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在阿拉伯半島興起的同時，就已經傳入中國。到現在，已經有一千三百多年的歷史了。下面，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伊斯蘭在中國傳播發展的過程。為了敘述方便，我們把伊斯蘭在中國的歷史分唐宋時期、蒙元時期、明清時期、民國時期四個階段。

一、唐宋時期——伊斯蘭在中國的早期傳播 

    大家都知道，伊斯蘭興起于公元七世紀，這正是我國的唐代盛世(618——907年)。唐代開放的經濟社會環境和文化氛圍，招來了大批的穆斯林客商，也推動了伊斯蘭傳入中國。正如楊懷中先生在《伊斯蘭與中國文化》一書中所引用的那句民諺所說：“基督教是洋人的槍子兒打進來的，佛典是印度大白象馱進來的，伊斯蘭教則是阿拉伯商船和駱駝運進來的”。

（一）伊斯蘭傳入中國的時代背景

    唐朝開疆拓土，軍威四震，帝國東臨日本，西至中亞，這是中國歷史上封建社會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呈現出了中國封建社會前所未有的盛世景象，它對東方各國社會歷史的發展產生過深遠的影響，經濟文化的繁榮為唐朝的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礎。唐朝和宋朝政府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吸引了各國商人來華貿易。其中，穆斯林商人是最主要的外商。唐都長安是一座國際性的大都市，在那里有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各國人，其中不少 是 客 商。唐 代 稱外族為“胡”和“蕃”。這些客商被稱為“蕃客”，在長安的“東市”、“西市”有專門出售寶石、象牙、犀牛角、香料等阿拉伯、波斯商品的“胡店”、“胡邸”。國內少數民族成員和國外政治使節、宗教人士，大量地來到長安，他們帶來了各地的物產、技術、藝術、風俗和宗教，呈現出文化上的多樣性。統治者開明的胸懷與多樣化的懷柔政策，使各少數民族傾心歸附。唐朝對歸附的各民族，一般不改變其生產方式、社會制度、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有一種文化氣氛寬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時代氛圍，國內儒、佛、道三教并行，外來宗教有襖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蘭教在國內流傳。在對外關系方面，唐朝跟亞洲許多國家和地區，包括今朝鮮、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各國發展了廣泛的聯系。伊斯蘭正是在唐代中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文化氣氛寬松、宗教信仰自由的時代，唐朝與阿拉伯哈里發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傳入中國的。換言之，伊斯蘭是隨著穆斯林的來華而同時傳入中國的。

（二）穆斯林來華

    1、來華的時間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派遣使節來到長安，向唐朝皇帝介紹了伊斯蘭教義、禮儀和麥地那政權的情況。這件事被當時中國的史官鄭重地載入史冊(《舊唐書》卷四)。中國的大多數學者也以這一年作為伊斯蘭傳入中國的標志(自此以后至798年，僅史書記載的哈里發國家派往唐朝的使節達391次之多)。其實，根據中阿之間頻繁的貿易往來來看，伊斯蘭傳入中國的時間應早于這一年。穆斯林商人來華貿易活動，純屬民間行為，不會引起史官的往意，故未被記載。沒有被記載的事不等于不存在。據蘇丹學者加法爾研究，早在教歷七年(628年即貞觀二年)，穆圣給羅馬、波斯、阿比西尼亞帝王派遣使節時，也給中國皇帝派來了使節，闡明了伊斯蘭基本教義。因為當時的中國是世界上有很大影響的大國，穆圣不會忽視這樣一個大國。相反，他曾有過“求知，哪怕遠在中國”的訓喻。英國著名史學家威爾斯在其名著《世界史綱》中也印證了這一點。

    除了派遣使節，發生政府間的聯系以外，最普遍、最常見的是大批穆斯林商人來華貿易。

    2、來華路線 唐代，穆斯林商人來華的路線主要有兩條：一為陸路，經波斯及阿富汗到達新疆天山南北，后經青海、甘肅直至長安一帶，即古代的“絲綢之路”；另一條為海路，由波斯灣和阿拉伯海出發，經孟加拉灣，過馬六甲海峽至南海，再到廣州、泉州、杭州、楊州等地，即古代的“香料之路”(也叫“海上絲綢之路”)。唐中期以前

    穆斯林來華以陸路為主，以后由于吐蕃勢力擴張，陸路交通中斷，而海上交通主要由阿拉伯穆斯林控制，長期暢通，更居優勢，因此說，唐宋時期穆斯林來華以海路為主。

    3、來華者的身份 穆斯林來華的主要是商人，還有使節、旅行家、匠人。另外尚有人數達數千人的士兵，這要從怛邏斯戰役說起。

    4、怛邏斯戰役 八世紀中葉，也就是伍麥耶王朝末，阿馬斯王朝初期，唐朝與哈里發國家因石國（現塔什干）問題發生沖突。751年(唐天寶十年)，雙方軍隊在中亞怛邏斯(塔拉斯，今哈薩克斯坦江布爾)發生激戰，高仙芝統率的唐兵被打敗，死傷數萬，唐朝在中亞(西域)的勢力受挫。但兩國關系并未因此交惡，阿巴斯哈里發和唐朝皇帝都從各自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都能慎重而靈活地對待此事，兩國關系繼續發展，通商往來照常進行。當唐朝發生內亂——安史之亂后，756年，唐肅宗向大食（阿拉伯哈里發國家）借兵三千平亂，收復長安、洛陽兩京后，肅宗允許大食兵留居中國，可同當地女子結婚。安史之亂后，東來中國的穆斯林商人和士兵生活在長安、洛陽一帶。他們生意做大，購置田宅，娶妻生子，安居樂業。有的被委以官職，受到重用。隨著穆斯林人口的增長，建禮拜寺是必然的事情。

    5、廣州穆斯林社區——蕃坊。唐代，東南沿海城市也是穆斯林商人來華貿易的主要活動區域。在廣州、泉州、揚州、杭州等地，穆斯林商人很多。唐代首先在廣州設立了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市舶司，后來又在揚州、泉州、寧波等地也設立了市舶司。唐代在廣州出現了穆斯林社區，稱作“蕃坊”，這里的“蕃”指外國人，“坊”則是唐代對城市街巷的通稱。“蕃坊”即城市中外國人居住的街道區域。阿拉伯人蘇萊曼于851年來中國經商，回國后所著的《蘇萊曼游記》中介紹了蕃坊的情況：蕃坊內的最高領袖是“都蕃長”或稱“蕃長”，一般由德高望重的穆斯林擔任。蕃長從穆斯林商人中選出后，要經過中國政府的批準和正式任命。其主要職責是管理穆斯林社區內的一切事務。穆斯林之間如果發生了糾紛，即由蕃長在自己的管理機構“蕃長司”內處理解決，中國官員一般不干涉。蘇萊曼說，蕃長作出的一切判決，合乎《古蘭經》、圣訓及伊斯蘭教法和習慣。蕃坊內有養育院、市場、公共墓地及供穆斯林禮拜和聚會的清真寺。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在蕃坊內得到了保障。蕃長不僅是政治領袖、宗教法官，還是穆斯林的教長(伊瑪目)。每逢伊斯蘭節日，總是由他帶領全體穆斯林作禮拜、講教義，為穆斯林哈里發祈禱。

    穆斯林商人來到中國主要是來經商的，而不是來傳教的，但是他們在與中國人發生貿易關系時，他們的行為舉止，他們所遵循的商業道德規范，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引起了中國人了解伊斯蘭教的興趣。通過了解，一部分人皈依了伊斯蘭教。

    到了宋代，來華的穆斯林不但比唐代有所增加，而且在華居留的時間也延長了，出現了“土生蕃客”、“五世蕃客”，也就是說，在中國的穆斯林僑民有了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乃至第五代人。他們生在中國，長在中國。他們的教育問題也就提到了議事日程。于是在廣州、泉州等地設立了蕃客的子弟學校——“蕃學”。在蕃學里面，穆斯林子弟不但學習有關伊斯蘭的知識，而且還要學習漢語與漢文化。為了適應中國社會習慣，他們除了保留自己的穆斯林名字以外，還要取漢姓仿漢名。穆斯林子弟也參加科舉考試，其中考試成功，獲取功名者不乏其人。848年，阿拉伯穆斯林后裔李彥升從廣州趕赴長安參加科舉中了進士；五代時，波斯穆斯林后裔李詢、李弦、李舜弦兄妹三人在漢文化方面頗有造詣。這些名人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較大的社會影響力，使得不少中國人從他們身上了解到關于伊斯蘭的知識。

    宋代是中國歷史上經濟繼續發展的時期。宋朝政府十分重視國際貿易，繼續執行對外開放政策，甚至以官爵授予穆斯林商人，以示鼓勵。因為對外貿易是當時宋朝政府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到南宋時，對外貿易所得占每年政府財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宋代來華的穆斯林越來越多，他們主要活動在廣州、泉州、揚州、杭州和長安、洛陽、開封等城市，與當地的中國人通婚，改宗伊斯蘭教的人有增無減，他們子子孫孫生活在中國，成為中國穆斯林的先祖。宋代興建或重建的清真寺數量較多，至今猶存的有泉州圣友寺、揚州仙鶴寺、北京牛街禮拜寺等。除了興建禮拜寺外，廣州、泉州、杭州、三亞等地還有穆斯林公共墓地。

    從上面的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唐宋時期，伊斯蘭教在中國內地和沿海地區得到初步傳播，但談不上什么發展，這一時期伊斯蘭的活生生的載體——穆斯林，在中國人眼里，他們是“蕃客”、“胡商”，即外國人、僑民。因此，伊斯蘭教在這個時期主要以僑民文化的形式存在于中國。中國政府對東來的穆斯林實行一系列有利于國際貿易的特殊政策，所以東來的穆斯林商人能夠保持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化傳統。東來的穆斯林其目的在于貿易，不在傳教，故伊斯蘭只在東來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內部祖輩傳承。中國廣大社會對伊斯蘭教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和理解。伊斯蘭作為一種徹底的真主獨一論的宗教往往被當作阿拉伯人的民俗對待。中國社會對伊斯蘭文化的接觸和認識經歷著一個漫長的逐漸深化的過程，這也反映出伊斯蘭教在中國內地的和平傳播。需要指出的是，蕃坊制的存在，政治上雖然是統治者對穆斯林的一種友好禮遇，但從伊斯蘭的傳播方面來講，這種制度的存在無異于劃地為牢，封閉隔離。因為一種宗教或文化要在異域傳播，首先得與當地的主體民族(在中國就是漢族)盡快進行心理上的溝通，并獲得其認同。這就需要對外宣教，進行文化交流。可是蕃坊制卻把穆斯林與主體民族隔離開來，蕃坊里的人群是蕃客、外國人，他們一日五次禮拜，不吃豬肉、不飲酒、殯葬不用棺；而蕃坊外卻是另一種天地，久而久之，主體民族對穆斯林，對伊斯蘭教的認識表面化、程式化，在他們眼里，伊斯蘭教只不過是胡人、蕃客的奇風異俗而已。這就是直到清朝，有些朝廷官員還把穆斯林的齋戒說成是“夜聚明散，圖謀不軌”的原因。也是從蕃坊制開始，中國穆斯林的宣教一直對內，極少對外，這也是直到現在，主體民族對伊斯蘭還不夠了解和理解的一個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