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紀，伊斯蘭文明曾產生了燦若星漢的學者，汗牛充棟的名著，為人類的文明進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故此，美國學者希提說：“講阿拉伯語的各國人民，……是在整個中世紀時期高舉文明火炬的人物，是對歐洲文藝復興作出慷慨貢獻的人們。”①美國前總統尼克松也說：“當歐洲還處于中世紀的蒙昧狀態的時候，伊斯蘭文明正經歷著它的黃金時代……幾乎所有領域里的關鍵性進展都是穆斯林在這個時期里取得的……當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偉人們把知識的邊界往前開拓的時候，他們所以能眼光看得更遠，是因為他們站在穆斯林世界巨人的肩膀上。”②

    雖然如此， 但對于廣大中國讀者而言，更多熟悉的是西方的學者，如培根、盧梭、康德、黑格爾……較遠的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等。而對于那些在整個中世紀獨領風騷的百科全書式的伊斯蘭學者，卻知者寥寥，聞者不多。究其原因，除了學術上“歐洲中心論”、“言必稱希臘”的單一文化影響以外，缺乏對伊斯蘭文化作品及其名著的介紹，恐怕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了。

    我時常在想，無論在學術上、理論上，還是在政治上、文藝上，一些所謂的“國際準則”并非是無懈可擊的，而是大有商榷的余地。以諾貝爾獎這個被認為是世界上獨占鰲頭的獎項為例，且不論自然科學（這方面歐美國家領先尚可理解），單就文學獎而言，獲得主中歐美國家無疑占絕對優勢。但這并不能證明東方國家在文學上也始終處于弱勢。有資料說，老舍再活一年就可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一些人似乎由此得到一點快慰。我覺得這種快慰與其說是自豪，不如說是在默認“歐洲中心論”。而且，即使老舍再活一年，也未必能夠“如愿以償”。1988年，埃及的納吉布﹒馬哈福茲獲諾貝爾文學獎,在中東，某些欣喜若狂的現象僅僅出自某些官方的宣傳，而廣大的知識分子、人民群眾內心更多的卻是苦澀與悲哀——因為把納吉布.馬哈福茲推上這一“殊榮”的唯一因素是他的小說《街魂》褻瀆伊斯蘭文明而兜售西方文明。無獨有偶，2000年10月12日，瑞典文學院將2000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法籍華人作家高行健。對此，中國作協負責人指出，“此舉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有其政治目的的。這表明諾貝爾文學獎實質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權威性。”（2000年10月14日《光明日報》）

    從這一角度去看，西方學者在我國幾近家喻戶曉，而思想性和藝術性或許比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伊斯蘭學者卻鮮為人知，這不能不歸結于人為的背景和因素。這種現象使許多人陷入一種誤區，盲從西方媒體的誤導，“在意識上感染上了一種國際性‘病毒’：把本意為‘順從’、‘和平’的伊斯蘭文化總死死捆綁在‘中世紀’、‘圣戰’、‘恐怖’與‘滲透’等人造概念中；同時，卻在所謂新潮氛圍里沉浸在什么‘天皇飯店’、‘愷撒龍’之類殖民文化的熱湯中陶醉不醒！”③我覺得，這種單一的文化價值既限制了我們的思想視野，又妨礙著各種文明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對話而不是對抗，已成為國際上的主流意識。

    有鑒于此，我們將伊斯蘭著名學者、思想家安薩里（1058—1111）的代表作《圣學復蘇》的簡寫本翻譯出來，介紹給中國學人及一般讀者。期望對文明之間的交流與認知盡綿薄之力。

    關于安薩里及其《圣學復蘇》，已有不少資料作過介紹，本書編者前言亦有涉及，故不贅述。安薩里本人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圣學復蘇》也被稱為“伊斯蘭文化百科全書”，有學者稱，“其影響僅次于《古蘭經》和《圣訓》”，光是其簡寫本及注釋本即達數十種之多，對其著縮寫與注釋和翻譯活動在他去世不久就開始了，而且歷代不斷。我們現在介紹的這個本子，乃是現代的簡本之一。在伊斯蘭世界，特別是思想界和學術界，安薩里及其《圣學復蘇》無人不知，被視為重要伊斯蘭文化參考源泉。除少數不足論者外，一般學者都對他的思想和作品給予首肯。許多院校把《復蘇》的內容加以篩選后作為教材。《復蘇》大約于二十世紀初傳入我國，并不久即被作為一般清真寺“大學”的教材，至今不衰。我國學術界有些學者在涉及安薩里的著作《哲學家的矛盾》和伊本.魯士德的著作《矛盾的矛盾》時認為，安薩里的論點在伊本·魯士德的反駁下“紛紛倒塌”，不堪一擊。不知這種說法何所依據？僅僅由于伊本.魯士德的所謂“雙重真理”說中有樸素唯物主義的成份嗎？

    我國宗教文化研究方面的專家吳云貴先生在《理解伊斯蘭研究伊斯蘭》一文中指出，研究工作應“抱定這樣一種觀點，可以簡單地稱之為在主客體雙向互動中來把握研究對象，既審視研究對象，同時也不斷地完善、修定和深化自己的認識。”、“今天作為一個‘過來人’，我們對宗教的認識早已擺脫了簡單、教條、偏執的態度，但糾正認識上的偏頗仍不無現實意義。”④

    我認為，安薩里與伊本.魯士德之間的“勝負”問題似乎也應從客觀、現實、不摻個人愿望的層次去評定，而不是先入為主、一廂情愿式地加以主觀臆斷。安薩里及其著作在伊斯蘭世界深入人心，近千年而不衰；伊本.魯士德的哲學著作只是被作為一種“文化遺產”而見于某些圖書館。在今天的伊斯蘭世界，當你提到伊本.魯士德時，民間幾乎無人知曉，而安薩里及其思想卻是有口皆碑，人人皆知。這一事實不是比理論更能說明問題嗎？

    安薩里的《圣學復蘇》，雖歷經九個世紀，但今天看來，依然生機勃勃，大放異彩，其主要原因是作者對伊斯蘭文化內涵的全面、準確的把握。這一點是古今許多伊斯蘭學者所不及的，故許多著作的影響力只能限于數十年，至多一百年，隨后其歷史局限性便暴露無遺了。安薩里對經典證據和理性證據的運用得體、不偏不倚，便是一個突出的例子。《圣學復蘇》中我們可以看到，在談及伊斯蘭的功課（禮拜、齋戒、天課、朝覲）時，安薩里首先依據的是經典證據，引述全面周到、細致入微,使人深感言必有據； 在涉及這些功課的內在奧義時，又運用理性，縱橫馳騁，發揮得淋漓盡致，恰到好處，但同時又十分注意把握理性的限度，絕不去探討理性鞭長莫及的內容。例如，談到朝覲中索法與麥爾臥之間的奔跑、射石時，安薩里強調這些儀禮體現了“完全的服從意識”，理性不宜染指。安薩里把真主的啟示比作“光”，人的理性比作“眼睛”，以示人的理性只能借助于主的啟示，才能發揮作用。在談到用個人見解注釋《古蘭經》的問題時，安薩里又抨擊了那種認為只有傳聞證據才能解釋《古蘭經》的觀點；認為在理解、注釋《古蘭經》時，理性、個人見解大有迂回的余地。否則，許多鼓勵運用理性理解《古蘭經》的經典證據本身亦毫無意義了。但值得注意的是，安薩里在抨擊限于經典表義的觀點時，同時也抨擊了先入為主的曲解，把“運用個人見解解釋《古蘭經》”和“憑私見、偏見解釋《古蘭經》”作了區別，認為經典證據是理性探索的前提和基礎，而不是相反。安薩里的觀點中不難看出伊斯蘭文化中經典證據和理性證據的依從關系。倘若我們回到八、九百年后的近現代伊斯蘭思想界，保守派的反理性、反演繹，導致理性主義的反傳統，乃至把理性捧上權力的峰巔，用理性判斷一切、衡量一切；圍繞經典與理性、傳統與現代的大辯論，等等，我們不禁對站在這一問題云端的安薩里肅然起敬。現實對人的嘲弄往往是深刻的：現代人無法解決的問題，古人已經解決了。這或許就是《圣學復蘇》的生命力所在吧？這個譯本雖浸透了我們一定的心血和汗水，但畢竟限于水平，訛誤難免。敬希讀者不吝指正。愿這個譯本給我國讀者提供一個了解伊斯蘭文化的窗口。愿我們的伊斯蘭文化研究改變只依賴西方資料的單一局面。愿我國的文化研究事業更加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