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憲隆

　　清代前、中期,由于米喇印、丁國棟、田五、蘇四十三等人領導的回族反清運動,清政府在西北實施鄉約制,即分化瓦解的民族滅絕政策,不允許回族武裝的存在。但清政府在鴉片戰爭以后對待回族的三次政策性變化,使回族內部分化出軍事實力派,并促使其逐漸發展為左右西北政局的回族軍閥。[1]
  
　　面對遍及西北的同治年間回民大起義,清政府的代表左宗棠不得不從一味“絞殺”變為“恩威并施,剿撫并重”,允許歸順的回族起義首領保留一部分軍隊,并且將他們編為官軍協同作戰,由此產生了馬占鰲為首的回族軍事實力派,這是第一次的政策轉變。甲午戰后,中華民族的生存危機日益嚴重,疲于奔命的清政府迫于形勢,不僅放松了對西北回族軍事實力派的戒備,還將回族為主體的甘軍調入京畿,編進武衛軍,他們在抗擊八國聯軍、進攻使館、護駕西行中積累了實戰經驗,提升了自己的地位,更新了裝備,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內部體系,初步具備了成長為地方軍閥武裝的條件,這是清政府從戒備到倚重的第二次政策轉變。辛亥革命前后,清政府為了挽回敗局,同意實力派人物馬安良、馬福祥擴充軍隊,使其力量得到迅速壯大,足以支撐地方局面,于是造成他們有足夠的實力促使地方“光復”,在革命后自然有能力、有資格成為“民主共和”體制下的一方諸侯,第三次政策轉變對于諸馬軍閥集團的最后形成,作用可謂至關重要。
   
　　細細品味清政府這三次政策轉變的過程和諸馬軍閥的發跡史,不難發現一個簡單的歷史事實:清政府中央集權的衰落,造成西北社會局勢的不斷失控,不得不一步步地將部分權力、甚至是主要的權力,讓渡給羽翼漸豐的回族地方軍事實力派,“以回制回”的策略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一方面是清政府無暇分心西顧,另一方面傳統社會中的土司地方勢力正日益走向衰落。諸馬軍閥正是在不斷地填補西北地區權力“真空”的過程中,分階段地成長為盤踞一方的近代軍人“精英集團”的,馬占鰲則是這一過程的關鍵人物。
   
　　19世紀60年代,在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的帶動下,深受民族歧視和壓迫的西北各族穆斯林在各自教長的領導下也已準備揭竿而起,河湟一帶,風云際會。循化的馬文義(馬尕三)率先起兵,圍西寧,攻河州,戰湟源,震動陜甘,西北回民大起義正式爆發。
   
　　起義隊伍中有一對表兄弟:表兄馬占鰲有謀略,善言辭,教門中有地位;表弟馬海晏有武藝,作戰勇猛,有社會威望,表兄弟二人可以說是一對“黃金搭檔”。這次從事反清活動,正式開始了他們的軍事生涯。
   
　　1872年2月,左宗棠率湘軍重兵集結太子寺,  與馬占鰲所部義軍狹路相逢,湘軍人多勢眾,回民軍連戰不利。時值隆冬,馬占鰲和馬海晏決定兵行險著,親率敢死隊300人,攜帶水壺、石塊等物,乘夜潛入湘軍腹心陣地制高點新路坡,迅速筑起一道工事,澆水成冰,異常堅固。湘軍天明發覺后發動猛攻,馬海晏指揮敢死隊員從容應戰,湘軍傷亡慘重,軍心動搖。馬占鰲乘勢發起沖鋒,與馬海晏里應外合,湘軍潰不成軍,倉皇撤退,兵馬、器具損失無算,這是左宗棠進軍西北以來遭遇的最大一次慘敗。
  
　　“寧馬”和“青馬”的興起,都與馬占鰲有著直接的關系。馬占鰲后來歸附左宗棠后,他和部下馬海晏、馬千齡等人一同被收編為清軍河州鎮馬隊,分左、中、右三旗,馬占鰲任三旗督帶兼中旗旗官,全軍歸董福祥甘軍節制。他去世后有其子馬安良接任,馬海晏隨軍作戰,在平定西北各地回民起義中屢建戰功,升為副旗官。

 
　　甲午戰后,割地賠款,康有為、梁啟超發動“公車上書”,京城民怨沸騰,政局堪憂。慈禧太后決定調董福祥甘軍入衛京師,早先歸順朝廷、受甘軍節制的西北“諸馬”,紛紛隨甘軍進京:馬安良任河州鎮馬隊三旗督帶,馬海晏為中旗旗官,馬福祿仍為簡練軍督帶兼步兵管帶,馬福祥為簡練軍騎兵管帶。1900年6月,英國海軍司令西摩爾率領八國聯軍進犯北京,甘軍作為“武衛后軍”在廊坊、楊村一帶與義和團聯手擊退來犯之敵,戰況十分慘烈,《清史稿》稱之為“庚子之役中第一場惡戰”;后清政府調馬福祿、馬海晏所部駐守正陽門,“日本書記官杉山彬出永定門,福祥兵殺之”。[2]這一事件,曾被當作激化與外國使館矛盾、造成攻打公使館的導火線。甘軍奉命攻打外國使館。馬福祿率敢死隊沖鋒陷陣,不幸中彈身亡,年僅48歲,其從弟馬福貴、馬福全、族侄馬耀圖、馬兆圖等也同時遇難,戰后被北京回民安葬在三里河回民公墓。諸馬家族中的第二代馬福祥、馬麒等,在抗擊八國聯軍的戰斗中經受了鍛煉,為稍后更進一步地攫取權力作了鋪墊。

二

　　馬占鰲(1830-1886),字魁峰,又字鼎臣,河州莫尼溝何家莊人,幼年在河州莫尼溝本寺學經,后到西安大學習巷清真寺求學,24歲“穿衣”(伊斯蘭經堂用語:結業)歸來任本莊清真寺開學阿訇,隸屬于花寺門宦。白壽彝主編《回族人物志》附“馬占鰲墓碑”記述了他擔任阿訇后做的一件善事,他對父親說:“遺子千金,何如教子一經。既知尊經,安用金為?”要求父親把準備留給他的財物全部分給窮人,表明“止利之事,先自我始”的決心,這件事為他在鄉鄰中贏得了良好的聲譽。新舊教爭中,他組織鄉民多次頑強抵抗新教的掠殺報復,鄉民見他有勇有謀,又是通曉阿文經典的阿訇,便把他看成西鄉一帶的回族首領。1863年,“西北千群白帽來”的回民大起義爆發后,馬占鰲深知西北各教派門宦之間爭強好勝的弊端,一直按兵不動,靜觀其變。回民軍久攻河州不下,派人向馬占鰲求援,馬占鰲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反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各門宦不能齊心協力,共同維護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只怕會招來更大的禍害。起義首領接受了他的建議,各門宦公推馬占鰲為帥,自稱“都招討”,成為河州回民軍的領袖,[3]在他出馬、指揮馬海晏等人攻破河州后,聲望更高。
   
　　馬占鰲從內心里并不認為反清事業可以成功他參加反清的目的,至多不過是要借助這場運動,為西北回族和伊斯蘭教爭取一個略微寬松的政治環境,所以在起義不久,就時而求撫,時而反清,這種心態在左宗棠入甘鎮壓了馬化龍之后,更加表露無遺。
   
　　馬占鰲太子寺大敗左宗棠后,按一般的軍事常識,這正是追擊殲敵的大好時機,但馬占鰲熟讀經史,自知“兵猶火也,不弭將自焚”,最終仍難免一敗《甘寧青史略》記錄了當時他對各路義軍首領宣講的一段道理:
“現在陜西白彥虎失敗了,寧夏馬化龍失敗了陜西已告肅清,甘肅也大半平定,我們只剩河州、西寧兩個地方。戰爭禍延遍地,長此以往,不獨漢人仇怨日深,回族亦無立錐之地。如今若依大家意見去攻安定大營,即使一戰而勝,百二河山皆為我有,誰能以一丸泥封函谷關,使關東將帥不再來?除一左宗堂將有無數左宗堂在其后,河州彈丸之地怎能與天下抗?今后種地的還要種地,做買賣的還要做買賣。過去的事由我一人承擔,殺我一個可救我們十個,殺我們十個,就救了我們一百個,等到失敗了再降,辦善后一定很重,大家受累,死的人就會更多。古人說‘君子見機而作’,今日之事,舍降別無生機。”
    
　　經過這番苦口婆心的勸說,眾人始決定改弦更張,向左宗棠投誠。左宗棠正值敗局難以收拾之際驚聞馬占鰲投降,喜出望外,立即決定讓馬占鰲到定西(今甘肅安定)湘軍大營請降。曾對“青馬”家族作過研究的楊效平,在其著作《馬步芳家族的興衰》第17頁的文字中,對左宗棠這種“喜悅”心情,加了令人難以茍同的注腳:左宗棠出任陜甘總督以后,耳聞目睹地方官吏的腐敗而痛心疾首,“甘肅之軍,不能為民,反以擾民;甘肅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為亂。因此呼吁起用新人,革新西北邊政,但又苦于人才匱乏,常嘆“軍興已久,人材日益衰耗,思之令人痛心。所至之處,亦嘗極力訪求,而迄鮮得。”而且左宗棠還認為,西北安定的前提是“甘人治甘”,只是一時找不到適合條件的“甘人”,一旦發現,“乃拱手送之耳!”言外之意,左氏現在發現馬占鰲這個善于隨機應變的大將之才,焉能不“大喜過望?”
  
　　左宗棠作為清后期的“中興之臣”,在洋務、治軍、用人諸方面固然有其過人之處,我們也無法否認他在一再損兵折將的情況下,多次慨嘆人才的難得,但就鎮壓西北回民起義這一具體事件而言,如果我們只從左宗棠獨具伯樂“慧眼”的角度,解讀當他接到馬占鰲戰勝而降的請求時的“大喜”心態,未免太不合情理——這不是我們所熟知的冷面、鐵腕人物左宗棠,而是一個日夜為國家大事操勞、不拘一格求賢若渴的“左青天”!試問歷史上有哪一個“青天”像左宗棠這樣殘酷鎮壓、屠殺過民眾運動?而且從對馬占鰲恨之入骨,到對他百倍欣賞,這個轉變來得太過生硬和突然,實在令人(甚至包括左宗棠自己)難以接受。真正的答案恐怕要從當時左宗棠所處的尷尬境地中尋找。其實左宗棠早在馬占鰲此前幾次示好求撫之后,就已經得出了“回民雖善詐多疑,自忖黨堅耐戰孰如陜回,堡塞之密、槍炮之多孰如金積,其不敢妄肆鴟張固意中事耳”。[4]由此可見,馬占鰲的投降之舉早已在左氏意料之中,只差時日早晚與是否愿意接受的問題,并沒有讓他驚喜的理由。
  
　　既然如此,那么左宗棠為何在聞訊后又喜出望外呢?主要的原因是他沒有料到馬占鰲會在他太子寺失敗進退維谷的這個節骨眼上放下武器,給他一個“不勝而勝”的臺階,使他面對皇上嚴厲的斥責,有了一個圓滿的交待。太子寺大戰后,西北“賊”勢復張,湘軍兵威頓挫,士氣低落,糧草難以接繼,局面很難收拾。而這時朝廷又一再嚴詞斥責他“用兵不力”,左宗棠進退兩難,若無重大轉機出現,很可能會像他的前任一樣被拿辦降職治罪。這個時候忽然聽到馬化龍被誅之后西北最強大的一支回民軍前來投誠的消息,不啻溺水者遭遇并制服一條大魚騎上岸,既救了自己的老命,還有加官進爵的意外收獲,這大概會是左宗棠當時的真實心境。
  
　　不管是什么原因,總之,左宗棠爽快地立即答應了馬占鰲的請降,讓他親自到安定大營接受招撫。1872年3月,馬占鰲派自己的長子、時年17歲的馬七十五會同馬永瑞之子馬如蛟、馬萬有之子馬福才、馬海晏之子馬麒等10位回民首領后人,同赴左宗棠大營,名為獻馬表忠,實則試探左氏的受降誠意,是謂“十大少爺進安定”。左宗棠見這些10余歲的孩子出入戒備森嚴的軍營面不改色,甚感驚奇。其中馬七十五更是對他的提問應對如流——當左宗棠詢問馬七十五為什么叫這樣一個奇怪的名字時,他口齒伶俐地回答說他出生時他的爺爺剛好75歲。左宗棠因而對他們有了些許好感,言語中激勵有加,還親自為馬七十五改名為“馬安良”,字“翰如”,勉其除暴安良、讀書成才。
  
　　1872年7月,左宗棠將大營移往蘭州,召馬占鰲、馬海晏、馬悟真、馬永瑞、馬萬有等回民起義領袖前往晉見。據長期跟隨馬安良的馬培清先生回憶,馬安良描述這次見面的過程是這樣的:馬占鰲行前做了精心準備,在兩只梅花鹿的鹿角間掛上“天下太平”的紅綢橫幅,用騾馬4000余匹,托運收繳的起義軍槍矛14000多件送到清營,他腳穿草鞋,用鐵索自縛其臂以示誠心,面對左宗棠聲淚俱下,自稱“罪犯孽重,自縛領刑”,重申“自今爾后,愚民竭誠盡忠,永不叛變”。左宗棠感慨之余,對其一再勉勵,肯定了他率眾投誠是“明大義”的明智做法,接著考較馬占鰲,“如果我不接受投降,三路進攻河州,你將用什么方法防御?”馬占鰲起初擔心激怒他,不敢正面回答,在左宗棠的再三鼓勵下,才將自己前方如何防御,后方如何騷擾的打算說了出來,左宗棠聽完,很欣賞他的用兵才能,上報朝廷給予軍功記名,囑其洗心革面,戴“罪”立功,協助撲滅其他反清義軍,為朝廷效力。此后,馬占鰲所部編在湘軍劉錦棠旗下,轉戰河湟地區,先后在循化、西寧、大通一帶剿滅回民義軍,成為左宗棠推行“以回制回”政策的工具。次年9月,在左宗棠和青海辦事大臣豫師的保薦下,終于被朝廷賞與游擊補用職銜、勒而津巴圖魯名號,以及五品頂戴花翎。[5]
   
　　馬占鰲為了向左宗棠表示自己已經與其他回民義軍徹底決裂,鎮壓同胞絕不手軟——西寧回民義軍首領、大教長馬桂源,本是馬占鰲學習經文的業師,同屬于伊斯蘭教花寺門宦,這種“同教師生”之誼,促使他在勢窮力蹙時派心腹求助于馬占鰲,馬占鰲急于向朝廷示忠,立即應承,讓馬桂源率眾到巴燕戎格東山接受招撫,暗地里卻在那兒埋伏了湘軍重兵,生擒馬桂源、馬本源、馬禎等人,為了不讓他們吐露出當初和自己一起密謀反清的事實,隱瞞自己和他們的特殊關系,竟然殘忍地用藥物將他們毒啞,解赴蘭州殺害;不久,又設計捕捉了與自己在河州一同起事的撒拉族頭領馬彥龍、馬聾子等,將他們斬首示眾。左宗棠對馬占鰲的“非凡”表現非常滿意,多次夸贊他“能明大義,才堪選用”,“馬占鰲固回中之杰,其子亦非凡品,將來彈壓河州,其在馬氏父子乎?”[6]馬占鰲正是踏著西北起義回民同胞的鮮血,一步一步地邁上用無數反清義士的頭顱堆砌成的、通往權力高峰的臺階的。

三

　　如何評價馬占鰲的戰勝“受撫”行為,學術界歷來存在著分歧。很長一段時間,受到國內帶有政治背景的“批宋江”左傾思潮的影響,馬占鰲的名字前面一直被冠以“投機革命”、“投降派”的字樣;向以嚴謹治學著稱的李松茂教授在《伊斯蘭教與回民起義》一 文中,將參加回民起義的宗教上層人物劃分成三類,“有的出賣回民大眾,用回民的鮮血染紅了自己的頂子,如馬占鰲”,[7]肯定其前期對西北回民起義的推動作用,對他“戰勝而降”則持否定態度;有的學者認為馬占鰲的“求撫”只是舊式農民運動的一種策略,“不同意把積極妥協的策略說成是求撫投降”,因此“馬占鰲仍不失為功大于過的杰出的回族歷史人物”。[8]
   邱樹森、李松茂教授等主編的《中國回族史》,雖然從正面繞開了對馬占鰲的評價問題,但出人意料地花了相當大的篇幅討論回民起義中的“撫局”,得出的結論是:撫局是清政府失去地方管理功能后,當地回族可以“保持軍事政治優勢的一種特殊局面”,“是清政府對回民軍斗爭成果的暫時承認”,接受朝廷的招撫對于起義的回民來說,“具有歸宿的意義”,因此它是“保持和實現斗爭成果的戰略”,甚至“成為回民軍反復追求的直接斗爭目標”,從受撫的效果看,西北回族“取得了自我管理、政治自主的權利,回族社會擺脫了清政府的政治鉗制。”各門宦可以充分發揮“組織生產、管理社會”的社會調節機制,行使“公共權利的職能”,受撫既然有如此多讓西北回族受益無窮的妙處,自然是求之不得,馬占鰲直接促成了撫局的達成,那么他向左宗棠投誠,不僅有功,而且必定是“功不可沒”了。
  
　　白壽彝教授主編《回族人物志》近代部分“馬占鰲”條,用簡單的一句話對這一史實作了評估:“馬占鰲以大勝而求撫,是在觀察了西北乃至全國敵我力量對比之后采取的果斷行動,此舉使河州各族軍民避免一場浩劫。”采用傳統史學“述而不作”的方法,但基本上還是對馬占鰲的求撫做法,給予基于事實的低調首肯。
  
　　綜合以上觀點,馬占鰲終究是近代回族歷史和西北地方史上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人物,尚難給他一個全面而令人信服的定論。筆者以為,評價歷史人物,除了要有不媚時政、不媚時語的勇氣之外,更需要一種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和一分為二的科學方法。具體到馬占鰲的“求撫”問題,有幾個不容忽視的相關因素,需要加以綜合考慮,做出回答:第一,促使西北回民揭竿而起的民族、宗教和社會根源,是單純的民族壓迫、宗教壓迫呢,還是鴉片戰爭以后中國社會各種社會矛盾共同激化的結果?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第二,西北回民起義與當時南方爆發的太平天國運動、捻軍起義的性質是否完全一致?第三,回民起義的真正目標是要改朝換代,還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即是否只要求現行政府改變那些導致民變的錯誤政策?第四,馬占鰲作為宗教上層,參加起義的動機和目的,是投機革命、謀求私利呢,還是當地穆斯林的反抗呼聲引起了他的共鳴?第五,馬占鰲歸順清政府后,是否達成自己“求撫”的初衷?對西北伊斯蘭社會后世的發展是不是產生了積極的客觀效果?如果每個問題的答案都是毫不含糊的肯定或否定,那么,馬占鰲的歷史地位也就是不言而喻的肯定或否定。根據當時全國農民革命運動處于低谷的形勢,對于馬占鰲這種留得青山在的妥協可以給予基本的肯定,不過,即使我們基本肯定馬占鰲的“求撫”行為,也很難回答這樣一個簡單的邏輯問題:即僅僅從馬占鰲受撫可以減輕清政府“善后”的嚴酷的角度,作為肯定其投降的理由,那還不如一直做個逆來順受的良民沒有“善后”豈不更好?更何況他在“受撫”之后反戈一擊,把很多同胞送上了斷頭臺呢?我們可以贊同馬占鰲前期投身回民運動的做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和理解他的“求撫”用心,但對他受撫后賣友求榮的種種惡跡卻應給予嚴厲的批判。我們既不能苛求古人,也不能盲目地推崇古人,用一分為二的方法,肯定其應肯定的功績,否定其應否定的過錯,不因功飾過,也不因過毀功,這才是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
   
　　對馬占鰲的評價可以繼續深入,但無論最終的結果怎樣,都改變不了這樣一個不爭的歷史真實:馬占鰲在“戰”還是“降”之間的一念選擇,成功地培養了一個不尋常的胚胎,正是這個胚胎,后來發育成為統治中國西北半個世紀的回族軍閥集團。

四

　　“善后”這個詞的原意就是妥善處理未盡事宜的意思,它在清代官方文獻中出現的頻率極高,在西北最早用于新舊教爭,朝廷在鎮壓田五、蘇四十三起事 之后,拆除新教清真寺、緝拿逃亡新教首領、迫害新教教民、掠奪穆斯林財物等,統統冠以“善后”的名目,從那以后,朝廷形成了一個思維定式,“善后”就是斬草除根,使之沒有東山再起的機會。這個詞被清政府負責處理“善后”的官員,賦予了一個全新的含義,對西北地區的穆斯林而言,善后善后,無善無后,“善后”就意味著浩劫之后更大的災難。
  
　　左宗棠對付西北回民起義,自然也難以擺脫“斬草除根”的舊模式。還在激戰猶酣的1867年10月份,刑部主事王柏心去信為左宗棠出謀劃策,“竊以為秦事不獨在猛戰,而在方略處置為遠大之謀……視彼中尤驍黠者誅剪之。余既不能盡誅,俟其畏服請撫,因兵力移而分置之西寧階岷或延榆邊外,聽立回村,勿與漢民雜處。”建議他“簡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約束,無復闌出滋擾。如此可保百年無事也”。[9]左宗棠對此深以為然,實際上也是以此為原則辦理善后事宜的。
  
　　首先是對穆斯林群眾強制進行發配性的遷徙。馬化龍被殺后,左宗棠把10000多陜西老弱回民,強行安置在平涼與華亭交界的化平川、圣女川等地,稍后又把3000多甘肅回民押解到這一帶的荒涼之地;馬占鰲降清后,左宗棠騰出手來,分兩次將30000多陜西回民從關中遷移到平涼、清水、秦安、安定等偏遠地區;肅州破城之后,城內回民被悉數遷走。所有被強制遷離家園的回族群眾,家資田產全部充公,“莊田廬畝俱為他教人所有,八百余禮拜寺俱焚于火”。當他們提出返回原籍的正當要求時,左宗棠代表清政府嚴厲地表明了態度:概不準回逆復回,再行入境。結果造成河西“自是甘、涼、安、肅一帶無回族聚處”的布局大調整,“揚漢抑回”的“善后”原則進一步制造了民族隔閡和民族矛盾,如此帶有明顯民族偏見整合出來的民族關系,只會在強權下保持暫時的平靜,被強壓下去的民族情緒和宗教情緒,仍會尋找合適的時機爆發。
  
　　其次,在“善后”過程中,還牽涉到在回民大起義中流離失所的漢族群眾的安置問題,同樣是安插,左宗棠卻采取了不同的標準。他的觀點是,漢民可以在近城、近路等生活方便之地安家,回民則“近城驛非所宜,近漢莊非所宜,并聚一處非所宜”,必須要分散安置,以達到“渙其群”、“孤其勢”、“散其黨”、“收其權”的久遠之圖。但凡回民居住地基本上都是自然條件較差的荒僻、偏遠地區,這些地方多半屬于甘肅中部干旱地區,甚至是干旱地區中條件最惡劣的半山半川區,氣候干燥,土地貧瘠,水源匱乏。已經一貧如洗的回族群眾來到這里,只能在山坡上挖窯洞棲身。左宗棠的“善后”措施,直接造成了善于經營著稱的西北回民,近百年來在經濟文化上得不到發展,而他們傳統的手工業和傳統的經商特點幾乎被扼殺,長期處于貧窮落后的境地,這也是西北穆斯林至今對這位在洋務運動中獨領風騷的“中興名臣”耿耿于懷的原因。　最后,左宗棠的“善后”還包括在西北尋找清王朝的代理人,即前面所說“簡彼族良善者,使自相什伍”目標的達成。從左宗棠給馬占鰲下的“能明大義,才堪選用”的八字評語看,馬占鰲就是他這次用兵西北過程中慧眼識珠發現的人才。自從馬占鰲接受朝廷招撫后,不僅協助左宗棠撲滅了西寧、肅州兩處的回民義軍,而且在左宗棠離甘后,忠實地站在清政府一邊,履行代理人的責任,利用軍權奪取了河州各門宦的教權,馬占鰲所在的花寺門宦(老教)成為西北實力最大的門宦,原來那些與老教爭過高低的教派和門宦,現在統統居于被支配的地位,馬占鰲已經從事變前一個年輕的阿訇,搖身一變成為集軍權、教權于一身的舉足輕重的人物了,如果不是因為意外地英年早逝,那么他也一定可以慢慢地接近“政權”的目標。假如一定要說左宗棠的“善后”有什么功勞的話,馬占鰲集團和他們的后人肯定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了。
   
　　自從馬占鰲為西北諸馬打開了通向權力的大門之后,諸馬軍閥在西北異軍突起。而諸馬軍閥集團的形成,對于20世紀上半葉的西北社會具有廣泛而深刻的社會歷史影響。從消極的方面講,回族軍閥由于其自身難以克服的民族、宗教、階級意識等從舊時代帶來的各種局限性,為了鞏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借助軍事手段和高壓政策,建立了軍閥專制為特點的“獨立王國”,在強化剝削民眾的基礎上積累了雄厚的官僚資本,完全控制或壟斷了甘寧青的經濟,各族群眾的生活水平難以得到實質性的提高;從積極的方面看,在中央政權內政外交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諸馬軍閥及時填補了辛亥革命前后在寧夏、青海和甘肅河西走廊一帶出現的權力真空,排除了外國勢力借著西藏問題進一步干涉中國內政的可能性,有效地維護了西北邊疆局勢的相對安定,粉碎了國內外分裂分子的分裂圖謀。馬麒在青藏邊界糾紛中和西姆拉會議期間表現出的對西藏問題“萬不能任他人從旁干預”[10]的嚴正立場,使分裂分子不能不有所顧忌,馬福祥還設計抓獲了策劃內蒙“獨立”的活佛王德尼瑪。這些行動雖帶有一定程度的地盤意識,但對于維護祖國統一和主權完整仍有積極意義。
  
　　更為重要的是,西北地方軍閥集團的出現,結束了長期以來困擾甘、寧、青發展的社會無序和道德失范、權利失衡等混亂的臨界狀態,社會架構的重組(盡管還帶有一定的封建性)為現代化的推行掃清了障礙,諸馬軍閥集團作為本地區前所未有的具有現代化導向的動力群體,其領導地位得到了社會的普遍承認,他們在各自有效管轄的范圍內,借助國民政府“開發大西北”的歷史機遇,不同程度地推行了一些有利于地方建設和社會進步的現代化政策,使西北地區的社會轉型進程得以順利地推進,在較短時間內拉近了與內地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層面的差異,這也是一個不容抹煞的歷史事實。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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