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永生

　　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在他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頗為動情地描述道：“當世界改革的‘序幕’尚未揭開之前，即十五世紀上半葉，在地球的東方，在波濤萬頃的中國海面，直到非洲東岸的遼闊海域，呈現出一幅中國人在海上稱雄的圖景。這一光輝燦爛的景象，就是鄭和下西洋 。”
  
　　的確，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最先做出了徹底改變世界的“地理大發現”的人應該是中國的鄭和而不應是意大利的哥倫布。須知從明朝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１４０５ 年至 １４３３ 年）的 ２８ 年時間里，鄭和率領一支當時世界上無與倫比的龐大船隊，“鯨舟吼浪，遠涉洪濤”，七下西洋（現在的南洋和印度洋一帶），足跡遍布亞非３０多個國家和地區，首次打通了中國到紅海、東非的國際航線，其壯舉創造了多項世界第一。僅僅鄭和初下西洋的年代，就要比發現美洲新大陸的哥倫布早８７年，比繞過好望角在東非海岸登陸的達迦馬早９２年，比環行地球抵達菲律賓的麥哲 倫早 １１６ 年。按照英國退休海軍軍官、業余歷史學家孟席斯所著《１４２１：中國發現   世界》里更加聳人聽聞的推測，鄭和甚至是真正第一個發現美洲大陸并實現環球航行的罕見天才。
  
　　但是，在我們滿懷敬意緬懷鄭和功勛的同時，陣陣悲情又不禁涌上了心頭。人們不能回避的一個簡單事實是，鄭和七次遠涉重洋的歷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當代史”，即六百年來對鄭和的贊譽之高不過是今天特有的現象，而且如今重新評價鄭和時居然找不到原始可靠的官方檔案資料。這種對鄭和業績的長期漠視可借作家王佩云的一段話來稍作例示：“一九九九年，我為創作長篇歷史小說《鄭和》進行采訪的時候，發現很多人對鄭和知之不多。對鄭和及其七下西洋的關注，還不如考證楊貴妃在馬嵬坡的遇難處和王寶釧的寒窖受人重視。這種現象，與鄭和七下西洋所創造的偉大歷史功績很不相稱。”一件蓋世奇功一未產生重大的社會影響，二未留下充分的史料記錄，那怎么還不讓人倍感悲憤難平呢？
  
　　我們先談談影響式微的問題。在國家的海疆事務上，有明一朝直至清季始終都貫穿著保守的“禁海”派同進步的“開海”派的激烈斗爭，占據上風的是群堅持閉關鎖國立場、“片板不準下海”的禁海主義者。鄭和出使西洋便需同時遵循一條“朝貢貿易”、“厚往薄來”的外交路線，只圖彰顯皇恩浩蕩，不太計較經濟效益，“所取無名寶物不可勝計，而中國耗廢亦不貲。”結果讓禁海派抓住辮子，給鄭和羅織了“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等等罪名，迅速得以“罷寶船弊政”。鄭和最后揚帆遠航還是仗著先王老臣的面子死諫爭取來的，他逝世后所屬經歷過大風大浪鍛煉的官兵只能去內陸運河的小舢板上消磨光陰，在當時簡直算是航空母艦式規模的座下寶船則逐漸腐爛成一堆木屑。
  
　　鄭和史料的闕如與他的影響難繼無異于是同一枚硬幣的兩個側面，它們互為因果、惡性循環。鄭和七下西洋之舉（１４３４年其副使王景弘又組織了第八次下西洋活動）畢竟是明朝初期傳遍大江南北的一件盛事，為了完全達到不僅要打倒鄭和，而且要踏上一只腳使之永世不得翻身的目的，禁海派干脆使出一記釜底抽薪的絕招：把鄭和航海的原始資料盡數毀掉，讓后人覺得這樁事情仿佛根本就不曾存在過。典型例子是當聽見好奇的明英宗想調閱一下鄭和的有關檔案時，迷信禁海有助于傳承民族文化和維系儒家風范的兵部侍郎劉大夏便一把火將那些文件燒成了灰燼。目前留給我們的七下西洋資料除鄭和隨從馬歡、費信及鞏珍等人撰寫的《瀛涯勝覽》、《星搓勝覽》、《西洋番國志》外，僅有《鄭和航海圖》及一些介紹鄭和造船出海的簡練碑文，故而各方面的空白與疑點甚多，就連傳得神乎其神的寶船的模樣和結構都弄不清楚。
  
　　為了突出鄭和悲情的極端重要性,有的學者甚至仿照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的提法，追隨梁啟超提出了一個所謂的“鄭和迷題”。李約瑟難題追問的問題是：科學技術水平長期領先于世界的中國為什么到近現代卻急劇落后了呢？鄭和迷題想揭穿的謎底則是：一度無敵于天下的海上霸主中國為什么竟被別人從海上輕易打敗了呢？毋庸置疑，對鄭和迷題的解不但關系到鄭和事件的歷史真相，更是關系到２１世紀中國的生存發展戰略。自鄭和曇花一現般的燦爛輝煌過后，中國的海上力量突然之間跌入了谷底。海洋面積占了地球總面積的三分之二多，面對誰擁有了海洋資源誰就擁有了世界強權的巨大形勢變化，中國直到今天都還不是一個位居前茅的海洋大國，人們的海權觀念十分淡薄不說，北起遼寧鴨綠江口、南至廣西北侖河口的 １８０００公里大陸海岸線連接的也僅僅是一片狹窄淤淺的近海，與廣闊幽深的遠洋幾乎無緣。有人坦言，倘若出現兩國交戰等極端情況，沿著中國近海拉一條由北到南的“島鏈”就足以困死中國，這決非杞人憂天。
   
　　 那么，造成鄭和悲情的原因究竟有哪些呢？有人說，遠航終止是由于當時朱明朝廷想集中力量在北方同蒙古人用兵打仗；有人還說，發布禁海令是為了防范倭寇之類的海盜侵擾，并打擊百姓走私和移民海外……這樣的解釋顯然不無道理，但它們又都僅及其表而非其里。筆者贊同的觀點是，鄭和悲情在更深的層次上主要是源于統治者的愚昧卑劣和制度文化的內在缺陷。這一點只需分析一下鄭和下西洋的主觀動機便可以得到證明。據《明史•宦官一》記載，“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命和及其儕王景弘等通使西。”《明史》系清初張廷玉等人修纂，時間距前明最近，本著材料越近越好的治史原則，上述記載當屬促使鄭和七下西洋的可信動機，今人范文瀾、吳晗也大體肯定了這一點。既然鄭和肩負的終極使命無非就是兩項：緝拿建文皇帝和炫耀天朝神威，鄭和的悲劇性命運從一開始便被注定了。
   
　　第一，不惜以舉國之力對對手斬盡殺絕意味著明朝統治者具有一種極其陰暗變態的恐懼和脆弱心理，打通西洋航線、便利中外交流純屬拉大旗做虎皮般的權益之計，決非深謀遠慮、穩定持久的基本國策。明成祖朱棣與明惠帝（建文帝）朱允炆的恩怨過程是這樣的：明太祖朱元璋的太子早早夭折，所以朱元璋駕崩后由太孫朱允炆繼位。朱棣是朱允炆的四叔，時被封為燕王，住在北京，于侄兒朱允炆登基不久即以“清君側”為借口，大興“靖難”之師南下造反。１４０２年京城南京（后來又遷都 北京）陷落之際，“宮中起火，帝（建文）不知所終。”前任合法皇帝活不見人、死不見尸，成了篡位的朱棣心中畢生揮之不去的一塊陰霾，總是害怕自己的金鑾殿坐不牢固。聽說朱允炆可能經云南逃到了南亞或西亞一帶，他便派鄭和一路追殺下來。鄭和之所以成為最佳人選，除了考慮他是回族，容易同伊斯蘭教國家溝通外，最重要的地方在于他是個太監身份，太監系皇帝私人豢養的家奴，專門經辦主子見不得人的秘密勾當。眾所周知，明朝腐敗昏庸的表現之一是推行禍國殃民的太監政治，而太監政治的始作俑者正是朱棣，“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鄭和出海還是一個宦官干政的標志性事件：“元年，李興等赍敕勞暹羅國王，此奉使外國之始也。三年，命鄭和等率兵二萬，行賞西洋古里、滿剌諸國，此將兵之始也。”可見，掛滿鄭和頭上的中國人民對外交流的友好使者等等桂冠其實是一種附帶而來的非意圖性后果，作為御用殺手的鄭和為了一個毫無寬容胸襟與仁慈情懷的血腥獨裁者顛簸奔忙、老死船艙，他的事業不以短命或敗局收場才是天理難容。我們不妨大膽假設一下：倘若掌握了建文帝的確切下落，鄭和還會在明成祖故后不負先君重托，繼續保持那種冒險涉洋的高昂斗志嗎？
   
　　第二，只想顯顯威風擺擺闊的狂妄自大氣魄凸顯出的是一種與奮發向上的航海精神背道而馳的陸地小農狹隘意識，這種意識反映在政治上便是使明王朝頂多支持政府扮演一次壟斷型的開海主體，不許民間參與海務，窒息整個社會的創新沖動。
   
　　鄭和船隊造成的巨額虧損不能簡單地歸咎于他們一行人不會做生意，因為他們的任務就是只算政治帳而不算經濟帳，即四處賞賜沿途小國，指引這些國家的國王酋長前往中國象征性地上點貢，表示俯首稱臣，滿足一下大明天子唯我獨尊的虛榮心，以便帶回更加豐厚的獎品。很顯然，這種一相情愿的官方買單行為貌似慷慨，實難持久，尤其是效果欠佳，“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更有故事說，當 １４９８ 年達伽馬率領他的三艘破帆船駛到東非向土著居民賣弄鈴鐺、洗臉盆之類的小玩藝時，非洲人卻拿出精致鑲邊的刺繡青絲帽 嘲笑了他們一頓，告訴他們很久前就有白色的“鬼”穿著亮麗的絲綢、劃著雄偉的巨艦來過，但現今已無人知曉那伙人是誰、來自何方。包括幾只煮熟的鴨子也落進了別人碗中。最最糟糕的是，即使在彌足珍貴的開海歲月里，能夠享受開海益處的也多是官方機構，平民百姓下海闖蕩一 般都得不到鼓勵和保護。這種做法所引發的惡果是極為致命的：民間人士只能站在旁邊欣賞一番鄭和下海的熱鬧場景，而不能像西方的航海運動那樣組建一套多元化的參與成分，有人去搞淘金求財，有人去搞布道傳教，有人去搞探險覓奇，有人去搞殖民統治，有人去搞旅游觀光，有人去搞科技試驗……前面我們提到過關于科技 的李約瑟難題，實際上鄭和迷題是可以和李約瑟難題一起進行互動研究的，我們現在對鄭和的討論不啻就是對李約瑟難題的部分回答：純粹官辦的七下西洋志不在從事科學發現，因此鄭和諸人盡管至少踏遍了半個地球，他們居然很奇怪地沒有覺察到地球形狀是圓的，而既然有了他們下西洋就不讓別人再下北洋東洋，他們發現不了的東西其余人等也一定發現不了。如果把沉寂數百年的達官貴人鄭和與影響經久不衰的一介布衣哥倫布作些比較，這一點便將顯得無比地清晰。還是恩格斯的那句至理名言講得好啊：“遠洋航海業是絕對產生資本主義的行業。”封建主義的體制頑癥天生就是偉大的航海勇士鄭和的死對頭，看來鄭和悲情遠遠沒有隨風飄逝，它給我們留下的啟示實在酸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