇,山崩海嘯世人悲。
                             中國英才將星隕,翔宇同志竟逝世。
                             億萬志士失良友,全世友好深悲痛。
                             化悲忍淚繼奮斗,后來有人無須憂。
                             品德兼優不自傲,杰出主政是舵手。
                             胸懷壯志無私念,不依權勢抬庸流。
                             雅量寬仁不言教,為黨為國育群英。
                             衛黨衛國擁領袖,千難萬險不低頭。
                             崇高修養永含笑,鐵腕外交獲勝利。
                             團結國際眾友好,舉世稱頌好領導。
                             青年革命是先鋒,智慧超人戰敵寇。
                             戰略策略屈一指,戰無不勝滅帝妖。
                             智勇雙全人無比,心懷磊落光明志。
                             愛國愛民愛世人,社會革命開路人。
                             出生入死六十年,寫盡畢生光榮史。
                             偉大精神流千古,無愧舉世頌偉人。
                                劉清揚哀頌親密戰友于1976年1月10日
   
　　周恩來同志是最關心、最了解她的人。周總理的逝世,使她受到極大打擊,從此身體更加衰弱。1977年7月19日,母親含冤去世,終年84歲。當母親的靈車駛過天安門廣場時,我禁不住淚流滿面,感慨萬端。從“五四”起就在這天安門城樓前,為了反抗列強的欺辱,爭取祖國的獨立富強,母親發表過多少次激動人心的講演,而今她卻凄涼地離開了這戰斗過的地方。
   
　　兩年后,1979年8月3日,黨中央為母親恢復名譽,平反昭雪,舉行追悼會。鄧小平、宋慶齡、鄧穎超
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送了花圈。追悼會由全國政協副主席兼秘書長劉瀾濤主持,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婦聯主席康克清宣讀悼詞。康克清同志滿懷深情地鄭重宣告:“劉清揚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她光明磊落,襟懷坦白,工作積極負責,艱苦樸素,朝氣蓬勃,認真貫徹執行黨的各項方針政策,為鞏固和發展革命統一戰線,為爭取婦女解放,作出了不少的貢獻。”
  
　　親愛的母親,您可以含笑于九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