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海

　　抗日救亡斗爭時期,回回民族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獨立、主權和尊嚴,以極大的愛國熱情,與其他民族緊密團結,以自己的聰明智慧、特有的品格、勇于犧牲的精神,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了頑強的斗爭,在抗戰中立下了赫赫戰功,譜寫了一曲精誠保國的篇章。回族抗日是回族在反對外國侵略斗爭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范圍最廣、形式最多、立場最為堅定、態度最為徹底的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戰爭。作為回族將領白崇禧也功不可沒。尤其在8年抗戰中,他一直處于抗日前線,運籌帷幄,參與指揮若干戰役而聞名中外。他以足智多謀、驍勇善戰著稱,不失為國民黨愛國抗日將領之一。

　　一、白崇禧同情和支持張學良將軍抗戰。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全國抗日運動風起云涌,廣大中國軍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行無不恨之入骨,紛紛要求蔣介石出兵抵抗日軍的侵略行徑。但是蔣介石不僅不抗擊日軍,而且還壓制全國人民的抗日運動,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主張,并強行調遣以張學良將軍為首的東北軍和楊虎城將軍為首的第十七路軍到陜西、甘肅一帶進攻中國工農紅軍,繼續擴大內戰。李宗仁、白崇禧認為這是蔣介石的“兩虎相斗”而達到“一箭雙雕”的策略,是消滅東北軍的一條毒計。1936年4月,李、白2人用白色細絹寫成一封親筆密信,交張學良的至友陳言帶給張學良。原信寫道:“漢卿(即張學良)吾兄勛鑒:公意同志(即陳言)南來,籍悉關中情勢,弟等至為懸念……東北淪陷,已五閱寒暑,從未聞金陵(指南京蔣介石政府)下收復失地命……國人皆知蔣不抗日蔣亦不允許他人抗日,凡言抗日者,蔣即認為有罪……竊以救國急務,實為至要……今天東北軍入陜果何為也?遙望隴秦風雨,諸希珍攝為宜。弟李宗仁、白崇禧拜。”[1](P42)不難看出,他們對蔣介石的不抗日并壓制他人抗擊日軍侵略是很不滿意的。張學良在南京開會時看到李、白二人的親筆密信后,對于蔣介石的陰謀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后,1936年12月16日夜,李宗仁、白崇禧等16人就“西安事變”通電全國,反對內戰,主張建立抗日政府舉國一致實行對外。在全國輿論的壓力下,在周恩來副主席、葉劍英等人努力之下,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共同抗日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國民黨親日派擴大中國內戰的陰謀,“剿共”軍事行動停止,全國抗日運動蓬勃發展,形成燎原之勢。
  
　　白崇禧積極主張抗戰。1936年6月與李宗仁、陳濟棠以兩廣兵力組成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通電全國,發動“兩廣事變”,要求中央對日宣戰。為了作好抗日的準備,應付將來抗戰軍事上的需要,1936年秋,李、白在廣西全省黨政軍聯席會議上提出將廣西省會由南寧遷往桂林。因為桂林多巖洞,是天然的防空洞,且距離海口較遠,可避免敵人自海上登陸的威脅。會議上一致通過李、白這一動議。從此,桂林成為廣西政治、軍事和文化的中心。
  
　　“盧溝橋事變”后不久,蔣介石電召白崇禧“共赴國難”。對此,白一開始就抱積極態度奮起抗戰,但白的家屬親人多存疑慮。在蔣桂戰爭中,白、蔣有摩擦沖突,隙痕未消,舊怨猶在,唯恐此行不利,只有他夫人馬佩璋鼓勵他自己拿主意。白認為:“抗日是兩廣素來的主張,也是國民一致的要求,于今,抗日時機成熟,正是吾人報效國家之時。如果自己不到南京,不但辜負蔣公之德意,則往昔揭示之抗日口號乃是自欺欺人,必將為國民所唾棄。”[2](P99)他于1937年8月4日從桂林乘蔣介石派來的水陸兩用座機到南京。第二天,日本報紙即作報道,大標題為《戰神到了南京,中日戰爭終不可避免!》[2](P100)。白抵京不久,蔣委任何應欽為參謀總長,白崇禧為副參謀總長并兼任軍訓部長,參與作戰計劃的制訂,表  示要“以破釜沉舟之決心,運用全國之人力、物力與敵人抗戰到底,以求最后之勝利,縱令情況艱險,也不中途妥協”[2](P103)。
  
　　白奉命參與對日作戰計劃,制定了對日作戰指導原則:第一,戰爭指導方針。以維護國家獨立,主權完整,爭取民族自由、生存,建立三民主義富強康樂之國家為目的。對日之凌辱一再忍讓,原望爭取時間,俾積極建設國防,充實軍備,增進國力。待和平絕望之時,舉全國力量對敵進行持久消耗戰。口號是:奮斗到底,以求最后勝利。第二,備戰時期之指導大綱。對日戰事必須有充分之準備而行之。對日之挑釁,一本委員長指示“和平未至絕望,絕不放棄和平;犧牲未至最后關頭,絕不輕言犧牲”作為基本國策,委曲求全,以求延宕戰爭爆發之時間,以便于備戰時期增進國力,整編國軍,整理交通工具,開發資源發展軍需工業,實行征兵制度,策定整軍五年計劃。第三,軍事。整頓軍事教育,舉辦廬山訓練班,提高軍隊素質,促進精誠團結,增進國軍戰力。備戰未完成以前,對敵之挑釁,務求限于地方性,以免爆發全面戰爭。第四,政治。全力貫徹攘外必先安內之主張,先肅清國內之動亂,綏靖地方,安撫邊疆,然后一致攘外。第五,外交。向世界各國揭發日本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之陰謀,提醒英美之警覺,使全世界皆知日本是破壞集體安全之禍首,期借此獲得國際對我之同情與支援。第六,財政。穩定金融以利我戰事之進行,宣布貨幣政策,對戰時所需之財力、物力、糧食、日用品以及軍需等物品,謀求自給自足[3](P96)。還參與國民黨制定的對日戰爭時期之指導大綱,將抗日階段,分為三期:第一期(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為保持實力避免與敵人決戰,除部分兵力重疊配備于平漢、津浦、平綏各線,牽制敵人,消耗敵軍實力外,主力分布于長江流域,誘敵入山岳地帶,使其優越之裝備不能發揮效力,以奠定我長期抗戰之基礎”[2](P103)。第二期(持久戰),武漢會戰以后,主力退守西南山岳地帶,擴大戰場。敵人因兵力不足以分配于偌大中國之戰場,變更速戰速決之戰略為以戰養戰,由攻勢轉為守勢。國軍在前線發動有限攻勢,在敵后廣泛發動游擊戰,迫使敵人困守點、線,破壞其以戰養戰之策略。第三期(反攻戰),國軍發動大規模攻勢,消滅敵人,收復失地,獲取抗戰最后勝利[2](P104)。

　　二、國民黨軍隊在8年抗戰中,參與了若干戰役,初期為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徐州會戰和臺兒莊大捷、武漢會戰、太原會戰。第二期為南昌會戰、隨棗會戰、桂南會戰、長沙會戰以及全面攻勢中之冬季攻勢等。后期的棗宜會戰、常德會戰、豫中會戰、長衡會戰、桂柳會戰、湘粵桂邊區作戰、湘西會戰、桂柳反攻作戰、反攻廣東作戰計劃等等。至于白崇禧參與或策劃的戰役,僅舉數例以見一斑。
  
　　第一,在淞滬會戰中,白多次進諫,獻計獻策。1937年,日軍在上海發動了“八一三”事變。中日兩軍在淞滬會戰,歷時3月,是我國抗戰8年中犧牲最大、戰斗最慘的戰役之一。日軍松井石根大將為總司令官,所部共30萬人,中國軍民由蔣介石擔任司令長官,白崇禧任副總參謀長,參戰部隊約50多個師,總兵員為70萬左右。由于蔣介石指揮不當等多種原因,中國軍隊慘遭失敗,死傷慘重。每小時的死傷人員數以千計,犧牲壯烈程度,在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的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淞滬會戰至此,中國軍隊已明顯暴露出了弱點,理應撤退,但蔣介石錯估形勢,意氣用事,不準后撤,并下令全軍如有擅自撤退的便軍法從事。10月13日,白崇禧與前來南京的李宗仁同去拜訪蔣介石,并說:“淞滬是一不易設防的三角地帶,不宜死守,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我軍在滬作戰適可而止。”但蔣介石剛愎自用,一意孤行,根本聽不進李、白的建議,仍堅持死守淞滬三角地帶。戰斗又持續進行一段時間,傷亡更加慘重。白崇禧第二次、第三次建議撤軍,蔣仍不予理會。第四次進諫說:“委員長,前線指揮官已無法掌握部隊了,士兵們自行逃散,委員長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為事實上前線已經崩潰了。不如由統帥部下令撤退,這樣面子似乎還好看一些呢!”蔣介石聽此話知大勢已去,才于11月9日下令分兩路分別向南京、杭州全線撤退,并責令白崇禧負責整頓部隊,收拾殘局[1](P46-47)。
   
　　在淞滬戰役過程中,白崇禧作為副總參謀長,深入抗戰第一線,經常到前線督戰,了解敵我雙方的真實情況,知己知彼,深知敵我力量懸殊,我軍很難取勝。他足智多謀,4次進諫,其建議如果開始就被蔣介石采納,中國軍隊的損失就會減少很多,死傷也就不那么慘重。早日撤退,還會保存實力,以利再戰。在淞滬抗戰時,白崇禧到前線視察,發現馮玉祥不親臨前線指揮,便向蔣介石建議,把馮調離負責淞滬作戰的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職,任其為黃河以北、山東北部、河北等地新辟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被蔣采納。
  
　　白崇禧還幫助蔣介石謀劃對畏敵逃跑的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軍團總司令韓復榘的處決。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后,韓復榘在津浦線南段中未戰而逃,以致津浦路正面大門洞開,大批日軍乘虛而入。白向蔣介石建議:韓屢次抗命,未戰即走,如不依法究辦,則將何以鼓勵人心士氣。于是蔣介石決定拿辦韓復榘。白考慮到韓有兩個軍的人馬,如公開處置,恐怕引起內亂,便向蔣建議:“采用軍事會議的辦法,要韓來參加會議,然后趁其不備,一舉拿下。”蔣完全同意白的意見。為了安全和防備,白建議將會議地點從開封改為歸德(今商丘一帶)舉行。就這樣韓被逮捕后押解到武昌,于1938年1月24日被軍委會最高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處決韓雖然不能阻止日寇侵略步伐,但確使國民黨抗戰陣營精神一振,對那些畏敵如虎,不戰而退的將軍,是一個警鐘,起到了殺一儆百的作用!
  
　　第二,臺兒莊會戰。臺兒莊位于徐州東北30公里的大運河北岸,是徐州的重要門戶。臺兒莊與微山湖之間有津浦路通過,南接隴海線,扼守運河的咽喉。敵軍要從北面攻打徐州,必須首先占領臺兒莊。1938年2月以坂垣、磯谷兩個師團為主力,分兵兩路向山東戰場進犯:一路坂垣師團向臨沂進攻;一路磯谷師團向滕縣沿棗莊、嶧縣之線進犯。以臺兒莊為會師目標。日軍這兩個師團是“最優秀的皇軍”和最頑強的部隊,日本的一些少壯派軍人,幾乎全在這兩個師團內。據守臨沂的部隊是一支名不見經傳的“雜牌部隊”,即龐炳勛的第三軍團,他們死守臨沂,日軍一連數日反復沖殺猛攻,但傷亡慘重,不能越雷池一步。日軍坂垣征四郎師團長又加派重兵,并親自督戰。李宗仁、白崇禧急調駐守豫東的張自忠的五十九軍增援臨沂。3月13日龐、張兩軍合力,內外夾攻,打得坂垣師團落花流水,倉皇逃竄,縮入莒縣城內。臨沂一戰,使日軍拋尸遍路,遺下輕重武器無數,徹底粉碎了敵人會師臺兒莊的計劃,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為我軍臺兒莊大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日軍向滕縣發動進攻,揭開了臺兒莊戰役的序幕。由于蔣介石嫡系部隊湯恩伯部八十一軍違令避戰,使第四十一軍第一二二師(川軍)孤立無援,從3月16日開始血戰三晝夜,王銘章師長全師官兵壯烈殉國,日軍磯谷師團奪取滕縣,然后便大舉進犯山東省棗莊市西部的臺兒莊。為了迎戰來犯之敵,保衛臺兒莊,保衛徐州,除李宗仁指揮作戰外,3月24日蔣還派了軍委會副總參謀長白崇禧等人組成臨時參謀團,協助李宗仁指揮作戰[4](P221)。敵軍進攻臺兒莊的總兵力約有4萬余人,擁有大小坦克車七八十輛,山野炮、重炮百余門,輕重機槍不計其數,更有大批飛機助威。參加防守臺兒莊的中國守軍共有27個步兵  師、3個步兵旅,還有特種部隊等,總兵力20多萬人。                        
  
　　白崇禧在會戰過程中,經常到戰地與各軍、各師高級將軍聯絡,代表武漢大本營致慰問,鼓舞士氣。
   
　　 3月23日日軍向臺兒莊陣地突進,第二天又猛攻臺兒莊,中國守軍通過巷戰、肉搏戰、拉鋸戰與敵激戰,大多數官兵抱著必死的決心,以血肉之軀跟敵人的大炮與坦克搏斗,至死不退。
  
　　日軍總攻臺兒莊不下,戰爭呈現膠著狀態,在白崇禧的建議下,李宗仁除命令孫連仲第三十一師(師長池峰城)死守臺兒莊待援外,令防守韓莊的張軫師秘密渡過運河,向嶧縣方向出擊,跟拒守臺兒莊的部隊前后夾擊。敵軍后撤不及,遂陷入重圍,血戰經旬,已成強弩之末,彈藥汽油用盡,機動車輛有的被擊毀,有的因無油而癱瘓。日軍喪魂落魄,狼狽突圍逃竄,潰不成軍。我軍乘勝追擊,銳不可當。敵軍遺尸遍野,磯谷師團長率殘部僅萬余人突圍逃往嶧縣,閉城死守,我軍至此,大獲全勝。戰后打掃戰場,殲滅日軍1萬余人,擊毀戰車10余輛,野重炮10余門,擄獲戰利品不計其數,磯谷師團主力已徹底殲滅。臺兒莊戰役是日本新式陸軍建立以來的第一次慘敗。
  
　　在歷時近一個月的激戰中,中國軍隊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傷亡近2萬人。據日軍《步兵第10團戰斗詳報》記載,臺兒莊中國守軍“決死奮戰之狀歷歷在目”、“士兵依靠塹壕頑強抵抗直到最后”、“塹壕中尸山血河”、“睹其壯烈者亦為之感嘆”[5](P166)。
  
　　臺兒莊戰役是我國抗戰以來正面戰場的第一次空前的重大勝利,一掃京、滬淪陷后籠罩全國的悲觀空氣,臺兒莊大捷極大地鼓舞前方將士的斗志和振奮了全民抗戰的信心。這一捷報得到國內外輿論的一致好評,舉國振奮,國內民心士氣大為振奮,各地舉行祝捷會。行都武漢狂熱慶祝游行,人數超過10萬以上,并用卡車載李宗仁、白崇禧之巨像片為先導[2](P137)。
  
　　第三,武漢會戰。自南京保衛戰開始,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遷至武漢后,武漢實際上成了當時中國軍事、政治和經濟中心。武漢具有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日本侵略者認為:“攻占漢口作戰是早日結束戰爭的最大機會”,“只要攻占漢口、廣東,就能支配中國”。武漢地處長江漢水交匯處,連接平漢、粵漢兩條鐵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稱,為華中之戰略要地。1938年6月中旬拉開了武漢會戰的序幕。日軍投入總兵力達12個師團,共35萬余人,并配有艦艇120艘,飛機500余架,分五路會攻武漢。針對日軍動向,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對武漢保衛戰的作戰指導方針是:“以聚殲敵軍于武漢附近之目的,應努力保持現在態勢,消耗敵軍兵力,最后須確保大別山、黃、麻間主陣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鋪、通山、汀泗橋各要線,先榷破敵包圍之企圖,而后以集結之有力部隊由南北兩方向沿江夾擊突進之敵。”[6](P660-662)國民黨政府軍委會調集第五、第九戰區部隊及空海軍(共14個集團軍129個師,近100萬人,飛機約200架,艦艇30余艘)。在武漢會戰中,長江北岸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因徐州會戰晝夜辛苦,以致牙病復發十分痛苦,送武漢南湖療養院住院動手術治療。遂令白崇禧代理戰區司令官職務,白于7月17日 商城,19日召集幕僚會議,擬定確保長江北岸計劃,后白又召集各軍將領于浠水開會,擬定本戰區作戰事宜,發出作戰命令。作戰區分左、中、右三軍團。右翼軍歸李品仙指揮,中央軍由廖磊指揮,左翼軍由孫連仲指揮。武漢會戰于8月初,國民黨軍以大量兵力,采取防御的陣地戰術,僅在九宮山、幕阜山、大別山等山區阻擊敵人。鑒于各方面軍守地相繼部分失守,白于9月3日召集孫連仲、張自忠、于學忠、馮治安等開會商定下列策略:固守立煌、葉家集以北地區,并在葉家渠集結兵力阻敵前進并機動打擊之。9月8日廣濟戰況激烈,白以肖之楚部、韋云淞部夾擊敵后方,使守軍正面壓力減輕。9日敵攻陷廣濟、武穴,圍攻田家鎮要塞。白以第二十六、四十八、八十六三個軍向敵側背反攻,激戰旬余[3](P97-98)。10月下旬“武漢保衛戰已近五月,大小戰役數十,傷敵陸軍五萬以上,擊沉敵艦過百,毀敵機百余架,聚集武漢之人員與物資亦得先期西運。軍委會見消耗戰之目的已達,于12月25日下令放棄武漢”[2](P147)。武漢會戰是中日全面戰爭以來,雙方投入兵力最多、規模最大的一次戰役。會戰堅持打了4個半月,遲滯了日軍的侵略步伐,迫使日軍停止戰略進攻,“速戰速決”占領中國的計劃徹底破產。至此,日軍的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守,以主力回師占領區對付游擊戰爭。中國的抗戰開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
  
　　武漢會戰末期,李宗仁病愈復職,白的代理職務解除。為加強重慶外圍實力,蔣介石決定增設桂林行營,令白為桂林行營主任,指揮第三、四、七、九4個戰區的軍事。
  
　　第四,桂南會戰。這是白就任桂林行營主任后親自指揮的戰役。1939年11月中旬,日寇陸海空聯合部隊陷欽州向南寧進犯,24日南寧失守。12月4日昆侖關失守。敵軍企圖斷絕我越桂國際交通。白崇禧將兵力部署為北路、東路、西路三軍,于12月18日開始向昆侖關正面邕賓路、邕龍線之敵攻擊。北路軍因步炮兵密切協同,于25日在昆侖關東北奪取重要高地,得收瞰制之利;又以炮兵增援將敵人陣地占領。“是役將敵第五師團之第十二旅團長中村正雄擊斃,并傷斃敵軍約五千人,造成我抗戰以來攻堅之首次勝利。”[2](P179)西路軍攻高峰隘,于邕江南岸堵截伏擊敵人一個加強聯隊,使敵傷亡過半,殘敵向南寧潰竄。東路軍以靈山、陸屋為根據地,協同西路軍攻敵,破壞交通,阻其增援。經長期迂回,苦爭惡戰,至1940年10月30日終于收復南寧,并追擊敵軍3萬多人。到11月17日遭到側擊、尾擊之日軍,沿邕欽路由空軍掩護,由海道乘船逃竄。
  
　　桂南會戰,系白崇禧親自部署指揮,并親臨炮兵陣地督戰。攻昆侖關時,將指揮所推進至賓陽之白巖村。石巖內滴水濕氣甚大,迨會戰結束后,他“風濕病大發,夜不能寢,手不能握拳,非常痛苦”[2](P187)。南寧的收復,是“四戰區官兵奮勇犧牲之戰果,而民眾破路之功亦不可沒。民眾于邕欽、邕武兩路,不斷阻截交通,使敵后方不能補給,現地無法購買,故敵對南寧能戰不能守,能守而不能久,其勢非退卻不可”[2](P186),充分肯定了軍民聯合抗戰的功勛。
  
　　第五,長沙會戰。前后經歷了3次大的戰役,均由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指導第九戰區作戰。會戰前白崇禧曾到岳麓山附近視察駐軍戰斗演習,夜宿招待所,因天冷用火盆取暖,門窗緊閉,嚴重缺氧,午夜下床時暈倒在地,險遭不測,幸而勉力打開門閂,頭枕門檻,才逐漸蘇醒。第一次戰役于1939年9月14日至10月14日,日寇第十一軍團主力以長沙為目標,采用分進合擊戰法,在進至距長沙20里地帶,遭我伏兵四出襲擊,不敢戀戰,敵第十一軍司令員岡村寧次用優勢空軍掩護知難而退。敵軍認為只是戰略退卻,不承認戰敗。當時國民黨軍宣傳長沙大捷,敵士氣很低落,然我軍精神上得到很大鼓舞。第二次是1941年6月至10月9日,日軍以12萬兵力向長沙進犯,由阿南惟畿領兵(第三次也是他)企圖消滅我軍主力,使國軍不能反攻,以免妨礙其南進政策。國民黨軍隊先后殲滅長沙附近敵軍便衣隊及傘兵降落第一線后方擾敵之快速部隊;又調集各路軍趕至指定地區將敵人重重包圍,雙方激戰皆傷亡很重;向北突圍退卻之敵軍,在“汨羅河以南、撈刀河以北分段截擊、側擊、尾擊,傷亡很大,我擄獲敵步槍一千三百四十七支、機槍五十八挺、山炮六門、步炮九門、騾馬八百七十一匹,擊落敵機三架,毀汽艇七艘,其他軍用品不計其數。敵退向鄂南原防”[2](P195)。
  
　　第三次長沙戰役是1941年12月19日至1942年1月16日,日軍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11天,日軍第十軍為牽制我軍增援港九及緬甸遂再度侵犯長沙,形成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總兵力與前次約略相等,敵軍從各路圍攻長沙,并以其優勢空軍支援陸軍,因連日猛攻彈藥消耗太大,開始以空投補給,但后方補給線被我軍截斷且尸橫遍地,攻勢頓挫,遂潰散退卻。我軍分途追擊截擊。“敵軍經我各方追擊、截擊,傷亡很大,幸賴其優勢裝備與空軍,否則傷亡將更重。據戰史記載,此次會戰傷斃敵軍萬人以上,聯隊長四員,俘敵三百六十名,步槍一千一百三十八支,機槍一百五十五挺,炮十一門,手槍二十六支,擲彈筒二十具,及其他軍品甚多。結果敵退原陣地,會戰告終。”[2](P1197-198)白崇禧在相繼領導的南昌會戰、桂南會戰和三次長沙會戰中,總結了敵軍戰術之優點和劣點。日軍戰術優點為:快——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硬——固守陣地,堅強不拔;銳——錐行突進,勇往直前;密——保守秘密,令人莫測。劣點為:小——只能做小兵力之侵擾;短——只能為短時間之戰斗;淺——只能做淺距離之進攻;虛——無預備兵力,敵后方虛。針對敵軍特點,白制定了破敵戰術對策:以“穩定”制敵之“快速”;以“堅韌”克敵之“強硬”;以“伏兵”破壞敵之“銳利”;以“嚴明”對敵之“秘密”。在具體作戰中,利用民眾力量,一方面開展破壞道路,凡敵軍可利用之道路,徹底執行破路工作,使敵戰車、牽引車、野炮、重炮均不能通行;另一方面,實行“空室清野”,將敵必經之路兩旁20華里左右之民間牲畜、糧食以及一切食品搬運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具也無一遺留。使敵不能沿途取得糧秣,而空投有限,其勢非退卻不可,游擊戰與正規戰配合適宜,軍民合作協力,迫使日軍進攻失敗[3](P99-100)。
  除了以上我們列舉的幾次與軍事家白崇禧指揮、督戰有關的實例外,白崇禧在8年抗日戰爭中還主持編寫《游擊戰綱領》和《現代陸軍軍事教育的趨勢》等軍事教材,這些教材對在各戰區、各軍事學校、軍訓部內組織干部訓練團,培養軍事干部人才,指揮國民黨軍隊實施游擊戰抗日,起了重要作用。他還在桂林設“兵器研究委員會”和“戰術研究會”等,研究抗日戰術包括游擊戰及武器使用等,對抗日斗爭起了積極作用。白曾任整建委員會主任委員,對空軍進行整頓,針對空軍裝備薄弱環節和抗戰中的教訓,提出了加強空軍建設。1939年他向軍事委員會提出三條建議:設立空軍幼年學校、空軍軍士學校和空軍通訊兵學校,并申述具體方案,均被采納,且已著手實施。
　　白崇禧在任軍訓部長期間為培養回族青年軍官,在桂林“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第六分校內,專設了回民大隊。白崇禧號召回族青年報考入學,僅云南省就有300多名回族青年報名響應,后錄取200多人。他委托上校主任教官尹光宇(回族)主持回民大隊學生的生活和講授伊斯蘭教義課。據統計,從該校畢業的回民學生約2000多人,不少人成為抗日將官,也有不少為國捐軀。白崇禧還出資保送了不少回族青年入南京大學等高等學府深造,甚至保送出國留學。他還深入學生中間,勉勵莘莘學子奮發向上。抗戰期間,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在昆明組成西南聯大。白崇禧有一次到昆明,特邀請了聯大回族老師買樹槐及青年學生白光猷、剪萬松、穆廣文、納蘭珍(女)等10多位同學在樓外樓接見,親切地詢問了各人的姓名后,向大學講解了抗戰形勢,并勉勵大家為祖國、為本民族振興奮發學習[7](P246)。
  
　　總之,白崇禧在抗日戰爭中“共赴國難”,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在國民黨營壘中奔波于前方火線,指揮過許多戰役,有拼搏的膽識,稱得起是一位意志堅定、英勇抗敵的高級將領,是一位忠于職守、功勛不可磨滅的愛國軍官[8]。

　　三、白崇禧的抗日活動還表現在組織回族社團,宣傳回族,提高認識,積極抗日等方面。白崇禧是回族社會中級別很高頗有影響的人物之一。在特定社會背景下,于1938年5月“中國回民救國協會”(以下簡稱“回協”)在漢口成立時被推舉為理事長,直至大陸解放。始終擔任回協會領導職務。他曾聯絡、會聚著當時回族各界的許多名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人物。有從淪陷區疏散到后方的,也有原居西南地區的。在舉行宗教節日活動時,他亦曾邀請教外社會名流學者、作家如老舍、顧頡剛等先生到會講課。白崇禧盡管忙于軍務,但在“回協”也傾注了一定心血并實施了很多實質性的具體工作。“伊斯蘭教徒在漢口舉行反侵略祈禱大會,到會的有全國各地教徒代表千余人,白崇禧在會上號召全國五千萬回教徒,以實際行動參加抗戰。”[4](P261)為了在全國各地發展“回協”分會機構,在他親自指導下,他家鄉廣西于1938年11月率先在全國第一個成立了“中國回民救國協會廣西省分會”,其岳父馬健卿被推選為“廣西回協”干事長。馬病故后,1940年廣西第二屆“回協”理事就職時,白崇禧還親自委派廣西回族知名人士、書畫家以鶴笙為監誓,馬松亭阿洪致開幕詞,大會極為隆重。白崇禧在戰火紛飛的百忙中,時刻記掛“回協”工作。他于1941年1月7日偕夫人馬佩璋在秘書謝和賡和高級參謀少將安賓堯(回族)、副官馬裕甫(回族)等人陪同下,親自視察了設在重慶張家花園的“回協”本部,大家深受鼓舞。“回協”自成立起,在宣傳組織抗日救亡,爭取民族平等權利,愛國愛教,提倡并資助民族教育,賑濟災民,發展地方“回協”分會,開展外交抗日活動等方面,做了大量且確有成效的工作。誠然,這些業績與理事長的領導和具體指導分不開的[7](P245-246)。
  
　　白崇禧在擔任“回協”理事長時,發表了不少宣傳回族人民抗日救國、愛國愛教的文章。抗日初期以當時“中國回教救國協會”理事長身份發表了具有“施政綱領”性的《中國回教與世界回教》講演。這篇講演分為六個部分,其中“二、三、四”部分就是對回教救國協會成立的使命(救國興教)、組織和中心工作,提出原則指導。1938年10月白在《回教大眾》第二期發表了《民族解放戰爭中回胞應有的覺悟》一文;第二年元月在《回民言論》創刊號發表《敬告全國回教同胞》,號召回族同胞起來抗戰,揭露日寇暴行。3月又發表《抗戰的形勢》。7月份又在《回教論壇半月刊》發表《抗戰兩年的回顧與前瞻》。《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會刊》創刊,白崇禧連續在會刊上發表《中國回教今后的展望》(1卷1期)、《抗戰第三年紀念雙十節之特殊意義與努力》(1卷2期)、《敵人戰略的演變與吾人之對策》(1卷3期)、《動員回教精神》(1卷5期)等。1940年元月至2月,白崇禧連續又在會刊上發表文章:《從湘北勝利說到今后應有的努力》、《爭取最后勝利之第一義》、《如何推動戰地的黨政》、《組織國際反侵略勢力》、《悼念黃花崗烈士》、《反侵略與回教文化》、《最近的抗戰形勢》、《革命青年應有的修養》、《國際形勢與抗戰形勢》、《向勝利的前途邁進》(2卷6、7期合刊)、《如何支持抗戰》(2卷8、9期合刊)、《興教與救國》(2卷12期)。白崇禧在文中提出若干喚醒回族同胞覺悟、積極抗日,提高穆斯林社會地位、經濟地位和文化教育素質的主張。
  
　　白崇禧在文章中提倡愛國愛教,糾正“爭教不爭國”的糊涂觀念。白崇禧在《回教大眾》創刊號發表的《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國民族的淪亡》一文指出:“我們是回教的信徒,同時也是中國國民,既然我們都是中華民族一員,所以要一方面發揚宗教的精神,一方面要對民族的存亡、國家的興衰,負起相當的責任。因為本身和中華民族有了密切的聯系,那么民族的生存,就是本身的生存,民族的滅亡,就是本身的滅亡,所以要團結精誠,堅定意志,去求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務使中華民族能夠不斷地在世界上繁榮滋長。”他還說:“我們要正確認識的,就是宗教信仰與政治信仰相配合,宗教利益當以國家利益為依據。”“我們回教自遭滿清摧殘之后,有不敢過問政治的趨勢,所以有些回胞抱‘爭教不爭國’的觀念,這是錯誤的見解。必須要使每個教胞都知道,有國家才有宗教,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國家主權不能獨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猶太人宗教意識是很濃厚的,但是國家被滅亡了,希特勒給在德國的猶太人五百馬克,驅逐出境,像愛因斯坦那樣的大學者,也不能容身于德國,只得流亡到美國去。……我們教胞‘爭教不爭國’的謬論,自不能再容許存在,以貽害國家和宗教的前途。現在已不是滿清專制時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猶太的滅亡可為殷鑒。”[8]“爭教不爭國”觀念,是把“教”置于一切之上,其要害是“重教輕國”,它與伊斯蘭教倡導的“愛國是伊瑪尼(信仰)一部分”的宗旨大相徑庭,相距十萬八千里。白崇禧進行鞭撻是正確的,沒有國家或國家主權不能獨立,宗教也就失去了保障。國家喪權,宗教也難存在,這可以說是一條古今中外的定理。不過白的“愛國”很明顯的是“信仰三民主義”的“國民黨政府”。

　　四、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白崇禧與共產黨合作共同抗日。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軍閥,在抗日問題上,與共產黨能互相合作,共同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九一八”事變后,以李宗仁、白崇禧為代表的桂系軍閥是主張抗日的,他們對中共1935年8月1日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中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表示贊同。對蔣介石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滿。基于這些原因,1936年1月桂系軍閥與廣東軍閥陳濟棠聯合發動反蔣抗日運動,得到中共的支持。同年12月“西安事變”發生后,桂系擁護中共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1937年6月抗戰前夕,桂系與中共簽訂了聯合抗日協議。當時張云逸受中共中央委托,作為黨的全權代表到廣西與李宗仁、白崇禧等談判,協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恰好此時,四川軍閥劉湘也派代表張可斯到廣西,與桂系聯絡迫蔣抗日。經過多次討論協商,桂系和四川代表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主張,最后達成了川、桂和中共聯合起來,迫使蔣介石抗日的綱領草案。其主要內容是:鞏固和平統一,實現民主政治;召開國防會議,充分接收各方面抗日領袖主張;樹立抗日旗幟,擴大宣傳;開放民眾運動,改善人民生活,釋放政治犯;努力促進國民會議制憲運動;各抗日力量彼此間團結互助;成立共同綱領之機構[9]。至此,桂系與中共便達成了聯合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協議,為全國抗日戰爭的到來作好了準備。
  
　　全國抗戰開始后,白崇禧出任國民黨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副總參謀長,李宗仁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1937年9月國共兩黨重新實現合作,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12月13日南京淪陷,國民政府暫遷武漢。當時中共代表團周恩來等長駐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也在武漢成立。周恩來在武漢期間,直接或間接通過在桂系內部工作的謝和賡(中共地下黨員)和劉仲容(白崇禧秘書,與中共接近的人士)經常與李宗仁、白崇禧聯系,互相交換抗戰情況,并對桂系的作戰計劃提出建議。甚至白崇禧的軍事演講稿也由謝和賡根據周恩來的意見進行修改。李、白對毛澤東、周恩來的軍事天才和淵博的學識甚為欽佩。程思遠在回憶錄中寫道:“毛澤東《論持久戰》剛發表,周恩來副主席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紹。白崇禧深為贊賞,認為這是克敵制勝的最高戰略方針。后來白崇禧又把它向蔣介石轉達,蔣也十分贊成。在蔣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論持久戰》的精神歸納成兩句話:‘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并取得周公的同意,由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作為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指導思想。”[10](P119)1938年初,廣西學生軍500多人路過武漢開赴鄂豫皖前線抗日時,白崇禧要程思遠去請周恩來給他們作抗戰形勢報告。
  
　　 1938年徐州會戰和臺兒莊大捷之前,白崇禧奉命由武漢去徐州協助李宗仁作戰,行前,他特請中共領導人周恩來和葉劍英到他的寓所,當面請教對敵作戰的指導方針。周恩來向白建議“在津浦線南段,已令新四軍張云逸的第四支隊協同李品仙、廖磊兩集團軍,采取以運動戰為主,游擊戰為輔的聯合行動,運動于遼闊的淮河流域,使津浦線南段的日軍時刻受到威脅,不敢貿然向北支援南下的日軍。同時,在徐州以北又必須采取陣地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方針,守點打援,以達到各個擊破的目的”[9]。此外,周恩來還向白崇禧提出,徐州會戰時,建議蔣介石必須給予李宗仁統一指揮五戰區內所有部隊,特別是指揮和調動參加這次戰役的中央軍的權力,否則步調不一致,就不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白崇禧對周恩來的這個建議表示完全贊同。周恩來對白還著重談到:“張云逸指揮的新四軍的游擊戰,一定在津浦線配合整個戰役,支援五戰區的部隊,向敵猛攻,破壞敵人的交通線,截斷敵人的供給,夜襲敵人的重要據點。同時,張愛萍將軍又以八路軍代表身份赴徐州向李宗仁表示該軍也大力支援五戰區的戰爭。”[9]周恩來還對白崇禧說:“為了使戰區的正規部隊知道新四軍、八路軍全力支援‘國軍’,希望李長官能把此支援的事向軍師發出密令通告,以增加將士對敵作戰的信心。”[9]1938年3月至5月開展的徐州戰役及臺兒莊戰役的勝利,是國民黨抗日以來少有的一次勝利。這次勝利是以桂系為主力,有國民黨各集團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部分部隊相互配合,廣大軍民浴血奮戰取得的。1993年4月在山東臺兒莊召開的紀念臺兒莊戰役勝利45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程思遠在大會發言中認為,臺兒莊的勝利,同李宗仁、白崇禧采納周恩來同志提出的,對這次戰役實行陣地戰的守勢與運動戰的攻勢相結合的正確戰略方針是分不開的[9]。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白崇禧到機場送走蔣介石之后,乘車撤出武漢南下長沙。途中白的車子出了故障,這時正巧周恩來乘坐的車子路過,周邀請白一同乘車南下,在車上周與白親切交談,從北伐戰爭、國共合作到當前抗戰形勢。正如白崇禧在回憶錄中所說:“沿途時間漫長,周恩來與我相談頗多,談話內容從他早年在南開念書,及法國留學經過,以至國共合作,抗戰諸問題,聽其談吐,知識常識豐富。”[2](P151)在兩人交談中,周恩來并向白提出要在桂林設立八路軍辦事處問題,希望他給予協助。白當即表示愿意幫助。在桂系的幫助下,1938年11月中旬,以李克農為處長的桂林八路軍辦事處成立。辦事處設在市內租用的桂北路138號“萬祥糟坊”的芝曠達的一幢兩層樓房,另在城北距市區7公里的靈川縣莫村和金家村,租用了幾間農民房屋作為機要電臺、倉庫,以接待過往人員和轉運物資。同年12月3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桂林行營成立,白崇禧兼任行營主任。白面囑桂林警備司令王澤民,對八辦的安全予以保護。這樣,桂林八路軍辦事處便利用合法的地位與桂系的關系,積極開展統一戰線工作,領導桂林抗日文化救亡運動和廣西地下黨的革命活動,指導和聯系華南各省黨組織,籌運抗日軍需物資,輸送過往人員等,成為華南地區統戰工作的一個重要的前沿指揮所。同時,桂系也通過“八路軍辦事處”加緊與中共聯系,共同推動全國的抗日戰爭。當時桂林不但成為大西南抗戰基地之一,而且還成為全國抗戰文化名城,全國許多文化名人南遷云集桂林。在桂林期間,周恩來、葉劍英等還積極做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濟深等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多次同桂系領導人談話,表示互相支持和幫助,所有這些都說明了在抗戰初期,桂系與中共的關系確實是比較好的[9]。武漢會戰結束后,日軍在抽調兵力到華北,加強對華北抗日根據地“掃蕩”的同時,對中國軍隊實施有限目標的局部性進攻作戰,企圖以攻為守,各個擊破中國軍隊,動搖中國軍隊的抗戰意志,以鞏固對武漢地區的占領,策應其在華北、華中的“掃蕩”作戰,促使國民政府妥協屈服。國民政府所領導的中國軍隊雖然在戰略防御階段受到很大損失,但到戰略相持階段到來時仍保持有強大的兵力。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了在敵后積極展開廣大游擊戰,以牽制消耗敵人的作戰指導方針,軍訓部在南岳衡山舉辦了游擊干部訓練班,并電請中共中央派人員到訓練班任教。1939年2月25日正式開學,蔣介石兼任主任,白崇禧兼任副主任,湯恩伯任教育部長,葉劍英任副教育部長。中共中央派了由30人組成的代表團,擔任軍事、政治教官。訓練班每期3個月,政治教育占45%,軍事占55%(主要以游擊戰及爆破技術為主)。第一、二期學員結業共1500余人,第三期因日軍飛機轟炸,先后遷到湖南零陵、祁陽。三期訓練班結束后,中共代表團于1940年3月全部撤離回到重慶。游擊干部訓練班的開辦,對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的游擊戰爭經驗,培養進行游擊戰的骨干起了積極作用。1939年10月軍訓部還編成《游擊戰綱要》一書,分發各戰區及軍事學校作為游擊戰的教材。國民黨軍隊在敵后展開一定規模的游擊戰,對配合正面戰場主力的作戰,牽制和消耗日軍發揮了一定作用[4](P356)。
   
　　白崇禧在抗日戰爭中是有功績的,他在抗戰初期與中國共產黨關系友好,能互相合作,相互支持,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但需要指出的是白崇禧具有反共的一面。這是他最不光彩的罪惡歷史。在他漫長的政治生涯中,盡管曾經同蔣介石兵戎相見,較量交鋒,但他一直追隨和依附蔣介石,共同鎮壓革命的工農群眾,捕殺大批共產黨人,負隅頑抗,是一個反共到底的國民黨死硬派。

　　參考文獻:

[1]蕭志華,商若冰.小諸葛白崇禧外傳[Z].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
[2]蘇志榮,范銀飛,胡必林,等.白崇禧回憶錄[C].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7.
[3]王成斌,等.民國高級將領列傳:第三集[C].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
[4]程思遠.政壇回憶[M].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王秀鑫.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
[5]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M].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4.
[6]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M].660-662.
[7]常啟明.白崇禧與回族和伊斯蘭教[A].首屆回族歷史與文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匯編[C].1998.
[8]謝和賡,林松.咤叱風云的回民三馬[J].廣西文史春秋,1995,(1).
[9]袁竟雄,林鳳鳴.論抗戰初期共產黨與桂系的合作[J].廣西師范大學學報,1995,(3).
[10]程思遠.政壇回憶[M].桂林:廣西人民出版社,1983.

　　來源：《回族研究》2005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