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和伊斯蘭教的歷史淵源
如果伊斯蘭教沒有傳人中國，就不可能產生并形成回族。從某種意義上講，伊斯蘭教中國的過程就是回族形成的過程...
回族人口在我國56個民族中居第四位。從回族的歷史上看，她是形成于中國大地上的一個歷史悠久的新型民族共同體，是由來自海內外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種民族成分而逐漸形成的。在形成和發展中，與其他民族不同，不是通過某個氏族、部落融合發展而成的，不具備一般民族形成種族的單一性。回族的族源在種族、民族成份的構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結合，而且種族來源的出現在時間上也有先后，這就構成了不同地區的回族在形成時間上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認為大致形成于元代，但也有的認為形成于元代之后，實際上，在元代之前就已有了記載有關回族情況的大量史料。在回族的形成和發展中，伊斯蘭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紐帶和決定作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伊斯蘭教沒有傳人中國，就不可能產生并形成回族。
（一）唐宋時期的穆斯林“蕃客”和元代之前的早期回族。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時期僑居中國的穆斯林“蕃客”。唐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高度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之一。那時，西亞的阿拉伯人以伊斯蘭教為旗幟，曾建立了西瀕大西洋、東至中國西部邊陲的“大食國”。中、阿兩國一東一西，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和南中國海至波斯灣的海上“香料之路”，使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保持著頻繁的往來。據唐代《西域傳》等史籍記載，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國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644一656年在位）首次遣使來華，中、阿兩國正式締交后，大食使節和“貢使”來中國不斷，有時一年一次，有時一年兩次。見于我國史書記載，僅唐代大食使臣來華次數就達37次之多。不被記載的民間商貿活動估計更為頻繁。
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多次遣使者來中國，中國與波斯的關系與阿拉伯相比更為密切，其原因從地理上講，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國。今天回族經堂語中許多詞匯都是波斯語，這也證明了當時和之后的相當長的歷史進程中，在中國的波斯人并不比在中國的阿拉伯人少，只是后來統稱他們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罷了。
八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勢力東伸，在蔥嶺以西與唐朝疆域相接。在阿拉伯帝國征服了中亞各國滅掉波斯之后，波斯人、九姓胡人逐漸也皈信了伊斯蘭教。其中九姓胡人也稱“昭武九姓”，他們屬于中亞錫爾、阿姆河流域間的9個小王國。所以說，在八九世紀來華的波斯人、九姓胡人、中亞其他地區的人們，多數都是穆斯林。當時，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傳教士主要是通過海上香料之路或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據《唐大和尚東征傳》載，天寶年間，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來船，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們來華后，有的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揚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內地的長安、開封等地，從事香料、象牙、珠寶、藥材和犀角等類物品的販賣，并帶回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其他商品。八九世紀時，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寶是出名的，當時書中所描寫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寶的富商，他們的一顆珠子就可以賣很多錢。10世紀中葉以后，阿拉伯商人的犀角象牙，尤其是香藥很出名，大的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別統購的專賣品。阿拉伯人香藥品的輸人，無疑擴大了當時中國藥物學的內容。而賣香料、賣藥、賣珠寶，直至千年后，還是回族的傳統行業。
由于當時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經商為主，中國人稱他們為“蕃客”、“蕃商”和“胡商”等。這些來華通商貿易者，一般多在冬季回國，但由于商業往來頻繁，有利可圖，加上唐、宋政府鼓勵商業貿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國不歸，稱之為“住唐”，這是當時中國和阿拉伯、波斯等國友好往來的顯著特點，也是早期阿拉伯、波斯等商人遷居中國的原因所在。還有許多來自中亞各國的“諸胡”，也曾留居在長安、洛陽等地。比如唐時沿絲綢之路經商來到長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歸，并各以其國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為姓，世代繁衍，與阿拉伯人、波斯人一樣、也就成為了回族早期的先民。
在八世紀的阿拉伯旅行家馬爾瓦則的《論中國突厥人與印度》一書中還記載了什葉派穆斯林大批進人中國的最早史實。大約在七世紀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國內曾爆發了反抗伍麥葉王朝的武裝斗爭，反抗主力是什葉派穆斯林，在這次反抗斗爭失敗后，有一批什葉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麥葉王朝的逼迫逐漸由西向東遷徙，來到中國北方，學會了當地語言，作了中外貿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馬、干果、古玩等行業“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別是在北方一帶，同時，中國穆斯林雖基本屬于遜尼派，但在宗教細節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卻有不少什葉派的殘存印記，反映了當時遷到中國北方的什葉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安史之亂期間，唐朝曾借過阿拉伯帝國的兵士幫助平叛。據史書記載：“肅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帥廣平王領朔方、安西、回紇、大食之兵十五萬，將收西京……中軍兵馬使仆固懷恩領回紇及南蠻、大食等軍，從城南過產水東下營。十月壬戍，收復東京（洛陽）。”敘利亞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卡米勒爾·雅德博士的《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歷史關系》一文中也說，安史之亂時，唐朝皇帝曾向哈里發請授，哈里發“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維吾爾人組成的軍隊，在突厥人業阿福爾的率領下前往中國，幫助中國軍隊平定了叛亂，恢復了中國皇帝的王位，中國皇帝向支援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們愿意，他們可以留住京城，允許他們同中國女子結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與之相吻合的民間傳說，有“回回巴巴”（爺爺），漢民娜娜（奶奶）”的說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漢通婚。這些安居長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亂的官兵有些也成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唐時，僑居或在中國安家落戶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據《通鑒》貞元三年條記載，玄宗天寶年間（742—756年）以來，“留長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歸”，“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長安城內有專門為這些蕃商設立的“西市”，街上有他們開辦的珠寶店，藥鋪等，被稱為“波斯店”。唐代僧人鑒真還見到天寶年間居住在海南島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舊唐書》載，760年，楊州發生了兵變，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幾千人。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第三冊第415頁記載，879年，“黃巢率兵攻破廣州，東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襖教徒，為數近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由此可見，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國的交往十分頻繁，留居中國的穆斯林人數并不少。
宋時，由于政府實行鼓勵通商的政策，通商貿易的規模在唐代基礎上又有了發展，在華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穆斯林更為增多。據我國史書記載，僅當時住在廣州、泉州、揚州、明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達數十萬人，所以南宋周密在他的《癸辛雜識》續集中就有“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的記載。986年，占城（今越南南方）的蒲羅遏率其族百口，遷至海南島居住，988年，占城回回忽宣率族人301人遷至廣州。甚至還有130歲高齡的阿拉伯人無西忽盧華因“遠慕皇化”而定居廣州。為此，中國政府為照顧他們的生活習慣，將他們的留居地稱為“蕃坊”，允許與漢人通婚和攜家眷來往。并設有“蕃長”，負責管理“蕃坊”居民的日常事務，主持宗教活動。”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富盛甲一時”的巨商豪賈，反映了他們當時已有相當的社會經濟地位。另外，在宗教信仰上，早在唐時，來華的穆斯林就可自由地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八九世紀時的長安，極有可能就有禮拜寺，廣州揚州也很有可能有。唐代來華的阿拉伯商人蘇來曼在其游記中，對廣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這樣記載：“其處有回族牧師（即教長）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即蕃長）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數日與回民共同祈禱，朗讀先圣戒訓……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依《可蘭經》，圣訓及回教習慣行事。”（張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
這些來自中亞、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國家和地區，以及南海、占城等地的穆斯林，源源不斷地來中國置產寓居或定居，與當地漢族和其他不同種族的人民和睦相處，婚親交往，繁衍后代，成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如 961年，小亞細亞人、禾文學家馬依澤應邀來宋，參與修新歷《應天歷入任司天監，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國及世界各地，歷史上不乏回族名人。除了經商、學習漢文化以外，有的穆斯林甚至還在內地作官，著書立傳。783年，波斯人后裔駱元光率部平定叛亂有功，被封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賜姓為李，更名元諒，官至隴局節度使J48年，阿拉伯人后裔李彥升考取了進士，曾轟動一時。唐末五代的詩人李玉旬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人稱“李波斯”，全家以販賣“蕃藥”為業，李勁還著有《海藥本草》人南宋末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壽庚曾在泉州任提舉市舶使達30年之久，后在元初兼任福建“安撫沿海都置使”，其兄蒲壽教著有《小心泉學詩稿》傳世，成為中國式文人。宋代大畫家米芾，先世為西域人，獨創“米家山水”畫技，書法蒼勁有力，影響深遠。
由于這些長期定居在中國的穆斯林后代在自己的蕃坊內建立起了禮拜寺，并擁有了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詠》中記載了廣州的穆斯林后人：“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數千，皆南首西向、現在東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遺跡和廣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遺留下來的歷史見證。也許是這些穆斯林后代居中國太久，對自己原有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有淡化趨勢，北宋大觀、政和年間（1107—1117），廣州、泉州設蕃學，以對“蕾客”、“胡商”子弟進行文化教育，教授阿拉伯語及文化知識，類似今天回族各地辦的阿語學校。所以說，這些出現在廣州、長安、泉州、揚州、杭州等地的大量的“土生蕃客”或“四世蕃客”、“五世蕃客”，實際上已具備了今天回族的大致特征，是回族的最早雛形，或者說本身就是早期的回族。但在當時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中，他們仍是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后裔，而出生在中國的穆斯林后代，大多數由于本身就具有漢族血統，所以往往把中國作為自己的國家，而把阿拉伯、波斯、中亞各國等地僅僅作為自己的故國用自己祖先的國家，這就如同今天定居在中亞獨聯體的陜甘回族（東干族）人一樣，盡管目前傳至四、五代，血緣也絕大多數是中原回族血統，但他們仍認為中國是故國，是老家，是老舅家，而自己現在所在的國家卻是自己的祖國。這種狀況在東南亞的華裔中更為普遍。因為在這些華裔中許多人已不會講中國話了，所以在他們的觀念中，根在中國，但自己的國家卻在東南亞，有的甚至自稱是馬來人或印尼人，只不過這種馬來人或印尼人有中國血統罷了。所以說，從這些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實中我們可以這樣初步認為，那些唐宋以來長期定居中國，在中國娶妻生子，一代代繁衍的穆斯林后代，必然通用當時的漢語，已具備了回族的基本特征，是今天回族的雛形或者說是早期的回族。
盡管回族主體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開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稱為回回人的中亞各族穆斯林的東遷，但從共同的居住區域門“蕃坊”人共同的語言（通用漢語并夾雜有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等詞匯入共同的心理素質（屬穆斯林）和共同的經濟生活（大多數經商）來看，唐宋時期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們，或者說兩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雖不能與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來理解也是比較準確的。因為在元代之前，這些早期回族的人數已具備相當規模。在宋元之交的詞家周密的《齊東野語》中記載著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軍進攻襄陽時，宋襄陽的宋軍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雜識》續集下《盜馬踏淺》條，記載著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軍渡江南時，宋軍中的回回兵，常從江水淺處潛渡至江北盜蒙古軍馬，有時所盜馬多至三、四百匹。從所盜馬數可知此兵不在少數。另據宋無名氏《昭忠錄》記載：“1235年（南來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闊瑞率兵五十萬，由寶雞南面的大散關南攻。宋將曹友聞率兵在西州（今陜西勉縣）南大安（今寧強縣北人雞冠山、回回寨一帶拒戰。曹友聞是甘肅天水人，為宋初名將曹彬之后，先任天水軍教授。1234年蒙古軍滅金后，宋政府令曹友聞招募忠義軍備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將武仙、汪世顯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軍滅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個長的時期中，說明西夏境內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錄》中記載曹友聞所招募的忠義軍中有回回兵，且稱之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官都曾消滅蒙古軍10余萬，從中也可估計出回回兵不在少數，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說明回族確實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時西夏本身占據著絲綢之路的大動脈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紀前半期，伊斯蘭教的呼羅珊王阿布·哈森·納沙爾（913—942年），曾企圖殺掉在撒馬爾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鶻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說：“在我國中伊斯蘭教三倍于在你國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們殺死一個摩尼教徒，我將把國中的伊斯蘭教徒加以監視，甚至殺了。”（見阿拉伯人奈丁《群書類述入馬蘇第《黃金草原》、福慮格爾《摩尼師及其著作》等書》事情發生在五代時期。說明緊連河西走廊的吐魯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戰爭的《狄青復奪衣襖東》一劇，劇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滅亡（1227年）不到半個世紀時，馬可波羅來到河西走廊，當時敦煌、張掖等地都居住著伊斯蘭教徒。所以有的學者認為，中原回族形成的時間不遲于十二世紀晚期，而長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問題上，這里需要補充兩點。一是由于唐宋時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條件和機遇沒有元代那樣的大環境優越，所以當時許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們漢化的現象比較嚴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實卻是存在的，包括許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統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濃郁的漢文化氣息，由于當時這些后代與伊斯蘭文化聯系不多，所以受漢文化影響大，相當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漢族。還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漢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為數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淵源的。如《通鑒》卷248武宗會昌六年條有“夏州節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復人中國，子孫遂以為姓。”又如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說：“西域米國胡人人中國者，因以為姓。”近代也有人對西安漢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進行過研究，認為皆出于九姓胡。而從明清兩代在西安地區留存的有關回族伊斯蘭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較多，至今仍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灣、曹家廟、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東、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義遷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見早在唐宋時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漢人，漢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地商人在中國長期發展的情況看，逐漸在中國形成一個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體和主體的全面形成卻是由于蒙古貴族的西征，回國人的東遷，從而構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體框架和結構分布，所以說，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則是蒙古西征軍強迫東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二）元代回國人的東遷和全國范圍內回族的形成
在元代，回國人是泛指信仰伊斯蘭教（甚至當時還沒信伊斯蘭教的）的中亞突厥的各族人及西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由于“回回”這一概念比較模糊，所以甚至還包括了一些來華的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吉普賽人。回回人的東遷，是與當時中國北方蒙古汗國的興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軍事和社會的變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早在蒙古國建立之前，一批批回國商人就已進人蒙古高原，用中亞紡織品、糧食換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貴土產，有的回回人還效力于蒙古各部，成為擁有“答刺罕”稱號的開國功臣。南宋末年，蒙古汗國興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三次西征（1219—1225，1235—1242，1252—1260），先后征服了中亞和西亞的廣大地區，包括蔥嶺以西，黑海以東和以南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個國家和民族。西征中，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婦孺為奴，并簽發征調青壯年充軍。這樣，隨著每次戰爭的勝利，一批批中亞、西亞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國的工匠、平民、軍士以及一些降將、貴族和學者等，都被迫簽發或安置到中國從事各種工作，這些被迫東遷、遭受了無數折磨的回回人，人數多達數十萬至二、三百萬。在蒙宋戰爭中，許多回國將領建功立業，忽必烈即位后，因發生李硬事件，漢族軍閥漸失信任，于是適宣、賽典赤·贍思了、阿合馬等回回政治家、理財家被重用；平李檀～阿里不哥、征南宋等戰爭中，回回將領戰功卓著。由于當時大批回國人進人中原，在憲宗蒙哥二年（1252年）括戶時，又正式立“回回戶”，按照《中國回族大詞典》的觀點，這“標志著回回先民的‘藩客’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由‘客’變‘戶’，正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實際上，《資治通鑒·唐紀四八》貞元三年載；“李沁知胡客留居長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訟曰：‘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愿歸，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于是胡客無一歸者。”可見早在唐代的回回先民就已人籍中國，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只不過當時不叫回回，沒有“回回戶”罷了。到世祖中統四年（1263年）時，僅中都路（今北京）的回回戶就達2953戶，且多系富商大賈勢要之家。
同時，由于蒙古貴族的西征，使中西交通大開，而元政府又在西域開辟了官道，設驛站，置守備，減少了行旅的困難和危險。從此，西亞、中亞和東南亞穆斯林商人利用東西水、陸交通的方便，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和水上的香料之路大量進人中國，盛況空前。尤其是突厥各族穆斯林移居中國西北，大部分城鎮都有穆斯林定居的史實就曾被西方傳教士盧布魯克及稍后的馬可波羅所目睹，而先前隨蒙古軍東來的中亞各族人（包括維吾爾族）也隨戰爭而散居各地。這些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著不同語言文字的穆斯林，甚至包括一些非穆斯林，在“回回”這個共同名稱下，以駐軍屯牧或以工匠、商人、官吏、學者、掌教等不同社會身份，散處在黃河上下，長城內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元初，足跡幾乎遍及中國并在揚州做官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曾多次提到中國各省都散布著伊斯蘭教徒。元末來中國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日泰在其游記中也寫道：“中國各城市，都有專供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區內有供行聚禮用的清真大寺。”《明史·西域傳》載：“元時回回遍天下。”
在元代的回國人中，除了絕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外，還有一些非伊斯蘭教徒也成為了當時回回人的一分子，融人了今天的回族。《多桑蒙古史》引《世界侵略者傳》說：“（有）偶像教徒之兒童淪為回教徒奴婢，曾在其教中養育成人者；偶像教徒之自愿改從回教者。”《元史》卷二七說：葉至治二年（322年）十月人敕蒙古子女器為回回漢人奴者，官收養之。”可見回國人中有不少的漢人和蒙古人成份。另外，回回人雖在原則上不和非伊斯蘭教人通婚，但有時也對漢族進行片面通婚，即娶漢女而不婚漢男。這在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中，使得一定數量的漢人也融人回回人之中。在蒙古人因歸信伊斯蘭教而融人回回人的例子中，阿難答是一個很好的實例。據《多桑蒙古史》記載，元世祖忽必烈之孫阿難答，自幼為一穆斯林撫養長大，篤信伊斯蘭教并潛心研究《古蘭經》和攻讀阿拉伯文，至元17年（1280年）繼安西王位之后，在其轄地河西、關隴地區及所部蒙古軍民中傳播伊斯蘭教，廣建清真寺，實施回國歷，“所部士卒十五萬人，聞從而信教者，居其大半。”以8萬計，為數就已相當可觀了。除此，瓦刺部中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其中不少人歸附中原后而逐漸變為回回人。在陜西省西安市所屬的蘭田縣發現的一本“黑”姓回族家譜就表明，蘭田黑姓祖先為蒙古人，后來歸信伊斯蘭教而成為回回人，融人回族，清末陜西回民大起義爆發，黑姓回族的一支隨白彥虎進人中亞，現在是獨聯體的回族，而未出走的黑姓回族迫于周圍壓力，被迫反教，今天已成為漢族的一部分了。可見，在中原因回中，祖先為蒙古人的不會占少數。此外，北宋從印度孟買等地區來中國經商時僑居開封的猶太人，因其習俗與伊斯蘭教有相似之處，又以青布纏頭，而被稱為“青帽回回”或“藍帽回回”（元代還把猶太人稱為“術忽回回加術速蠻回回”的）。蒙古西征時，征服了持波斯語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東正教，后多從軍進人中原，組成阿速軍，被稱為是“綠睛回回”。這些回回人顯然不是穆斯林，但在歷史的長河中，相當一部分也融人到了今天的回族當中，尤其是當時的猶太人，由于宗教上的親近關系，后來成為穆斯林的更多。同時其他一些被稱為回回人的基督教徒、襖教徒也改信了伊斯蘭教，成了今天回族的早期先民之一。在回族的族源上，還有許多非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人種。比如“羅哩回回”，這是元代對吉普賽人的稱呼，元代的“羅哩回回”大多來自波斯，多數信仰伊斯蘭教，直到明代還將其稱為“回國別種”，其中有的羅哩人也融人了回族。另有宋元時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后來許多也遷居中國。而“昆侖回回”（即“黑回回”）則是對今中印半島南部和南洋諸島上屬于馬來人種的穆斯林的稱呼，其中也有一些因遷居中國而成為回族先民之一。另外，學術界還一致認為，維吾爾族仍有一部分在歷史上成為了今天回族的先民。
元代回回的社會活動是以戰爭和農耕占其重要地位的。元朝建立之前的半個世紀內，人居中國的回回的大多數被分別編人“諸道回回軍”或“西域親軍”，還有以族籍見稱的“哈刺魯軍”、“阿兒渾軍”等等，隨戰爭而轉戰各地。無戰爭時他們便進行墾牧，這種“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的兵農合一的生活，使回回的社會經濟進人新的發展時期。全國統一的安定局面，為其在各個方面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詔令各種戍軍“隨地人社，與編民等”。大約從此以后，大批回回軍士在社的編制下進行農耕，取得普通農民的身份，但還有一部分人過著兵農合一的生活，即“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人社居民可聚居，也可與別的民族雜居。人社的本意在于勸農，一般是50家為一社，這是農村的社會基層單位，可以說是后來回回營、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營、某家村的開始。而“屯聚”與“牧養”的聯系，也可以理解成是后來的回回農戶多以放牧牛、羊為副業的開端。
在元代，回回人的以伊斯蘭教信仰為核心的民族心理素質在逐步形成。盡管元代的回回人在政治、經濟上的地位僅次于蒙古人，但從回國人被迫東遷的歷史中，我們也不難窺見蒙古貴族對回回人的那種持強欺弱的壓迫和民族歧視。在《多桑蒙古史》中，記載了察合臺所執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據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去強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許多實例，由于回國人嚴守伊斯蘭教律，堅持禮拜前的沐浴、烙守《古蘭經》和不用破腹法宰殺牲畜，從而屢屢遭受迫害，并引來殺身之禍，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這與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幾乎完全一致。
由于回回人與其他色目人最先歸附蒙古，又屢立戰功，幫助朝廷治國理財，因而受到元廷的優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權，經濟上的優待，已十分明顯，回回上層人物已成為蒙元統治階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仕官、科舉、刑罰和私有兵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漢人好一些的待遇。據文獻記載，回國人在政府中擔任各種職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職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參知政事等重要職務者多達320人；在10個行中書省任丞相、平章、參政等重要職務者多達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門和地方路、府、州、縣各級政府機構中任達魯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賽典赤家族中，贍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績卓著，其后裔納速拉丁、忽辛、馬速忽、忽先、砂的等長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務，成為云南賽、納、速、刺、丁、忽、沙、馬、閃、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納速刺了馬伯顏，大德年間主持“賽梁秉政”，使賽典赤家族在政治上處于頂峰時期。阿合馬家族左右朝政達19年之久，隨著阿合馬被誅，這個家族開始衰落。元代回 國人擔任宰臣的幾乎代不乏人，世祖時之阿里、寶合了、麥術丁、咱喜魯丁，成宗時之伯顏、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時之忽都不丁，仁宗時之哈散、察罕、烏怕都刺、伯顏察兒，順帝時之買術丁、馬某火者、陜思了等，伯顏倒刺沙等甚至因參與皇 位繼承爭斗而喪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脫脫及其子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邇，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羅思及其子慶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過重大作用。阿速、阿兒渾等家族則多為武臣、將領。元廷規定，中書右丞相為蒙古人擔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職；樞密院漢人，南人不可任職，康里人玉樞虎兒吐華則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元制規定，蒙古人為達魯花赤，色目人為同知，漢人、南人為總管，而回回人出任達魯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見回回上層人物是蒙古貴族統治全國的重要支柱。在經濟活動中，回回人除協助元廷理財外，回國商人多從事珠寶、販運、外貿等業，亦有替蒙古貴族放債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賦稅，稱’‘斡脫線”或“羊羔兒息”。元代有許多回回巨商，經營香料、珠寶、金銀器皿和藥材，一些回國商人還擅長海上貿易，其足跡達亞非十數個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請海、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尼西亞等南亞地區及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和非洲北部的東岸沿海地區。這些回回世商交納的稅款在元世祖時期的財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為“軍國之所資”。元貞年間，有一回國商人奉珍寶進售，名曰“押忽大珠”，售價高達60萬錠。武宗時，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過阿老瓦了販運浙鹽盈利后供應的，而泉州佛蓮就擁有海舶80艘，珠寶等無數，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資本之雄厚。由于回國商人既有生財之道，又有理財之術，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進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壽庚父子，世祖時的阿合馬、烏馬兒等人。另外，伊斯蘭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與僧、道、也里可溫（基督教的長老）等神職人員一樣，都享有免役免稅的待遇。盡管元代回國人的社會地位很高，但對最廣大普普通通的回國人而言，卻處于無權無勢的地位，甚至淪為“驅口”（奴婢），供人買賣，可見回回人的階級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顯。一方面，回回上層人物，特別是各級官員，對元廷始終忠貞不二，他們對抗農民起義軍和明期，在戰亂中“死節”者人數頗多，不少回國人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卻有大量的回回人為推翻元朝而拼殺伯朱元漳部下的回國將士）。由于回回人在色目人中占較大比例，所以在元明兩代更替之際，全國許多地區，尤其是割據勢力方國珍、陳友定控制的地盤，大漢族主義復仇思想濃烈，在打擊報復蒙古人的同時，排擠、打擊、屠殺色目人（包括回回人）的事件也屢有發生。泉州發生亦思巴奚戰亂后，陳友定乘機大肆殺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離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許多回回家族蹤跡已不可考，回國人因戰死、避難、隱姓埋名等原因致使人口銳減，泉州及東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從此幾乎音信皆無也始于此。
在元代，回國人通過官職調遷，軍隊駐防、屯田、官營手工業局場、商業活動、宗教活動等因素，散居于全國各地，與廣大漢人雜居同處，他們把帶來的科技知識、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傳人中國，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吸收各地的漢文化并加以發展，因而大大豐富并發展了中華文明，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從第二、三代起，漸漸接受漢文化，涌現出了一批杰出的詩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譯家、書畫家，其成就令當時各界感到驚奇。作為著名畫家、詩人的高克恭，善畫山水，黑竹，與趙孟9頃齊名，其畫和詩至今有存。還有元代回國詩人中最杰出者薩都刺，博經通史、歷史、地理、河防、老莊之學，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學者贍思，在當時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諸國文字、精歷史典故、譯著眾多、著有《歷代紀年纂要》的學者察罕，與關漢卿、貫云石齊名的散曲家馬九皋、還有費費的書法、伯顏的著作、數賢、泰不華、沙班、伯篤魯丁、買閻、吉雅漠丁的詩，了野夫的詩和畫等，也都取得了較高成就。在元代的減開科以來，許多回回人中舉人仕，其人數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現。由于大量的回回工匠在官手工業中從事建筑、編織、武器、皮革、制氈、金銀器皿及釀造等業的勞作，所以在這些領域回國人均作出了杰出貢獻。在絲織品和氈制品方面，回回工匠織造的“納失失”是西錦的一種，嵌有金線和珍珠。顏色鮮艷，樣式新穎，被視為珍品，是元朝宮廷皇室縫制宴饗禮服“只孫服”所需衣料。回國人扎馬刺了率領工匠織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錦的一種，多用犬、兔毛仿西域絲織品而成，極為精美。回回工匠織造的“回回剪絨氈”也被列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國人還從西方輸人了天文歷算學、醫藥學和音樂，回回學者扎馬魯丁曾制造渾天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天文儀器七種，并制有《萬年歷入元代觀測天象的機構也以回國司天監和司天監同時設置。回回醫藥學在元太醫院下，有三個機構，一個是廣惠司，另外兩個是大都回國藥物院和上都回回藥物院。回回醫學家薩德彌實著有《瑞竹堂經驗方》5卷，回回營養學家忽思慧撰成《飲膳正要朋卷，對飲食衛生、治療及回回植物研究頗有價值。《元史·百官志》還記載了禮部儀鳳司下有“常和署”的機構，“管領回回樂人”，樂隊共分三隊，由回國人用回回樂器來奏樂，用于宮廷祭饗、供奉及娛樂。在兵器方面，回國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制成了拋石器械，即“回回炮”，重達150斤，比中國原有的拋石機優良。為此元政府專門設有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戶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國工匠對漠北城市及宮廷建筑均有杰出貢獻，曾建造了以萬安閣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來成為元朝陽都的開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學家亦思迭兒了對大都（今北京）的設計和建設，對明清北京故宮和整個北京的城市建設和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影響。另外，由于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來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種族和語言各異，以阿拉伯文字為基礎而創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為當時回國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國內通行的三種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國子監則講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阿拉伯文）。這些語言文字的統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諸如文字語言學、文學、史學、哲學、陰陽學、醫藥學、天文歷算、地理學、工程技術等的形成和發展。元代是回回人不斷融合其他種族、壯大自己的時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體主體形成的時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漢文化影響，或因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漢姓、漢名，或用先祖姓氏中的一個字為姓者日益增多，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已不可避免。隨著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區的清真寺也不斷建立，執掌教法的人稱“哈的”，可以依照伊斯蘭教法處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財產糾紛，判斷他們之間的是非曲直。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國城鄉，因而伊斯蘭教也擴及到了全國范圍，這種大規模遍地開花般的伊斯蘭教分布在唐宋時期是沒有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回民族共同體的主體——從元代進人中原的回回人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一回族。
（三）明清以來回族的鞏固和發展以及所遭受的巨大的民族災難
明代是回族最終形成時期。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回族形成的過程。而明代的伊斯蘭教已經徹底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使回族在中國本土上孕育成長了起來，回族已不是昔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或被迫東遷的回回人，也不是歸附了回回的漢人、蒙古人，而成為了一個有別于漢族，但又產生于漢文化圈之內，有著異域風格的新型民族共同體。給人的直觀感覺是，今天的中國伊斯蘭教文化與明代幾乎一脈相承。
至于民族的形成，斯大林有個著名的定義，在這個定義中科學地舉出了民族形成的四個標準（或四個特征），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對照明代初年回族社會的現狀來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明代初年的回族與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已有較大的不同。首先，進人明代以后，回回人經過數代甚至十幾代。數十代在中國本土上的繁衍生息，和與漢族的通婚，這時的回族已經有了與周圍文化環境相一致的共同的通用的語言一夾雜著大量經堂語詞匯的漢語，而元代初年進人中原的回國人，其共同語言由于種族的關系必定沒有形成，或還不夠穩定。其次，由于戰爭的需要，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往往沒有固定的居住區域，被編人軍營的回國人常常是隨軍而戰，不戰則農，流動性較大，是作為國家機器中的一部分在發揮著作用，而到了明代初年，原有軍墾的回回兵士已長期固定在了全國各地，并經過開荒種地，繁衍生息，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居住區域，而長期經商的回國人也開始有了長期穩定的居住區域，常常聚寺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這些穩定的居住區域，并不象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樣，共同孤立地生活在同一個廣闊的地理環境中，而是以一個或幾個村子，一條或幾條街道為共同的居住區域，在這一區域中必定有一個或幾個清真寺，由于有了共同的居住區域用么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以清真寺為核心的社區文化，而這個文化就是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文化，是回族文化，試想，如果回族當初沒有這樣遍及全國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共同的居住區域，（那怕這共同的居住區域僅僅是一條街甚至半條街，一個村子甚至半個村子人）那么回回人（或回族）很可能已成為一個歷史的古老名詞了。這也就是今天在城市拆遷安置或村子遷移過程中，如果不考慮回民區的建設，那么這個城市、鄉村回族的民族意識、民族文化就會逐漸淡化的原因，這也是回族人民目前在城市拆遷安置和鄉村遷移過程中達成的共識：即聚寺而居是回族人民正常的生存權利。而這里的聚寺而居恰恰道出了斯大林關于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即要有共同的居住區域，沒有共同地域的民族，要想生存發展，幾乎沒有可能，除非逐漸被周圍大民族所同化（或融合）。再次，在共同的經濟生活方面，元代初年的回回人相當一部分是隨軍的將士，他們受朝廷雇傭，沒有相對長期穩定的共同經濟生活基礎，而到了明代初年，回族人早已較穩定地居住在各地，同周圍漢族一起繁衍生息，建立起了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生產，同時兼營手工業、牧業，且以善于經商而聞名，并擁有了在伊斯蘭教思想指導、影響下的自己的經濟生活的特點，這是回族形成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再其次，在回族形成民族共同體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其實是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里的共同文化，針對回族而言，就是中國化的伊斯蘭文化，其核心是以《古蘭經》和《圣訓》為主體的伊斯蘭文化，其個性特色是有著濃郁的中國風格，具體表現在以著名思想家王岱輿等人為首的漢文譯著伊斯蘭經籍活動的開展，初步確立了中國伊斯蘭教義學體系，這使伊斯蘭教在中國進一步扎根。而這種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與伊斯蘭文化本身并不相沖突，而是一種調和和寬容的共存，比如說明代的清真寺盡管在建筑上更多的是以中國古典建筑風格為主（其建筑形式從這時開始被基本固定下來），但在內容和實質上則與阿拉伯式清真寺無絲毫差別。而元代的清真寺由于回國人的種族、固有文化不同，因而建筑風格既有阿拉伯式的，也有中國式的，還有簡易式的，呈現出多元和不統一、不固定的特色，還沒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認同，而到了明代初年之后，由于這種共同的文化認同形成并已約定俗成，那么回回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質則完全建立了起來，盡管這種心理素質的萌芽在唐宋時期穆斯林或早期回族中就已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元代回回人的大量流人中原，這種建立在共同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才在明代初年完全徹底地建立了起來。這是一種以宗教感情為基礎和紐帶，以弱小民族生存的現狀為可能而形成的，因而這時的回族人已分不出其先祖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或漢族人了，因為他們已擁有統一的、規范化的、能夠共同認可的一系列嚴格的信仰、生活習慣、風俗禮儀，而這些都統統構成了回族人民共同的心理素質外化的基礎和內容，于是“回回見面三分親”、“黨護族類”、“行費居送，千里不持糧”、“同類相遇則親厚”、“固守其俗終不肯變”如此等等，都是對回族共同心理素質外在表現的客觀描述。而這種共同的心理素質盡管在不同地區、不同人的身上表現程度不同，內涵也不盡一致，但卻有著堅固的穩定性，至今不衰，她是構成回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獨特因素。元代初年，具有中國特色的清真寺的廣泛和極為普遍的建立，標志著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完成（而目前中國回族社會中新建的清真寺又開始以阿拉伯式為主，這說明現在的中國伊斯蘭教已經邁入了國際化的軌道，回族已成為與國際穆斯林世界息息相通甚至步調一致的一員了），而回族風俗習慣的約定能夠保存至今，也說明了一個新型民族共同體這時已經完全成熟。
在擁有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的基礎上，回族的經堂教育興起。這對回族和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甚至是關乎民族興亡、教門盛衰的巨大作用。因為要在大分散和與漢族雜居的現狀中保存自己獨特的文化不被同化（或融合人其關鍵是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教育體系。而經堂教育恰恰在這時自然而然地興起，其創始人為十六世紀陜西咸陽的胡登洲，他早年研習儒學，后又朝覲麥加，成為了經漢兼通的伊斯蘭教學者。雖然經堂教育起源于阿拉伯，但經堂教育在中國的興起卻是回族社會發展的必然，應當充分肯定，經堂教育體系的建立，對回族和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一直沿續至今，久經不衰。誠然，古老的經堂教育還需注入新時代新鮮的血液，這也符合經堂教育的最初傳統，所以筆者認為，經堂教育體系在中國穆斯林世界的前景是如何發展的問題，而不是其他。
由于時代是回族發展、壯大、定型的時代，所以這一時期仍有大量的非回族人士融人回族。一是歸附回回，包括原籍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諸種和東南亞回回，其中包括少量維吾爾族，比如英宗就曾先后遷移肅州“歸屬回回，實為維吾爾人）702人于浙江。而且今天在河南、湖南等許多地方都有當年的維吾爾人后裔，有的成了回族，二是寄住回回，是指僑居的外國穆斯林，他們往往以“貢使’”形式進入中國，使團成員多達數百，有的貢事完畢返歸本國，有的則僑居或定居中國，比如永樂間蘇祿東王病逝山東德州，其子守墳，成為德州北營回民的先祖。三是還有許多因婚姻原因而成為回族的漢族人；這時的開封猶太人也因不食豬肉與回族習俗相似已有一部分開始融人回族。與元代相比，明代回族人已沒有了優待身份，興盛發達時期已過，明朝廷對回族的政策是高壓，比如朱元漳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人本族通婚，采取強迫同化政策（當然從某方面講也擴大了回族人口的數量）。但是明代也是與回族人關系比較密切的朝代。這不僅僅因為回族民間有“十回保一朱”的傳說，認為明朝江山是回回打下來的，而且有朱元漳御制至圣百字贊”流傳下來，再加上明皇室確有修建清真寺和保護清真寺宗教職業人員的諭旨，另外，武宗還禁止百姓養豬，并在評論諸教時也說過：“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務，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皈真。蓋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真認主之教深原子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以天方至圣實錄》卷二十二人對伊斯蘭教評價頗高。再依據其他許多史料，有的中外學者甚至認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蘭教。筆者認為，說朱元漳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蘭教似乎很難站住腳，但說朱元璋和明王室與回族關系密切卻是可以使人相信的。因為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馬皇后本人就是回族，而武宗也曾納回回女為妃，在回人遍天下的時代，回族人在皇宮內院的估計也不會只有一、兩人，因而皇室家族個別人是否會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習俗甚至信仰伊斯蘭教似乎也是完全可能的，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許多史料疑點，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伊斯蘭教和回族人在明代社會，尤其是明皇室中確有較大影響。
在明代，許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脫穎而出。開國功臣有胡大海、馮國用、馮勝、常遇春、沐英、藍玉、丁德興等人，并出現了回族歷史上第一個反侵略的英雄麻英，他曾在日本人侵朝鮮時赴朝作戰，西北戰場上則有抗擊蒙古的達云等戌邊名將。有明一代，最知名的當推著名的航海家鄭和，剛直不阿的著名政治家、清官海瑞、反封建禮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費，都以其杰出的成就顯示了明代回族文化人的檔次和水平。回族官員除海瑞以外，還有任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的馬文升和清官孫繼魯。文化名人還有丁鶴年、馬自強、金大車、金大輿、馬繼龍、閃繼迪、馬上捷、馬錦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杰出的伊斯蘭學者在這時涌現。除了經堂教育創始人胡登洲外，還有以漢文譯著聞名于世的王岱輿、張中、伍遵契等人，他們的眾多著作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在科技方面，回國歷仍然是明代主要歷法，與大統歷參用，陳友、趙榮先后主持過京城一些建筑項目，回回炮則演變成“金眼回回”，并被封為“大將軍”號。
由于明代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早在明代初年，在肅州就出現過回族反抗明王朝的起義，正德年間，陜西回族曾舉行過三次反抗斗爭，嘉靖年間，甘肅會寧回族也給明政府以打擊。尤其是明朝末年陜北綏德回族馬守應，和張獻忠、李自成舉起義旗，成為李自成起義軍“革左五營”主力之一，被李自成授予“永輔營英武將軍”的稱號，是明末全國農民大起義中杰出的回族將領，表現了回族人民不屈的性格。
到了清代，回族社會政治地位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時期。這一時期回族的發展呈現出清末以前的進一步鞏固、發展和清代末年大面積損失的局面。在明代的基礎上，回族人民在全國各地扎根、分布（清代進人西藏），其中尤以西北陜甘寧青和云南、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為稠密。清代的回族經濟與明代一樣，具有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特點。回族農業已十分成熟，農業人口占回族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農耕方式與周圍漢族相差無幾。牧業以飼養牛羊為主，手工業以屠宰、制革、農產品加工、刺鄉等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還開發礦藏，發展礦業。商業作為回族的傳統經濟部門，這時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回族商人的足跡遍及鄉村和城市，內地和邊疆，并產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業集團，開辟了許多新的長途交通線（包括“西南絲綢之路”）。其經營的范圍也十分廣泛，一應俱全，以皮毛業規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現了許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臺上，雖然回回官員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職位和影響而言，在回族史上，已有每況愈下之勢，其中以抗擊侵朝日軍而戰死朝鮮的愛國將領左寶貴最為著名；在鴉片戰爭中，有抗擊英國侵略軍的“定海三總兵”之一鄭國鴻和被譽為“奇男”的其子鄭鼎臣；在八國聯軍人侵中國時，有抗擊侵略軍的總兵馬福祿。文化上，漢文譯著活動還在繼續延深，經堂教育在全國普及，并出現了陜西、山東、云南三大學派，對伊斯蘭教的傳播和回族教育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批著名的回族學者以他們大量的著作對后世的中國穆斯林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如馬注、劉智、馬德新、馬聯元等人。另外，庫不忍耶（一說產生于明初）、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門宦及其支派相繼正式產生并在西北獲得廣泛傳播，一批宗教領袖應運而生。這一時期，雖然回族社會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但是還是產生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作家、詩人、學者，如丁拱辰、蒲松齡、馬世俊、丁澎、孫鵬、蔣湘南、改菇等大量的回族文化名人。
有清一代，特別是清朝中后期以來，清政府已日益腐敗，強制推行民族壓迫和宗教歧視政策，在政治、經濟、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對回族進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無理歧視。如法律規定，回民犯法處罰較其他民族為重。在犯法回民頭上刺以“回賊”字樣，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屢將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類”。清朝地方官吏對回族人民橫征暴斂外，還常常挑起回族內部各教派之間、回漢之間相互的爭斗，以圖達到以漢壓回、以回治國的險惡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陜西）官吏甚至親自布置和參加屠殺回民的活動，使回族人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受到極大威脅，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強烈反抗。這其中，未刺印、了國棟的甘州起義是反清運動的開始，蘇四十三的循化起義和田五的石峰堡起義是反清運動的繼續，還有貴州張凌翔、馬河圖、四川藍朝鼎、藍朝柱等人的起義。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杜文秀的云南起義和白彥虎等人的陜甘西北起義影響最為深遠，對清朝的打擊最為沉重，同時對回族社會的損失也最為巨大，舉世罕見。從這里我們不難窺見回族人民剛直不阿，視死如歸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為首的反動劊子手們滅絕人性地進行傾族大屠殺的 丑惡罪行。
云南是回族較集中的地區。回族人民為云南的開發自元代以來便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國民事件時時發生，而清政府往往處理不公，造成回漢仇殺。醒悟過來的回漢人民終于舉起了義旗，把反抗矛頭對準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領導的以回族人民為主，聯合漢、彝、白、傣、納西、景頗、傈僳等族人民的武裝起義終于于咸豐初年爆發，建立了大理政權，廢除了清朝年號，制定了“遙奉太平天國南京號召，革命滿清”和“聯合回漢一體，豎立義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剪除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綱領，規定了各民族之間一律平等的原則，并設文武職官，各司其職，采取了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措施，為安定社會秩序， 協調民族關系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運動，給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動統治以極其沉重的打擊。后來在清軍優勢兵力和洋槍洋炮的進攻以及策反起義將領的陰謀下，轟轟烈烈的云南回民起義堅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動統治者殘酷地鎮壓了下去。清政府滅絕人性的本質在鎮壓回民的起義中也暴露無遺，比如清軍奪取大理后，仍對大理城內及近郊起義軍進行了血腥大屠殺，僅此一次回民被殺者就達10萬余眾，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裝上幾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計，這次長期戰斗死人總數在500萬以上（據白壽彝先生文章，筆者估計這個數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數）。起義失敗后，回族大量的財產被充公或被軍官們占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離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許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視為“逆產”，全被抄沒，大都無立錐之地。一些回族子遺便紛紛逃出省外，有的還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區定居，從而形成了今天的維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還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還生活在東南亞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義領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權的豐功偉績而被各族人民頌揚。
在西北，回民起義首先是在陜西爆發的，而西北回民起義的爆發則揭開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陜西在同治起義之前是“漢七回三”，廣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關中平原和陜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較他省為多”，“人口最為稠密”，自古就有“關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開墾出來”的說法，可見回族人民對陜西這塊沃土的歷史貢獻。1862年，回民起義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發，接著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義軍組成了十八大營，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義的濃濃烈火，回、漢、撒拉、東鄉、保安、維吾爾、哈薩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紛紛投人到了這場正義的斗爭中，幾乎完全摧毀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動統治，使河州、肅州、金積堡、西寧成為當時回民起義的四大根據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槍洋炮的剿殺和誘降下，轟轟烈烈的西北回民起義失敗了。在這次起義中，陜甘回民起義從華州起義到肅州被屠歷時12年，寧夏地區回民反清斗爭堅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義也歷時12年，涌現出了陜西白彥虎、孫玉寶、崔偉、甘肅馬化龍、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新疆妥得鱗、索煥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義領袖。這次西北回民大起義，時間上雖然沒有云南長，但回族遭受的損失，人口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都比云南慘重得多。僅陜西而言，除了極少數逃至西安城內和秦嶺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幾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殺或被驅趕，個別的還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無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內外）；陜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區，但經過起義之后，回族人口已蕩然無存。甘肅的回民由于有馬占鱉的投降，可以說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過去絲綢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莊，經過“左屠戶”的屠殺也無一幸免，其慘狀由此可見一斑。在鎮壓回民起義中，清軍巢殺之惡毒在人類史上也絕無僅有（僅陜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說），改變甚至抹殺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傾族驅趕回族人民，專門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來的關中平原、銀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強制安插在甘肅平涼、靜寧、會寧、定西及寧夏西海固和徑原、隆德等山區貧瘠之處的安置策略，直接影響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完全可以說，今天西北回族的貧困就是由于當年清政府民族壓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絕大多數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還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論青紅皂白和是否參與了起義，統統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財產以“叛產”處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涼了（如陜北南泥灣），或把外地（如山東）農民再重新遷人，分給“叛產”（如陜西三原等地至今人們的口語仍有山東味，與秦人不一樣）。所以說，西北回民大起義的失敗，盡管歷史意義極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其結果對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財產被掠奪，絕大多數人口被屠殺或在遷徙中身亡。為了生存，白彥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陜甘義軍的后代帶到了俄國境內，從而才有了今天獨聯體的10萬東干族。白彥虎東干族尊為“東干民族之父”。
盡管回族在清末遭到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但近現代以來回族在中國的歷史上也絲毫不遜色，處處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現。在推翻滿清王朝的斗爭中，回族人民始終沖在反封建專制統治的最前列，以自己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贏得了孫中山先生的高度評價。從影響上講，近現代史上回族軍閥及其家族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在西北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五四運動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0年間，為新中國的建立回族人民的無數英雄兒女拋頭顱、灑熱血，英名永載史冊。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回族人民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企圖在西北建立回回國的陰謀，各界群眾紛紛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忱，表現了回族人民自古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同時，回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也在“五四”運動以后的30年間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和傳播，回族學逐漸興起，中國共產黨也率先在延安正式承認回族為一個民族，從而為以后回族在新中國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尤其是近年來，回族已被國家正式確認為跨國界民族。
回族人口在我國56個民族中居第四位。從回族的歷史上看，她是形成于中國大地上的一個歷史悠久的新型民族共同體，是由來自海內外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族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吸收和融合了多種民族成分而逐漸形成的。在形成和發展中，與其他民族不同，不是通過某個氏族、部落融合發展而成的，不具備一般民族形成種族的單一性。回族的族源在種族、民族成份的構成上是中外土著和非土著的多元結合，而且種族來源的出現在時間上也有先后，這就構成了不同地區的回族在形成時間上并不完全一致，一般認為大致形成于元代，但也有的認為形成于元代之后，實際上，在元代之前就已有了記載有關回族情況的大量史料。在回族的形成和發展中，伊斯蘭教起了十分重要的紐帶和決定作用。完全可以肯定，如果伊斯蘭教沒有傳人中國，就不可能產生并形成回族。
（一）唐宋時期的穆斯林“蕃客”和元代之前的早期回族。
回族族源，最早可追溯到唐宋時期僑居中國的穆斯林“蕃客”。唐宋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高度發展和對外開放的重要時期之一。那時，西亞的阿拉伯人以伊斯蘭教為旗幟，曾建立了西瀕大西洋、東至中國西部邊陲的“大食國”。中、阿兩國一東一西，橫貫東、西的陸上“絲綢之路”和南中國海至波斯灣的海上“香料之路”，使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保持著頻繁的往來。據唐代《西域傳》等史籍記載，唐高宗永徽二年大食國第三任哈里發奧斯曼（644一656年在位）首次遣使來華，中、阿兩國正式締交后，大食使節和“貢使”來中國不斷，有時一年一次，有時一年兩次。見于我國史書記載，僅唐代大食使臣來華次數就達37次之多。不被記載的民間商貿活動估計更為頻繁。
654年（唐永徽五年），波斯王子卑路斯曾多次遣使者來中國，中國與波斯的關系與阿拉伯相比更為密切，其原因從地理上講，波斯的位置更接近于中國。今天回族經堂語中許多詞匯都是波斯語，這也證明了當時和之后的相當長的歷史進程中，在中國的波斯人并不比在中國的阿拉伯人少，只是后來統稱他們為大食人或阿拉伯人罷了。
八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勢力東伸，在蔥嶺以西與唐朝疆域相接。在阿拉伯帝國征服了中亞各國滅掉波斯之后，波斯人、九姓胡人逐漸也皈信了伊斯蘭教。其中九姓胡人也稱“昭武九姓”，他們屬于中亞錫爾、阿姆河流域間的9個小王國。所以說，在八九世紀來華的波斯人、九姓胡人、中亞其他地區的人們，多數都是穆斯林。當時，阿拉伯、波斯等地的各族穆斯林商人、傳教士主要是通過海上香料之路或陸上絲綢之路來到中國的。據《唐大和尚東征傳》載，天寶年間，廣州“江中有婆羅門、波斯、昆侖來船，不知其數。并載香藥珍寶，積載如山。其船深六七丈。”他們來華后，有的集中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廣州、泉州、揚州、杭州，有的集中在內地的長安、開封等地，從事香料、象牙、珠寶、藥材和犀角等類物品的販賣，并帶回中國的絲綢、茶葉、瓷器和其他商品。八九世紀時，阿拉伯、波斯商人的珍寶是出名的，當時書中所描寫的阿拉伯波斯商人，都是藏有珠寶的富商，他們的一顆珠子就可以賣很多錢。10世紀中葉以后，阿拉伯商人的犀角象牙，尤其是香藥很出名，大的象牙可以重到100多斤，犀角可以重到10多斤，香料中的乳香是宋政府特別統購的專賣品。阿拉伯人香藥品的輸人，無疑擴大了當時中國藥物學的內容。而賣香料、賣藥、賣珠寶，直至千年后，還是回族的傳統行業。
由于當時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以經商為主，中國人稱他們為“蕃客”、“蕃商”和“胡商”等。這些來華通商貿易者，一般多在冬季回國，但由于商業往來頻繁，有利可圖，加上唐、宋政府鼓勵商業貿易，因而有不少人便留居中國不歸，稱之為“住唐”，這是當時中國和阿拉伯、波斯等國友好往來的顯著特點，也是早期阿拉伯、波斯等商人遷居中國的原因所在。還有許多來自中亞各國的“諸胡”，也曾留居在長安、洛陽等地。比如唐時沿絲綢之路經商來到長安的九姓胡人，多久居不歸，并各以其國名康、安、曹、石、米、何、史等為姓，世代繁衍，與阿拉伯人、波斯人一樣、也就成為了回族早期的先民。
在八世紀的阿拉伯旅行家馬爾瓦則的《論中國突厥人與印度》一書中還記載了什葉派穆斯林大批進人中國的最早史實。大約在七世紀八十年代，阿拉伯帝國內曾爆發了反抗伍麥葉王朝的武裝斗爭，反抗主力是什葉派穆斯林，在這次反抗斗爭失敗后，有一批什葉派穆斯林因逃避伍麥葉王朝的逼迫逐漸由西向東遷徙，來到中國北方，學會了當地語言，作了中外貿易的“牙客”。而今天的回族中，做牛。羊、馬、干果、古玩等行業“牙客”的人仍有很多，特別是在北方一帶，同時，中國穆斯林雖基本屬于遜尼派，但在宗教細節的某些方面和日常生活中卻有不少什葉派的殘存印記，反映了當時遷到中國北方的什葉派穆斯林也是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安史之亂期間，唐朝曾借過阿拉伯帝國的兵士幫助平叛。據史書記載：“肅宗至德二年九月……，元帥廣平王領朔方、安西、回紇、大食之兵十五萬，將收西京……中軍兵馬使仆固懷恩領回紇及南蠻、大食等軍，從城南過產水東下營。十月壬戍，收復東京（洛陽）。”敘利亞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卡米勒爾·雅德博士的《中國與阿拉伯之間的歷史關系》一文中也說，安史之亂時，唐朝皇帝曾向哈里發請授，哈里發“派遣了一支由阿拉伯人、突厥人和維吾爾人組成的軍隊，在突厥人業阿福爾的率領下前往中國，幫助中國軍隊平定了叛亂，恢復了中國皇帝的王位，中國皇帝向支援他的穆斯林官兵提出，如果他們愿意，他們可以留住京城，允許他們同中國女子結婚，并在762年敕建清真寺一座。”在今天西安回族中仍有與之相吻合的民間傳說，有“回回巴巴”（爺爺），漢民娜娜（奶奶）”的說法，也反映了早期的回漢通婚。這些安居長安沙苑等地的平定安史之亂的官兵有些也成為回族早期的先民之一。
唐時，僑居或在中國安家落戶的阿拉伯人。波斯人，據《通鑒》貞元三年條記載，玄宗天寶年間（742—756年）以來，“留長安久居者或四十年”，“安居不欲歸”，“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長安城內有專門為這些蕃商設立的“西市”，街上有他們開辦的珠寶店，藥鋪等，被稱為“波斯店”。唐代僧人鑒真還見到天寶年間居住在海南島上波斯人的村寨，“南北三日行，東西五日行，村村相次。”《舊唐書》載，760年，楊州發生了兵變，阿拉伯波斯商人遇害的有好幾千人。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第三冊第415頁記載，879年，“黃巢率兵攻破廣州，東回教徒、猶太人、基督教徒、襖教徒，為數近十二萬以至二十萬人。”由此可見，中國與阿拉伯、波斯等國的交往十分頻繁，留居中國的穆斯林人數并不少。
宋時，由于政府實行鼓勵通商的政策，通商貿易的規模在唐代基礎上又有了發展，在華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其他穆斯林更為增多。據我國史書記載，僅當時住在廣州、泉州、揚州、明州、杭州等地的“胡客”就達數十萬人，所以南宋周密在他的《癸辛雜識》續集中就有“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的記載。986年，占城（今越南南方）的蒲羅遏率其族百口，遷至海南島居住，988年，占城回回忽宣率族人301人遷至廣州。甚至還有130歲高齡的阿拉伯人無西忽盧華因“遠慕皇化”而定居廣州。為此，中國政府為照顧他們的生活習慣，將他們的留居地稱為“蕃坊”，允許與漢人通婚和攜家眷來往。并設有“蕃長”，負責管理“蕃坊”居民的日常事務，主持宗教活動。”這一時期，還出現了不少“富盛甲一時”的巨商豪賈，反映了他們當時已有相當的社會經濟地位。另外，在宗教信仰上，早在唐時，來華的穆斯林就可自由地進行他們的宗教活動。八九世紀時的長安，極有可能就有禮拜寺，廣州揚州也很有可能有。唐代來華的阿拉伯商人蘇來曼在其游記中，對廣州“蕃坊”穆斯林的生活這樣記載：“其處有回族牧師（即教長）一人，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賈既多聚廣府，中國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即蕃長）一人，依回教風俗，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數日與回民共同祈禱，朗讀先圣戒訓……判官為人正直，聽訟公平，一切皆依《可蘭經》，圣訓及回教習慣行事。”（張星《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第2冊，中華書局1977年版）
這些來自中亞、阿拉伯、波斯、突厥等國家和地區，以及南海、占城等地的穆斯林，源源不斷地來中國置產寓居或定居，與當地漢族和其他不同種族的人民和睦相處，婚親交往，繁衍后代，成為了今天回族的一部分。如 961年，小亞細亞人、禾文學家馬依澤應邀來宋，參與修新歷《應天歷入任司天監，后代今天已繁衍至40代，遍及全國及世界各地，歷史上不乏回族名人。除了經商、學習漢文化以外，有的穆斯林甚至還在內地作官，著書立傳。783年，波斯人后裔駱元光率部平定叛亂有功，被封為武康郡王，后被皇帝賜姓為李，更名元諒，官至隴局節度使J48年，阿拉伯人后裔李彥升考取了進士，曾轟動一時。唐末五代的詩人李玉旬是久居四川的波斯人后裔，人稱“李波斯”，全家以販賣“蕃藥”為業，李勁還著有《海藥本草》人南宋末阿拉伯人的后裔蒲壽庚曾在泉州任提舉市舶使達30年之久，后在元初兼任福建“安撫沿海都置使”，其兄蒲壽教著有《小心泉學詩稿》傳世，成為中國式文人。宋代大畫家米芾，先世為西域人，獨創“米家山水”畫技，書法蒼勁有力，影響深遠。
由于這些長期定居在中國的穆斯林后代在自己的蕃坊內建立起了禮拜寺，并擁有了自己的公共墓地。南宋方信孺的《南海百詠》中記載了廣州的穆斯林后人：“蕃人家，在城西十里，累累數千，皆南首西向、現在東南沿海尚有的一些清真寺遺跡和廣州郊外的“回回冢”以及泉州出土的阿拉伯文石刻，就是遺留下來的歷史見證。也許是這些穆斯林后代居中國太久，對自己原有民族的語言和文化有淡化趨勢，北宋大觀、政和年間（1107—1117），廣州、泉州設蕃學，以對“蕾客”、“胡商”子弟進行文化教育，教授阿拉伯語及文化知識，類似今天回族各地辦的阿語學校。所以說，這些出現在廣州、長安、泉州、揚州、杭州等地的大量的“土生蕃客”或“四世蕃客”、“五世蕃客”，實際上已具備了今天回族的大致特征，是回族的最早雛形，或者說本身就是早期的回族。但在當時中國人傳統的觀念中，他們仍是長期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的后裔，而出生在中國的穆斯林后代，大多數由于本身就具有漢族血統，所以往往把中國作為自己的國家，而把阿拉伯、波斯、中亞各國等地僅僅作為自己的故國用自己祖先的國家，這就如同今天定居在中亞獨聯體的陜甘回族（東干族）人一樣，盡管目前傳至四、五代，血緣也絕大多數是中原回族血統，但他們仍認為中國是故國，是老家，是老舅家，而自己現在所在的國家卻是自己的祖國。這種狀況在東南亞的華裔中更為普遍。因為在這些華裔中許多人已不會講中國話了，所以在他們的觀念中，根在中國，但自己的國家卻在東南亞，有的甚至自稱是馬來人或印尼人，只不過這種馬來人或印尼人有中國血統罷了。所以說，從這些古今中外的大量史實中我們可以這樣初步認為，那些唐宋以來長期定居中國，在中國娶妻生子，一代代繁衍的穆斯林后代，必然通用當時的漢語，已具備了回族的基本特征，是今天回族的雛形或者說是早期的回族。
盡管回族主體的形成是到了元代才開始的，到了元代之后才有大量的被稱為回回人的中亞各族穆斯林的東遷，但從共同的居住區域門“蕃坊”人共同的語言（通用漢語并夾雜有阿拉伯語或波斯語等詞匯入共同的心理素質（屬穆斯林）和共同的經濟生活（大多數經商）來看，唐宋時期與漢族和其他民族互通婚姻的“五世土生蕃客”們，或者說兩往后出生的六世、七世、八世蕃客后裔，雖不能與今天的回族完全相一致，但按早期回族來理解也是比較準確的。因為在元代之前，這些早期回族的人數已具備相當規模。在宋元之交的詞家周密的《齊東野語》中記載著1236年（南宋理宗瑞平三年）蒙古軍進攻襄陽時，宋襄陽的宋軍中有回回兵。周密的《癸辛雜識》續集下《盜馬踏淺》條，記載著1274年（南宋度宗咸淳十年）蒙古軍渡江南時，宋軍中的回回兵，常從江水淺處潛渡至江北盜蒙古軍馬，有時所盜馬多至三、四百匹。從所盜馬數可知此兵不在少數。另據宋無名氏《昭忠錄》記載：“1235年（南來理宗瑞平二年），蒙古太子闊瑞率兵五十萬，由寶雞南面的大散關南攻。宋將曹友聞率兵在西州（今陜西勉縣）南大安（今寧強縣北人雞冠山、回回寨一帶拒戰。曹友聞是甘肅天水人，為宋初名將曹彬之后，先任天水軍教授。1234年蒙古軍滅金后，宋政府令曹友聞招募忠義軍備防。曹所招的兵中有一部分是投降蒙婢的金將武仙、汪世顯部下的回回西夏十八族中不肯投降的官兵。蒙古軍滅西夏在1227年，在此之前的一個長的時期中，說明西夏境內已形成了早期的回族。所以，《昭忠錄》中記載曹友聞所招募的忠義軍中有回回兵，且稱之為族，是有一定道理的。當時官都曾消滅蒙古軍10余萬，從中也可估計出回回兵不在少數，再加上已有回回寨的地名。說明回族確實已初步形成。另外，由于北宋時西夏本身占據著絲綢之路的大動脈河西走廊，所以中外商人中穆斯林很多。早在10世紀前半期，伊斯蘭教的呼羅珊王阿布·哈森·納沙爾（913—942年），曾企圖殺掉在撒馬爾罕的五百摩尼教徒，高昌回鶻王知道后，派人警告說：“在我國中伊斯蘭教三倍于在你國中的摩尼教徒J果你們殺死一個摩尼教徒，我將把國中的伊斯蘭教徒加以監視，甚至殺了。”（見阿拉伯人奈丁《群書類述入馬蘇第《黃金草原》、福慮格爾《摩尼師及其著作》等書》事情發生在五代時期。說明緊連河西走廊的吐魯番等地，已分布有大量的穆斯林。元曲中有演宋、夏戰爭的《狄青復奪衣襖東》一劇，劇中就有河西回回兵。在西夏滅亡（1227年）不到半個世紀時，馬可波羅來到河西走廊，當時敦煌、張掖等地都居住著伊斯蘭教徒。所以有的學者認為，中原回族形成的時間不遲于十二世紀晚期，而長安等地回族的形成可能更早些。這種觀點不無道理。
在元代以前形成的早期回族的問題上，這里需要補充兩點。一是由于唐宋時期的早期回族和回族先民形成回族的條件和機遇沒有元代那樣的大環境優越，所以當時許多穆斯林的后代，包括“五世蕃客”們漢化的現象比較嚴重，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事實卻是存在的，包括許多早期回族穆斯林的后代，甚至這些有阿拉伯、波斯血統的回族名人本身就有濃郁的漢文化氣息，由于當時這些后代與伊斯蘭文化聯系不多，所以受漢文化影響大，相當一部分的唐宋穆斯林后代（包括穆斯林名人的后代）融人了今天的漢族。還比如，在西安近郊的漢族中，康、安、曹、米、何等姓為數不少，古代就有人研究其得姓淵源的。如《通鑒》卷248武宗會昌六年條有“夏州節度使米暨”，注：“米姓出于西域康居，枝庶分為米國，復人中國，子孫遂以為姓。”又如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說：“西域米國胡人人中國者，因以為姓。”近代也有人對西安漢族中的康、曹、史、安等姓氏進行過研究，認為皆出于九姓胡。而從明清兩代在西安地區留存的有關回族伊斯蘭教的碑石看，立碑人多為安、石、米、何等姓。另一方面，西安回民中安、米、何姓較多，至今仍為大姓。而在西安近郊的一些地名中，有南、康村、史家灣、曹家廟、南J何村等，而米家崖、東、西曹里村在清末回民起義遷出前一直都是回族村可見早在唐宋時期，由于互通婚姻等原因，就形成了“回回中有漢人，漢人中有回回”的局面。二是按照阿拉伯、波斯中亞等地商人在中國長期發展的情況看，逐漸在中國形成一個新民族是完全可能的。但回族整體和主體的全面形成卻是由于蒙古貴族的西征，回國人的東遷，從而構成回回民族今天的大體框架和結構分布，所以說，今天回族的祖先不只是唐宋穆斯林商人的后裔，更多的則是蒙古西征軍強迫東移的大量的穆斯林后裔。
（二）元代回國人的東遷和全國范圍內回族的形成
在元代，回國人是泛指信仰伊斯蘭教（甚至當時還沒信伊斯蘭教的）的中亞突厥的各族人及西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由于“回回”這一概念比較模糊，所以甚至還包括了一些來華的基督教徒、猶太教徒和吉普賽人。回回人的東遷，是與當時中國北方蒙古汗國的興起以及由此而引起的重大政治軍事和社會的變動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早在蒙古國建立之前，一批批回國商人就已進人蒙古高原，用中亞紡織品、糧食換取蒙古人手中的貂皮等珍貴土產，有的回回人還效力于蒙古各部，成為擁有“答刺罕”稱號的開國功臣。南宋末年，蒙古汗國興起，成吉思汗及其子孫的三次西征（1219—1225，1235—1242，1252—1260），先后征服了中亞和西亞的廣大地區，包括蔥嶺以西，黑海以東和以南信仰伊斯蘭教的各個國家和民族。西征中，每攻克一城一地都要俘掠工匠和婦孺為奴，并簽發征調青壯年充軍。這樣，隨著每次戰爭的勝利，一批批中亞、西亞各地各部落和各王國的工匠、平民、軍士以及一些降將、貴族和學者等，都被迫簽發或安置到中國從事各種工作，這些被迫東遷、遭受了無數折磨的回回人，人數多達數十萬至二、三百萬。在蒙宋戰爭中，許多回國將領建功立業，忽必烈即位后，因發生李硬事件，漢族軍閥漸失信任，于是適宣、賽典赤·贍思了、阿合馬等回回政治家、理財家被重用；平李檀～阿里不哥、征南宋等戰爭中，回回將領戰功卓著。由于當時大批回國人進人中原，在憲宗蒙哥二年（1252年）括戶時，又正式立“回回戶”，按照《中國回族大詞典》的觀點，這“標志著回回先民的‘藩客’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即由‘客’變‘戶’，正式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實際上，《資治通鑒·唐紀四八》貞元三年載；“李沁知胡客留居長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安居不欲歸。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將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訴之。訟曰：‘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愿歸，當于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為唐臣。于是胡客無一歸者。”可見早在唐代的回回先民就已人籍中國，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只不過當時不叫回回，沒有“回回戶”罷了。到世祖中統四年（1263年）時，僅中都路（今北京）的回回戶就達2953戶，且多系富商大賈勢要之家。
同時，由于蒙古貴族的西征，使中西交通大開，而元政府又在西域開辟了官道，設驛站，置守備，減少了行旅的困難和危險。從此，西亞、中亞和東南亞穆斯林商人利用東西水、陸交通的方便，沿著陸上絲綢之路和水上的香料之路大量進人中國，盛況空前。尤其是突厥各族穆斯林移居中國西北，大部分城鎮都有穆斯林定居的史實就曾被西方傳教士盧布魯克及稍后的馬可波羅所目睹，而先前隨蒙古軍東來的中亞各族人（包括維吾爾族）也隨戰爭而散居各地。這些來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使用著不同語言文字的穆斯林，甚至包括一些非穆斯林，在“回回”這個共同名稱下，以駐軍屯牧或以工匠、商人、官吏、學者、掌教等不同社會身份，散處在黃河上下，長城內外以及大江南北各地。元初，足跡幾乎遍及中國并在揚州做官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其游記中曾多次提到中國各省都散布著伊斯蘭教徒。元末來中國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日泰在其游記中也寫道：“中國各城市，都有專供穆斯林居住的地方，區內有供行聚禮用的清真大寺。”《明史·西域傳》載：“元時回回遍天下。”
在元代的回國人中，除了絕大多數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外，還有一些非伊斯蘭教徒也成為了當時回回人的一分子，融人了今天的回族。《多桑蒙古史》引《世界侵略者傳》說：“（有）偶像教徒之兒童淪為回教徒奴婢，曾在其教中養育成人者；偶像教徒之自愿改從回教者。”《元史》卷二七說：葉至治二年（322年）十月人敕蒙古子女器為回回漢人奴者，官收養之。”可見回國人中有不少的漢人和蒙古人成份。另外，回回人雖在原則上不和非伊斯蘭教人通婚，但有時也對漢族進行片面通婚，即娶漢女而不婚漢男。這在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中，使得一定數量的漢人也融人回回人之中。在蒙古人因歸信伊斯蘭教而融人回回人的例子中，阿難答是一個很好的實例。據《多桑蒙古史》記載，元世祖忽必烈之孫阿難答，自幼為一穆斯林撫養長大，篤信伊斯蘭教并潛心研究《古蘭經》和攻讀阿拉伯文，至元17年（1280年）繼安西王位之后，在其轄地河西、關隴地區及所部蒙古軍民中傳播伊斯蘭教，廣建清真寺，實施回國歷，“所部士卒十五萬人，聞從而信教者，居其大半。”以8萬計，為數就已相當可觀了。除此，瓦刺部中信仰伊斯蘭教的蒙古人，其中不少人歸附中原后而逐漸變為回回人。在陜西省西安市所屬的蘭田縣發現的一本“黑”姓回族家譜就表明，蘭田黑姓祖先為蒙古人，后來歸信伊斯蘭教而成為回回人，融人回族，清末陜西回民大起義爆發，黑姓回族的一支隨白彥虎進人中亞，現在是獨聯體的回族，而未出走的黑姓回族迫于周圍壓力，被迫反教，今天已成為漢族的一部分了。可見，在中原因回中，祖先為蒙古人的不會占少數。此外，北宋從印度孟買等地區來中國經商時僑居開封的猶太人，因其習俗與伊斯蘭教有相似之處，又以青布纏頭，而被稱為“青帽回回”或“藍帽回回”（元代還把猶太人稱為“術忽回回加術速蠻回回”的）。蒙古西征時，征服了持波斯語的部落阿速人，阿速人原信奉東正教，后多從軍進人中原，組成阿速軍，被稱為是“綠睛回回”。這些回回人顯然不是穆斯林，但在歷史的長河中，相當一部分也融人到了今天的回族當中，尤其是當時的猶太人，由于宗教上的親近關系，后來成為穆斯林的更多。同時其他一些被稱為回回人的基督教徒、襖教徒也改信了伊斯蘭教，成了今天回族的早期先民之一。在回族的族源上，還有許多非阿拉伯、波斯和中亞的人種。比如“羅哩回回”，這是元代對吉普賽人的稱呼，元代的“羅哩回回”大多來自波斯，多數信仰伊斯蘭教，直到明代還將其稱為“回國別種”，其中有的羅哩人也融人了回族。另有宋元時寓居在占城（今越南中南部）的穆斯林即“占城回回”，后來許多也遷居中國。而“昆侖回回”（即“黑回回”）則是對今中印半島南部和南洋諸島上屬于馬來人種的穆斯林的稱呼，其中也有一些因遷居中國而成為回族先民之一。另外，學術界還一致認為，維吾爾族仍有一部分在歷史上成為了今天回族的先民。
元代回回的社會活動是以戰爭和農耕占其重要地位的。元朝建立之前的半個世紀內，人居中國的回回的大多數被分別編人“諸道回回軍”或“西域親軍”，還有以族籍見稱的“哈刺魯軍”、“阿兒渾軍”等等，隨戰爭而轉戰各地。無戰爭時他們便進行墾牧，這種“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的兵農合一的生活，使回回的社會經濟進人新的發展時期。全國統一的安定局面，為其在各個方面的發展提供了便利的條件。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忽必烈詔令各種戍軍“隨地人社，與編民等”。大約從此以后，大批回回軍士在社的編制下進行農耕，取得普通農民的身份，但還有一部分人過著兵農合一的生活，即“屯戍”人口。屯戍人口是聚居的，人社居民可聚居，也可與別的民族雜居。人社的本意在于勸農，一般是50家為一社，這是農村的社會基層單位，可以說是后來回回營、回回村或聚居的某家營、某家村的開始。而“屯聚”與“牧養”的聯系，也可以理解成是后來的回回農戶多以放牧牛、羊為副業的開端。
在元代，回回人的以伊斯蘭教信仰為核心的民族心理素質在逐步形成。盡管元代的回回人在政治、經濟上的地位僅次于蒙古人，但從回國人被迫東遷的歷史中，我們也不難窺見蒙古貴族對回回人的那種持強欺弱的壓迫和民族歧視。在《多桑蒙古史》中，記載了察合臺所執的法，忽必烈重申的法令，都是根據蒙古人的風俗習慣，去強迫非蒙古族的人去遵守的許多實例，由于回國人嚴守伊斯蘭教律，堅持禮拜前的沐浴、烙守《古蘭經》和不用破腹法宰殺牲畜，從而屢屢遭受迫害，并引來殺身之禍，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回回人不屈的反抗精神，這與今天回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質幾乎完全一致。
由于回回人與其他色目人最先歸附蒙古，又屢立戰功，幫助朝廷治國理財，因而受到元廷的優待和重用。政治上的持權，經濟上的優待，已十分明顯，回回上層人物已成為蒙元統治階級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仕官、科舉、刑罰和私有兵馬等方面，可以得到比漢人好一些的待遇。據文獻記載，回國人在政府中擔任各種職位的官吏不少，其中任職中書省左、右丞相，平章政事及參知政事等重要職務者多達320人；在10個行中書省任丞相、平章、參政等重要職務者多達65人。至于在中央各部門和地方路、府、州、縣各級政府機構中任達魯花赤等官吏者就更多了，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回回政治家。賽典赤家族中，贍思丁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績卓著，其后裔納速拉丁、忽辛、馬速忽、忽先、砂的等長期主持云南行省政務，成為云南賽、納、速、刺、丁、忽、沙、馬、閃、米、保、哈等氏回族之祖先。納速刺了馬伯顏，大德年間主持“賽梁秉政”，使賽典赤家族在政治上處于頂峰時期。阿合馬家族左右朝政達19年之久，隨著阿合馬被誅，這個家族開始衰落。元代回 國人擔任宰臣的幾乎代不乏人，世祖時之阿里、寶合了、麥術丁、咱喜魯丁，成宗時之伯顏、哈散、阿老瓦丁，武宗時之忽都不丁，仁宗時之哈散、察罕、烏怕都刺、伯顏察兒，順帝時之買術丁、馬某火者、陜思了等，伯顏倒刺沙等甚至因參與皇 位繼承爭斗而喪生。此外，康里人家族中如阿沙不花，脫脫及其子鐵木兒塔識、達識帖睦邇，不忽木及其子回回、婆婆、斡羅思及其子慶童、哈麻、雪雪兄弟等，在元朝政治中都曾起過重大作用。阿速、阿兒渾等家族則多為武臣、將領。元廷規定，中書右丞相為蒙古人擔任，而回回人中如哈散亦曾任此職；樞密院漢人，南人不可任職，康里人玉樞虎兒吐華則官至同知樞密院事；元制規定，蒙古人為達魯花赤，色目人為同知，漢人、南人為總管，而回回人出任達魯花赤者比比皆是，可見回回上層人物是蒙古貴族統治全國的重要支柱。在經濟活動中，回回人除協助元廷理財外，回國商人多從事珠寶、販運、外貿等業，亦有替蒙古貴族放債取息、或替官府承包賦稅，稱’‘斡脫線”或“羊羔兒息”。元代有許多回回巨商，經營香料、珠寶、金銀器皿和藥材，一些回國商人還擅長海上貿易，其足跡達亞非十數個國家和地區，包括菲律賓請海、印度支那半島、印度尼西亞等南亞地區及波斯灣沿岸，阿拉伯半島和非洲北部的東岸沿海地區。這些回回世商交納的稅款在元世祖時期的財政收人中占重要地位，為“軍國之所資”。元貞年間，有一回國商人奉珍寶進售，名曰“押忽大珠”，售價高達60萬錠。武宗時，中政院所需食羊，是通過阿老瓦了販運浙鹽盈利后供應的，而泉州佛蓮就擁有海舶80艘，珠寶等無數，由此可知元代回回商人資本之雄厚。由于回國商人既有生財之道，又有理財之術，所以受到皇帝重用而進人仕途者也不乏其人，如泉州的蒲壽庚父子，世祖時的阿合馬、烏馬兒等人。另外，伊斯蘭教的掌教按元朝的法令，與僧、道、也里可溫（基督教的長老）等神職人員一樣，都享有免役免稅的待遇。盡管元代回國人的社會地位很高，但對最廣大普普通通的回國人而言，卻處于無權無勢的地位，甚至淪為“驅口”（奴婢），供人買賣，可見回回人的階級分化在元中后期已日益明顯。一方面，回回上層人物，特別是各級官員，對元廷始終忠貞不二，他們對抗農民起義軍和明期，在戰亂中“死節”者人數頗多，不少回國人為挽回元朝的江山而不惜生命。另一方面，卻有大量的回回人為推翻元朝而拼殺伯朱元漳部下的回國將士）。由于回回人在色目人中占較大比例，所以在元明兩代更替之際，全國許多地區，尤其是割據勢力方國珍、陳友定控制的地盤，大漢族主義復仇思想濃烈，在打擊報復蒙古人的同時，排擠、打擊、屠殺色目人（包括回回人）的事件也屢有發生。泉州發生亦思巴奚戰亂后，陳友定乘機大肆殺戮色目人，迫使大批泉州穆斯林逃離或更姓埋名。到明代初年，許多回回家族蹤跡已不可考，回國人因戰死、避難、隱姓埋名等原因致使人口銳減，泉州及東南沿海一些地方穆斯林從此幾乎音信皆無也始于此。
在元代，回國人通過官職調遷，軍隊駐防、屯田、官營手工業局場、商業活動、宗教活動等因素，散居于全國各地，與廣大漢人雜居同處，他們把帶來的科技知識、宗教民俗等穆斯林文化傳人中國，在保持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基礎上，吸收各地的漢文化并加以發展，因而大大豐富并發展了中華文明，對中國文化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在元代，回回家族中不少人從第二、三代起，漸漸接受漢文化，涌現出了一批杰出的詩人、史家、思想家、曲家、翻譯家、書畫家，其成就令當時各界感到驚奇。作為著名畫家、詩人的高克恭，善畫山水，黑竹，與趙孟9頃齊名，其畫和詩至今有存。還有元代回國詩人中最杰出者薩都刺，博經通史、歷史、地理、河防、老莊之學，著作10余部之多的大學者贍思，在當時都有很高的地位。而通諸國文字、精歷史典故、譯著眾多、著有《歷代紀年纂要》的學者察罕，與關漢卿、貫云石齊名的散曲家馬九皋、還有費費的書法、伯顏的著作、數賢、泰不華、沙班、伯篤魯丁、買閻、吉雅漠丁的詩，了野夫的詩和畫等，也都取得了較高成就。在元代的減開科以來，許多回回人中舉人仕，其人數在蒙古色目人右榜中也都占有很大比例，在政治、軍事、經濟和科技各方面，均有突出表現。由于大量的回回工匠在官手工業中從事建筑、編織、武器、皮革、制氈、金銀器皿及釀造等業的勞作，所以在這些領域回國人均作出了杰出貢獻。在絲織品和氈制品方面，回回工匠織造的“納失失”是西錦的一種，嵌有金線和珍珠。顏色鮮艷，樣式新穎，被視為珍品，是元朝宮廷皇室縫制宴饗禮服“只孫服”所需衣料。回國人扎馬刺了率領工匠織造的“撒答刺欺”，也是西錦的一種，多用犬、兔毛仿西域絲織品而成，極為精美。回回工匠織造的“回回剪絨氈”也被列為上等品。在科技文化方面，回國人還從西方輸人了天文歷算學、醫藥學和音樂，回回學者扎馬魯丁曾制造渾天儀、方位儀、斜緯儀、平緯儀、天球儀、地球儀、觀象儀等天文儀器七種，并制有《萬年歷入元代觀測天象的機構也以回國司天監和司天監同時設置。回回醫藥學在元太醫院下，有三個機構，一個是廣惠司，另外兩個是大都回國藥物院和上都回回藥物院。回回醫學家薩德彌實著有《瑞竹堂經驗方》5卷，回回營養學家忽思慧撰成《飲膳正要朋卷，對飲食衛生、治療及回回植物研究頗有價值。《元史·百官志》還記載了禮部儀鳳司下有“常和署”的機構，“管領回回樂人”，樂隊共分三隊，由回國人用回回樂器來奏樂，用于宮廷祭饗、供奉及娛樂。在兵器方面，回國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馬因制成了拋石器械，即“回回炮”，重達150斤，比中國原有的拋石機優良。為此元政府專門設有回回炮手軍匠上萬戶府，正三品。在建筑方面，回國工匠對漠北城市及宮廷建筑均有杰出貢獻，曾建造了以萬安閣為中心的和林城和后來成為元朝陽都的開平城。尤其是著名的回回建筑學家亦思迭兒了對大都（今北京）的設計和建設，對明清北京故宮和整個北京的城市建設和發展，都發揮了積極的影響。另外，由于回回人在民族成分上具有多元性，因而在文化上也具有多元特色。來自阿拉伯、波斯和突厥各族穆斯。林，種族和語言各異，以阿拉伯文字為基礎而創制的新波斯文回回字即成為當時回國人中通行的文字，也是國內通行的三種官方文字之一，回回國子監則講授回回字和“亦思替非文字”（阿拉伯文）。這些語言文字的統一，有助于回回世俗文化，諸如文字語言學、文學、史學、哲學、陰陽學、醫藥學、天文歷算、地理學、工程技術等的形成和發展。元代是回回人不斷融合其他種族、壯大自己的時代，也是回回民族共同體主體形成的時代。元中期以后，回回人或受漢文化影響，或因日常生活的需要，采用漢姓、漢名，或用先祖姓氏中的一個字為姓者日益增多，日常生活中使用漢語已不可避免。隨著回回人遍及各地，各回回聚居區的清真寺也不斷建立，執掌教法的人稱“哈的”，可以依照伊斯蘭教法處理穆斯林中的婚姻、財產糾紛，判斷他們之間的是非曲直。有元一代，回回人已遍及全國城鄉，因而伊斯蘭教也擴及到了全國范圍，這種大規模遍地開花般的伊斯蘭教分布在唐宋時期是沒有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回回民族共同體的主體——從元代進人中原的回回人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民族——一回族。
（三）明清以來回族的鞏固和發展以及所遭受的巨大的民族災難
明代是回族最終形成時期。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伊斯蘭教中國化的過程就是回族形成的過程。而明代的伊斯蘭教已經徹底完成了中國化的進程，使回族在中國本土上孕育成長了起來，回族已不是昔日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西域人或被迫東遷的回回人，也不是歸附了回回的漢人、蒙古人，而成為了一個有別于漢族，但又產生于漢文化圈之內，有著異域風格的新型民族共同體。給人的直觀感覺是，今天的中國伊斯蘭教文化與明代幾乎一脈相承。
至于民族的形成，斯大林有個著名的定義，在這個定義中科學地舉出了民族形成的四個標準（或四個特征），即“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對照明代初年回族社會的現狀來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明代初年的回族與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已有較大的不同。首先，進人明代以后，回回人經過數代甚至十幾代。數十代在中國本土上的繁衍生息，和與漢族的通婚，這時的回族已經有了與周圍文化環境相一致的共同的通用的語言一夾雜著大量經堂語詞匯的漢語，而元代初年進人中原的回國人，其共同語言由于種族的關系必定沒有形成，或還不夠穩定。其次，由于戰爭的需要，元代初年的回回人往往沒有固定的居住區域，被編人軍營的回國人常常是隨軍而戰，不戰則農，流動性較大，是作為國家機器中的一部分在發揮著作用，而到了明代初年，原有軍墾的回回兵士已長期固定在了全國各地，并經過開荒種地，繁衍生息，已經形成了穩定的居住區域，而長期經商的回國人也開始有了長期穩定的居住區域，常常聚寺而居，共同生活在一起，這些穩定的居住區域，并不象其他古老的民族那樣，共同孤立地生活在同一個廣闊的地理環境中，而是以一個或幾個村子，一條或幾條街道為共同的居住區域，在這一區域中必定有一個或幾個清真寺，由于有了共同的居住區域用么才有可能形成共同以清真寺為核心的社區文化，而這個文化就是中國特色的伊斯蘭文化，是回族文化，試想，如果回族當初沒有這樣遍及全國的大分散、小集中的共同的居住區域，（那怕這共同的居住區域僅僅是一條街甚至半條街，一個村子甚至半個村子人）那么回回人（或回族）很可能已成為一個歷史的古老名詞了。這也就是今天在城市拆遷安置或村子遷移過程中，如果不考慮回民區的建設，那么這個城市、鄉村回族的民族意識、民族文化就會逐漸淡化的原因，這也是回族人民目前在城市拆遷安置和鄉村遷移過程中達成的共識：即聚寺而居是回族人民正常的生存權利。而這里的聚寺而居恰恰道出了斯大林關于民族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即要有共同的居住區域，沒有共同地域的民族，要想生存發展，幾乎沒有可能，除非逐漸被周圍大民族所同化（或融合）。再次，在共同的經濟生活方面，元代初年的回回人相當一部分是隨軍的將士，他們受朝廷雇傭，沒有相對長期穩定的共同經濟生活基礎，而到了明代初年，回族人早已較穩定地居住在各地，同周圍漢族一起繁衍生息，建立起了以農業為主的社會生產，同時兼營手工業、牧業，且以善于經商而聞名，并擁有了在伊斯蘭教思想指導、影響下的自己的經濟生活的特點，這是回族形成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再其次，在回族形成民族共同體的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點其實是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里的共同文化，針對回族而言，就是中國化的伊斯蘭文化，其核心是以《古蘭經》和《圣訓》為主體的伊斯蘭文化，其個性特色是有著濃郁的中國風格，具體表現在以著名思想家王岱輿等人為首的漢文譯著伊斯蘭經籍活動的開展，初步確立了中國伊斯蘭教義學體系，這使伊斯蘭教在中國進一步扎根。而這種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與伊斯蘭文化本身并不相沖突，而是一種調和和寬容的共存，比如說明代的清真寺盡管在建筑上更多的是以中國古典建筑風格為主（其建筑形式從這時開始被基本固定下來），但在內容和實質上則與阿拉伯式清真寺無絲毫差別。而元代的清真寺由于回國人的種族、固有文化不同，因而建筑風格既有阿拉伯式的，也有中國式的，還有簡易式的，呈現出多元和不統一、不固定的特色，還沒有形成共同的文化認同，而到了明代初年之后，由于這種共同的文化認同形成并已約定俗成，那么回回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質則完全建立了起來，盡管這種心理素質的萌芽在唐宋時期穆斯林或早期回族中就已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元代回回人的大量流人中原，這種建立在共同文化認同基礎上的共同心理素質才在明代初年完全徹底地建立了起來。這是一種以宗教感情為基礎和紐帶，以弱小民族生存的現狀為可能而形成的，因而這時的回族人已分不出其先祖是阿拉伯人、波斯人、蒙古人或漢族人了，因為他們已擁有統一的、規范化的、能夠共同認可的一系列嚴格的信仰、生活習慣、風俗禮儀，而這些都統統構成了回族人民共同的心理素質外化的基礎和內容，于是“回回見面三分親”、“黨護族類”、“行費居送，千里不持糧”、“同類相遇則親厚”、“固守其俗終不肯變”如此等等，都是對回族共同心理素質外在表現的客觀描述。而這種共同的心理素質盡管在不同地區、不同人的身上表現程度不同，內涵也不盡一致，但卻有著堅固的穩定性，至今不衰，她是構成回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獨特因素。元代初年，具有中國特色的清真寺的廣泛和極為普遍的建立，標志著伊斯蘭教中國化的完成（而目前中國回族社會中新建的清真寺又開始以阿拉伯式為主，這說明現在的中國伊斯蘭教已經邁入了國際化的軌道，回族已成為與國際穆斯林世界息息相通甚至步調一致的一員了），而回族風俗習慣的約定能夠保存至今，也說明了一個新型民族共同體這時已經完全成熟。
在擁有共同語言、共同文化的基礎上，回族的經堂教育興起。這對回族和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甚至是關乎民族興亡、教門盛衰的巨大作用。因為要在大分散和與漢族雜居的現狀中保存自己獨特的文化不被同化（或融合人其關鍵是要建立起一支自己的教育體系。而經堂教育恰恰在這時自然而然地興起，其創始人為十六世紀陜西咸陽的胡登洲，他早年研習儒學，后又朝覲麥加，成為了經漢兼通的伊斯蘭教學者。雖然經堂教育起源于阿拉伯，但經堂教育在中國的興起卻是回族社會發展的必然，應當充分肯定，經堂教育體系的建立，對回族和中國伊斯蘭教的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一直沿續至今，久經不衰。誠然，古老的經堂教育還需注入新時代新鮮的血液，這也符合經堂教育的最初傳統，所以筆者認為，經堂教育體系在中國穆斯林世界的前景是如何發展的問題，而不是其他。
由于時代是回族發展、壯大、定型的時代，所以這一時期仍有大量的非回族人士融人回族。一是歸附回回，包括原籍為阿拉伯、波斯、西域突厥諸種和東南亞回回，其中包括少量維吾爾族，比如英宗就曾先后遷移肅州“歸屬回回，實為維吾爾人）702人于浙江。而且今天在河南、湖南等許多地方都有當年的維吾爾人后裔，有的成了回族，二是寄住回回，是指僑居的外國穆斯林，他們往往以“貢使’”形式進入中國，使團成員多達數百，有的貢事完畢返歸本國，有的則僑居或定居中國，比如永樂間蘇祿東王病逝山東德州，其子守墳，成為德州北營回民的先祖。三是還有許多因婚姻原因而成為回族的漢族人；這時的開封猶太人也因不食豬肉與回族習俗相似已有一部分開始融人回族。與元代相比，明代回族人已沒有了優待身份，興盛發達時期已過，明朝廷對回族的政策是高壓，比如朱元漳曾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限制回族人本族通婚，采取強迫同化政策（當然從某方面講也擴大了回族人口的數量）。但是明代也是與回族人關系比較密切的朝代。這不僅僅因為回族民間有“十回保一朱”的傳說，認為明朝江山是回回打下來的，而且有朱元漳御制至圣百字贊”流傳下來，再加上明皇室確有修建清真寺和保護清真寺宗教職業人員的諭旨，另外，武宗還禁止百姓養豬，并在評論諸教時也說過：“儒者之學，雖可以開物成務，而不足以窮神知化。佛老之學，似類窮神知化，而不能復命皈真。蓋諸教之道皆各執一偏，惟清真認主之教深原子正理，此所以垂教萬世，與天壤久也”以天方至圣實錄》卷二十二人對伊斯蘭教評價頗高。再依據其他許多史料，有的中外學者甚至認為朱元璋本人就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蘭教。筆者認為，說朱元漳是回族，明王室信仰伊斯蘭教似乎很難站住腳，但說朱元璋和明王室與回族關系密切卻是可以使人相信的。因為學術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朱元璋的馬皇后本人就是回族，而武宗也曾納回回女為妃，在回人遍天下的時代，回族人在皇宮內院的估計也不會只有一、兩人，因而皇室家族個別人是否會在某些方面保留一些回族習俗甚至信仰伊斯蘭教似乎也是完全可能的，這也可以回答明史上的許多史料疑點，同時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伊斯蘭教和回族人在明代社會，尤其是明皇室中確有較大影響。
在明代，許多杰出的回族人物脫穎而出。開國功臣有胡大海、馮國用、馮勝、常遇春、沐英、藍玉、丁德興等人，并出現了回族歷史上第一個反侵略的英雄麻英，他曾在日本人侵朝鮮時赴朝作戰，西北戰場上則有抗擊蒙古的達云等戌邊名將。有明一代，最知名的當推著名的航海家鄭和，剛直不阿的著名政治家、清官海瑞、反封建禮教的著名思想家、文學家李費，都以其杰出的成就顯示了明代回族文化人的檔次和水平。回族官員除海瑞以外，還有任兵部尚書和吏部尚書的馬文升和清官孫繼魯。文化名人還有丁鶴年、馬自強、金大車、金大輿、馬繼龍、閃繼迪、馬上捷、馬錦等。值得一提的是，回族杰出的伊斯蘭學者在這時涌現。除了經堂教育創始人胡登洲外，還有以漢文譯著聞名于世的王岱輿、張中、伍遵契等人，他們的眾多著作對中國穆斯林社會的影響十分深遠。在科技方面，回國歷仍然是明代主要歷法，與大統歷參用，陳友、趙榮先后主持過京城一些建筑項目，回回炮則演變成“金眼回回”，并被封為“大將軍”號。
由于明代的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早在明代初年，在肅州就出現過回族反抗明王朝的起義，正德年間，陜西回族曾舉行過三次反抗斗爭，嘉靖年間，甘肅會寧回族也給明政府以打擊。尤其是明朝末年陜北綏德回族馬守應，和張獻忠、李自成舉起義旗，成為李自成起義軍“革左五營”主力之一，被李自成授予“永輔營英武將軍”的稱號，是明末全國農民大起義中杰出的回族將領，表現了回族人民不屈的性格。
到了清代，回族社會政治地位降到了歷史上的最低時期。這一時期回族的發展呈現出清末以前的進一步鞏固、發展和清代末年大面積損失的局面。在明代的基礎上，回族人民在全國各地扎根、分布（清代進人西藏），其中尤以西北陜甘寧青和云南、山東、河南、安徽等地回族人口最為稠密。清代的回族經濟與明代一樣，具有以農業為主，兼營牧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特點。回族農業已十分成熟，農業人口占回族總人口的絕大多數，而且農耕方式與周圍漢族相差無幾。牧業以飼養牛羊為主，手工業以屠宰、制革、農產品加工、刺鄉等為主，一些地方的回族還開發礦藏，發展礦業。商業作為回族的傳統經濟部門，這時也得到進一步發展，回族商人的足跡遍及鄉村和城市，內地和邊疆，并產生了一些著名的回族商業集團，開辟了許多新的長途交通線（包括“西南絲綢之路”）。其經營的范圍也十分廣泛，一應俱全，以皮毛業規模最大，最具特色，出現了許多皮毛集散地。在政治舞臺上，雖然回回官員也不乏其人，但就其職位和影響而言，在回族史上，已有每況愈下之勢，其中以抗擊侵朝日軍而戰死朝鮮的愛國將領左寶貴最為著名；在鴉片戰爭中，有抗擊英國侵略軍的“定海三總兵”之一鄭國鴻和被譽為“奇男”的其子鄭鼎臣；在八國聯軍人侵中國時，有抗擊侵略軍的總兵馬福祿。文化上，漢文譯著活動還在繼續延深，經堂教育在全國普及，并出現了陜西、山東、云南三大學派，對伊斯蘭教的傳播和回族教育起到了積極作用，一批著名的回族學者以他們大量的著作對后世的中國穆斯林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如馬注、劉智、馬德新、馬聯元等人。另外，庫不忍耶（一說產生于明初）、嘎德忍耶、虎夫耶、哲赫忍耶四大門宦及其支派相繼正式產生并在西北獲得廣泛傳播，一批宗教領袖應運而生。這一時期，雖然回族社會的發展受到嚴重阻礙，但是還是產生了一批優秀的科學家、作家、詩人、學者，如丁拱辰、蒲松齡、馬世俊、丁澎、孫鵬、蔣湘南、改菇等大量的回族文化名人。
有清一代，特別是清朝中后期以來，清政府已日益腐敗，強制推行民族壓迫和宗教歧視政策，在政治、經濟、法律、官吏任用和各方面都對回族進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無理歧視。如法律規定，回民犯法處罰較其他民族為重。在犯法回民頭上刺以“回賊”字樣，以示侮辱。官方文件中屢將回族之回加上反犬旁，以示回族“不伴于人類”。清朝地方官吏對回族人民橫征暴斂外，還常常挑起回族內部各教派之間、回漢之間相互的爭斗，以圖達到以漢壓回、以回治國的險惡目的，有的地方（如云南、陜西）官吏甚至親自布置和參加屠殺回民的活動，使回族人民最起碼的生存權利受到極大威脅，因而必然遭到回族人民的強烈反抗。這其中，未刺印、了國棟的甘州起義是反清運動的開始，蘇四十三的循化起義和田五的石峰堡起義是反清運動的繼續，還有貴州張凌翔、馬河圖、四川藍朝鼎、藍朝柱等人的起義。在太平天國革命影響下，杜文秀的云南起義和白彥虎等人的陜甘西北起義影響最為深遠，對清朝的打擊最為沉重，同時對回族社會的損失也最為巨大，舉世罕見。從這里我們不難窺見回族人民剛直不阿，視死如歸的性格和以左宗棠、岑硫英為首的反動劊子手們滅絕人性地進行傾族大屠殺的 丑惡罪行。
云南是回族較集中的地區。回族人民為云南的開發自元代以來便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但道光之后，欺凌、侮辱國民事件時時發生，而清政府往往處理不公，造成回漢仇殺。醒悟過來的回漢人民終于舉起了義旗，把反抗矛頭對準清政府，于是由杜文秀領導的以回族人民為主，聯合漢、彝、白、傣、納西、景頗、傈僳等族人民的武裝起義終于于咸豐初年爆發，建立了大理政權，廢除了清朝年號，制定了“遙奉太平天國南京號召，革命滿清”和“聯合回漢一體，豎立義旗，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剪除貪污，出民水火”的革命綱領，規定了各民族之間一律平等的原則，并設文武職官，各司其職，采取了一系列發展經濟的措施，為安定社會秩序， 協調民族關系作出了可貴的貢獻，并形成了波及全省的回族及各族人民反清運動，給清王朝在云南的反動統治以極其沉重的打擊。后來在清軍優勢兵力和洋槍洋炮的進攻以及策反起義將領的陰謀下，轟轟烈烈的云南回民起義堅持了整整18年之后被反動統治者殘酷地鎮壓了下去。清政府滅絕人性的本質在鎮壓回民的起義中也暴露無遺，比如清軍奪取大理后，仍對大理城內及近郊起義軍進行了血腥大屠殺，僅此一次回民被殺者就達10萬余眾，然后再把死者的耳朵和手剁下，裝上幾十大筐，送到昆明去夸功。所以有人估計，這次長期戰斗死人總數在500萬以上（據白壽彝先生文章，筆者估計這個數字也包括非回族死亡人數）。起義失敗后，回族大量的財產被充公或被軍官們占為己有，大量的人民流離失所，云南回族遭到了空前浩劫。許多回族的土地房屋被視為“逆產”，全被抄沒，大都無立錐之地。一些回族子遺便紛紛逃出省外，有的還逃到傣族、彝族、白族地區定居，從而形成了今天的維回、彝回、白回；有的回族還逃到境外，其后裔至今還生活在東南亞各地。回族人民杰出的起義領袖和民族英雄杜文秀以其建立大理政權的豐功偉績而被各族人民頌揚。
在西北，回民起義首先是在陜西爆發的，而西北回民起義的爆發則揭開了西北近代史的序幕。陜西在同治起義之前是“漢七回三”，廣大回族人民主要聚居在關中平原和陜北的一些肥沃之地，“回族居住較他省為多”，“人口最為稠密”，自古就有“關中八百里秦川是回回開墾出來”的說法，可見回族人民對陜西這塊沃土的歷史貢獻。1862年，回民起義首先在渭南、大荔等地爆發，接著反清烈火迅速燃遍了八百里秦川，起義軍組成了十八大營，退至董志原，并燃起了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地回民起義的濃濃烈火，回、漢、撒拉、東鄉、保安、維吾爾、哈薩克等西北各民族人民紛紛投人到了這場正義的斗爭中，幾乎完全摧毀了清政府在西北的反動統治，使河州、肅州、金積堡、西寧成為當時回民起義的四大根據地。最后在左宗棠洋槍洋炮的剿殺和誘降下，轟轟烈烈的西北回民起義失敗了。在這次起義中，陜甘回民起義從華州起義到肅州被屠歷時12年，寧夏地區回民反清斗爭堅持了9年，新疆回民起義也歷時12年，涌現出了陜西白彥虎、孫玉寶、崔偉、甘肅馬化龍、馬占鰲、馬桂源、馬文祿、新疆妥得鱗、索煥章等 一大批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和起義領袖。這次西北回民大起義，時間上雖然沒有云南長，但回族遭受的損失，人口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都比云南慘重得多。僅陜西而言，除了極少數逃至西安城內和秦嶺深山的近千回民外，幾乎所有的回 族都被屠殺或被驅趕，個別的還被迫反教，使昔日里清真寺遍布的八百里秦川竟無一清真寺幸存（除西安城內外）；陜北一些地方本是回民重要的聚居區，但經過起義之后，回族人口已蕩然無存。甘肅的回民由于有馬占鱉的投降，可以說是保存回民最多的省份。而過去絲綢古道上的一片片回回村莊，經過“左屠戶”的屠殺也無一幸免，其慘狀由此可見一斑。在鎮壓回民起義中，清軍巢殺之惡毒在人類史上也絕無僅有（僅陜西回族就有“十不存一”之說），改變甚至抹殺了回回民族在西北繁茂的人口分布，其傾族驅趕回族人民，專門把劫后余生之回民由原來的關中平原、銀川平原等富庶之地而強制安插在甘肅平涼、靜寧、會寧、定西及寧夏西海固和徑原、隆德等山區貧瘠之處的安置策略，直接影響到了今天西北回族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完全可以說，今天西北回族的貧困就是由于當年清政府民族壓迫的安置政策造成的。由于西北絕大多數回族人民或亡或逃（有的還逃到其他省份甚至外蒙），因而清政府便不論青紅皂白和是否參與了起義，統統把回族的土地、宅院、財產以“叛產”處置。昔日回回聚居之肥沃之地或日益荒涼了（如陜北南泥灣），或把外地（如山東）農民再重新遷人，分給“叛產”（如陜西三原等地至今人們的口語仍有山東味，與秦人不一樣）。所以說，西北回民大起義的失敗，盡管歷史意義極為巨大，但回族人民付出的代價也極為慘重。其結果對回族而言是空前浩劫，一切財產被掠奪，絕大多數人口被屠殺或在遷徙中身亡。為了生存，白彥虎等人被迫把一支陜甘義軍的后代帶到了俄國境內，從而才有了今天獨聯體的10萬東干族。白彥虎東干族尊為“東干民族之父”。
盡管回族在清末遭到了巨大的民族犧牲，但近現代以來回族在中國的歷史上也絲毫不遜色，處處皆有自己出色的表現。在推翻滿清王朝的斗爭中，回族人民始終沖在反封建專制統治的最前列，以自己大無畏的犧牲精神贏得了孫中山先生的高度評價。從影響上講，近現代史上回族軍閥及其家族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在西北都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從五四運動開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30年間，為新中國的建立回族人民的無數英雄兒女拋頭顱、灑熱血，英名永載史冊。尤其是在抗日戰爭期間，回族人民粉碎了日本軍國主義企圖在西北建立回回國的陰謀，各界群眾紛紛表現出了極大的愛國熱忱，表現了回族人民自古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同時，回族自身的民族文化也在“五四”運動以后的30年間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和傳播，回族學逐漸興起，中國共產黨也率先在延安正式承認回族為一個民族，從而為以后回族在新中國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尤其是近年來，回族已被國家正式確認為跨國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