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基本經典。當今世界各地流傳的經籍版本，均以它的“定本”(即“奧斯曼本”)為藍本而印制的。該定本約完成于公元651年，此前雖說有阿布·伯克爾的匯集本，然而它并沒有得到廣泛流傳。所謂“開皇七年，圣命其臣塞爾帝斡歌士等赍奉天經三十冊傳入中國……遂遍于天下”的說法(《天方圣教序》)，似不足信。因為開皇七年(587)時，伊斯蘭教尚未建立，這時就把它傳入中國是毫無根據(jù)的。所謂唐太宗“夢與圣人接……乃遣使者數(shù)輩至其國。圣人乃命其徒賽爾德宛歌斯以真經三十藏，計鎖勒(章——引者)一百一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來獻。云：‘誦此經能滅諸邪。’太宗撰之，頒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于中土焉”(《真教寺碑記》)。此說與《古蘭經》自身成冊的史實不符。可以設想的是：伊斯蘭教歷的第31年，即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發(fā)奧斯曼 (644—656年在位)遣使來華，朝貢通好之后，《古蘭經》的某些段落或經文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而傳入中國。至于作為一本經籍的 《古蘭經》，傳入中國的時間顯然比這時要晚。
    根據(jù)《古蘭經》的定本，它共有30卷、114章、6200余節(jié)經文。中國早年的一些碑文或著作中，所謂“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干六百余卷。其書體旁行，有篆、草、楷三法”的說法(《廣東通志》)，所謂“六千六百六十六段”的說法，甚至馬注(約1640一約1711)、劉智 (約1662一約1730)這樣的學者，也認為經文為6666段(見《清真指南》卷八、《天方至圣實錄》卷首)，都是不確切的。馬以愚在《中國回教吏鑒》中提到，明朝的茅元儀(《武備志》)和羅曰裂(《咸賓錄》)均稱《古蘭經》為“佛經”。直到清時，雖以譯音相稱，如稱之為“潤爾罕”(《西域聞見錄》)、“庫魯安”(《西域水道記》)，仍不十分貼切。這說明《古蘭經》在當時流傳不廣，對它的了解不多，人們關于《古蘭經》的知識是欠缺的。
    事實上，《古蘭經》在中國正式刊印以前，它的流通最主要的形式是在穆斯林中通過口耳相傳而記誦經文。“古蘭”一詞由阿拉伯文QuR’an音譯而成。該詞的原義是“涌讀”，其經文是供穆斯林在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誦讀用的。是普通穆斯林來說，他們只要會口誦一些常用的經文，適應宗教生活的需要就可以了。只有那些被稱之為“海里法”的清真寺學員，在學經的過程中，邊學習、邊抄錄，最后把抄錄的經文裝訂成冊以供日后誦讀之需。今天我們在一些清真寺中，在一些穆斯林的家中仍可看到這類早年的抄本。其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博物館(烏魯木齊)、牛街清真寺(北京)、東四清真寺(北京)收藏的抄本極為珍貴。東四清真寺的藏本是元延祜五年(1318)抄錄的，距今已有600余年之久。這在國內可能已是現(xiàn)存最早的抄本之一了。
    清同治元年(1862)，云南杜文秀(1827—1872)以《寶命真經》之名頒印阿拉伯文《古蘭經》，這是中國最早出現(xiàn)的木刻本。其后有馬聯(lián)元(1841—1895)主持刻印的《古蘭經》。
    長期以來，中國并沒有漢文或其他民族語文的譯本問世。這可能與人們注重誦讀而忽視對經文含義的理解有關。馬注談到康熙十八年(1679)曾在蠡城(河北境內)“詔寺人能講(《古蘭經》)者來”，其后“蠡人無有應詔者”；二十一年(1682)，“西域國臣以天經進”，康熙再次“諭禮部侍臣即傳京師內外，詔能講者來”，結果來的“乃教領之能誦而不能講者”(《清真指南·進經疏》)。就是說，有的“阿訇僅能粗講大意，其深微亦莫曉”(《西域聞見錄》)。正如楊仲明阿訇所說的，“天經義諦，我國歷來僅聽口傳，講說縱或作始有倫．，然小言詹詹，究遠難行。況訛以襲謬，久之致多莫解。此又親自經見之實況”(《古蘭經大義》例言)。可見，至少到本世紀的20、30年代，這種以口傳心授或以記憶為特征的傳統(tǒng)教學方法并沒有多少改變。
    在譯經問題上，教內歷來有人主張《古蘭經》是安拉以阿拉伯文“降示”的神圣經典，反對用其他文字翻譯經文，以免褻瀆圣書。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為使一般穆斯林理解經文的真諦奧義，以民族語文講經、解經、進而譯經，勢在必行。
約從17世紀初到18世紀上半葉，中國穆斯林學者在這一時期從事的翻譯活動，主要是“抽譯”或意譯。馬注所說的“篡籍真經，抽譯切要”，“詞雖粗陋，意本真經”，“言本天經，字用東上”(《清真指南》)，是這一時期《古蘭經》翻譯狀況的真實寫照。劉智在他的著作中也只是節(jié)譯或引用經文，沒有專門從事翻譯活動。
    約從18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20年代， 一些穆斯林學者從事了經文的選譯活動，出現(xiàn)了《古蘭經》選譯本。這類選譯本可能是在稱為“赫聽”(或“赫帖”、或“亥聽”、或“亥臺”、或“亥帖”、或“孩聽”、或“黑聽”等)的《古蘭經》的各種選本基礎上再進行翻譯的。最初，這類選本除了漢文名稱外，其經文全是阿拉伯文，沒有任何翻譯。它通常包括以下一些章節(jié)：首章、第2章l、2、163、255、256、257、 285、286等節(jié)、第3章8、9、16、26、27等節(jié)、第9章128、129節(jié)以及第36、37、86、87、93、94、102、103、105、106、107、108、109、110、 111、112、113、114等章。1875年的《赫聽》和沒有注明出版年代的《赫聽真經》，可能屬于此類選本。以后對“赫聽”進行翻譯而有選譯本。選譯本包括漢語音譯本和漢文注釋本。音譯本除選用經文的原文外，還相應地對所選用的經文子以譯音；以漢語拼讀阿拉伯文經文，形成漢文阿拉伯文的對音本。顯然，此類選本中盡管對經文作一些簡單注釋，但它的主要目的是供那些并不掌握阿拉伯語(或阿拉伯語較差)、但能認識漢文的穆斯林直接誦讀使用。注釋的選譯本系供穆斯林理解經文含義用的，在經文的注釋中，甚至在譯文中使用一些經堂用語。這一時期譯經中的經堂語，對以后的譯經活動有一定影響。屬于此類選譯本的有馬聯(lián)元的《孩聽譯解》(1874)、余海亭的《漢字赫聽》(1882)、馬玉書的《經漢注解赫聽》(前言寫于 1886年，簡稱《注解赫聽》)、楊仲明的《亥帖譯音》(1919)和《亥帖注解》(1921)、馬魁麟和暢德元的《寶命真經》(1919)和李廷相的《天經譯解》(1924)。
    約從20世紀的20年代起，中國開始出現(xiàn)通譯本。最早問世的是李鐵錚的《可蘭經》(1927年北平)。該譯本據(jù)坂本健一的日譯本并參以路德維爾的英譯本轉譯而成。其后有姬覺彌的《漢譯古蘭經》(1931年上海)，它始于1928年經過數(shù)年最終完成。該譯本實際上是一個集體創(chuàng)作。參加翻譯工作的還有李虞宸、薛子明、樊抗甫等人，譯經過程中同樣參照了日、英文的譯本。以上兩個譯本被認為是“教外人士”的作品，而不受穆斯林的歡迎。在穆斯林中，首先從事這一工作的是王靜齋。他最初的譯本《古蘭經譯解》(甲本， 1932年北平)是以文言文和經堂語直譯的；第二個譯本(即乙本)改為白話文直譯并附以注釋，1942年在寧夏石印出版；1946年在上海出了第三個譯本(即丙本)，除對前所譯經文予以修訂外，還詳加注釋并增附說。其后有劉錦標的《可蘭經漢譯附傳》(1943年，北平)、楊仲明的《古蘭經大義》(1947年，北平)。這幾個版本的譯文中夾有經堂用語，被認為仍很“艱澀”，一般讀者難以從中深究經文含義，或僅譯經文大意，使讀者難獲經文全貌。遂后則有時子周、馬堅、仝道章、林松等人的譯本問世。時子周的《古蘭經國語譯解》 (1958年，臺北)系據(jù)英譯本譯出后，由定中明、熊振宗、常子萱等人校以阿拉伯文原文，以語體文形式出版，但“譯文仍多欠流暢”。馬堅的譯本《古蘭經》址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完成通譯工作后，1958年在北京出版了《古蘭經·上》；以后義對澤稿幾經修潤，終于[981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這是目前國內最為通行的版本。沙特阿拉伯以該譯本為據(jù)，于1986年發(fā)行阿拉伯文和漢文的對照本，向世界各地穆斯林贈送。林松的《古蘭經韻譯》(1988年，北小)是以帶韻散文體的漢譯文。仝道章的《古蘭經》(中阿文對照詳注釋本，1989年，南京)在澤文后還增以附錄，讀者可按詞目查詢經文內容，同時它對阿拉伯語讀音做了簡介，這是該譯本的——大特點。周仲羲的《古蘭經譯釋》1990年在新加坡出版發(fā)行，以后在國內一部分人中流傳。除了漢文通譯本外，還有買買提賽來的維吾爾文《古蘭經》譯本(1986年，北京)。
    《古蘭經》是伊斯主教的基礎及其教法的首要淵源。它在伊斯蘭教中的神圣地位，不僅為穆斯林所公認，而且受到世人的尊重。它的經文被人們以不同的文體雕刻或書寫在石板或木板上，并被鑲嵌在醒目的地方(如大殿的四周墻壁、拱頂)，或是作為匾額懸掛在各種宗教建筑的內外，這往往成為清真寺和其他宗教建筑的重要裝飾；在一些穆斯林家庭的居室內，懸掛繡有《古蘭經》的經文的掛毯，或是懸掛、張貼中國傳統(tǒng)形式的、寫有經文的經字畫(如中堂、橫披、條屏、條幅、對聯(lián)等)，同樣是居室的一種裝飾。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