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蘭經》共30卷，114章，6236節。麥加86章和麥地那28章，歷時下降23年。

　　《古蘭經》共包括77934個詞匯，共用了323621個阿拉伯字母。

　　《古蘭經》分長章和短章，長章如《黃牛》章共286節；短章僅3節。

　　“這《古蘭經》不是別的，它是對全世界的教誨。”［68：52］

　　《古蘭經》在全世界已經擁有成百上千的譯本，包括七、八十個大中小語種。幾乎凡有穆斯林聚居的國家或地區，只要有伊斯蘭社團，有清真寺建筑，就會有用該地區通用的語言翻譯的《古蘭經》。有些大語種，如英語、法語，近現代相繼出現的以及當代爭相競譯的版本很多，從十幾種到幾十種，而且，仍有新譯本頻頻問世。

　　本文只側重談一談我國翻譯《古蘭經》的概況，特別是談漢文譯本的若干特色。眾所周知，伊斯蘭教很早就傳入我國，早在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國“遣使朝貢”，被多數史學家認為是具有穆斯林身份的人前來我國的標志，以這一年為伊斯蘭教傳入我國的起點。這一年，距穆圣奉命在阿拉伯半島傳教才40多年，離穆圣歸真也只有19年。屈指一算，至今已有1356年。1300多年來，伊斯蘭教在這歷史悠久、地大物博的文明古國廣泛傳播。我們從唐、宋朝文獻資料中，能夠尋找到不少有關伊斯蘭教的記載或介紹。然而，《古蘭經》的翻譯，卻起步很晚。盡管伊斯蘭教在我國十個民族中有很大發展，而今已擁有穆斯林二千萬人，但回顧歷程，在千百年來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古蘭經》的傳播，主要是依靠口傳面授，阿訇講解，群眾聆聽的方式進行，宣傳條件簡陋，宣講范圍有限。用文字翻譯，雖然是廣大穆斯林的迫切需要，卻遲遲不能實現。明末清初，有些精通阿拉伯文和漢文修養很高的穆斯林學者如王岱輿、劉智、馬注等，都有極其豐富的譯著，但他們也不敢把翻譯《古蘭經》的計劃列入議程。主要是由于這些學者態度特別嚴肅、認真、謹慎、虔誠，《古蘭經》是真主的語言，是最有權威的最高經典，惟恐曲解誤譯，走樣失真，表達不了原文的微言妙意，自己承擔不了誤己誤人的重任。在他們的著述中，偶爾出現幾句用漢語轉述《古蘭經》的引文，譯者也會感到誠惶誠恐。看來，穆斯林學者認真嚴肅、小心謹慎的態度，是《古蘭經》全譯本推遲到20世紀才陸續問世的主要原因。從1927年開始，才有《古蘭經》漢文全譯本的出現，迄今還不到90年。即便如此，也是非穆斯林文人在試探摸索，勇開先河，才打開爭先恐后、你追我趕翻譯的局面。

　　回顧《古蘭經》在我國翻譯的歷程，大概經歷了三個階段，主要概況是：

　　（1）摘譯階段。即零零星星的片段摘譯，出現在17~18世紀（明末清初）幾位譯著豐富的穆斯林學者如劉智、王岱與、馬注等的著述中，其中最長的譯文是劉智在《天方至圣實錄》中翻譯的“開端”章：

　　世贊歸主，化育萬物，普慈獨慈，執掌公期。吾唯拜主，唯主求助，導吾正路！是夫人路，主福之者，非禍之者，亦非迷路。

　　譯文仿效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體裁四言體，嘔心瀝血，字斟句酌，莊重嚴肅，音韻鏗鏘，節奏和諧，很有特色。可惜像劉智這樣的大師，沒給后人留下更多的《古蘭經》譯文。

　　（2）選譯階段。即若干中、短章和局部長章片段的選譯，主要是根據在我國流傳已數百年之久的一個被稱為“海特姆·古拉尼”的《古蘭經》選本翻譯，民間習慣稱之為“孩提（或“亥聽”）”，又稱“18個索來”（實際上有大亥聽、小亥聽兩種選本，都不止18章）。其中最早的漢文譯本出現于19世紀末葉，即清光緒25年（公元1899年）在昆明出版的馬聯元譯本，以后，譯本連續不斷，直到目前還有新譯本流傳。在全國，這個譯本的阿、漢文對照手抄本、木刻本、石印本、鉛印本以至注音本有幾十種，家喻戶曉，影響深遠，能朗讀或背誦的穆斯林大有人在，他們常在宗教禮儀中“圓經”時集體輪流恭誦。它被翻譯成許多種漢文本，反映了穆斯林群眾在不可能學習全部《古蘭經》的情況下，對選本的迫切需要。

　　（3）通譯階段。即自始至終、從頭到尾、完完整整地翻譯全部《古蘭經》。穆斯林對通譯的探索，大約在19世紀中葉，清代穆斯林著名學者馬德新（公元1794~1879年）及其得意門生馬安禮曾經發愿舉意，要翻譯全部《古蘭經》，并且已實際動筆嘗試。據說已經按照順序譯成20卷（即全經的2/3），但保存下來的遺稿只有5卷，題為《寶命真經直解》。遺稿在馬德新歸真后將近50年，才在上海刊印了少量樣本，目前已不容易搜集到。至于全文通譯本，遲至20世紀才接二連三問世，從1927年到1996年約70年間，包括港、臺和海外，共有14個漢文通譯本出版，還有維吾爾文、哈薩克文全譯本問世。按先后出版次序是：

　　從譯者的身份或經歷看，這些漢文通譯本的譯者，最早摸索開路的是非穆斯林學者鐵錚、姬覺彌。相繼而起的回族學者中，有在經堂教學第一線的清真寺掌教王靜齋（文清）、楊仲明、馬振武；有在高等院校從事教學與科研的教授馬堅、林松；有海外華裔仝道章、周仲羲；有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社會人士劉錦標、時子周、沈遐淮。至于少數民族譯文的譯者，買買提賽來是維吾爾族著名學者，哈再孜、馬哈什是兩位優秀的哈薩克族譯者。

　　從《古蘭經》在我國的翻譯主要是漢譯本的概況看，似乎有幾條規律：

　　（1）穆斯林學者的翻譯，是從零星摘譯開始，發展到重點選擇，往后才敢于順序通譯，有長期的小心翼翼的摸索過程。

　　（2）全譯本的完成，是教外人首先從非阿拉伯文轉譯，而后刺激并推動穆斯林學者從阿拉伯原文直譯。

　　（3）初期，只刊印漢文單行本，逐漸發展到出版與《古蘭經》原文合刊的對照本。

　　（4）從只翻譯《古蘭經》原文，發展到附加越來越多的注釋。

　　從譯文的體裁和風格看，可以說是豐富多彩的，譯者們作了種種嘗試，大致說來，有4種文體，即：①文言體；②白話文；③經堂語；④押韻體。

　　究竟哪種體裁更好、更適宜呢？對不同的譯者本人和讀者群眾說來，似乎不可籠統地一概而論，也許各有千秋，各有所長，也各有利弊，讀者可以自己選擇，或參照閱讀。比如：

　　文言體——凝練古雅，給人以深奧含蓄之感，但用詞過于艱澀冷僻，曲高和寡，不易理解；

　　白話文——通俗暢達，給人以明白易懂之便，但措辭接近口語過多，咀嚼不出經文古雅的韻味；

　　經堂語——結構獨特，使習聽耳熟的父老鄉親覺得親切有味，但面臨中年人及往下的后代對這種語言沒機會接觸，恐怕人們會對它越來越陌生；

　　押韻體——順口悅耳，使距寺院較遠的青年人增加閱讀興趣，但為了保持韻腳協調，用詞有時就難免顧此失彼，因韻損意。

　　再從譯本的質量和具體情況看，有一些問題值得探討。應該怎樣看待或評價這許許多多的譯本呢？先說教外人的譯本，以鐵錚、姬覺彌為例，他們都有向國人介紹外國優秀名著的動機，都有弘揚人類文化遺產的善良愿望，不像早期西方學者那樣不懷好意，聲稱要“批判”《古蘭經》。鐵錚很贊賞《古蘭經》“經文簡潔遒勁”，表示要盡可能翻譯得“存神，求真”；姬覺彌鄭重聲明他對伊斯蘭教的態度是“既重其道，復敬其經”，他的譯本“經再三修訂，句求簡練，文重雅馴”，還特別邀請了李廷相、薛天輝兩位精通伊斯蘭教義的阿訇參證審查，態度十分友好。更何況由于他們兩人勇于開拓，顧慮較少，率先翻譯《古蘭經》，對小心翼翼的穆斯林學者而言，客觀上起到了促發、刺激、推動、鞭策的作用，使他們鼓起勇氣，當仁不讓，急起直追，擔負起譯經的重任。當然，教外人的譯作，既是從日文、英文本轉譯，難免會有隔膜，情感上對于經文的分量與重視，不可能象穆斯林那樣貼近、深刻；他們又不太熟悉回回人的語匯和用詞習慣，譯文肯定不盡完善、到位，但也不宜苛求。

　　至于回族穆斯林的譯本，正如馬堅教授所說，“見仁見智，各有特色，亦各有價值”，彼此之間總會有截長補短與交流、借鑒之處。其中特別值得強調的是王靜齋阿訇的譯本。他畢生孜孜不倦，發憤治學，光是《古蘭經》，就自始至終、從頭到尾翻譯過4遍，除第3部手稿在抗日戰爭期間被日寇飛機轟炸毀滅外，其余用古漢語、經堂語、白話文翻成的3部天經，都前后出版，向廣大穆斯林推出過，習慣上被大家分別稱之為“甲種本、乙種本、丙種本”。尤其是《古蘭經譯解》丙種本，久經錘煉，注解充實，引證豐富，措辭用句與穆斯林鄉親的習慣相互吻合，深受歡迎，海內外和民間紛紛再版、翻印，流傳極廣泛。

　　學術界推崇的馬堅譯本，是孕育過程甚長、準備階段很久、公開發行量最多、社會影響面極廣的一部。譯者說他“在翻譯的時候，力求忠實、明白、流利；在注釋的時候，不敢牽強、附會、穿鑿”，以譯者精湛的阿、漢文造詣和海內外享有的威望，深得輿論好評。我國學者的論著中引用《古蘭經》語句，大都以馬堅譯本為依據。沙特阿拉伯的法赫德國王古蘭經印刷廠，已將《古蘭經》的阿拉伯文原本和馬堅譯文一起，精印成對照本，饋贈前往麥加的朝覲者。

　　楊仲明（敬修）在北方著名阿訇中素有“楊才子”之美稱，他譯的《古蘭經大義》，用文言體扣緊原文直譯，典雅凝練，給人以古樸、莊重、嚴肅之感。可惜只有高度概括、提煉的本經譯文，缺乏必要的注疏或解說，有如陽春白雪，不免曲高和寡，一般讀者看不懂，望文生畏，漢文水平較低的阿訇們讀起來也很費勁。

　　馬振武譯本的主要特色是全面整理并反映了幾百年來經堂語教學的結晶，譯文所用的全部是純粹的、濃郁的“正宗”經堂語。長期習慣于聽阿訇按照傳統方式和特殊語言講經的朵斯提鄉親，會感到津津有味，倍加親切。此外，譯本中還使用了經堂教學中發明創造的一種漢族拼音符號“小兒錦”（借用阿拉伯文、波斯文字母拼寫漢族），記錄并保存了眼看逐漸消失、遲早可能廢棄的寶貴資料，很有歷史文獻價值，值得永久珍藏。

　　時子周的《古蘭經國語譯解》，參照尤素福·阿里的英文譯本翻譯，其譯文與王靜齋的“丙種本”大同小異，但其釋文卻大不相同。釋文達2117條，內容主要采自他認為“注釋精辟、領域最多”的英譯本，確實很豐富，有不少材料吸取了現代以至當代結合現實研究經文的新成果。

　　美籍華裔仝道章《〈古蘭經〉中阿文對照詳釋本》，是其在新加坡遭遇冤獄的年代，在牢房中著手翻譯的，以穆·馬·畢克滔氏英譯本為藍本。譯文語言樸實，暢達明快，遣詞造句，瑯瑯上口，每章有開篇提示，長章有段落提要。譯本后附錄的《古蘭經詳細索引》，是一份嘔心瀝血編成的詳細索引，近8.3千行，約19萬字，條分縷析，獨具匠心，自有特色，查閱方便，一目了然，讀者可以節省大量繁瑣查資料的時間。

　　林松的《古蘭經韻譯》，以帶韻腳的散文體試譯，讀者有音韻鏗鏘、順口悅耳、好記易懂的反映，能激發年輕人閱讀的興趣。

　　有一些在不同時空背景下或特殊境遇中活動的社會人士，他們翻譯的《古蘭經》，固然有其可取的、自身的、文筆流暢的特點，但如前所述，總會存在一些未見得與經文原意相符的情況。問題不一定表現在譯文上，而是更多地暴露于注釋中。態度端正嚴肅，閱讀仔細用心，感覺靈敏迅速的一些穆斯林，多有強烈反映或反感。例如劉錦標的《可蘭經漢譯附傳》是1943年在日寇占領下的北平出版的，他當時在敵偽統治下擔任偽職，國難當頭，嚴重失足，甘當奴才，在其譯文的“附傳”中，就夾雜著糟粕，散發他的個人牢騷與情緒，為其茍且偷安、媚敵求榮辯護，甚至為帝國主義企圖搞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張目，與《古蘭經》分清敵友、愛憎鮮明、抵抗侵略的教誨背道而馳。又如周仲羲的譯本在譯文、編排方面確實有很多優點，但在釋文中卻不時宣揚了“阿哈默底亞”觀點，特別是在注解第33章《聯軍》40節時，釋文第1935條居然否認穆圣是最后一位先知，鼓吹繼穆罕默德之后還會有先知，因而遭到穆斯林的抵制。再如沈遐淮在臺灣出版的譯本題為《清真溪流》，竟然將他自己亂七八糟的文章同尊貴神圣的《古蘭經》并列，與譯文裝訂成一本書。他的文章中還散布了敵視大陸的反動言論，借出版《古蘭經》之機，放肆發泄，已經受到海峽兩岸穆斯林輿論的譴責。

　　以上事例表明，虔誠的穆斯林學者翻譯和宣傳《古蘭經》，必須首先參悟經文本身內涵的真諦，必須認真嚴肅地、不含任何偏見地領會《古蘭經》的精髓，必須虛心傾聽并接受穆斯林群眾的正確批評，不斷學習鉆研，反復修改譯文的錯誤、漏洞與不足，決不能掉以輕心，自以為是。

　　漢語，是全世界人口使用最多的大語種，宏觀上看，全球普遍流行的、到處通用的似乎是英語，但確實不可忽略有13億中國公民和眾多的海外僑胞、華裔都在使用的漢語。因此，把《古蘭經》翻譯成漢譯本，不僅僅是為中國上千萬的操華語穆斯林服務，實際上也是把這部阿拉伯文尊貴的天經，推薦與傳送給有十幾億人口能讀懂它的國度。從這個角度看，《古蘭經》的翻譯，下筆落墨，更應該一絲不茍，慎之又慎。

　　對于任何語種翻譯的《古蘭經》，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無論是多么高明出眾的譯本，都不能取代阿拉伯文原來的經典，都不能與原經相提并論，等量齊觀，因為它們只是譯者個人學習《古蘭經》的心得體會，誰也不敢狂妄地認為自己的或他人的某部譯本盡善盡美。因此，當我們聽到對任何名家的譯本有意見時，也不是對整個譯本的否定或貶低。是正常現象，并不奇怪。

　　我們現在已有漢、維、哈3種文字的《古蘭經》共十幾種譯本，值得欣慰，但對我們這樣一個幅員遼闊、民族眾多的國家來說，特別是與西方國家和大語種地區出版《古蘭經》的數量相對而言，十幾種譯本不算太多。據我所知，目前還有不少專家學者已經完成或正在進行新譯本的翻譯，有的已經送到出版社、印刷廠，有的正陸續在期刊上連載，還有些穆斯林青年留學生也在國外努力翻譯，這是令人鼓舞的信息。我們期待著、企盼著有數量更多，特別是質量更高的、盡可能吸取現、當代《古蘭經》研究成果的新譯本問世。使我們翻譯《古蘭經》的水平、質量邁上更高的臺階，與時俱進，作出中國穆斯林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