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婦女觀與其它婦女觀之比較
周立人

自人類有史以來，對于婦女問題，各種文化實體和各種學派持有各種不同的、甚至對立的觀點。
佛教認為，女人具有“五漏之體”，而男人則“身具七寶”。（《佛說大乘金剛經論》），佛言：“人系于妻子舍宅，甚于牢獄……透得此門，出塵羅漢。（《佛說四十二章經解》）
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認為：“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論語》第十七）朱熹注說：”此小人亦謂仆隸下人也。“后來董仲舒繼承了孔子：“天尊地卑，男貴女賤”的觀點，認為：夫為陽，妻為陰。陰道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春秋繁露·基義》）針對這種占統治地位的大男子主義思想和父權思想，中國歷史上也有人提出異議。如明代后期的李贄曾批判儒家兩性不平等的社會倫理觀，認為：“夫婦，人之始也……夫婦正，然后萬事萬物無不出于正矣。”（《初潭集．夫婦篇總論》）明王文錄一針見血地指出：“古禮父重而母輕……制禮者乃男子，故父重，為己謀，私且偏也。”（《海沂子．敦原篇》）

猶太——基督教神學在男女起源問題上和孔子“陽卦奇，陰卦耦”（《系辭下》）“一能生二”的陰陽之變說頗有些相似，即認為夏娃（女人）是從亞當（男人）的肋骨創造出來的。
這似乎是用寓體的符號來書寫同一個哲學命題，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夏娃是亞當的附屬品。事實上夏娃被創造時就是亞當的平等配偶，她永遠應當是他的平等配偶。然而，猶太——基督教神學卻將“原罪”僅歸咎于夏娃一個人。“就這樣，運用創世教義奠定了兩性的不平等和婦女的奴役地位。”（皮埃爾·勒魯《論平等》，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51頁）。

十七世紀的英國詩人密爾頓對希伯來人神話中的起源優先說更是深信不疑。他把婦女看作是一種自身無法到達上帝那里的下等人，認為夏娃只有通過亞當才能認識上帝——“他只向著上帝，她通過他向著上帝。”亞里土多德也是如此，他在論述主人和奴隸的關系時說：“兩性關系也類似于此：一個進行指揮，另一個服從。”（《政治學》卷一第二章）具體地說，“家庭的管理建立在三種權力基礎上：統治權、父權和夫權……婦女雖有某種意志，卻處于隸屬地位。”（同上第五章）柏拉圖在婦女問題上的觀念并不比亞里土多德寬容些。他不懂得婦女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平等地位。這就是說為何當婦女被男人同化時。“他把婦女作為一種低等生物，無需根據什么法律條文就交給男人。”（皮埃·勒魯《論平等》第116頁）

在古代印度，婦女整日依附于男人的“保護”，沒有人身權、繼承權。而在英國，根據當時的共同法，丈夫不僅可以占有而且可以隨意處置妻子的財產。“早期的基督教神學尤其貶低女性……婦女被看作是地獄之門和人類各種罪惡的淵藪婦女應為自己而感到羞恥。她們必須因自己給世界帶來的詛咒和災難而永遠不停地贖罪。”（戴維《東西方的婚姻》）

在古希臘和羅馬，婦女確實被看成是另外一類不同的人，一種和男人有著本質上差別的人。希臘古典時期的文學、宗教、藝術都反映這種觀念：婦女在本質上是與自然結合在一起的，因而她們也代表了自然界一切原始的、反社會的因素；而文明世界是男人征服自然界、控制一切原始的欲望，在理性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這種征服必然也包括對婦女的征服，即以一種厭惡女人，將其視為洪水猛獸的態度克制對她們的欲望。因此，在古希臘人的觀念中婦女是文明的敵人。古希臘和羅馬的建筑師常用女像往來支撐象征父權統治的高大建筑。古希臘羅馬法不承認婦女有任何自主權，將她們永遠置于男性的督管之下。羅馬教會甚至判定“婦女無靈魂”，死后不可復生。

即便在自稱最發達的現代西方，性別歧視仍然存在。這或多或少可以看成是古希臘羅馬文化和猶太—一基督教文化在現代西方人心靈上的歷史沉淀。《性：婦女受壓迫的基礎》一書的作者凱瑟琳·麥金農曾制定“明尼阿波利斯法規”，該法規認定充斥西方世界的黃色書畫是把婦女等同于商品，是性別歧視的表現，并主張給予受黃色書畫侵害的所有婦女以一種要求損害賠償的權利。麥金農認為，男性往往通過在黃色書畫中表現婦女以及通過強奸的威脅來達到控制和羞辱的目的。

的確，在某種意義上，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就其本質而言是典型的男性文化，因為這種文化所推崇和表現的理性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價值體系不僅基本上是由掌握政治權力的男性所確定的，而且與體現男性而不是女性本質與成就的西方人文哲學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澳大利亞著名女作家克斯蒂娜·斯特德在其代表作《愛孩子的人》中就曾借女主人公亨妮之口向“所有手里握著王牌的男人”提出抗議。亨妮的女兒路易則是一位潑辣的行動主義者。她們以家庭為舞臺上演的一部又一部鬧劇反映了西方家庭面臨瓦解，道德面臨淪喪的可悲情景。

《女性的學問》一書的作者格倫敦對西方各種有關墜胎和離婚的法律進行了一番比較，認為：建立在強有力的隱私權之上的墜胎與雙方均不承擔責任的離婚，在強調婚姻是個人的自我實現的同時，公開表達了極端個人主義的價值觀并忽視了與之同在的社會倫理觀，后者承認作為社會制度的婚姻與撫養兒童的價值，并且肯定胎兒生命的價值。（參見尼科拉·雷西《女權主義者的法律理論》，載《法學譯叢））1992年第3期）格倫敦主張建立一種旨在保障婦女權益的家庭政策（包括尊重胎兒的生命，撫育和贍養他人等）。她認為，美國等國家缺少這種家庭政策暴露了它自由個人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鼓勵自私自利并拒絕探求能夠平衡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政治妥協。

然而，女權主義者在猛烈抨擊男性社會弊端的同時，往往走向另一極端，即將自己和男性對立起來，試圖把女性亞文化改造成一種主導文化并用它去替代男性文化。由于過度地宣揚自由和解放，最后造成婚姻危機、獨身主義和同性戀等社會負面效應。這樣的婦女已蛻變為不知羞恥的維納斯，既喪失了作為人的尊嚴，也喪失了作為女人的尊嚴。

事實上，遠至孔子、亞里土多德和柏拉圖，近至現代女權主義者，在婦女問題上都無法找到一種完善的答案。不是宣揚男尊女卑，就是宣揚女權至上（尤其是女權主義者中的激進派）。前者意在完全剝奪婦女應有的權利，如受教育權、婚姻自主權、買賣治產權以及參與社會工作和管理的權利等等，將她們禁錮在家庭的狹小天地里；后者在否定男性文化的同時，往往不顧婦女獨特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將她們和男人等量齊觀，以致她們逐漸淡化自己在家庭中所承擔的母性責任，異化為男性的“公平競爭者”。

唯有伊斯蘭的婦女觀能夠兼顧婦女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將她們安置在一個恰當的位置上。在這個位置上，她們既不是男人的奴隸，也不是男人的競爭對手。伊斯蘭的這種協調功能能夠把社會維系于一種均衡的狀態。它本身所蘊含的智慧便是真理的展現。

首先，伊斯蘭主張婦女在人格上與男人平等。伊斯蘭不把“原罪”僅僅責咎于哈娃（夏娃）一人，《古蘭》上說：阿丹（亞當）和哈娃（夏娃）兩個人都受到了引誘，他們兩都犯了罪，并說當他倆表示懺悔之后，安拉對兩個人都予以寬恕。而且，安拉總是將他倆合在一起稱呼的。（參見古蘭2：35、7：19－27、20：117－123）這就從根本上糾正了由“原罪”說中產生的男人對女人的偏見。

其次，伊斯蘭倡導婦女在經濟上和政治上與男子平等。在經濟上，伊斯蘭允許婦女和男子一樣擁有簽訂契約、經營企業、賺取金錢和治理財產等權利。在政治上，婦女有選舉和被選舉權，也有參予政治和管理國家的權利。正如《古蘭》所說：（“婦女有同等的權利。”）（2：228）然而，權利總是和義務（即責任）聯系在一起的。多一點權利，也就意味著多一點義務。因此，考慮到丈夫贍養妻室兒女的責任之重大，《古蘭》規定，在遺產的分配與獲得方面，男子高出女子一級。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實現真正的平等。否則，一意刻求表面上的、數量上的均等最終反而會破壞平等本身。

第三，伊斯蘭在強調婦女在求知及受教育方面跟男子是平等的。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穆罕默德先知就鄭重宣布：求知是每一位男女穆斯林的天職。在當時麥地那清真寺，婦女和男子一樣聆聽先知的演講，并且有權提出各種問題請先知解答。在她們中間曾造就了一批德材兼備的女學者。有精通《古蘭》的經學家，通曉教律的法學家和研究語言文學的專家等。阿依莎就是其中最為典型、最為著名的一個。甚至許多男子都向她請教有關《古蘭》和教律方面的知識。

第四，伊斯蘭給予婦女婚姻上的自主權。先知穆罕默德曾經說過：“不和寡婦商量，就不能和她結婚，不經少女同意，不能和她結婚。她的同意就是沉默。”（《布哈里圣訓集》）甚至在婚禮舉行后，如果她宣布她不同意，婚姻即刻解除。大家還知道，伊斯蘭允許一夫多妻，但多妻以四位為限，且丈夫必須公平待妻，否則只可有一妻。多妻的男子如果不能公平待妻，則妻可向法庭起訴，要求脫離夫妻關系。再者，男子欲娶第二妻，須得第一妻的同意。否則，其妻可向法庭提出控告。而且初婚的女子可向男子提出不二婚的條件。（參見海維諒澤《伊斯蘭人權論叢》，臺北中國回教文化教育基金會1978年版第145－154頁）。

第五，伊斯蘭極其尊重和愛護母親，將善待母親和妻子視為每個穆斯林義不容辭的責任。先知穆罕默德曾說：“你們善待母親，你們的天堂是在母親的腳下。”一次，一個人詢問先知“誰最應受我的照顧？”他說：“你母親。”那人說：“然后是誰？”先知說：“然后是你的母親。”那人又問道：“然后呢？”先知還是說：“你母親！”那人再一次問道：“然后呢？”先知說：“然后是你的父親！”（《布哈里、穆斯林圣認；集》）先知還說：“你們當中對妻子最和善的人，就是你們中最好的人。從我對妻子的態度看，我是你們中最好的人。”（轉引自穆·庫特卜《伊斯蘭：被誤解了的宗教》中“伊斯蘭和婦女”一文）

第六，伊斯蘭倡導家庭民主，主張夫妻相互協商，相互合作。丈夫要“以仁慈的方式去和她們商量”。不能一意孤行，武斷專橫。丈夫贍養妻室兒女只意味著多一份義務和責任，不能因此而成為家庭的專制君王。況且，夫妻相互了解和諒解是家庭生活的感情基礎。

第七，伊斯蘭認為，婦女和男子是一種互為依托，相互補充的關系。“她們是你們的衣服，你們是她們的衣服。”（2：187）。既不把女子和男子對立起來，也不把女子的家庭責任和社會責任對立起來。做一個賢妻良母，撫育子女成長是婦女的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責任。這是由婦女自身的特點決定的。現代社會心理學證明了婦女這一家庭責任的重要性。但這絕不意味著婦女不要接受教育。若不接受教育，她們怎么能擔當起撫育孩子的重任呢？這也絕不意味著婦女不能成為社會的勞動成員或無權參與社會的管理工作。歷史上，哈里發艾卜·伯克爾（632—634年任職）的妻子阿斯瑪（Asma）就曾離家做工，以減輕丈夫的負擔。在第二任哈里發歐麥爾·本·赫塔布（634－644年任職）執政期間，麥地那貿易市場就有許多女商人。歐麥爾曾推選一位名叫希發（Shifa）的婦女管理麥地那市場。但是，婦女的社會責任只是第二位的，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以社會責任去取代家庭責任。

總之，從伊斯蘭婦女觀與其他婦女觀的比較中，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伊斯蘭婦女觀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來審度婦女問題的。它是安拉的跡象，也是安拉的定制。它以一種清澈見底的整體視覺取代了人類由于自身的脆弱而形成的各種偏見。伊斯蘭給予婦女的權利和優惠是其它任何宗教制度和世俗制度所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