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將近三十年時間里，也許很少有哪個政權能像伊朗一樣，在現實政治與意識形態兩個陣線上如此長久地與美國抗爭。今天，美國與伊朗之間尖利的對抗仍在繼續，這種對抗時常表現為對道德高地的爭奪。多年來，雙方都將對方描述為世界上罪惡的淵藪。在這方面，我們既可以想到是美國總統布什提出的“邪惡軸心”論，也可以想到伊朗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對他的反唇相譏——“我們不久就會把你拖上萬國設立的審判席”。

    雖然伊朗與美國一樣痛恨阿富汗的塔利班、在世界各地捕獲的恐怖分子中極少有伊朗公民、9·11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德黑蘭的大學生便為遇難者舉行燭光守夜，但美國媒體仍將它描繪為恐怖主義的大本營和中東混亂的禍首，而將伊朗人與“盲目反美”、“極端”聯系起來的俗見，也常常影響世界其他國家的公眾，損及伊朗的國際聲譽。但公允地說，這樣的看法也是所來有自——在伊朗人的示威游行和群體宗教儀式上，常有不絕于耳的“美國去死”的厲呼。

    我們常常為歷史的相似性深感震驚，而當前的事件也會為歷史重復自身的特點提供了一個新的佐證。公元前4世紀的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即援引劇作家歐里庇得斯的話說，所有的非希臘人生來都是奴隸，尤其是博斯普魯斯海峽以東的“亞洲人”，并將此講授給他的學生、即后來的亞歷山大大帝。顯然，在那個波斯帝國統領西方的時代，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亞洲人是波斯人——現代伊朗人的祖先。而波斯人對于偏居世界一隅抗拒天威的希臘人，也是投以鄙視的態度。不過最終這樣的態度遭到了歷史的嘲弄，亞歷山大征服波斯之后，建立了一個更廣大的、包囊環宇的帝國。不過幸運的是，他不僅未將波斯人全部掠為奴隸，而且為其都城波斯波利斯的建筑精妙與文采風流折服。

    從古老的時代起便有一種論調:波斯人之于希臘人，正如自古以來侵襲中國的北方游牧民族之于漢人一樣，是一種定義自身反面的存在。所謂雅典民主政體與東方專制的敵對，張揚個人自由與遵從集體理念之間的差別，尊崇哲學、理性、思辯與固守愚昧迷信之間的歧異，均令歐美右翼史家將希臘描繪為捍衛西方文明的東方堡壘。甚至據認為，東西方不同的作戰方式也反映了氣質上的迥異——希臘人的槍矛代表浪漫主義的個人勇力，而波斯人的弓箭反映東方的實用與精明。而根據右翼史家的詮釋，當前傳承了希臘文明的美國，與伊朗的對峙似乎是重演了古代希波戰爭的一幕，只不過力量對比的平衡已大不一樣。但這種簡單化的分析，是將紛擾的歷史真實縮略為一種粗率的二元對立的概念，它夸大了文化與族群之間的差異，卻忽略了其間相互的影響與共同的源頭。希臘固然有民主的傳統，但世界上最早有關人權的文件，卻是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魯士頒布的 《人權憲章》。當希臘人敵視異族時，波斯君主維持在宗教與民族方面的寬容。而反駁前述粗糙論點最有力的論據也許是，希臘與波斯同屬古代地中海與兩河流域世界，其交流與融合的歷史之久遠超希臘與西歐。在古代希臘人和波斯人追問人生的本原、跟蹤星辰的軌跡、研究代數與運算法則時，英美人的祖先盎格魯－撒克遜人還在遮天蔽日的條頓森林里赤身游蕩。而在歐洲黑暗的中世紀，若沒有伊斯蘭世界學者的翻譯，亞里士多德等希臘人的著作也許早已湮滅無存，光華絢麗的文藝復興更是無從談起。

    但前述的俗見仍然存在，其最大的力量便是其簡單明了，以及由此而生的主宰公眾頭腦的能力。而其最為極端、最為聳人聽聞的形式，也許就是美國好萊塢拍攝的商業片《斯巴達三百勇士》:古怪暴戾的波斯王薛西斯一世坐著奴隸拉扯的戰車，一路鞭笞著部屬，驅動碩大無朋的怪獸與形如鬼魅的 “長生軍”，踐踏自由的希臘土地，使原本柔風吹拂的麥田上空黑云密布。如果說這不是反映了古希臘人對陌生敵人的臆想的話，至少是反映了現代人對“文明沖突”夸張武斷的渲染。

    真實的歷史提供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圖畫。希臘人掠奴蓄奴的行為是有據可查的，而史料同樣記載，波斯王居魯士曾下令解放帝國各地的奴隸。對此最好的證明便是，將猶太人從巴比倫之囚中解救出來的居魯士，被猶太人寫在他們的《圣經》之中，其令名傳頌至今。推崇雅典民主的希臘史家希羅多德在遭故國放逐后，在波斯國土上依靠便利的交通系統自由游歷，探訪尼羅河的源頭，憑吊古戰場，在圖書館搜集有關偏遠民族的逸聞。如果我們相信好萊塢告訴我們的故事，這樣的情況絕無可能。

    當然粗糙的簡單化傾向并不只存在于一方。在德黑蘭的前美國大使館墻壁上被描畫為死神模樣的自由女神像，也是將一個原本豐富而鮮活的國土縮略為一種觀念和符號。與其說它反映了一種仇恨，不如說是反映了一種偏見與恐懼。

    如此之長的歷史評論是否有意義？也許有人會發出這樣的疑問。這不由得使筆者想起對伊朗副外長穆桑·塔拉艾的采訪，當時他翻翻眼皮說，“什么是歷史，美國人知道嗎？”語氣中充滿了不屑。這樣的說法未免過于武斷，但事實通常是，“舊世界”千頭萬緒、浩如煙海的歷史，往往令“新世界”里心靈年輕的美國人心生煩躁，避之唯恐不及，而以碎裂形態出現的不連貫的歷史，往往會扭曲一些政策考量。例如，美國人常會為伊朗民眾對核計劃的支持度感到不解。稍稍了解一下自古以來波斯在數學、化學、天文、醫學上的杰出成就，而不是錯誤地將其想象為一支愚昧狹隘的族群，也許會有助于更好地體會伊朗人試圖恢復舊日榮光的心理。

    事實上，艾哈邁迪·內賈德在發表他的過激言論時，通常是在與他的對手布什一道向世界描繪一幅令人生畏的伊朗形象。但實情要復雜得多。且讓我們引述美國外交關系協會研究員、伊朗裔美國人雷·塔基亞的話:伊朗與敘利亞、朝鮮是截然不同的，“伊朗的各種組織、選舉、政治派別能起到作用，并對政府行為方式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議會和總統辦公室里、各種研討會上、大街小巷里、新聞媒體上、學院的大廳里，激烈的辯論時常發生。伊朗遠不是一個僵化的專制國家……改革派教士、破除了幻想的年輕人、身負重壓的中產階級、尋求解放的婦女、呼喚思想自由的知識分子已聯合起來，要求政府對公民的呼吁做出回應。”而把伊朗歸入邪惡軸心，“只會為其強硬派提供彈藥，使其譴責伊朗的民主派是在不自覺地配合西方的詭計。”

    20世紀70年代初期中美關系緩和所引發的歷史進程，幫助促成了一個亞洲大國的繁榮與人類命運的轉變。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認定，擺在伊朗人與美國人之間的是更大的歷史機會。這有賴于雙方直視對方的眼睛，而不是像他們一直在做的那樣，躲在厚重的歷史迷霧后方，在想象中把對方異化為面目猙獰的“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