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8日，第六屆北京論壇在京舉行。本屆論壇以“危機的挑戰、反思與和諧發展”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三百多名專家、學者在歷史、經濟、文化、高等教育等五個領域，對人類所面對的危機問題進行廣泛深入的交流和探討。賽義德·侯賽因·納瑟（Seyyed　Hossein　Nasr）、杜維明和彼得·喬希姆· 卡贊斯坦(Peter　Joachim　Katzenstein)在本屆論壇上做了重要講演和對話。本期“東海西海”欄目從伊斯蘭、儒家和基督教文明的視角出發，編發三位學者的精彩報告。

　　本期嘉賓：

賽義德·侯賽因·納瑟（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傳統研究基金會主席）

杜維明（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

彼得·喬希姆·卡贊斯坦（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美國康奈爾大學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多元文明觀與文明對話的意義

　　納瑟：作為研究東方思想的學者，我對于中國的傳統思想興趣深厚，我用大量時間來了解老子、莊子、孔子等人的作品。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檀香山的一次會議上，杜維明給我看了他的一篇論文，給我很大的啟發：伊斯蘭和儒家文明之間的對話勢在必行，這也是最近幾十年的趨勢。在19世紀，思想界總是熱衷于把我們的文明和西方的文明相比較——印度思想與西方思想、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等等。其實，東方各個文明之間的對話更為重要：他們地域上接近彼此，思想上互相吸收。我和杜維明的對話在經歷許多波折后終于實現，通過對話我了解到了杜維明的新儒家學派。伊斯蘭和儒家文明一同影響了這個世界近一半的人口，伊斯蘭和儒家文明的對話不僅要探討伊斯蘭世界和儒家世界之間的關系，還要探討伊斯蘭和儒家文明是如何相互影響的。

　　基于多種原因，有必要完整記述伊斯蘭同中國從科技到天文再到哲學等很多層面的歷史交流，其中一個不容小覷的原因是雙方的交流是世界文明史上最精彩的一頁。而且，雙方交往的長久歷史對今天兩種文明間建立和諧發揮了基礎性作用，而建立和諧的基礎不僅是現實考慮。

　　杜維明：面對錯綜復雜的世界，我們不應該單純地用“東方”、“西方”來看待它，而是應該用多元的視角來看待。中國的歷史與印度文明息息相關，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從印度傳入的佛教的影響，中國文化現在會是怎樣。唐朝時傳入中國的波斯文化也對中華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中華文明也從未停止過對其他文明的探索和借鑒。明清時期的穆斯林學者王岱輿撰寫的《清真大學》一書和另一位偉大的回族學者劉智所著的《天方性理》都讓我們了解了伊斯蘭與儒家思想。這兩位穆斯林學者思想的重要性不亞于利瑪竇，但他們的成果被很多學者所忽視。很多人都把文言文當做一門用來了解中國歷史和思想的特殊語言，而忽視了中國古代文本中對其他文明進行研究的材料。但其實很多中國古籍記載了對伊斯蘭文明的研究，我們應該對此予以重視。另外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如果沒有人把阿拉伯文化的精髓介紹到西方，文藝復興運動怎么能興起？更不用說啟蒙運動和現今的西方社會了。總的來說，中世紀的西方社會大大得益于伊斯蘭文明。因此，在21世紀，我們應該重新開始伊斯蘭、儒家、印度等各個文明之間的對話。

　　卡贊斯坦：保守派主張，文明由一系列等級分明的文化范式所組成，其核心價值是不容置疑的；自由派則認為，可以用明確及無可爭議的自由主義準則對人類行為是否得體或是否“文明”做出判斷。我的文明多元觀與這些看法是不同的。影響了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元論肇始于18世紀的歐洲。到了19世紀，關于文明單一性準則的一元論被奉為圭臬。亨廷頓為我們的時代重新拾起了這一陳舊的一元文明觀。這種一元觀在當今所有主要文明中，無論是美國、中國、歐洲、印度、日本、俄羅斯，還是伊斯蘭世界，都大有市場。然而，相對于學術界來說，一般公眾卻很少注意到亨廷頓對于所謂文明沖突夸大其辭的事實。大量的分析評論令人信服地表明，沖突大多發生在文明內部而非文明之間。

　　持一元文明觀的人們雖然身處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分屬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但他們所主張的一元論都隱含著知識上的誤導性和政治上的危險性。我在此主張，文明是多元的。從古代到近現代的歷史來看，那種認為“西方”有著一成不變的集體身份認同、并在文化上一向具有凝聚力的看法，是站不住腳的。資本主義民主政體的多樣化一直是西方世界的一個突出特征，西方的多元化是無可否認的。其他文明也是如此，例如，中華文明并不是圍繞著無可爭議的儒家文化或亞洲價值觀凝聚而成的。事實上，同美國一樣，作為中華文明內部多元性以及中國所處外部環境的反映，中國也經歷了圍繞著真理的論證而發生的各種沖突。

　　文明內部的多元性因其所處的大環境而得到了加強。這里所指的“大環境”，并不是國際市場或以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體系，這里所指的是“全球家園”，亦即一個承載人類知識與實踐活動的全球體系。全球家園這個概念所要表達的不是一套統一的標準，而是一種對于人類共享的價值理念的寬松認知，其中包含著人類和而不同的辯證觀。這種對于共享價值觀的寬松認知，是以全人類的物質和精神福祉為核心的。由此，全“人類”的“福祉”和權利不再是任何單個或是若干個文明、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的特權或產物。相反，服務于人類福祉的技術手段和人權的規范在實踐過程中獲得了生命力，并為所有文明提供了參照的范本。盡管人們常常會偏離其道，但這套范本卻構成了當今所有文明體系中政治權威及合法性的基礎。所有國家、政體和帝國都宣稱其服務于個人的福祉，而人人擁有不可剝奪的固有權利的原則也獲得了普遍承認。這兩種進程的存在加強了文明所固有的多元性，體現了包容一切主要文明體的現代性文明的特質。它們瓦解了專制的政治能力，削弱了濫權的道德基礎。

傳統文明與現代性

　　納瑟：我認為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中國、印度和伊斯蘭世界的知識界對于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反應是不一樣的。中國學界在19—20世紀時便接受了由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帶來的“世俗化的人的理性”思想并把它運用到學術研究當中，這也是中國傳統世俗化的一個開始；在印度學界，19世紀，只有少數一些學者，接受了文藝復興的理念和啟蒙運動的思想；但在伊斯蘭世界，18—19世紀，主流學界對此一直持反對態度。直到20世紀中期才有一些學者支持這種世俗化思維方式。但這也從來不是一種中堅力量。

　　我想指明并讓大家思考的是為什么會有這種差別。因為直到啟蒙思想傳入時，中國和伊斯蘭社會都是有著極大相似性的。如對道德觀的尊崇，相信世界萬物有自然規律，人的行為也有宇宙的力量，還有對長者的尊敬，對家庭負責，以及遵守法律。另外，中國和穆斯林民族一樣，是一個崇尚中庸的民族。他們行事溫和，避免極端。

　　杜維明：一位名叫彼特·博格的學者曾提到過對于西方挑戰或者說啟蒙思潮挑戰四種不同的反應類型。首先是激烈的反對，反對者說，這與我們自己的文化太不一樣了，我們不要在還未批判性地理解其長遠的含義之前就接受它——這是在伊斯蘭世界里。然后我們看到另一種態度，那是幾乎“全盤西化”：讓西方的東西進來，這是引領我們走向現代化的唯一途徑，以拋棄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為代價。比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激發了各種積極有力的思想，但“反傳統”也是“五四”遺留下來的重要特征。這是第二種類型。第三種反應類型，是讓西方的東西與一些傳統觀念共存，有時不是出于自愿的。當然，另一種方式是讓這二者融合，我們還未看到一種很好的融合。人們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想將傳統文化和西方所謂的現代性融合起來。

　　在17、18世紀，尤其是19世紀和后來的20世紀前半葉，西方的思想，這種不可思議的強大的意識形態培育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等等。目前的重大問題是，這種思想方法是否能幫助人文主義進入21世紀？我們都知道這是很有問題的。從19世紀中期起，中國的知識分子漸漸變得激進，很多人認為只有革命精神才能最終將中國從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中解救出來，必須向西方學習，摒棄我們自己的文化。但同時，一種很強的責任感也在盛行。于是，兩種非常強大的意見共存了，一種是反傳統主義，另一種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二者間有明顯的矛盾，這矛盾存在于對難以消化的外來文化的接受和向西方學習以自強的意識。所以，強烈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與對中國傳統的劇烈抨擊共存了一段時間，非常矛盾，很難和解。

　　我對于啟蒙思潮的批判是，盡管其主張的一些價值觀表面上很積極，如自由、平等、法治、人權和個體尊嚴、理性，在20、21世紀幫助我們理解這個世界，但它的過程有兩項重要缺失：一是啟蒙運動為了批判基督教而走向批判人類的精神領域，因此那種超越人類世界的限制、想要走得更高、追求精神世界的訴求也被拒斥了，這使它成為世俗的人文主義；另一個更嚴重的缺失是，啟蒙運動里缺少了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評判。從培根時代開始，世人就認為，知識即力量，力量既包括對自然的認識，也包括對自然的控制，這就使得自然成為受人利用的客體。這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一些嚴重問題的根源。

　　卡贊斯坦：文明不是一種先決條件，而是由人類實踐所開創的進程。那些自詡文明的人都曾有過蒙沌未開的過去，且無法確保不致落入退化墮落的未來。這些實踐活動日積月累，形成了諸如“美國化”或“中國化”的文明進程。它們不斷地塑造并重新塑造著人類行為上及符號上的疆域。在當今世界上，這些實踐進程交匯成一種全球范圍的現代性文明。

　　在人類多種多樣的實踐活動中，我們不難發現跨文明的交往及文明間的碰撞。文明無論就其內部關系還是外部關系而言，都帶有論爭和異議的烙印。文明的論爭產生不同的進程和結果。結果之一，是文化帝國主義，它將一種文明的規范與實踐單方面強加給其他本土文化，必欲將后者的規范與實踐置之死地而后快；結果之二，是本土行為者囫圇吞棗地全盤接受外來文化產品及實踐的皮毛而非精髓；結果之三，是一個吸收融合的世界：本土文化有選擇地吸收外來文化，其規范與實踐則因此而發生變化。這種結果最典型地體現在主要文明之間的關系中。

傳統與現代沖突中的人類困境

　　納瑟：關于啟蒙思潮，我們都有所評判。但我們都是哲學家，現代的哲學里已經不時興講“真理”了。但在傳統哲學里，“真理”是最高的價值。問題是，啟蒙思潮里對于人與自然各種錯綜復雜關系的假定是否正確？這是終極問題。

　　人類社會能否在一個錯誤的世界觀上存活？這引出了關于自然的問題。英國的弗朗西斯·培根創立了一座將世界領入現代科學的學院，他認為科學帶來力量。物理實驗完全是關于如何控制自然，這些實驗被用來挖掘自然的秘密。愛因斯坦認為，科學不是用來干“有用”之事，而是始于“無用”之時。一些科學家認為，科學不是用來控制自然的，而是用來了解自然的，這和中國的思想很相近。控制和支配的觀念，從現代科學一開始就有了。現代科學被認為可以用來賺錢和增加軍事實力，如果沒有用來研制新產品和武器的資金支持，所有的科學院校將關閉，包括麻省理工大學和哈佛大學。現代科學永遠無法對付自然的精神層面，有些自然層面是學術書無法解釋的。

　　從17—20世紀，自然只是被人當做物質資源加以利用，而不是精神層面的恩賜。這個觀念，加上人類的貪婪，啟蒙思潮無法改變人類的貪婪本性。因此，人本善，在某種層面上來講，是錯的。當有了這種科學的力量，加上貪婪，人類還未到滅絕的地步。我個人在物理、哲學、宗教、東方哲學的興趣，使我在剛從哈佛大學畢業時就意識到，會有一場大危機爆發。我寫了一本叫《人與自然》的書，這是第一本預言環境危機的書，此書出版于1966年。1971年，我一個在斯德哥爾摩工作的朋友創立了“地球日”，以提醒人們要珍惜、欣賞自然。

　　環境危機不止是環境問題、經濟問題、工程問題，而是一個更深遠的危機，是普通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斷裂。很長時間以來，很多國家的人都是用同樣的眼光看待山林、樹木、河流。但沒人想到有一天，河流會變得如此之臟，臟到飲用水缺乏，沒人想到有一天地球上人口多到沒有糧食可以喂飽每個人。我們親手把自己推到了懸崖邊，我們被工資下降等問題引開了注意力，忘了自己快墜落的事實。不管美國政府印多少美鈔，也不能阻擋環境危機的發生。除非我們完全改變對自己是誰、在干什么、我們的力量極限在哪兒、自然能為我們做什么等的觀念。

　　孔子說過世上萬物有自己的法則和權利，在阿拉伯，我們重視真理和真主，真理是真主的名字。世間萬物皆有自己應得的東西，一朵花有自己應得的待遇，所有動物、植物、山峰、河流、樹林都一樣。當你忽視這種“應得”，一種不平衡就產生了，我們也不會有最終決定權。除去我們的宣傳、尊嚴、傲慢，我們什么都不是。如果有場大于里氏八級的地震，我們根本做不了什么。與自然的力量相比，我們很脆弱。我們需要醒過來，這是我五十年來一直傳達給大家的訊息。

　　杜維明：我們的世界上存在兩種科學。第一種科學以認識自然和發現真理為最終目的，這種科學精神以愛因斯坦為化身；還有一種科學則強調征服，強調量化每一個事物，后者給我們帶來了深重的危機。托馬斯·柏勵(Thomas　Berry)曾做過這樣的結論：“我們不應該僅把自然看做是可被利用的物體的集合，它應是由很多主體構成的一個集體。”因此說每種物體都有它的內在規律是非常正確的。

　　最近我在北京大學學生中做了一項調查，調查是二選一的問卷。有一題是“你認為經濟發展和生態平衡哪者更加重要。”令我驚喜的是，只有四個人選擇了經濟發展，而余下的一百多人均認為生態平衡更加重要。但同時我也在想，那一百人的選擇是因為他們“希望”這樣，而當他們回到正常的生活、開始工作的時候，占主導地位的還是經濟利益。因為就現階段來說，經濟發展還是決定政策以及我們生計的主導因素。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是，科學家以及每一個個體都逐漸意識到我們若不做些什么，就會深陷困難。但是伴隨著這種意識的覺醒，仍是我們的無助之情。我們發現我們做不了什么來阻止我們陷入困難。

　　卡贊斯坦：在我們這個多元文明的世界上，文明間的接觸與跨文明的交融是主流，而文明的沖突則是偶發的支流。過去三十年間中美兩大文明之間的關系為這一論點提供了充分的證據。因此，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保守派與自由派的基本認知受到了嚴重誤導。他們先入為主的偏見不能幫助我們建設一個更美好、更多樣化的世界，讓所有文明在共同背景下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些偏見卻有可能將我們帶入一個人人自危、以鄰為壑的世界，使文明弱化為唯我獨尊的獨白，從而導致文明不是走向交匯與交融，而是走向對立與沖突。

　　今天，我們生活在充滿挑戰的時代。僅僅一年前，世界經濟曾搖搖欲墜，瀕臨崩潰的邊緣。對于這場危機，盤踞在歐美各大金融中心的一小群唯利是圖、為所欲為的權勢者和相關制度機構難辭其咎。國家的大規模干預使得全球資本主義免于崩潰，但卻無法阻止危機對全球數以千萬計的人民所造成的巨大傷害。就其起源而言，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與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1997年前，從東京流出的熱錢流入亞洲各地，到處尋找高于在日本所能得到的回報。而2008年以前，華爾街在全球各地到處兜售它所發明的新的金融產品，而人們則誤以為這些金融產品已經消除了潛在的經濟風險。在這兩個事例中，由于不同國民經濟體系、不同國家以及不同文明體所采取的多樣化的措施,危機才沒有釀成更大的慘劇。多重和多元文明的存在為多種多樣的制度與實踐提供了合法性。這就是多樣化的長處。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市場經濟模式——無論是美國的、歐洲的、印度的、伊斯蘭的、日本的，還是中國的——囊括高效和公平的所有品質。在一個如此錯綜復雜的世界上，不可能只有一種經濟邏輯；而多重狀態和多元性質的文明的存在，恰恰可以發揮減震器的功能。協調而非沖突，是以多元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經濟秩序的基本特征。

展望人類文明：未來的可能性

　　納瑟：任何真正關切當今人類生存狀態的人肯定注意到我們的生活從精神、哲學、心理到社會、經濟、政治再到環境的諸多層面，都存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和混亂。從當今世界可怕的現狀看，之所以造成這種現狀是因為人們只考慮私利以及恃強凌弱。文明內部及文明之間的和諧在很多人看來不過是幻想，充其量是夢想，然而實際上這是我們避免全球災難的唯一希望。我們必須加強同我們自己社團的有機聯系，不但要加強同少數人群體的聯系，加強同與我們有極大共性的相同文明中其他人的聯系，還要加強同依歸于其他文明的人的聯系以及同全人類的有機聯系。

　　同時，不論我們依歸哪種文明，為了在我們自己中間以及與“他者”之間實現和平，我們必須培養一種深深植根于我們智慧傳統的全局觀。我們的每一個傳統都應該真正地運用它的精神財富為解決當前人類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危機貢獻力量，而每一個文明都為實現這一目標發揮著各自獨特的作用。

　　讓我們邁出第一步，繼而滿懷希望和決心，努力走完前面的千里艱辛路，將承載我們各文明的大篷車安全開往終點，那里將是和平和諧的處所。

　　杜維明：我想起了20世紀60年代第一個宇航員在太空用肉眼看到我們的地球的情景。維特根斯坦曾經說過，只有你經歷過死亡，并再次復生，你才能真正知道生命的真義。同樣的，我想說，只有你在地球之外看地球，你才能真正看到地球上的一切（土壤，水，空氣）是多么的寶貴和脆弱，以及它們之于我們的意義。非洲有一句意義深邃的諺語：“地球并非祖先給我們的禮物，而是后代交由我們保管的寶藏。”但大多數時候，我們還是把地球當做自己的禮物，而不顧后代的生存。我不得不說，人和自然間的爭奪是十分激烈的。

　　面對這一困境，我想從儒家這種精神層面的人文主義談起。儒家思想關注社會，也關注宇宙。它不僅研究個人和集體的關系，也研究自然和整個世界。它問的問題包括：生命的終極意義是什么？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如何維持和自然的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關系？這些都是深入的思考和探求，并應該加入我們的實踐當中。正如佛教對同情憐憫之心的強調一樣，我們不能只關注現在的生活，更要關注人類的未來。我想，這就是對話成為可能的基礎，也是解決當前困境的出路。

　　卡贊斯坦：在未來，我們或許還要面對一種全新的挑戰，即地球的承載能力和人類發展的關系。這里需要涉及湯因比以單數形式及大寫字母開頭拼寫的“大文明”（Civilization）概念，即面對這一新的危機，我們需要作為一個“大文明”和所有生物一起來應對。這種大文明認同或許會激發起以追求“大文明”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社會和政治運動，在某種意義上就像人們早先追求民族命運共同體那樣。但即便是在這種“大文明”面臨的挑戰中，有關科學、社會運動、教育以及其他諸多層面的政治問題仍將繼續居于中心地位。要成功地創造出捍衛“大文明”的應對戰略，每個國家和民族都應該參與進來，因為這一問題的最終解決還有賴于“大文明”中每一種文明的智慧與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