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松亭阿訇
馬松亭（1895-1992）是現代中國伊斯蘭教著名大阿訇、社會活動家和回族教育家，與達浦生、王靜齋、哈德成齊名，并稱為現代中國“四大阿訇”。
松亭阿訇名壽齡，以字行，經名阿卜杜·拉希姆?；刈?。北京牛街人。出生于貧苦的穆斯林家庭，幼孤，遂進牛街寺作小“寺師傅”。稍長，先后投于達浦生、張子文、王友三等大阿訇門下，并在此期間有幸親聆土耳其學者阿里雷抓的《古蘭經》讀法。名師出高徒。經過這幾位名師教化，馬松亭不僅打下堅實的經學基礎，而且受到許多新式伊斯蘭教育思想的影響。其中，對他教育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首推張子文阿訇。
張子文（1875-1966），名德純，以字行，經名艾布·伯克爾，遼寧本溪人。學識淵博，通曉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種外語，德語尤精，素有“德國張”之譽稱，是現代中國伊斯蘭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馬松亭以及馬善亭、楊明遠、李廷相、趙銘周等一批知名阿訇俱曾在其門下習經。馬松亭從1908年始，即到北京牛肉灣清真寺跟從張子文阿訇；以后又隨他到馬甸、花市等寺，前后長達7年之久（1908-1914、1919年）。張子文是改革舊經堂教育制度的先行者，早在1898年就開始了清真寺中阿文兼授教育教學的實踐活動。此后，又與王浩然阿訇等共同創辦清真教育會，積極倡導清真小學教育、師范教育等伊斯蘭教育改革。1912年在花市寺任教長時，他改第五清真小學為“清真文化小學校”，實行培養伊斯蘭組織會長、清真寺教長、回民學校校長的“三合一”教育體制。這種教育體制使馬松亭大受其益。后來，馬松亭將這種體制總結概括為新式經院“三長制”的教育體系，并納入自己的教育實踐活動中。此外，張子文在經學教育中，加入漢語文、自然科學等內容及編唱“校歌”的教育實踐活動，對馬松亭創辦成達師范也應有相當的示范意義。
馬松亭是在跟從王友三大阿訇一年后，在花市清真寺由王阿訇為其“穿衣掛幛”的。此后，他依次受聘于北京西單、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1924年，經天津馬人圃先生推薦，他應邀赴山東濟南穆家車門（西關）清真寺任教長。歷史證明，這是馬松亭走向輝煌創業至關重要的一步。
濟南穆家車門清真寺能成為成達師范的搖籃，絕不是偶然的。這里聚集著一批回族穆斯林的有識之士，更有一大批渴望擺脫回回民族一貧二愚落后面貌和社會地位的穆斯林群眾。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愛國老人馬云亭為首的濟南穆斯林成立了“回教后援會”和“十人團”，與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堅決不做亡國奴”的愛國口號。最后，馬云亭等壯烈犧牲于反動政府的屠刀之下，而直接鎮壓與殺害他們的劊子手正是同屬回族的濟南鎮守使馬良。愛國志士的鮮血擦亮了濟南穆斯林的眼睛，認識到要改變回民政治上被統治、經濟上受剝削的社會地位，必須促進回漢團結，培植回民的國家意識，使廣大回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民族興旺則國家強盛，民族衰敗則是中國的巨大損失。為此，就應改革舊的經堂教育，提高回民文化，發揮回族固有的優良傳統，培養出一大批適應于時代發展與進步的回民領袖來。基于這種認識，濟南當時的回族名士穆華亭先生在自費朝覲麥加歸來后，即捐獻私宅建成穆家車門清真寺，延聘名經師，改革傳統教育方法，并與濟南道尹唐柯三，穆斯林聞人法靜軒、馬紱生等一起籌辦新式伊斯蘭學校。
這時，風華正茂的馬松亭阿訇，有鑒于舊時中國清真寺培養的海里凡只識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諳國文漢語，只會念經了事而不通一般社會知識和近現代科學文化，無法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弊端，久蓄改革舊經堂教育之志，卻在京師苦無施展宏偉抱負之舞臺。故收到邀請后立即欣然受聘，趕赴濟南穆家車門清真寺，在穆華亭、唐柯三等人大力支持與贊助下，以“成德達才”之意，創建了后來名聞遐邇的成達師范學校，揭開了中國伊斯蘭教文化教育史上一個新篇章。
馬松亭認為，使中國伊斯蘭教延續了千余年生命的舊經學教育，是一種“保守式的教育”：“課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對于義理典籍比較少些。至于社會常識、公民常識、自然、史地以及國學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闕如。所以這種教育，談不到什么時代精神、國族意識，無形的與中國社會隔絕，造成獨善其身的局面。這種弊端，是很顯然的?；谶@種認識，更堅定我們創辦改良回教師范教育的信念。”[14]于是，1925年4月24日，馬松亭等人克服了校址狹隘、經費拮據、師資缺乏、學生缺乏、課程難定、職員缺乏等諸多困難，創建了成達師范學校，并于該年8月正式開課。
學校設立董事會，由穆華亭、唐柯三、馬松亭、法靜軒、朱蘊韜等12人組成。唐柯三任校長，馬松亭任總務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課程教員。唐柯三時任濟南道道尹，故僅是名義上擔任校長，實際上的主管人還是馬松亭。因經濟困難，他不僅主持教長職務及授課，還要擔任校工的工作：搖鈴、操作；而且還是廚師之一。阿文與宗教課雖一度有王靜齋、張鴻韜阿訇一起任教，但王靜齋阿訇僅教了半年即離開濟南，張鴻韜是濟南清真西寺阿訇，教學任務主要由馬松亭承擔。
成達以造就健全師資、發揚伊斯蘭教文化、恢復回族固有精神、增進回民對于國家的效能為目的，提出：遵照國家教育宗旨，“施行師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師資，啟發回民智識，闡揚回教文化為宗旨。”馬松亭認為，啟發回民智識與闡揚伊斯蘭文化密不可分。“換言之，闡揚回教文化，即啟發回民智識也。況回民在精神上、意識上，很多的地方是由回教文化造成的，這種精神是世界回民能夠在急風暴雨中生存的因素。在中國文化失掉重心，而中國人民意識上極散漫，以致淪落到這種地位的今日，回教文化對于現在的中國，也有相當的需要；所以闡揚回教文化，即中國圖強之一道。成校之目的，即在教育興教，宗教救國。”[15]為此，他提出教長、校長、會長“三長”一體的新型阿訇人才培養計劃，要求成師培養出來的人才“至少可以擔任下列的三種職務：1、宗教方面，能擔任教長或教師。所謂教長，就是上述的阿衡；教師是普通領導人材，希望能以教長的地位，領導全部的回民。2、教育方面，能擔任普通小學或社會教育行政或教授的職務，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領導啟迪工作。3、社會方面，能擔任民眾組織與社會之團體領導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團體的力量，來領導回民的種種社會活動。”[16]也就是說，成達師范培養的人才應是德才兼備的回族中堅和骨干，他們既精通阿拉伯文又通曉國文；既精通伊斯蘭教經典教義又了解一般科學文化知識，特別是近現代社會科學知識；既能在清真寺內主持和領導宗教活動，又能擔任回民學校的校長，從事普通的文化教育工作，還能走出清真寺，組織回族文化團體和回族群眾從事文化事業與社會活動。
歷史已經證明，馬松亭大阿訇關于培育回民英才的愿望基本上達到了。新中國成立后，成師培養的一大批回族人才，大都成為宏揚伊斯蘭文化、回族文化的骨干力量，有的從事翻譯工作，有的著書立說，有的任教于高校，有的任職于統戰、民族、宗教事務部門或宗教團體，甚至成為外交、外貿工作的人才。如今健在的張秉鐸、馬金鵬、周仲仁等先生就是他們的優秀代表。
成師的成就與馬松亭大阿訇嘔心瀝血的勤奮工作是分不開的。成師創辦不久，即因“五卅”慘案發生而被迫停辦。馬松亭為此四處奔波，經與多方協商，決定從濟南遷校址至北平東四清真寺后院。1929年2月遷校后，吸收了一批北平的學生，學生數由第1期12個人的一個班增至三個班，易校名為“北平成達師范學校”。延聘國內知名阿訇，如張子文、馬自成、龐士謙等，擔任教育教學工作，師資力量大增。為利于優秀學員深造，馬松亭阿訇1933年、1936年兩次風塵仆仆飛赴埃及，晉謁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魯克一世、愛資哈爾大學校長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傳“發揚回教文化、溝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義，蒙其允準，由埃及公費接受兩批中國穆斯林學員至愛大深造，同時聘請兩位埃及教授來成達師范講學。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韓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馬金鵬、張秉鐸等5位成師畢業生赴埃留學，才有了1938年成師教員龐士謙阿訇所率法魯克留埃學生團的產生，才有了埃及賽義德·穆罕默德·達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樂兩位博士的來華授課?？谷諔馉幈l后，馬松亭阿訇率成師學生遷校至廣西桂林。不久，成師由民辦改為官辦，他才從繁重的成師教育教學工作中逐漸解脫出來。如果說，在近代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成達師范學校做出了積極的重大的貢獻，那么，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這一貢獻的第一大功臣。
與成達師范教育同具重要意義的幾件大事，一是創辦富有時代精神的民族與宗教綜合性刊物《月華》；一是成立成達出版部，印行伊斯蘭教經書與學術著作，出版《成達文薈》；一是創建福德圖書館，征集中外文圖書上萬冊；一是邀請教外著名學者，如顧頡剛、韓儒林、馮友蘭、張星烺等，以及成師學生定期發表專題學術演講。這幾件大事的完成，標志著成達師范學校成為近代回族史上最有影響的學校之一，成為名副其實的近代中國伊斯蘭教學術文化中心。馬松亭阿訇的名字與這幾件大事的順利完成，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馬松亭阿訇并沒有將精力僅僅局限在創建成師這一個學校上。在發展成師文化教育事業的同時，他還協助創辦了北平西北中學、中才小學、新月女子中學等多所回民學校?？箲鹌陂g，與顧頡剛、馮友蘭等共同倡議發表《72教授抗日宣言》。1943年任重慶十八梯清真寺教長時，創辦一所伊斯蘭教經學研究班。1945年回北平后，任東四清真寺教長，并在寺內成立北平伊斯蘭經學班，在成達出版部基礎上創辦伊斯蘭出版社，恢復《月華》雜志社并復刊，同時增出《月華周報》：與胡適先生聯系，保送部分回族學員入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習阿拉伯語專業。1949年松亭阿訇因避戰亂而暫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接受周恩來總理邀請由港返京，先后任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中國回民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遭迫害，但他愛國愛教之志始終不渝。“四人幫”垮臺后，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飽滿樂觀的積極態度參加各種社會活動。1989年，《性風俗》一書出籠后，激起上海及全國各族穆斯林的義憤。年逾九旬的馬松亭大阿訇不顧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飛赴上海，親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為維護民族團結與社會安定，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再立新功。在學術研究方面，限于漢文化水平不高，撰述有限，僅有《古蘭經要義》、《中國回教與成達師范學校》、《漢譯古蘭經首章》等幾篇作品；此外，民國時期還曾與老友王夢揚先生合作，在電臺發表了《回教與人生》的著名演講；但這些為數不多的作品都以其豐富的內涵、深刻的思想、可靠的資料贏得人們的喜愛。
1992年1月16日，備受中國各族穆斯林尊敬與愛戴的馬松亭大阿訇在北京歸真，享年97歲。
松亭阿訇名壽齡，以字行，經名阿卜杜·拉希姆?；刈?。北京牛街人。出生于貧苦的穆斯林家庭，幼孤，遂進牛街寺作小“寺師傅”。稍長，先后投于達浦生、張子文、王友三等大阿訇門下，并在此期間有幸親聆土耳其學者阿里雷抓的《古蘭經》讀法。名師出高徒。經過這幾位名師教化，馬松亭不僅打下堅實的經學基礎，而且受到許多新式伊斯蘭教育思想的影響。其中，對他教育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首推張子文阿訇。
張子文（1875-1966），名德純，以字行，經名艾布·伯克爾，遼寧本溪人。學識淵博，通曉阿拉伯、波斯、俄、德等多種外語，德語尤精，素有“德國張”之譽稱，是現代中國伊斯蘭教著名大阿訇、教育家，馬松亭以及馬善亭、楊明遠、李廷相、趙銘周等一批知名阿訇俱曾在其門下習經。馬松亭從1908年始，即到北京牛肉灣清真寺跟從張子文阿訇；以后又隨他到馬甸、花市等寺，前后長達7年之久（1908-1914、1919年）。張子文是改革舊經堂教育制度的先行者，早在1898年就開始了清真寺中阿文兼授教育教學的實踐活動。此后，又與王浩然阿訇等共同創辦清真教育會，積極倡導清真小學教育、師范教育等伊斯蘭教育改革。1912年在花市寺任教長時，他改第五清真小學為“清真文化小學校”，實行培養伊斯蘭組織會長、清真寺教長、回民學校校長的“三合一”教育體制。這種教育體制使馬松亭大受其益。后來，馬松亭將這種體制總結概括為新式經院“三長制”的教育體系，并納入自己的教育實踐活動中。此外，張子文在經學教育中，加入漢語文、自然科學等內容及編唱“校歌”的教育實踐活動，對馬松亭創辦成達師范也應有相當的示范意義。
馬松亭是在跟從王友三大阿訇一年后，在花市清真寺由王阿訇為其“穿衣掛幛”的。此后，他依次受聘于北京西單、河北涿鹿、北京花市等地清真寺。1924年，經天津馬人圃先生推薦，他應邀赴山東濟南穆家車門（西關）清真寺任教長。歷史證明，這是馬松亭走向輝煌創業至關重要的一步。
濟南穆家車門清真寺能成為成達師范的搖籃，絕不是偶然的。這里聚集著一批回族穆斯林的有識之士，更有一大批渴望擺脫回回民族一貧二愚落后面貌和社會地位的穆斯林群眾。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愛國老人馬云亭為首的濟南穆斯林成立了“回教后援會”和“十人團”，與反動的北洋軍閥政府展開了激烈的斗爭，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堅決不做亡國奴”的愛國口號。最后，馬云亭等壯烈犧牲于反動政府的屠刀之下，而直接鎮壓與殺害他們的劊子手正是同屬回族的濟南鎮守使馬良。愛國志士的鮮血擦亮了濟南穆斯林的眼睛，認識到要改變回民政治上被統治、經濟上受剝削的社會地位，必須促進回漢團結，培植回民的國家意識，使廣大回民清醒地認識到自己是中國人，是中華民族的重要成員；民族興旺則國家強盛，民族衰敗則是中國的巨大損失。為此，就應改革舊的經堂教育，提高回民文化，發揮回族固有的優良傳統，培養出一大批適應于時代發展與進步的回民領袖來。基于這種認識，濟南當時的回族名士穆華亭先生在自費朝覲麥加歸來后，即捐獻私宅建成穆家車門清真寺，延聘名經師，改革傳統教育方法，并與濟南道尹唐柯三，穆斯林聞人法靜軒、馬紱生等一起籌辦新式伊斯蘭學校。
這時，風華正茂的馬松亭阿訇，有鑒于舊時中國清真寺培養的海里凡只識阿拉伯文、波斯文，而不諳國文漢語，只會念經了事而不通一般社會知識和近現代科學文化，無法適應時代發展需要的弊端，久蓄改革舊經堂教育之志，卻在京師苦無施展宏偉抱負之舞臺。故收到邀請后立即欣然受聘，趕赴濟南穆家車門清真寺，在穆華亭、唐柯三等人大力支持與贊助下，以“成德達才”之意，創建了后來名聞遐邇的成達師范學校，揭開了中國伊斯蘭教文化教育史上一個新篇章。
馬松亭認為，使中國伊斯蘭教延續了千余年生命的舊經學教育，是一種“保守式的教育”：“課程方面以文法科居多，對于義理典籍比較少些。至于社會常識、公民常識、自然、史地以及國學各方面，差不多付之闕如。所以這種教育，談不到什么時代精神、國族意識，無形的與中國社會隔絕，造成獨善其身的局面。這種弊端，是很顯然的?；谶@種認識，更堅定我們創辦改良回教師范教育的信念。”[14]于是，1925年4月24日，馬松亭等人克服了校址狹隘、經費拮據、師資缺乏、學生缺乏、課程難定、職員缺乏等諸多困難，創建了成達師范學校，并于該年8月正式開課。
學校設立董事會，由穆華亭、唐柯三、馬松亭、法靜軒、朱蘊韜等12人組成。唐柯三任校長，馬松亭任總務主任并兼任阿拉伯文及宗教課程教員。唐柯三時任濟南道道尹，故僅是名義上擔任校長，實際上的主管人還是馬松亭。因經濟困難，他不僅主持教長職務及授課，還要擔任校工的工作：搖鈴、操作；而且還是廚師之一。阿文與宗教課雖一度有王靜齋、張鴻韜阿訇一起任教，但王靜齋阿訇僅教了半年即離開濟南，張鴻韜是濟南清真西寺阿訇，教學任務主要由馬松亭承擔。
成達以造就健全師資、發揚伊斯蘭教文化、恢復回族固有精神、增進回民對于國家的效能為目的，提出：遵照國家教育宗旨，“施行師范教育，以造就健全師資，啟發回民智識，闡揚回教文化為宗旨。”馬松亭認為，啟發回民智識與闡揚伊斯蘭文化密不可分。“換言之，闡揚回教文化，即啟發回民智識也。況回民在精神上、意識上，很多的地方是由回教文化造成的，這種精神是世界回民能夠在急風暴雨中生存的因素。在中國文化失掉重心，而中國人民意識上極散漫，以致淪落到這種地位的今日，回教文化對于現在的中國，也有相當的需要；所以闡揚回教文化，即中國圖強之一道。成校之目的，即在教育興教，宗教救國。”[15]為此，他提出教長、校長、會長“三長”一體的新型阿訇人才培養計劃，要求成師培養出來的人才“至少可以擔任下列的三種職務：1、宗教方面，能擔任教長或教師。所謂教長，就是上述的阿衡；教師是普通領導人材，希望能以教長的地位，領導全部的回民。2、教育方面，能擔任普通小學或社會教育行政或教授的職務，利用教育的力量，作基本的領導啟迪工作。3、社會方面，能擔任民眾組織與社會之團體領導或助成的工作，利用團體的力量，來領導回民的種種社會活動。”[16]也就是說，成達師范培養的人才應是德才兼備的回族中堅和骨干，他們既精通阿拉伯文又通曉國文；既精通伊斯蘭教經典教義又了解一般科學文化知識，特別是近現代社會科學知識；既能在清真寺內主持和領導宗教活動，又能擔任回民學校的校長，從事普通的文化教育工作，還能走出清真寺，組織回族文化團體和回族群眾從事文化事業與社會活動。
歷史已經證明，馬松亭大阿訇關于培育回民英才的愿望基本上達到了。新中國成立后，成師培養的一大批回族人才，大都成為宏揚伊斯蘭文化、回族文化的骨干力量，有的從事翻譯工作，有的著書立說，有的任教于高校，有的任職于統戰、民族、宗教事務部門或宗教團體，甚至成為外交、外貿工作的人才。如今健在的張秉鐸、馬金鵬、周仲仁等先生就是他們的優秀代表。
成師的成就與馬松亭大阿訇嘔心瀝血的勤奮工作是分不開的。成師創辦不久，即因“五卅”慘案發生而被迫停辦。馬松亭為此四處奔波，經與多方協商，決定從濟南遷校址至北平東四清真寺后院。1929年2月遷校后，吸收了一批北平的學生，學生數由第1期12個人的一個班增至三個班，易校名為“北平成達師范學校”。延聘國內知名阿訇，如張子文、馬自成、龐士謙等，擔任教育教學工作，師資力量大增。為利于優秀學員深造，馬松亭阿訇1933年、1936年兩次風塵仆仆飛赴埃及，晉謁埃王福德一世及新王法魯克一世、愛資哈爾大學校長佐瓦希理、木拉威先生等，宣傳“發揚回教文化、溝通中西文化”之重要意義，蒙其允準，由埃及公費接受兩批中國穆斯林學員至愛大深造，同時聘請兩位埃及教授來成達師范講學。于是，才有了1932年12月韓宏魁、王世明、金殿桂、馬金鵬、張秉鐸等5位成師畢業生赴埃留學，才有了1938年成師教員龐士謙阿訇所率法魯克留埃學生團的產生，才有了埃及賽義德·穆罕默德·達理及穆罕默德·伊卜拉欣·福力非樂兩位博士的來華授課?？谷諔馉幈l后，馬松亭阿訇率成師學生遷校至廣西桂林。不久，成師由民辦改為官辦，他才從繁重的成師教育教學工作中逐漸解脫出來。如果說，在近代中國伊斯蘭教歷史上，成達師范學校做出了積極的重大的貢獻，那么，馬松亭大阿訇就是成就這一貢獻的第一大功臣。
與成達師范教育同具重要意義的幾件大事，一是創辦富有時代精神的民族與宗教綜合性刊物《月華》；一是成立成達出版部，印行伊斯蘭教經書與學術著作，出版《成達文薈》；一是創建福德圖書館，征集中外文圖書上萬冊；一是邀請教外著名學者，如顧頡剛、韓儒林、馮友蘭、張星烺等，以及成師學生定期發表專題學術演講。這幾件大事的完成，標志著成達師范學校成為近代回族史上最有影響的學校之一，成為名副其實的近代中國伊斯蘭教學術文化中心。馬松亭阿訇的名字與這幾件大事的順利完成，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
馬松亭阿訇并沒有將精力僅僅局限在創建成師這一個學校上。在發展成師文化教育事業的同時，他還協助創辦了北平西北中學、中才小學、新月女子中學等多所回民學校?？箲鹌陂g，與顧頡剛、馮友蘭等共同倡議發表《72教授抗日宣言》。1943年任重慶十八梯清真寺教長時，創辦一所伊斯蘭教經學研究班。1945年回北平后，任東四清真寺教長，并在寺內成立北平伊斯蘭經學班，在成達出版部基礎上創辦伊斯蘭出版社，恢復《月華》雜志社并復刊，同時增出《月華周報》：與胡適先生聯系，保送部分回族學員入北京大學東語系，學習阿拉伯語專業。1949年松亭阿訇因避戰亂而暫居香港。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接受周恩來總理邀請由港返京，先后任中國回民文化協進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副主任、中國回民教育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委員等職。1957年后，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文革”中又遭迫害，但他愛國愛教之志始終不渝。“四人幫”垮臺后，馬松亭冤案得以平反，他又以飽滿樂觀的積極態度參加各種社會活動。1989年，《性風俗》一書出籠后，激起上海及全國各族穆斯林的義憤。年逾九旬的馬松亭大阿訇不顧自己年事已高，毅然飛赴上海，親自做上海穆斯林的思想工作，為維護民族團結與社會安定，保證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再立新功。在學術研究方面，限于漢文化水平不高，撰述有限，僅有《古蘭經要義》、《中國回教與成達師范學校》、《漢譯古蘭經首章》等幾篇作品；此外，民國時期還曾與老友王夢揚先生合作，在電臺發表了《回教與人生》的著名演講；但這些為數不多的作品都以其豐富的內涵、深刻的思想、可靠的資料贏得人們的喜愛。
1992年1月16日，備受中國各族穆斯林尊敬與愛戴的馬松亭大阿訇在北京歸真，享年9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