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斯爾教授在哲學觀上秉承“傳統主義學派”(traditionalist school)的觀點，該學派又以“永恒哲學”(Perennial Philosophy)、“永恒主義”(Perennial－ism)著稱。該學派特別重視前現代、非西方的智慧傳統，認為各大宗教傳統都可上溯到同一個本原，即“永恒智慧”或“神授智慧”，而現代西方則恰恰中斷了其與這一神圣源頭的聯系。納斯爾認為，永恒智慧存在于各大傳統之中，通過我們直觀到的不同的形象——如使者、先知、化身、圣子或者其他傳達者——啟示或者顯現給人類，這一永恒智慧，在西方傳統中就是拉丁文的sophia perennis在印度傳統中就是梵文的sanatana dharma(恒法)，在伊斯蘭傳統中則是阿拉伯文的al-Hikmah al-khalidah(永恒智慧)。

　　因此，納斯爾所代表的傳統主義學派強調知識的神圣性，認為“現代”與“傳統”的區別不是時空范疇內的“先后”關系，而是同超驗、永恒、神圣之域的“圣俗”關系。這樣，傳統學派已經進入了社會批評的領域，對現代性的“進步”、“進化”等觀念提供了有價值的反思。作為與西方思想關系密切而又迥然相異的思想體系的伊斯蘭思想傳統，就提供了納斯爾教授實踐其上述思路的最佳資源。在“神授智慧”這一核心概念的引領下，納斯爾教授找到了貫穿伊斯蘭哲學史的“綱”，重構了伊斯蘭哲學史的框架和體系，并最終在他與奧立弗·利曼主編的《伊斯蘭哲學史》(1996年)中表達出來。
　　一、納斯爾評伊斯蘭哲學史研究中的東方主義模式
　　
　　納斯爾教授指出，伊斯蘭哲學史研究的真正開端是19世紀中期以來歐洲東方學家對伊斯蘭教的研究。這個研究傳統先天具有的歐洲中心主義和東方主義視角，使其不可避免地有重大的觀點上的缺陷；但由于“先入為主”，這一研究傳統卻在19世紀以來有著最為廣泛的學術影響力。

　　19世紀中期，哲學史研究在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興起。雖然很多西方學者試圖“科學地”研究伊斯蘭哲學，但他們卻受制于自身學術傳統的局限，集中表現在“Orientalism”這一概念上，它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種學術研究學科(此時譯為“東方學”)，一種思維方式，一種權力話語方式(此時譯為“東方主義”)。而三者往往相得益彰。1978年，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W.Said)的名著《東方學》出版，在世界范圍內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論。薩義德指出，“東方”并非一種自然的、地理的存在，乃是被“西方”建構起來的一種文化和政治的現實。后來，英國穆斯林學者齊亞烏丁·薩達爾(Ziauddin Sardar)又著述了同名著作，梳理了東方主義的歷史，他指出，東方主義所關注的不是“東方”，而是“西方”自身，只不過這種關注“是通過對一個虛構的被稱為東方的對象的想象來體現的”。此后，這種“東方主義”的視角又通過歐洲的全球擴張被輸入到各個國家和地區，使得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在很長時期內也不自覺地受到其影響。

　　當然，作為學科的“東方學”在歷史與文化研究領域是有貢獻的，但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的“東方主義”卻是非常狹隘的。納斯爾指出，伊斯蘭哲學史研究就源自歐洲的東方學。“近7個世紀的時間，在諸如巴黎、魯汶、帕多瓦和波洛尼亞這樣的地方，此種關于伊斯蘭哲學的觀點被作為西方學術史的一部分講授。”這種觀點認為：伊斯蘭一阿拉伯哲學是一種中世紀的哲學形態；主要充當了“二傳手”的角色，即在保存、翻譯、注釋以及向歐洲輸回亞里士多德哲學方面作出了貢獻，但獨創性很少；伊本·魯世德(阿維羅伊)是中世紀伊斯蘭哲學的巔峰和結束。這種觀點不僅長期在西方流傳，而且也影響了近代以來到歐洲求學的穆斯林學者，“雖然身為穆斯林，這些學者卻是從西方資源學習他們的伊斯蘭哲學，并仍舊在通過他人的眼睛來尋求自己的學術認同”。

　　納斯爾教授認為，上述此類觀點的主要缺陷是：

　　第一，把伊斯蘭哲學等同于阿拉伯哲學，縮小了伊斯蘭哲學的理論內涵和地理范圍。首先，從語言說，雖然多數伊斯蘭哲學著作是用阿拉伯語寫成的。但自伊本·西拿時代就有很多波斯文著作；其次，從民族背景說，雖然有重要的阿拉伯哲學家如鏗迪和伊本·魯世德，但更多的是波斯哲學家、突厥及印度背景的哲學家；在大多數時候，波斯才是伊斯蘭哲學的主要陣地。

　　第二，把受希臘哲學影響的哲學家作為伊斯蘭哲學的頂點，忽視了伊斯蘭哲學的時間延續性和其獨特的發展脈絡。納斯爾教授認為，伊斯蘭世界與歐洲一起繼承了古希臘的哲學遺產，但其繼承和闡發的方式卻是迥然不同的。如果以現代西方的理性主義、啟蒙精神來解讀伊斯蘭哲學史，無疑會忽視伊斯蘭哲學重視精神性價值和心靈凈化的獨特取向。

　　正是從對東方主義的伊斯蘭哲學史觀的反思入手，納斯爾教授開始提出并構建了立足在伊斯蘭傳統內部視角的哲學史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