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伊斯蘭教育的成功實踐
        紀念成達師范學校創建80周年       

           伊斯蘭教育是伊斯蘭教在中國傳播、發展的基礎,它在中國穆斯林形成、壯大和延續自己的宗教信仰,傳承伊斯蘭文化等方面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就回族的伊斯蘭教育而言,從唐宋時期回族先民以家庭為基本單位的“口傳心授”教育,到明朝中葉以清真寺為中心的經堂教育,再到20世紀初開始的以學校為重要陣地的現代伊斯蘭教育,莫不顯示出中國伊斯蘭教育隨著回族社會發展的進程,不斷的適應社會進步所迸發出的頑強生命力,從而也對回族社會產生著重大的影響。其卓越的成就和寶貴的經驗及留下的一串串閃光的足跡,至今仍然影響著回族社會,并給我們很多的啟示。
  
　　    如果說明朝中葉經堂教育在中國大地上的出現,標志著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宗教教育,從家庭教育轉化到回族社會經堂教育的一次飛躍,那么20世紀20年代中期創建于山東濟南穆家車門清真寺內的成達師范學校,則是集宗教教育、民族教育和國民教育于一身的,中國現代伊斯蘭教育一座豐碑的樹立。成達師范從濟南遷北京,再遷廣西桂林,繼遷四川重慶,后返北京的歷史,也見證了現代中國多難的國事和伊斯蘭教育艱難曲折的歷程。我們說成達師范是中國現代伊斯蘭教育的一面旗幟,不僅僅是它在教書育人、弘揚正道方面的成就,還有在該校的成長史上面對重重困難,不屈不撓,適應社會發展,培養時代人才的勇往直前精神。這也是今天我們紀念成達師范建校80周年的意義所在,是我們追憶“成達”往事,立志未來發展的堅強信念。
                              
　　    一、成達師范是時代發展的產物
  
　　    20世紀初,隨著中國社會發生的巨大變革,一系列以提倡文化教育和喚醒民族意識為內容的民族民主運動相繼興起。一批回族穆斯林中的知識分子,目睹和感受國家危亡的現狀、民族不振的現象,以及宗教日漸衰退的實際情況,從民族內部和中國社會的深處看到了問題的實質,要振興自己的民族,必須普及民族教育,進行宗教改良,喚醒民族自強意識,來推動回族社會的向前發展。其中振興回族穆斯林教育被視為首要任務,1906年在江蘇鎮江成立的“東亞穆民教育總會”(后稱“東亞清真教育總會”)提出,成立此會的目的“蓋欲為中國全體回教謀教育普及”;1907年,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回族學生創立的“留東清真教育會”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為宗旨;1912年王浩然阿洪在北平發起成立的“中國回教促進會”本部通告中提出:“世界大勢注重教育,不足以圖存,遂即提倡興學。”當時在各地成立的回族文化團體也紛紛提出重視回民教育,啟發回民知識,克服過去那種“多讀書即遠教門”的陳舊思想。在這種時代潮流的支配下,一股辦校熱潮在回族知識分子的倡導下興起。
   
　　    1906年,童琮在江蘇鎮江創辦“穆源學堂”,1907年,馬鄰翼在湖南邵陽創辦“清真偕進小學”,1908年,王浩然與馬鄰翼 等在北平牛街創辦“京師清真第一兩等小學堂”,后又在三里河、花市、教子胡同、海甸鎮各設小學一所。所聘教師,“皆南北知名人士”,其影響逐漸擴大至各地。在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區,新的回民教育模式也逐漸興起。湖南回族人馬鄰翼到甘肅任職后,聯絡了在甘的回族穆斯林知名人士,于1913年籌辦了以促進和發展甘肅回族教育為宗旨的“蘭州回教勸學所”,并在蘭州回族聚居區開辦了5所回民小學,在蘭州毗鄰的皋蘭縣也成立了“回民勸學所”,興辦回族教育,使甘肅回民以念書為當差、“富家子弟覓代讀”的局面,有了一定程度的扭轉。在寧夏,張禹川于1913年在固原縣城設立“固原清真第一高初兩年學校”,馬福祥于1918年前后創辦49所回民小學和1所“蒙回師范”。青海于1922年成立“寧海回教教育促進會”,在回族、撒拉族聚居地區,創辦新式的穆斯林學校。而成達師范的創建,則開中國伊斯蘭現代教育中創辦中等學校的先河。此后,在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相對集中的地方,先后創辦了山西晉城的崇實中學(1926年),浙江杭州的穆興中學(1926年),上海伊斯蘭回文師范(1928年),四川萬縣伊斯蘭師范(1928年),云南昆明的明德中學(1929年),北平的西北公學(1929年),湖南邵陽的偕進中學(1931年),青海西寧的昆侖中學(1932年),寧夏的中阿師范(1934年),北平的新月女中(1934年),青海西寧的寧海回教促進會第一附中(1934年)等。這些中等教育的學校中,既有宗教知識與普通文化知識兼學的師范教育,也有爭取回族婦女接受新式教育的新月女中和具有回族職業教育雛形的崇實中學。
  
　　    中國回族穆斯林社會,經歷數百年的經堂教育后,以適應社會進步與發展而出現的這些現代伊斯蘭教育的中等學校,無疑對推進回族的現代教育,促進回族社會與時俱進,起到了空谷足音的作用。
  
　　    成達師范作為中國回族社會現代伊斯蘭教育中等學校的開拓者,其創建和發展也是在時代潮流的影響下出現的。成達的創辦者們當時在更高的層面上來看待成達興辦的必要性。成達早期創辦人之一的馬松亭先生,在《禹貢》半月刊第5卷第11期,撰文《中國回教與成達師范學校》,專門談到了成達創辦的時代原因。在外部環境上他認為:“回族文化的靜止,國家意識的薄弱,對于回族本身,多少成功了不和漢族同化而使本身加強特性的結果。這種現象,消極方面減削中華民族整個的力量,另一方面促成回漢的反感,影響所及,真不是楮墨所能形容的了。……基于這種教訓,我們知道促進回、漢的團結,培植國民國家意識,提高回民文化,發揮回族固有的精神,使恢復以前在國家的地位,是怎樣重要的事情!而唯一的方策,養成時代的、適用的回教阿洪師資、利用他的優越權威地位,來領導他們,來完成這個使命,是我們夙夜匪懈的天職。成達師范學校就在這種信念下產生。”

　　    就內部環境和回族本身的原因,馬松亭先生認為:“中國回教也憑著經堂教育延續千余年的生命。不過,課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對于義理典籍比較少些。至于社會常識、公民常識、自然、史地以及國學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闕如。所以這種教育,談不到什么時代精神,國家意識,無形以與中國社會隔絕,造成獨善其身的局面。這種弊端,是很顯然的。基于這種認識,更堅定我們創辦改良回教師范教育的信念。”這些認識從一個方面反映了當時的回族知識分子從自己民族內部和中國社會的深處看到了問題的實質,要振興自己的民族和傳統的伊斯蘭文化,必須普及符合時代要求的民族教育,進行宗教改良,喚醒民族自強意識,來推動全民族的向前發展,與各民族立于同一個水平線上,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同開拓祖國的新天地。成達師范正是在這種歷史和社會的背景下,肩負著振興社會和民族的雙重重任應運而生。
                             
　　    二、成達師范愛國興教的時代特征
   
　　    成達師范自創建至民國結束的24年,正是中國社會激烈動蕩,內憂外患不斷,偌大的中國放不下一張安靜書桌的時期。因此,成達師范也如一葉小舟,在風雨飄搖中艱難跋涉。但成達師范一直堅持高揚愛國的旗幟,堅持辦學理念,伴隨時代的脈搏跳動,走出了一條以教育興國興教,培養穆斯林可用之材的嶄新之路。在24年的辦學中,以適應時代需要,適應弘揚伊斯蘭文化需要的特征貫穿始終。
   
　　    成達師范的創建,“以造就健全師資,發展回教文化,恢復回族固有精神,增進回民對于國家的效能為目的”。該校總章第二條中明確寫道:“本校遵照中華民國教育宗旨,施行師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師資,啟發回民知識,闡揚回教文化為宗旨。”這里把國家的需要和利益列在首位。遷到桂林后招考阿洪專修班學生簡章中也寫明招收專修班的目的在于“應時代之需求,以造就經漢兼通阿洪之目的”。以當時社會的需要而培養專門人才。在成達師范建校10周年紀念時,《月華》雜志記者在“時事述評”欄目中,也談到成達建校的緣由與國家振興息息相關。述評中寫道:“歐洲人勢力東來之后,數千年來之中華古國,竟淪為次殖民地國家;文明社會悉遭崩潰,以致中國回教,亦隨之而江河日下,不可終日;此情斯境,識者莫不痛首,故數十年來,吾教志士,奔走吶喊,以謀挽此危急;雖各人見地不同,途徑殊異,而強半咸以為舉辦回民教育,振興宗教,鞏固國基,挽救民族為要,此即成校之所由設立也。”
   
　　    特別是在國難當頭,中華民族處于危急的時刻,成達師范的決策者們和廣大師生,表現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強烈的愛國精神和氣節。抗日戰爭期間,北平失守后,時已遷往北平的成達師范,不堪忍受日軍的血腥統治,密商外遷,“避免做文化的俘虜”。日本北平當局“令人示意,愿助以經費,俾早開學。后又易利誘為威脅,危詞恐嚇,敝校始終不為之所動”。師生們化裝出北平,分兩批轉道湖南衡陽到廣西桂林,繼續堅持辦學。由成達師范主要負責人參與創辦的《月華》雜志,也一直堅持愛國興教的立場。王夢揚在《月華十年回溯》一文中寫道:“《月華》本來是個主張興教建國的刊物,自‘九?一八’事變后,北平環境日非,立論極感困難,既不能顯觸當道之忌,又不能違背本身立場,致使這純潔的刊物,在愚劣的氛圍里,勉強的過了幾年,及至‘七?七’事變發生,《月華》不能不自動停頓,而敵人方面,迭次派人促使復 刊,但主持人迄不為動,于萬分艱困之中,又隨著成達師范學校遷到桂林,重與教胞見面。”從一份民間的刊物辦刊立場和原則,不難看出當時回族穆斯林萬眾一心,從社會的各個層面參與抗戰的信念和決心。時為成達師范校長的唐柯三,對學校愛國興教有著更深刻的認識,他在桂林清真古寺歡迎成達師范學校遷桂林大會答詞中,以“成達師范學校之緣起及遷桂之經過與意識”為內容,比較系統地談到了成達師范的辦學經歷和主張。他談到遷往桂林的意義,“簡言之,就是服從教義,保全人格,不甘在敵人的利誘威脅下茍安屈服,保存回民教育的一線曙光,樹立回民抗敵的風聲”。對培養經漢雙兼的宗教專門人才,他認為:“回教本義,本重求知,穆圣有云‘求學在穆民男女上是天命’!所謂求學者,系知一切學問而言。若生為中華國民,而不識中華國文,已違圣訓之旨,乃反謂讀書為違背教義,有理乎?”關鍵在于“應時代之需要,惟有速謀造就開明阿洪之一法耳”。對于中國穆斯林的愛國精神,他慨然而言:“我國回民不下五千萬(原文如此——引者)眾,實為中華民國之重要成分。穆圣云‘愛護國家,屬于信仰’。吾人既知愛國為信德之一,即應盡我國民之兩重責任。當此全面抗戰之時,凡我回民,既不能悉赴戰場,執干戈以衛社稷,應如何遵奉教義,努力教育,以激發愛國思想,充實救國力量,為國家后盾。”唐柯三的講話不但表達了成達師生的愛國之情,亦反映了回族穆斯林對抗戰的立場和決心。所以,在成達師范的歷史中,教育成就固然令人稱道,但其始終堅持愛國興教的精神和與中華各民族共赴國難的氣節,更被后人所敬重,尤其在今天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這種精神更值得我們學習。
    
　　    三、成達師范適應社會進步的教育實踐
  
　　    成達師范在中國現代伊斯蘭教育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其對回族穆斯林的影響可載入史冊。究其根由,筆者認為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成達教育適應社會的發展,勇敢地對舊有的傳統伊斯蘭教育進行改革,開拓出伊斯蘭教育的新天地;二是根據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實際狀況需要,培養穆斯林社會的可用人才,并在各行各業中發揮作用。1938年4月在桂林《月華》復刊號“月華論壇”欄目中,談到成達師范的特點時就指出:“成達師范不僅是造就經漢兼通的宗教及教育人才,并且應當是造就在三民主義領導下富有國家意識的有為有守的人才。”而傳統的伊斯蘭教育主要是在清真寺里招收滿拉(學生),由阿洪專門講授伊斯蘭教教義、進行單純的習經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養宗教職業者,延續穆斯林的信仰和伊斯蘭教的發展,但對回族社會的政治、經濟等方面的發展作用甚微。這種教育只拘泥于教義的講解,囿于清真寺里進行,一般群眾既不懂經文,也不懂漢文,回族文化也僅僅體現在伊斯蘭宗教文化上。馬松亭阿洪曾感嘆地說:“回民……自立求進的狀態,變成消極自守、不干外事的狀態,放棄社會上的一切權利,專求宗教本身的推延,馴至養成回民僅富有宗教意識,而薄于國家意識。”而成達等學校所倡導的現代伊斯蘭教育,提倡中阿文并授的教育方式,培養兼通中阿文的穆斯林知識分子。他們用漢文講解伊斯蘭教,翻譯《古蘭經》、“圣訓”等伊斯蘭教經典,極力做到通俗易懂,以闡揚伊斯蘭教的真諦,豐富和發展中國伊斯蘭文化。對以往“學習漢文化等于隨了‘漢教’”、“越念書越離教門遠”的舊觀念也予以很大的沖擊和改變,使宗教教育開始向民族宗教結合的教育,乃至社會普及教育發展。對于接受現代伊斯蘭教育的年輕一代回族穆斯林來說,在學校里不但學習阿拉伯文、漢文和伊斯蘭教知識,更重要的是他們通過漢文,學習政治、經濟和自然科學的知識,使其視野開闊了,接觸的領域寬廣了,頭腦中思索的問題也就深化了,進而促進了民族意識、愛國意識和民族團結思想的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