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奧運期間，北京市開放的涉奧宗教場所有32家，花市清真寺就是其中之一。原本只是想去采訪這里的奧運接待情況，不經意間卻追尋到了另一段精彩的歷史。
為穆斯林服務，
是其第一功能
8月15日星期五，是伊斯蘭教每周一次的主麻日，夏日的陽光灑滿了花市清真寺的院子。因為是在百年一遇的奧運期間，又因為花市清真寺是此次涉奧場所，因此前來禮拜的人比以往要多，從膚色、面孔和服飾可以看出，這些神情莊重的穆斯林來自不同國度、不同民族。此時，他們匯聚于花市清真寺的禮拜大殿，主持聚禮的阿訇李昌輝正誦讀《古蘭經》。
面對這一切，記者的心中只有感動，為他們的虔誠而感動。
花市清真寺位于熱鬧的西花市大街上，這里是北京回族聚居區之一，與繁華的崇文門外大街僅一站之遙。站在寺院大門的臺階上，就能看見時尚的購物中心新世界。花市大街是一條古老的商業街，自清末以來至民國年間“每月逢四（即農歷初四、十四、二十四）有市，以售紙花、鮮花、絹花為主”，街名亦因此而得。今天的西花市道路兩旁仍然店鋪林立，花市清真寺坐落在商業街的南側，牛羊肉鋪、清真茶行、清真超市將它包圍著，各種口音的叫賣聲此起彼伏，經營這些店鋪的以京東和山東的回族較多。
相傳，花市清真寺是明代開國功臣、回族將領常遇春所建。但記者在禮拜大殿外北墻隨墻石上發現了文字記載，花市清真寺最初建于明朝永樂十二年（1414年），明崇禎、清康熙及乾隆年間均有重修，尤其在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經過大規模整修，“宏敞壯麗，極一時之盛”。為了迎接奧運，2006年，花市清真寺在原有的基礎上又翻新了一遍。
站在禮拜大殿前，呈現在眼前的是古香古色的庭院和雄偉壯觀的殿宇。庭院布局嚴謹，而且清幽雅靜，常青的松柏、盛開的紫羅蘭散發出淡淡的清香，沁人心脾。清真寺的庭院為中國宮廷式四合院建筑，大小約300平方米。庭院的中心建筑是碑亭，碑亭頗為古老壯觀，亭頂為重檐綠琉璃瓦，四周裝以窗牖，門西直對大殿。在朝西的庭檐上懸掛著一塊黑底金字的匾額，“認主獨一”4個大字遒勁有力。
回望大殿，殿門上方懸掛著的一塊藍地兒金字阿拉伯文匾額莊嚴肅穆，意為“真主確實是唯一的主宰”。大殿北面墻壁匾額上有“潔凈精微”4個大字，為清同治戊辰年（1868年）馬新貽所書，南面墻壁則有“清真無二”匾額，是民國十二年（1923年）馬福祥將軍所題。兩塊匾額雖然是珍品，遺憾的是由于重新刷漆，匾額上面的題記已經無法辨認。
原本以為這座有著500多年的清真寺也就一直安安靜靜地站立著，迎接著四方穆斯林來此朝拜。沒想到，這里除了是穆斯林的聚禮之地，還是當年辛亥革命志士仁人秘密集會的地方。“90多年前，我國近代第一個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穆斯林進步團體——中國回教俱進會曾在這里成立。” 經李昌輝阿訇介紹，記者找到了線索提供人——1912年時任職花市清真寺的張子文大阿訇之子——中國回族學會常務理事、回族史研究專家張巨齡老先生。在張老家，記者目睹了很多第一手材料，也從中讀到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
參政議事，中國回教俱進會在此誕生
1912年4月，孫中山先生到參議院解臨時大總統職，隨即，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這些都標志著辛亥革命的成果已被袁世凱竊取，中國民眾命運未定、前程未卜。此時，虔誠的穆斯林們再也不能平靜地呆在清真寺里了，他們走向社會，“喚醒回教同仁”，實行“宗教改良及教育普及”，“啟自強之思想，振愛國之精神”。1912年7月，在著名大阿訇王浩然、張子文等的發動下，一些回族優秀分子同武昌起義的黃興派人士，以及宋教仁、蔡元培等在花市清真寺內秘密議事，繼續支持孫中山，商議如何維護他的“五族共和，振興中華”思想，揭露袁世凱的分裂和倒退陰謀。當時，37歲的張子文阿訇正在花市清真寺任職。每當聚會時，他都安排學生馬松亭、楊明遠等為大家放哨，一有情況，大家便從寺院后門撤出，經手帕胡同散去。
經過計劃籌備，1912年7月7日，中國回教俱進會在花市清真寺成立了。這一天，坐落在北京崇文門花市大街的清真寺，一反以往的肅靜靜謐，一下子沸騰了。剛剛擺脫了封建桎梏的中國回族群眾，從京城、從全國各地向這里聚攏，參加這個回族史上具有歷史意義的集會。它宣布“本會聯合國內回教人民，協贊共和，堅持統一，偕同進化，以期鞏固國基”；它提倡“回文學堂內兼授漢文及他必要之學科”；它歡迎“無論國內、國外、同教，異教，凡與本會表同情者而能有所協助者，得推為本會贊成員”。
回教俱進會在成立之前，就擬定出了一個“贊成人”名單，而在俱進會成立之后，這個名單的人員一直在增加。這里邊包括參與辛亥革命的黃興、宋教仁等要員，以及各地區首領，不僅有回族，還有漢族、蒙古族、滿族等。“這個多民族集合的‘贊成人’名單，充分說明了在96年前，回族先賢及其廣大回族群眾就有著寬廣的民族團結的胸懷。”張巨齡先生激動地說。
1912年8月24日，偉大的民主主義先驅孫中山抵京。9月15日，中國回教俱進會召集回族群眾500多名齊聚崇文門外“織云公所”（今北京東三里河路北“北京市勞動保護用品公司”所在地址）舉行了盛大歡迎會。他們親聆孫中山關于“五族共和，振興中華”的教誨。會后，孫中山先生親切地接見了回教俱進會的相關領導人，其中包括時任花市清真寺教長、同時兼任俱進會評議長的張子文阿訇，并合影留念。
對于中國回教俱進會籌備和成立的全過程，一份當時頗有影響力的報紙——《正宗愛國報》曾連續報道，其中包括“借花兒市第五學堂開茶話會”，“借花兒市禮拜寺開成立大會”以及投票公舉的領導任職情況等內容。與此同時，《北京新報》、《大自由報》、《民興報》以及著名的《大公報》和遠在上海的《申報》都有詳細記錄。張巨齡先生將這些材料的原件一一擺放在記者的面前，豎排繁體的版面看起來雖然有些麻煩，但在張老先生的耐心指引下，記者還是很仔細地讀了一遍，回味間，那段歷史中已經遠去模糊的人物印記似乎漸漸清晰起來。
聯絡社會，《回文白話報》力促邊疆穩定
在孫中山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回教俱進會的領導者及主要干事，一方面利用出席各地支部成立大會的機會，發表演說，宣傳民族共和，揭露封建專制，一方面直接從事以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為主要對象的宣傳工作。由于千百年的封建統治，特別是清王朝的鎮壓和民族屠殺政策，使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備受迫害，加之“英俄等國窺伺”，并用多種民族文字出版物的煽動，人們對辛亥革命、共和政體等存有疑惑。為了“講解共和之真理，消弭昔日之嫌疑，使其傾心向內，以杜外人覬覦之漸”，1912年末，一份阿漢合璧的《回文白話報》正式籌備并于次年1月份創刊。它以“開通邊地風氣，聯絡感情”，維護祖國統一為宗旨，并期望能夠集合其他民族力量，合力并進。
由于豐富的內容和生動活潑的文筆，很快，這份報紙受到了邊疆各少數民族讀者的歡迎。當時很多其他的新聞媒體都紛紛報道外界對《回文白話報》的反應，《新中國報》就曾在一期內容中報道了藏族“柯春科寺大剌嘛香輩奉讀之下，視為神奇世寶，日與大眾講說，且供奉殿中，漸次影響傳播民間；而林蔥各土司群詣辦公長官行署，多方要求，電達中央添賞數份”。
這份備受邊疆少數民族人民喜愛的讀物的主筆和編輯主任，不是別人，正是中國回教俱進會的領導者王浩然和張子文，他們一面擔任會務和阿訇之職，一面積極投身社會，宣揚共和，很多思路和工作就是在當時的花市清真寺完成的。王浩然和張子文阿訇也因此更為回族群眾所敬重，并雙雙榮獲了國民政府頒發的最高獎賞——嘉禾獎。
正如張巨齡先生所評價的那樣：“從歷史上來說，花市清真寺，不，在我看來，不只‘花市’，中國的清真寺，她們曾經不只既是穆斯林舉行宗教活動的場所，也是穆斯林們的議事場所和與社會相互溝通的社會活動場所。花市清真寺，她是一個開放的、緊跟時代前進的、與社會相適應的宗教場所。”
當記者隨著張巨齡先生的講述體味花市清真寺這一段不平凡的往事，并瀏覽面前一幅幅記載歷史的照片和文字的時候，內心深處涌起的是對曾在此任職的眾多開明的宗教人士的敬佩之情。中國回教俱進會的成立，《回文白話報》的發行，以及其創辦者為維護民族團結和祖國統一所做出的努力，為花市清真寺的史志添加了精彩的一筆，使其在北京眾多清真寺中彰顯獨特，也因而讓更多后來者有更多追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