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回回人的以伊斯蘭教信仰為核心的民族心理素質在逐步形成。盡管元代的回回人在政治、經濟上的地位僅次于蒙古人，但從回國人被迫東遷的歷史中，我們也不難窺見蒙古貴族對回回人的那種持強欺弱的壓迫和民族歧視。在《多桑蒙古史》中，記載了察合臺所執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據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去強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許多實例，由于回國人嚴守伊斯蘭教律，堅持禮拜前的沐浴、烙守《古蘭經》和不用破腹法宰殺牲畜，從而屢屢遭受迫害，并引來殺身之禍，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這與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幾乎完全一致。 

    由于回回人與其他色目人最先歸附蒙古，又屢立戰功，和朝廷治國理財，因而受到元廷的優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權，經濟上的優待，已十分明顯，回回上層人物已成為蒙元統治階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仕官、科舉、刑罰和私有兵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漢人好一些的待遇。據文獻記載，回國人在政府中擔任各種職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職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參知政事等重要職務者多達320人；在10個行中書省任丞相、平章、參政等重要職務者多達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門和地方路、府、州、縣各級政府機構中任達魯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賽典赤家族中，贍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績卓著，其后裔納速拉丁、忽辛、馬速忽、忽先、砂的等長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務，成為云南賽、納、速、刺、丁、忽、沙、馬、閃、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納速刺了馬伯顏，大德年間主持“賽梁秉政”，使賽典赤家族在政治上處于頂峰時期。 阿合馬家族左右朝政達19年之久，隨著阿合馬被誅，這個家族開始衰落。元代回 國人擔任宰臣的幾乎代不乏人，世祖時之阿里、寶合了、麥術丁、咱喜魯丁，成宗 時之伯顏、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時之忽都不丁，仁宗時之哈散、察罕、烏怕都刺、伯顏察兒，順帝時之買術丁、馬某火者、陜思了等，伯顏倒刺沙等甚至因參與皇 位繼承爭斗而喪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脫脫及其子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邇，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羅思及其子慶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過重大作用。阿速、阿兒渾等家族則多為武臣、將領。元廷規定，中書右丞相為蒙古人擔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職；樞密院漢人，南人不可任職，康里人玉樞虎兒吐華則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元制規定，蒙古人為達魯花赤，色目人為同知，漢人、南人為總管，而回回人出任達魯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見回回上層人物是蒙古貴族統治全國的重要支柱。在經濟活動中，回回人除協助元廷理財外，回國商人多從事珠寶、販運、外貿等業，亦有替蒙古貴族放債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賦稅，稱’‘斡脫線”或“羊羔兒息”。元代有許多回回巨商，經營香料、珠寶、金銀器皿和藥材，一些回國商人還擅長海上貿易，其足跡達亞非十數個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請海、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尼西亞等南亞地區及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和非洲北部的東岸沿海地區。這些回回世商交納的稅款在元世祖時期的財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為“軍國之所資”。元貞年間，有一回國商人奉珍寶進售，名曰“押忽大珠”，售價高達60萬錠。武宗時，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過阿老瓦了販運浙鹽盈利后供應的，而泉州佛蓮就擁有海舶80艘，珠寶等無數，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資本之雄厚。由于回國商人既有生財之道，又有理財之術，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進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壽庚父子，世祖時的阿合馬、烏馬兒等人。另外，伊斯蘭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與僧、道、也里可溫（基督教的長老）等神職人員一樣，都享有免役免稅的待遇。盡管元代回國人的社會地位很高，但對最廣大普普通通的回國人而言，卻處于無權無勢的地位，甚至淪為“驅口”（奴婢），供人買賣，可見回回人的階級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顯。一方面，回回上層人物，特別是各級官員，對元廷始終忠貞不二，他們對抗農民起義軍和明期，在戰亂中“死節”者人數頗多，不少回國人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的回回人為推翻元朝而成為開國元勛和將士）。 在元明兩代更替之際，全國許多地區，尤其是割據勢力方國珍、陳友定控制的地盤，大漢族主義復仇思想濃烈，在打擊報復蒙古人的同時，排擠、打擊、屠殺色目人（回回人）的事件也屢有發生。泉州發生亦思巴奚戰亂后，陳友定乘機大肆殺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離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許多回回家族蹤跡已不可考，回國人因戰死、隱姓埋名、避難等原因致使人口銳減，泉州及東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從此幾乎音信皆無也始于此。

    在元代，回國人通過官職調遷，軍隊駐防、屯田、官營手工業局場、商業活動、宗教活動等因素，散居于全國各地，與廣大漢人雜居同處，他們把帶來的科技知識、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傳人中國，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吸收各地的中國文化并加以發展，因而大大豐富并發展了中華文明，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從第二、三代起，漸漸接受本地文化，涌現出了一批杰出的詩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譯家、書畫家，其成就令當時各界感到驚奇。作為著名畫家、詩人的高克恭，善畫山水，黑竹，與趙孟9頃齊名，其畫和詩至今有存。還有元代回國詩人中最杰出者薩都刺，博經通史、歷史、地理、河防、老莊之學，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學者贍思，在當時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諸國文字、精歷史典故、譯著眾多、著有《歷代紀年纂要》的學者察罕，與關漢卿、貫云石齊名的散曲家馬九皋、還有費費的書法、伯顏的著作、數賢、泰不華、沙班、伯篤魯丁、買閻、吉雅漠丁的詩，了野夫的詩和畫等，也都取得了較高成就。在元代的減開科以來，許多回回人中舉人仕，其人數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現。由于大量的回回工匠在官手工業中從事建筑、編織、武器、皮革、制氈、金銀器皿及釀造等業的勞作，所以在這些領域回國人均作出了杰出貢獻。在絲織品和氈制品方面，回回工匠織造的“納失失”是西錦的一種，嵌有金線和珍珠。顏色鮮艷，樣式新穎，被視為珍品，是元朝宮廷皇室縫制宴饗禮服“只孫服”所需衣料。回國人扎馬刺了率領工匠織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錦的一種，多用犬、兔毛仿西域絲織品而成，極為精美。回回工匠織造的“回回剪絨氈”也被列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國人還從西方輸人了天文歷算學、醫藥學和音樂，回回學者扎馬魯丁曾制造渾天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天文儀器七種，并制有《萬年歷入元代觀測天象的機構也以回國司天監和司天監同時設置。回回醫藥學在元太醫院下，有三個機構，一個是廣惠司，另外兩個是大都回國藥物院和上都回回藥物院。回回醫學家薩德彌實著有《瑞竹堂經驗方》5卷，回回營養學家忽思慧撰成《飲膳正要朋卷，對飲食衛生、治療及回回植物研究頗有價值。《元史·百官志》還記載了禮部儀鳳司下有“常和署”的機構，“管領回回樂人”，樂隊共分三隊，由回國人用回回樂器來奏樂，用于宮廷祭饗、供奉及娛樂。在兵器方面，回國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制成了拋石器械，即“回回炮”，重達150斤，比中國原有的拋石機優良。為此元政府專門設有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戶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國工匠對漠北城市及宮廷建筑均有杰出貢獻，曾建造了以萬安閣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來成為元朝陽都的開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學家亦思迭兒了對大都（今北京）的設計和建設，對明清北京故宮和整個北京的城市建設和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影響。另外，由于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來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種族和語言各異，以阿拉伯文字為基礎而創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為當時回國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國內通行的三種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國子監則講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波斯文)。這些語言文字的統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諸如文字語言學、文學、史學、哲學、陰陽學、醫藥學、天文歷算、地理學、工程技術等的形成和發展。元代是回回人壯大自己的時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體主體形成的時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漢文化影響，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已不可避免。隨著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區的清真寺也不斷建立，執掌教法的人稱“哈的”，可以依照伊斯蘭教法處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財產糾紛，判斷他們之間的是非曲直。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國城鄉，因而伊斯蘭教也擴及到了全國范圍，這種大規模遍地開花般的伊斯蘭教分布在唐宋時期是沒有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回民族共同體的主體——從元代進人中原的回回人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一回族。

（三）明清以來回族的鞏固和發展以及所遭受的巨大的民族災難 

    明代是回族最終形成時期。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回族形成的過程。而明代的伊斯蘭教已經徹底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使回族在中國本土上孕育成長了起來，形成了一個有著異域風格的新型民族。 

    至于民族的形成，斯大林有個著名的定義，在這個定義中科學地舉出了民族形成的四個標準（或四個特征），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對照明代初年回族社會的現狀來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明代初年的回族與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已有較大的不同。首先，進人明代以后，回回人經過數十代在中國本土上的繁衍生息，這時的回族已經有了與周圍文化環大體境相一致的通用的語言：一夾雜著大量波斯、阿拉伯語詞匯的漢語，也就是經堂語。此外還有回輝語、康家語、河州話也是回族獨有的語種。 長期經商的回國人也開始有了長期穩定的居住區域，常常聚寺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這些穩定的居住區域，并不象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樣，共同孤立地生活在同一個廣闊的地理環境中，而是以一個或幾個村子，一條或幾條街道為共同的居住區域，在這一區域中必定有一個或幾個清真寺，由于有了共同的居住區域用么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以清真寺為核心的社區文化，而這個文化就是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文化，是回族文化，即聚寺而居是回族人民正常的生存權利。 “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見面三分親”、“黨護族類”、“行賚居送，千里不持糧”、“同類相遇則親厚”、“固守其俗終不肯變”、“回回的親甘草的根，越挖越深”、“回回的親，打斷骨頭連著筋”、“回女不外嫁”……等等，這些都是古人對整個回族群體特征習俗的描述，一直沿襲至今，代代不息。回族風俗習慣的約定能夠保存至今，也說明了一個新的民族這時已經完全成熟。 

    由于時代是回族發展、壯大、定型的時代，所以這一時期仍有非回族人士融人回族。包括后期來華原籍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諸種回回。寄住回回，是指僑居的外國穆斯林，他們往往以“貢使’”形式進入中國，使團成員多達數百，有的貢事完畢返歸本國，有的則僑居或定居中國，比如永樂間蘇祿東王病逝山東德州，其子守墳，成為德州北營村回民的主要先祖。這時的開封猶太人也因不食豬肉與回族習俗相似已有一部分開始融人回族。與元代相比，明代回族人已沒有了優待身份，興盛發達時期已過，明朝廷對回族的政策是高壓，比如朱元漳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人本族通婚，采取強迫同化政策（只是局部短時間）。但是明代也是與回族人關系比較密切的朝代。這不僅僅因為回族民間有“十回保一朱”的說法，認為明朝江山是回回打下來的，而且有朱元漳御制“至圣百字贊”流傳下來，再加上明皇室確有修建清真寺和保護清真寺宗教職業人員的諭旨，另外，武宗還禁止百姓養豬，并在評論諸教時也說過：“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務，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皈真。蓋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真認主之教深原子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以天方至圣實錄》卷二十二人對伊斯蘭教評價頗高。再依據其他許多史料，有的中外學者甚至認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蘭教。說朱元漳是回族，明王室是否信仰伊斯蘭教還存有爭議，但說朱元璋和明王室與回族關系密切卻是沒有爭議的。因為學術界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馬皇后（馬秀英）本人就是回族，開國元勛多為回族，七下西洋的鄭和也是回族，另外，明朝皇帝的近衛軍也有很多回回，有史書記載：“豹房，多回人。” 所謂豹房，就是大內高手云集的地方。明朝王室的很多政策并非是歧視回回，而是出于國家統一和安全考慮。武宗也曾納回回女為妃，在回人遍天下的時代，回族人在皇宮內院很多，因而皇室家族是否會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習俗甚至信仰伊斯蘭教似乎也是完全可能的，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許多史料疑點，同時也說明了伊斯蘭教和回族人在明代社會，尤其是明皇室中確有很大影響。當時在中國游歷的西域旅行家詳細記載了明朝王室的伊斯蘭宗教生活習俗，這些記載后來保存在奧斯曼帝國的皇家檔案機構中。有待日后考證。

    在明代，許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脫穎而出。開國功臣有胡大海、馮國用、馮勝、常遇春、沐英、藍玉、丁德興等人，并出現了回族歷史上第一個反侵略的英雄麻英，他曾在日本人侵朝鮮時赴朝作戰，西北戰場上則有抗擊蒙古的達云等戌邊名將。有明一代，最知名的當推著名的航海家鄭和，剛直不阿的著名政治家、清官海瑞、反封建禮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費，都以其杰出的成就顯示了明代回族文化人的檔次和水平。回族官員除海瑞以外，還有任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的馬文升和清官孫繼魯。文化名人還有丁鶴年、馬自強、金大車、金大輿、馬繼龍、閃繼迪、馬上捷、馬錦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杰出的伊斯蘭學者在這時涌現。除了經堂教育創始人胡登洲外，還有以漢文譯著聞名于世的王岱輿、張中、伍遵契等人，他們的眾多著作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在科技方面，回國歷仍然是明代主要歷法，與大統歷參用，陳友、趙榮先后主持過京城一些建筑項目，回回炮則演變成“金眼回回”，并被封為“大將軍”號。 

    由于明代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早在明代初年，在肅州就出現過回族反抗明王朝的起義，正德年間，陜西回族曾舉行過三次反抗斗爭，嘉靖年間，甘肅會寧回族也給明政府以打擊。尤其是明朝末年陜北綏德回族馬守應，和張獻忠、李自成舉起義旗，成為李自成起義軍“革左五營”主力之一，被李自成授予“永輔營英武將軍”的稱號，是明末全國農民大起義中杰出的回族將領，表現了回族人民不屈的性格。 

    到了清代，回族社會政治地位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時期。這一時期回族的發展呈現出清末以前的進一步鞏固、發展和清代末年大面積損失的局面。在明代的基礎上，回族人民在全國各地扎根、分布（清代進人西藏），其中尤以西北陜甘寧青和云南、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為稠密。清代的回族經濟與明代一樣，具有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特點。回族農業已十分成熟，農業人口占回族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農耕方式與周圍漢族相差無幾。牧業以飼養牛羊為主，手工業以屠宰、制革、農產品加工、刺鄉等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還開發礦藏，發展礦業。商業作為回族的傳統經濟部門，這時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回族商人的足跡遍及鄉村和城市，內地和邊疆，并產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業集團，開辟了許多新的長途交通線（包括“西南絲綢之路”）。其經營的范圍也十分廣泛，一應俱全，以皮毛業規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現了許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臺上，雖然回回官員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職位和影響而言，在回族史上，已有每況愈下之勢，其中以抗擊侵朝日軍而戰死朝鮮的愛國將領左寶貴最為著名；在鴉片戰爭中，有抗擊英國侵略軍的“定海三總兵”之一鄭國鴻和被譽為“奇男”的其子鄭鼎臣；在八國聯軍人侵中國時，有抗擊侵略軍的總兵馬福祿。文化上，漢文譯著活動還在繼續延深，經堂教育在全國普及，并出現了陜西、山東、云南三大學派，對伊斯蘭教的傳播和回族教育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批著名的回族學者以他們大量的著作對后世的中國穆斯林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如馬注、劉智、馬德新、馬聯元等人。另外，庫不忍耶（一說產生于明初）、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門宦及其支派相繼正式產生并在西北獲得廣泛傳播，一批宗教領袖應運而生。這一時期，雖然回族社會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但是還是產生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作家、詩人、學者，如丁拱辰、蒲松齡、馬世俊、丁澎、孫鵬、蔣湘南、改菇等大量的回族文化名人。 

    有清一代，特別是清朝中后期以來，清政府已日益腐敗，強制推行民族壓迫和宗教歧視政策，在政治、經濟、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對回族進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無理歧視。如法律規定，回民犯法處罰較其他民族為重。在犯法回民頭上刺以“回賊”字樣，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屢將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類”。清朝地方官吏對回族人民橫征暴斂外，還常常挑起回族內部各教派之間、回漢之間相互的爭斗，以圖達到以漢壓回、以回治國的險惡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陜西）官吏甚至親自布置和參加屠殺回民的活動，使回族人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受到極大威脅，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強烈反抗。這其中，未刺印、了國棟的甘州起義是反清運動的開始，蘇四十三的循化起義和田五的石峰堡起義是反清運動的繼續，還有貴州張凌翔、馬河圖、四川藍朝鼎、藍朝柱等人的起義。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杜文秀的云南起義和白彥虎等人的陜甘西北起義影響最為深遠，對清朝的打擊最為沉重，同時對回族社會的損失也 最為巨大，舉世罕見。從這里我們不難窺見回族人民剛直不阿，視死如歸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為首的反動劊子手們滅絕人性地進行傾族大屠殺的 丑惡罪行。

    云南是回族較集中的地區。回族人民為云南的開發自元代以來便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國民事件時時發生，而清政府往往處理不公，造成回漢仇殺。醒悟過來的回漢人民終于舉起了義旗，把反抗矛頭對準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領導的以回族人民為主，聯合漢、彝、白、傣、納西、景頗、僳僳等族 人民的武裝起義終于于咸豐初年爆發，建立了大理政權，廢除了清朝年號，制定了“遙奉太平天國南京號召，革命滿清”和“聯合回漢一體，豎立義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剪除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綱領，規定了各民族之間一律平等的原 則，并設文武職官，各司其職，采取了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措施，為安定社會秩序， 協調民族關系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運動，給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動統治以極其沉重的打擊。后來在清軍優勢兵力和洋槍洋炮的進攻以及策反起義將領的陰謀下，轟轟烈烈的云南回民起義堅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動統治者殘酷地鎮壓了下去。清政府滅絕人性的本質在鎮壓回民的起義中也暴露無遺，比如清軍奪取大理后，仍對大理城內及近郊起義軍進行了血腥大屠殺，僅此一次回民被殺者就達10萬余眾，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裝上幾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計，這次長期戰斗死人總數在500萬以上（據白壽彝先生文章，筆者估計這個數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數）。起義失敗后，回族大量的財產被充公或被軍官們占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離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許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視為“逆產”，全被抄沒，大都無立錐之地。一些回族子遺便紛紛逃出省外，有的還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區定居，從而形成了今天的維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還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還生活在東南亞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義領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權的豐功偉績而被各族人民頌揚。 

    在西北，回民起義首先是在陜西爆發的，而西北回民起義的爆發則揭開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陜西在同治起義之前是“漢七回三”，廣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關中平原和陜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較他省為多”，“人口最為稠密”，自古就有“關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開墾出來”的說法，可見回族人民對陜西這塊沃土的歷史貢獻。1862年，回民起義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發，接著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義軍組成了十八大營，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義的濃濃烈火，回、漢、撒拉、東鄉、保安、維吾爾、哈薩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紛紛投人到了這場正義的斗爭中，幾乎完全摧毀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動統治，使河州、肅州、金積堡、西寧成為當時回民起義的四大根據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槍洋炮的剿殺和誘降下，轟轟烈烈的西北回民起義失敗了。在這次起義中，陜甘回民起義從華州起義到肅州被屠歷時12年，寧夏地區回民反清斗爭堅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義也歷時12年，涌現出了陜西白彥虎、孫玉寶、崔偉、甘肅馬化龍、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新疆妥得鱗、索煥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義領袖。這次西北回民大起義，時間上雖然沒 有云南長，但回族遭受的損失，人口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都比云南慘重得多。僅陜西而言，除了極少數逃至西安城內和秦嶺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幾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殺或被驅趕，個別的還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無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內外）；陜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區，但經過起義之后，回族人口已蕩然無存。甘肅的回民由于有馬占鱉的投降，可以說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過去絲綢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莊，經過“左屠戶”的屠殺也無一幸免，其慘狀由此可見一斑。在鎮壓回民起義中，清軍巢殺之惡毒在人類史上也絕無僅有（僅陜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說），改變甚至抹殺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傾族驅趕回族人民，專門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來的關中平原、銀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強制安插在甘肅平涼、靜寧、會寧、定西及寧夏西海固和徑原、隆德等山區貧瘠之處的安置策略，直接影響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完全可以說，今天西北回族的貧困就是由于當年清政府民族壓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絕大多數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還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論青紅皂白和是否參與了起義，統統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財產以“叛產”處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涼了（如陜北南泥灣），或把外地（如山東）農民再重新遷人，分給“叛產”（如陜西三原等地至今人們的口語仍有山東味，與秦人不一樣）。所以說，西北回民大起義的失敗，盡管歷史意義極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其結果對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財產被掠奪，絕大多數人口被屠殺或在遷徙中身亡。為了生存，白彥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陜甘義軍的后代帶到了俄國境內，從而才有了今天獨聯體的10萬東干族。白彥虎東干族尊為“東干民族之父”。 

    盡管回族在清末遭到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但近現代以來回族在中國的歷史上也絲毫不遜色，處處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現。在推翻滿清王朝的斗爭中，回族人民始終沖在反封建專制統治的最前列，以自己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贏得了孫中山先生的高度評價。從影響上講，近現代史上回族軍閥及其家族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在西北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五四運動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0年間，為新中國的建立回族人民的無數英雄兒女拋頭顱、灑熱血，英名永載史冊。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各地回族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紛紛組織起武裝隊伍，積極投入到打擊侵略者的戰爭中，同時也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企圖在西北建立回回國的陰謀，各地回族人民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忱，表現了回族人民自古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同時，回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也在“五四”運動以后的30年間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和傳播，回族學逐漸興起，為以后回族在新中國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