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大半年的街頭攔訪和入戶調查，受訪市民逾萬的《市民與慈善》調查報告近日在市慈善基金會正式出爐。調查顯示，97%的上海市民都通過各種途徑捐過善款，人均捐款次數為3.9次，平均捐款數額為250元。“雖然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差距，但上海已經走在了全國的前列。”這個“差距”和“前列”究竟表明了上海怎樣的慈善文化呢？

　　龔丹韻：您在六年前也指導過類似的調查，與六年前相比，市民慈善如今有什么不同嗎？
 

　　于海：我覺得上海的慈善文化有很大進步。比如慈善動機，響應組織號召曾經是第一動力，現在排在很后面，助人為樂占了60%以上，個人的主觀善念成為主因。

　　過去，慈善一度被認為是有錢人的游戲。隨著上世紀80年代慈善理念的傳播，慈善基金會陸續成立，90年代慈善的做法逐漸被接受，政府開始倡導。但當時人們的心態依然是：別人都掏錢我不得不掏。直到今天，市民開始完全出于自己的認可，主動慈善，以獲得內在精神上的滿足。汶川地震更是讓這一慈善精神向前跨越了一大步。所以現在，內在動力更強于外在要求，這正是慈善的源頭活水。

　　其次，六年前的調查中，并沒有企業社會責任這種說法，我自己也是五年前剛剛接觸到，當時覺得在中國提會不會太早？但這次調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廣為市民所知。觀念已經走到了實踐前面，甚至成為東部沿海地區乃至更多中國城市的流行觀念。

　　龔丹韻：為什么會觀念先行？

　　于海：我想這可能與上海的國際大都市定位有關。上海的國際企業很多。企業社會責任原本是國際觀念，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非常善于學習和接受先進的國際經驗，通過學者提出、媒體推廣、輿論探討等傳播。 雖然這些做法在實踐中難免有波折，但是先進理念容易在上海這樣的城市傳播流行，得到認可。

　　調查設計中有一道題：市民對企業慈善怎么看？認為企業是為了維護公共形象、撈取利益還是盡企業社會責任？沒想到選企業社會責任的居多。市民對企業的評價可能樂觀了點，但這說明中國企業確實開始登上慈善的舞臺。企業捐款多在聚光燈下，傳播力比個人行善大得多。輿論對企業社會責任一直多有批評，但企業從原來一點不做到做起來，總有一個過程。即便是作秀，但只要形成拿企業社會責任說事的社會輿論，對企業行善肯定有促進作用。

　　因此從整體結果看，上海的慈善理念還是走在前面。一座城市的慈善水平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要有經濟基礎，二要有慈善的文化觀念。從這個角度看，大城市推行慈善觀念更容易：不僅有經濟水平的優勢，更有文化觀念、教育程度和信息傳播的優勢。同時從生活方式看，大都市也能將先進理念與時尚元素結合，使慈善成為一種酷的生活方式而大行其道。

　　龔丹韻：那么調查中發現什么問題沒有？

　　于海：我們的慈善起步較晚，差距總是有的。最大不同就是實現途徑上，市民主要依靠單位、學校和居委會，而非民間機構；即使是慈善組織，也是有官方支持的組織更容易得到市民信任。具體的項目選擇上也是如此。問到“最愿意捐給誰”？答案多是生活困難或受災人群，這些和政府項目基本契合。其實慈善不只如此，它的范圍可以非常廣。曾報道過一些孩子早夭的家長組成了哀傷團體，互相幫助，這是民間自發的慈善項目。又比如一位香港女士舉辦了成長心連心活動，專門幫助青少年學會與老師家長溝通，這也不在政府項目里。

　　我們的特點是國家慈善，利用官方強大的組織網絡和能力來實現，這樣有公信力，但我們也需要發自民間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我期望上海的公益組織，有朝一日能成為全社會的公益領袖之一。比如美國加拿大有一個聯合勸募的組織，到了年底，街上到處可以看到其有意思的勸募廣告，對創造社會的慈善文化上貢獻甚大。上海也有這方面的優勢，外交官多、外國人多、年輕人多，城市充滿活力，很多白領樂意把業余生活放在公益項目上。對慈善而言，民間創意有更大的生命力。

　　龔丹韻：回顧整個2008年，雪災、地震、洪水，不斷凝聚起社會的慈善意識，但同時，指責受捐人不知感恩的事件也絡繹不絕，令慈善文化顯得尷尬。

　　于海：過去我們是熟人社會，沒有幫助陌生人的傳統，所以講究的是滴水之恩、涌泉相報。恩怨相報是和小農社會連在一塊兒的。這與現代慈善理念還有一定距離。慈善是出于憐憫，幫助不認識的人，錢到了他手上后，你不應再心存支配他人生活方式的想法。這才符合現代慈善的理念動機。一些機構的慈善活動還延續著報恩傳統，其實人要有感恩心沒錯，但這要發自他們內心，也要維護受助者的自尊心。

　　今天的青年一代助人為樂，回報社會，都已經漸漸超越恩怨相報的傳統觀念。比如，他們對捐贈的責任提出要求，一定要確保錢花在了需要的地方。這種權利意識，表明新的慈善觀念正在形成。

　　龔丹韻：也就是說現在年輕人的慈善理念已經和傳統不一樣了？

　　于海：是的。文化程度越高、交流越多的城市漸漸會有這樣的特點：年輕人更了解慈善的情況，他們不再只靠組織號召，而是一種主體選擇，樂意選擇和自己人生經歷契合或感興趣的項目，幫助特定人群。比如說一位盲人復明成功后，最想成立的或許就是幫助盲童的慈善組織。又比如汶川地震后，不少人按照自己的想法，直接帶著錢去學校，不是什么都交給機構。我遇到很多民間組織的創始人都是白領，他們更關心社會上一些分化的人群，以特定項目、特定人群作為慈善運作的核心。這樣的好處是：會吸引更多對特定項目有興趣的人。當一個人主動慈善且有定向目標時，會愿意花更多的錢，比如教育領域、藝術領域等。資助內容之豐富多元，在六年前幾乎不能想象。

　　國際經驗表明，都市白領最容易成為慈善的主力軍。他們把公益活動看作流行文化的一部分，看作時尚生活。年輕人可以做得很樂呵，上海有一個提倡健康、可持續生活并樂于行善的公益組織，名字就叫“樂活”，他們同時獲得了一種推動社會進步的成就感。社會最好的慈善文化，就是慈善常態化，它未必需要人人崇高，卻能成為日常行為，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