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對古埃及早有研究
英國倫敦大學考古學院的一位有良知的教授奧卡沙‧艾-達利博士最近出書揭露一個重大的歷史錯誤﹐阿拉伯人比歐洲學者早一千年就很熟悉古代埃及的象形文字﹐決非歐洲人是第一“發現”者。 因為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早被解讀﹐阿拉伯穆斯林的學者對古代埃及社會十分了解﹐尤其對法老社會和政治狀況的研究。 但是﹐西方軍隊占領中東之后﹐對當地的學術研究盡力壓制和約束﹐不給他們發表的機會﹐只強調西方學者成就巨大﹐以“研究和保護文物”為理由﹐把大量盜竊的稀世古董據為己有。
二百多年來﹐一直使世界震驚的“羅塞塔石碑”就是這種謊言的罪證﹐他們以此開創了西方的“埃及學”研究﹐成為世界學霸。 (羅塞塔石碑是1799年法國入侵者在埃及海港城市羅塞塔“發現”的一方古碑﹐上面有三種古代文字﹐刻于公元前196年﹐托勒密王朝時代。 后來﹐英國同法國爭奪埃及贓物﹐用軍事力量搶奪了這塊石碑﹐作為侵略世界的“戰利品”放置在大英博物館。---- 編譯者) 這塊石碑上刻著的三種古文字﹐阿拉伯學者早有研究文獻和記錄﹐但是法國政府宣布是法國人的“新發現”﹐否定以前所有的研究成果﹐認定了一名法國學者讓-弗朗索瓦‧商博良是“破譯”埃及古文的第一人﹐盜名竊譽。
艾-達利博士的研究揭露﹕“埃及學是被歐洲中心論者獨霸了兩個半世紀的專題﹐徹底否認比他們早一千年的伊斯蘭文明對埃及古代學術的研究成果。”
他說﹕“在拿破侖時代之前﹐歐洲人對中東和古埃及文明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只在《圣經》看到過那里的神秘傳說。 他們認為《圣經》描述的法老時代﹐早已被那里的現代居民忘記的一乾二凈。 他們還認為﹐埃及人從七世紀開始因為阿拉伯人的擴張而被融入了阿拉伯文化﹐忘卻了自己的祖宗。”
他說﹕“這是過份倉促的結論﹐完全無視中世紀阿拉伯學者﹐以及從七世紀到十六世紀其他國家學者對古代文化的鉆研精神。 實際上﹐在歐洲的文藝復興之前﹐那里的官方和民間都保留了大量的中世紀學術研究資料。 研究顯示﹐穆斯林的學者不僅對古代埃及有很深入的研究﹐而且他們能很準確地解讀古代的象形文字。”
在公元前30年﹐埃及遭到羅馬人的入侵﹐象形文字開始衰落﹐但一直使用到公元五世紀﹐對于中世紀的埃及人和阿拉伯學者﹐象形文字不是什么神秘的文字﹐他們有大量的數據可以查證。 例如﹐歐洲人對象形文字的最早結論是﹐每個符號代表一個概念﹐但阿拉伯學者的研究遠遠超過西方人的水平﹐他們已經認識到埃及古代象形文字的聲音符號和語法規律。
艾-達利博士在閱讀了古代阿拉伯學者的著作后發現﹐這些是被西方學者所努力淹沒的知識寶庫。 他為此花費了七年功夫。 他說﹕“這些古代的文獻散落在世界各地﹐大量的資料收藏在民間。 即使在歐洲各國文獻館保管了一部分古埃及文獻﹐分類和排列都很凌亂﹐沒有完整的系統。 我不能像研究現代學問那樣﹐找到數據的順序﹐而是每件數據都須當作個別處理﹐進行歸類。”
他說﹕“看來﹐這些是被歐洲學者故意忽視的珍貴資料﹐他們認為﹐穆斯林和阿拉伯人不懂得文明﹐沒有什么高明的見解﹐他們的著作不值一讀﹐所以﹐被凌亂地隨意丟棄。” 那些歐洲著名的阿拉伯專家或東方學家﹐都是各國殖民政府的御用文人﹐享有很高的生活待遇﹐他們的工作目標是尋找數據證明殖民主義的偉大和光榮。
艾-達利博士是一次偶然的機會聯想到阿拉伯人對古代埃及的研究。 當初﹐他在一項研究的課題中﹐涉及到一位古代穆斯林的學者﹐阿布-伯克‧艾哈邁德‧伊本‧瓦赫希亞﹐生于公元九世紀。 從他的遺著中發現﹐他對古代象形文字有清楚的解讀。 他是一位名符其實的天才語言學家﹐因為他對象形文字的理解﹐不僅是圖像﹐而且語音和語法關系﹐他從而在古埃及的象形文字著作中探索埃及人的科學成就。
他說﹕“從瓦赫希亞的遺著中﹐對照現代歐洲人的研究﹐我們發現他對象形文字的符號理解得很準確。 例如﹐根據歐洲學者艾蘭‧戈迪納爵士的古代埃及語法書﹐他在附件中列了一張語法規律表﹐再看看瓦赫希亞的古埃及語法研究﹐英雄所見略同﹐但比這位英國爵士早八百年。”
他說﹕“西方學者對阿拉伯人的研究誤解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他們不愿了解伊斯蘭﹐認為《古蘭經》不屑一顧。 在他們看來﹐這些熟讀《古蘭經》的阿拉伯學者們頭腦殭化﹐無知﹐他們不會理解古代埃及的科學和智慧。 如果想得知古代埃及真相﹐只有徹底拋棄阿拉伯人的障礙﹐另辟蹊徑。
從嚴肅的學術角度﹐阿拉伯的學者們不像歐洲人想象的那樣﹐沉迷于伊斯蘭信仰中﹐不尊重科學和事實。 他們的思想和觀點﹐是屬于宇宙總體論﹐例如人類同一來源﹐有共同的理性﹐只是語言和習俗不同而已。 由于西方殖民主義和種族優越論作怪﹐數百年來被散失在世界各地的阿拉伯學者著作肯定很不少﹐這應當是當代學者認真探索的一個新課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