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具地域特色的方言，在南方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卻成了“語言表達的瓶頸”？日前揭曉的第七屆茅盾文學獎，再度引發(fā)了文學圈內(nèi)對于小說語言方式的討論。專家指出，語言問題不應成為“南方寫作”呈現(xiàn)弱勢的借口，因為語言轉(zhuǎn)換的能力是每個優(yōu)秀作家所必備的。“方言與普通話之間的巨大差異，為不斷豐富普通話的語言表達提供了可能。當代作家不應忽視方言敘事尚待挖掘的巨大潛能。而以個性文字來豐富語言表達，也正是作家的職責所在。”

　　“弱勢”豈能歸咎語言差異

　　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日前頒出，在四部獲獎作品中，被圈內(nèi)歸類為“南方寫作”的，只有麥家的《暗算》。而在此前歷屆近三十部茅盾文學獎作品中，南方作家的獲獎作品也屬鳳毛麟角，僅有以王安憶的《長恨歌》為代表的幾部而已。“南方寫作”在茅盾文學獎評選中整體屈居弱勢，已是不爭的事實。對此，圈內(nèi)近來有一種說法，認為茅盾文學獎之所以冷落“南方寫作”，主要原因還在于南方作家在文學創(chuàng)作中，難以突破南方方言帶來的“語言表達的瓶頸”。

　　“現(xiàn)在很多作家正嘗試用上海方言寫作，以方言表現(xiàn)上海的城市感覺。不過，很多外地讀者很可能就讀不懂。”上海作協(xié)副主席趙長天表示，“南方文字”并不隸屬于更為接近普通話的“北方語系”，因而不能很好地進入北方讀者的視野。但是，有許多南方城市文化中獨具生命力的東西，和生活中某些微妙的感覺，卻有賴于上海方言的表達，一旦以普通話的書面形式出現(xiàn)，便成了索然無味的“報告體”。

　　趙長天認為，“北方方言和文字可以一一對應地表達，而南方方言卻有很多根本不能找到理想的對應文字。因此，南方作家的創(chuàng)作在語言表達上受到了更多的限制。”

　　語言不應成為“弱勢”借口

　　既然“方言焦慮”在中國當代作家中非常普遍，那么這一共同面對的問題，又怎能成為某一地域作家為自己的創(chuàng)作弱勢進行辯護的理由呢？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張生表示，作家不能把所謂的“方言瓶頸”作為寫不出優(yōu)秀作品的借口。“中國古代各地方言就不同，文學寫作卻統(tǒng)一以文言文表達。吳越江南之地照樣出了不少大才子，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以說‘官話’的京都獨大。而以英語寫作的西方作家，各地語言在發(fā)音上也有所差異，最為鮮活的生活俚語一樣無法共通。”他說，若以方言為理由，西方大文豪博爾赫斯、卡夫卡的作品經(jīng)過翻譯以后，恐怕就沒有讀者了，“莎士比亞更要抱屈，他以古代英語寫作的作品，怎能奢望當代中國有人讀呢？”

　　“每一個出色的作家，一定都具備很強的語言轉(zhuǎn)換能力。中國現(xiàn)代文學大家魯迅和周作人，都是南方作家，他們的作品中就有很多把吳語方言轉(zhuǎn)換成普通話的成功例子，他們甚至還奠定了中國白話文寫作的基石。至于北方作家，王朔如果以純粹的北京土話來寫小說，讀者肯定也不能完全讀懂。作家對語言的轉(zhuǎn)換有成功也有不成功，但大家在創(chuàng)作中同樣遭遇到語言轉(zhuǎn)換的困難性。”張生指出，上海作家不能把“方言問題”當做寫不出好作品的“遮羞布”，而不去檢討自己的寫作能力。“這樣的說法，和中國作家得不了諾獎就抱怨翻譯不好，是同一個邏輯。”

　　方言敘事潛能待挖掘

　　本屆茅盾文學獎評委會，曾評價《秦腔》的拙樸語言很有味道，“用瑣碎的細節(jié)和語言來推動整個敘事，更是一種藝術的冒險，具有重大的價值。”由此可見，茅獎評委會非常看好賈平凹具有濃郁地域特色的敘事和文字風格，并鼓勵作家們在這方面做出更多的嘗試。評論家雷達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方言敘事的確有巨大的潛能有待挖掘，“方言獨特的表現(xiàn)力也有助于作家在創(chuàng)作上進行突破。”

　　但是，評論家們幾乎都不看好直接用各地方言來寫小說，并批評這種“簡單嫁接”的創(chuàng)作。而莫言以山東高密的“貓腔”寫作的《檀香刑》，和賈平凹的《秦腔》則被奉為比較成功的范例。華師大中文系楊揚教授認為，像《檀香刑》那樣，套用方言或地方戲曲的腔調(diào)來寫作，遠比形式上用方言寫作更為可取，“文學創(chuàng)作應更偏重體現(xiàn)地域文化的神韻，而不是在形式上照搬。”

　　雷達則表示，《秦腔》的成功之處在于，作家在寫作過程只是積極調(diào)動了方言思維，而不是把純粹的方言落實到小說的文字中，“小說有明顯的方言的底子，卻不是通過方言呈現(xiàn)出來。”雷達說，現(xiàn)在有很多網(wǎng)絡語言時代感很強，但是要用這樣的語言來表達民族情感卻是有所欠缺的。“而在這方面，方言就獨具優(yōu)勢，方言的表現(xiàn)力和生命力，值得作家們學習、借鑒、模仿，以期通過不斷的碰撞和彌合，雜交出成熟的個性語言，寫出開放前提下的本土化敘事。”

　　作家有責任豐富語言表現(xiàn)力

　　在有些南方作家眼中，“方言瓶頸”像是跨不過去的一道坎兒。可在評論家們看來，正是方言和普通話之間的差異，為普通話表達提供了進一步豐富的可能性。“作家本來就應該是創(chuàng)造和不斷豐富本民族語言的人，他們不應該放棄自己的這一責任。”

　　張生表示，與其一再抱怨“方言瓶頸”，陷入“方言焦慮”中不可自拔，我們的作家不如更多地去深入思考，更努力地去嘗試突破，將自己的方言神韻更好地融入到寫作當中。“近年來中國作家不斷以語言為借口，為自己的寫作辯護，這非常不好。普通話寫作較之方言表達，可能的確是多了一層束縛，但文學創(chuàng)作‘帶著鐐銬跳舞’仍能成就精美藝術的例子不勝枚舉，這有待于中國作家們的進一步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