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土淪喪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部分穆斯林愛國志士，以民族大義為重，一路宣傳日本占領下的中國苦難，爭取阿拉伯和伊斯蘭世界的支持，一路堅決同日偽政權假借朝覲之名粉飾占領的陰謀作斗爭。 

    1937年初，國民黨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麟所率朝覲團回國不久，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盧溝橋事變，隨后占領上海，阻斷了中國穆斯林傳統的海上朝覲之路，使已經作好來年朝覲準備的中國穆斯林深感震驚和憤怒。為了顯示他們的愛國愛教之心，上百人的中國朝覲者多花一倍的費用從陸路穿越青藏高原到印度轉海船前往麥加，往返歷時兩年，最終8人殞命。但他們行前表示，將以實際行動把日寇占領的苦難告訴國外教胞，爭取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同情。他們的義舉受到了肯定和嘉獎。 

    上海淪陷后，著名回族教育家和伊斯蘭學者達浦生痛惜海外友人對中國抗戰的不解甚至誤解，憤怒于日本在海外的反華宣傳，以上海伊斯蘭教長身份出國朝覲并游說中東、東南亞各地，為抗戰作宣傳。 

    為了抵制日本占領當局為欺騙世界而派出的所謂“華北回民朝覲團”，1939年1月，留學埃及的中國穆斯林學生針鋒相對地組織了“中國回教朝覲團”，從開羅出發，在履行宗教功課的同時，一路發表演講，散發傳單，揭露日軍占領暴行，開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使不少其他國家的穆斯林對中國的抗日運動由不了解、甚至不理解轉變為同情和支持。已故北京大學教授馬堅為首的中國留學生朝覲者到麥加后，不但嚴密監視日偽朝覲團，而且對他們的賣國行為痛加訓斥，警告他們不得代表中國穆斯林，不得亂說亂動。馬堅等甚至油印抗日宣傳阿文小冊子私下向各國朝覲團散發，而且利用沙特國王伊本·沙特接見的機會說明中國穆斯林一致擁護抗日救國的立場，并希望沙特給予中國人民同情和支持。這次義舉以留學生朝覲團大獲成功而告終，從此，日偽政權再也不敢組織朝覲活動了。 

    1940年，蔣介石簽署文告稱：自抗日戰爭發生以來，我忠勇之回教同胞……一致興起，或執干戈以衛國家，或盡力捐助以裕軍需，或主持正義以正言論……在此民族國家存亡絕續之交，無不思完成歷史之重大任務。凡此表現，不特搏國人之敬愛，國際方面之同情，足使我國同胞引以自慰者也。 

    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穆斯林就開始組織朝覲活動，但由于中沙之間沒有外交關系無法獲得簽證，最初幾年一直沒有如愿。為了中國穆斯林與阿拉伯人民和世界穆斯林的傳統友誼，周恩來總理等高層領導直接對朝覲活動進行了關心，并利用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之機，親自和沙特親王費薩爾商談此事，終于在當年8月重新打通了中國穆斯林的朝覲之路。 

    從1955年至1964年間，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共組織朝覲10次，共132人次。“文化大革命”爆發后，朝覲活動陷入停頓。1979年10月，中國穆斯林在中斷14年后首次恢復朝覲活動，以全國政協常委安士偉教長為團長的朝覲團在沙特政府熱情但又戒心重重的接待中順利地完成了朝覲功課，也使沙特和世界各地朝覲團看到了中國撥亂反正后宗教信仰自由重新得到尊重和保證的可喜進步。 

    此后的80年代，中國陸續開始安排自費朝覲和利用探親機會朝覲，并在外匯非常緊張的情況下，為自費朝覲者提供部分外匯兌換額度。政府的開明政策，使朝覲活動在中國各族穆斯林中逐漸形成一股小熱潮，朝覲者人數在1990年達到1459人，其中自費朝覲250人。中國朝覲者的增加，以及他們的精神風貌和生活處境，對沙特進一步認識和了解中國發揮了重要作用。 

    80年代初，中沙沒有正式外交關系，因此，幾乎沒有一位省部級官員訪問沙特。1985年，寧夏自治區主席黑伯理率領的訪問團訪問巴基斯坦時，經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哈克親口建議并寫信給沙特國王，促成了訪問團應邀訪問沙特并進行副朝，而且根據沙特方面要求延長訪問，在12天時間里參觀了沙特各大城市，享受了很高禮遇。 

    同年8月，新中國成立后的第17次穆斯林朝覲團與各族自費和探親朝覲者共約1900人前往麥加朝覲。朝覲團40人中包括5位擔任政協、人大職務的省部級干部，除他們持有外交護照外，其余團員均持公務護照。沙特親王、麥加地區長官馬吉德在接待朝覲團后驚訝地說：“我們沒有想到穆斯林能在中國的省和中央政府擔任高級職務，這不僅是中國穆斯林的光榮，世界穆斯林也為之感到自豪。” 

    1989年，中國和沙特達成協議，相互在對方首都設立商務代辦處。當年，中國政府為方便朝覲活動安排的6架專機直飛沙特吉達市，使900名朝覲者獲得了落地簽證。這兩個舉動都是中沙關系史上的第一次。1990年7月，中沙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從而為兩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合作奠定了新的基礎，也為中國穆斯林的朝覲活動及領事保護創造了更多的便利。近幾年來，每年由政府組織和民間自費朝覲的中國穆斯林人數已經突破一萬人。 

    鄭和公私兼顧下西洋 

    自從盛唐時期伊斯蘭教從阿拉伯半島傳入中國以后，天房就成為中國穆斯林心中的圣地，朝覲成為中國穆斯林克服千難萬險的追求之一。說到中國與阿拉伯的關系，說到中國穆斯林與麥加的淵源，就不能不從中國偉大的航海家鄭和說起。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間(明永樂三年至宣德八年)，明朝著名宦官鄭和先后7次率領龐大船隊從太倉劉家港起錨揚帆下西洋，遍訪東南亞、中亞、西亞、東非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時間跨度多達28年，被世界公認為偉大的航海家、外交家和軍事家，也是中國放眼看世界和對外開放之先驅。 

    600年以來，有關鄭和下西洋的動機和目的，學界一直爭論不休，特別是關于他是否到過麥加，是否為了朝覲，或曰其中某幾次為了朝覲而公私兼顧出海遠航的爭論尤其說法不一。部分史學家認為，作為穆罕默德的第37代后裔，原名馬三寶的鄭和具有前往麥加朝覲的家族傳統、宗教信念、主觀愿望和客觀條件，應該到過麥加，朝過天房。 

    據考證，鄭和的祖父、云南滇陽侯米的納，父親、云南行省參政知事及襲封滇陽侯都曾經到天房朝覲過。明成祖派鄭和下西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鄭和信奉伊斯蘭教，知識淵博而且通曉阿拉伯語，以這樣的家庭背景和出身，鄭和朝覲是應有之義。史載鄭和曾經率船隊到過紅海，而麥加距紅海直線距離不足百公里，“哈吉”世家的鄭和焉有圣地在望而不朝之理？而且鄭和的隨員中也有人到麥加進行過副朝。另外，部分明代史書也提到鄭和了解朝覲程序或明確記載他進行過朝覲的史實。 

    無論鄭和是否朝覲，這只不過是他偉大航海行動中的一個小插曲。我們時刻緬懷他的是一種胸懷祖國、放眼世界的胸襟和視野，是他不畏艱險、敢于探索的勇氣和智慧，是他振奮民族精神、傳播和平、友誼與合作的外交實踐。（馬曉霖《環球》雜志總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