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辛勤為譯經
今年是我國穆斯林的杰出代表、愛國主義教育家——馬堅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本刊特發文章紀念——
一生辛勤為譯經
提到《古蘭經》翻譯，就不能不提到馬堅先生，是他翻譯出版了迄今全球影響最大的《古蘭經》漢譯本。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教授曾這樣評價他：馬堅具有廣泛的學術興趣，他研究的范圍，包括阿拉伯宗教、哲學、語言、文學、教育、歷史、法律、醫學、天文歷法，以及中阿關系史等各方面。
為譯經筆耕不輟
馬堅先生是回族，字子實，1906年生于云南個舊市沙甸。他一生致力于翻譯出版和教學事業，在20世紀20年代，20多歲的他就譯出了波斯文《偉果也》的漢譯本。
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就開始翻譯《古蘭經》，這是中國伊斯蘭教史上和翻譯工作上的一件大事。《古蘭經》不僅是伊斯蘭教的主要經典，也是阿拉伯文學的典范，每字每句都必須準確無誤。馬堅先生自己要求做到“力求忠實、明白、流利”。新中國成立前他就花了10年時間完成了前八卷的譯本和注釋，并由北大出版部和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社會活動繁忙，還有其他翻譯任務和教學任務，他非常忙碌。然而，他仍爭分奪秒地繼續《古蘭經》的翻譯，有時為了一字一句，反復推敲修改，要查找好幾個版本資料，甚至寫信給同學征求某個詞語的解釋。
馬堅先生的釋文不僅僅表現出他知識淵博、語言水平高、責任心強的特點，更重要的是表現出他的內在思想和個性。在注釋經文時，他還就一些容易產生誤會的問題作了詳細的解釋。在前三卷經過反復修改后，有人催他可以交出版部門了，他總是說：“自己不滿意的東西，還能公諸于世嗎？還是修改再說。”接著又進行了修訂。
“文革”期間，馬堅先生遭到迫害，教學和翻譯工作被迫中斷，粉碎“四人幫”后才重新整理幸存的《古蘭經》譯稿，一直到1978年歸真的前一天（8月15日）。而他付出了艱辛努力的漢譯《古蘭經》，也于1981年正式出版；1987年，經沙特阿拉伯王國朝覲義產部督導，又出版了《古蘭經》阿文—漢文對照本，發行到世界各地，成為迄今全球影響最大的《古蘭經》漢譯本。
馬堅先生翻譯的文章和書籍很多，早年在埃及留學期間，就先后將中國的格言、民間故事、《論語》、《茶神》等譯成阿拉伯文，介紹到阿拉伯國家。新中國成立后，他將毛主席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譯為阿文出版。1954年，他又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翻譯工作。后來還參與《阿漢詞典》的審訂工作，使我國有了第一本自己編寫的阿漢詞典。
1972年，毛澤東主席要接見來訪外國元首，接見前要查看有關該國的歷史和現狀的書籍，結果跑遍北京各大圖書館都找不到需要的書，毛主席指示要翻譯一批世界各國歷史、現狀的書籍，供學習參考。在北大接受翻譯的5部書中，兩部是阿拉伯文，其中《阿拉伯半島》一書由馬堅翻譯，全書55萬字。當時馬堅先生已67歲高齡，患糖尿病，視力較差，他只能借助10倍的放大鏡工作。即便如此，他還是努力不懈，終于于1974年完成了這一巨著的翻譯。
對祖國滿懷忠誠
馬堅先生不僅對翻譯工作有著深厚的感情，將畢生精力奉獻于斯；他對祖國和人民同樣有著深厚的感情。當1937年國內抗日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埃及，正在埃及留學的馬堅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與當時在開羅的中國穆斯林留學生一道，對日本的野蠻行徑表示極大的憤慨，并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開展愛國宣傳活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和猙獰面目，支持國內人民的抗日戰爭。與此同時，他還同開羅的華僑一起組織了“中國戰期災民救濟會”，由他任該會秘書，進一步向阿拉伯朋友介紹中國的抗戰情況，四處募捐寄回國內，支援抗日戰爭。
1939年，中國留埃學生赴沙特麥加朝覲，馬堅先生任副團長。在朝見沙特國王時，他還代表中國朝覲團向國王朗讀并遞交誦詞，說明中國人民一致抗日的決心。從麥加朝覲歸來，在返回埃及的輪船上，他們也仍然抓緊機會，向乘客宣傳中國抗戰以及中國伊斯蘭教的各種情況。回到上海后，馬堅先生仍然從事抗日宣傳活動，有力地推動了回族地區的抗日工作。因組織宣傳抗日活動，他被日寇羅織罪名列入黑名單。后來只好輾轉到云南從事教育和翻譯工作。
1950年9月，美帝國主義悍然向朝鮮發動進攻，把戰火引向中國邊境。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馬堅先生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運動之中，繼續發表文章，揭露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和本質。1950年11月26日，他在《人民日報》上著文《美帝國主義是伊斯蘭教的死敵》。他還以實際行動，送大兒子參軍，赴朝作戰。
馬堅先生長期從事翻譯工作，一生筆耕不輟；他先后在沙甸魚峰中學、養正學校、昆明民德中學、云南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參與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組建，并親自在該系建立阿拉伯語專業，一生誨人不倦。
馬堅先生是北京大學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語言學家和宗教學家。他的學術思想十分廣泛，翻譯出版的書籍，包括伊斯蘭經典、近代外國論著和歷史文獻的修訂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應邀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共商建國大業；新中國成立后任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并任中國亞非學會理事，多次出訪亞非國家，同時還擔任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阿拉伯語翻譯，是一位國內外很有影響的人士。
一生辛勤為譯經
提到《古蘭經》翻譯，就不能不提到馬堅先生，是他翻譯出版了迄今全球影響最大的《古蘭經》漢譯本。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教授曾這樣評價他：馬堅具有廣泛的學術興趣，他研究的范圍，包括阿拉伯宗教、哲學、語言、文學、教育、歷史、法律、醫學、天文歷法，以及中阿關系史等各方面。
為譯經筆耕不輟
馬堅先生是回族，字子實，1906年生于云南個舊市沙甸。他一生致力于翻譯出版和教學事業，在20世紀20年代，20多歲的他就譯出了波斯文《偉果也》的漢譯本。
從20世紀40年代起，他就開始翻譯《古蘭經》，這是中國伊斯蘭教史上和翻譯工作上的一件大事。《古蘭經》不僅是伊斯蘭教的主要經典，也是阿拉伯文學的典范，每字每句都必須準確無誤。馬堅先生自己要求做到“力求忠實、明白、流利”。新中國成立前他就花了10年時間完成了前八卷的譯本和注釋，并由北大出版部和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新中國成立后，由于社會活動繁忙，還有其他翻譯任務和教學任務，他非常忙碌。然而，他仍爭分奪秒地繼續《古蘭經》的翻譯，有時為了一字一句，反復推敲修改，要查找好幾個版本資料，甚至寫信給同學征求某個詞語的解釋。
馬堅先生的釋文不僅僅表現出他知識淵博、語言水平高、責任心強的特點，更重要的是表現出他的內在思想和個性。在注釋經文時，他還就一些容易產生誤會的問題作了詳細的解釋。在前三卷經過反復修改后，有人催他可以交出版部門了，他總是說：“自己不滿意的東西，還能公諸于世嗎？還是修改再說。”接著又進行了修訂。
“文革”期間，馬堅先生遭到迫害，教學和翻譯工作被迫中斷，粉碎“四人幫”后才重新整理幸存的《古蘭經》譯稿，一直到1978年歸真的前一天（8月15日）。而他付出了艱辛努力的漢譯《古蘭經》，也于1981年正式出版；1987年，經沙特阿拉伯王國朝覲義產部督導，又出版了《古蘭經》阿文—漢文對照本，發行到世界各地，成為迄今全球影響最大的《古蘭經》漢譯本。
馬堅先生翻譯的文章和書籍很多，早年在埃及留學期間，就先后將中國的格言、民間故事、《論語》、《茶神》等譯成阿拉伯文，介紹到阿拉伯國家。新中國成立后，他將毛主席的著作《論人民民主專政》譯為阿文出版。1954年，他又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翻譯工作。后來還參與《阿漢詞典》的審訂工作，使我國有了第一本自己編寫的阿漢詞典。
1972年，毛澤東主席要接見來訪外國元首，接見前要查看有關該國的歷史和現狀的書籍，結果跑遍北京各大圖書館都找不到需要的書，毛主席指示要翻譯一批世界各國歷史、現狀的書籍，供學習參考。在北大接受翻譯的5部書中，兩部是阿拉伯文，其中《阿拉伯半島》一書由馬堅翻譯，全書55萬字。當時馬堅先生已67歲高齡，患糖尿病，視力較差，他只能借助10倍的放大鏡工作。即便如此，他還是努力不懈，終于于1974年完成了這一巨著的翻譯。
對祖國滿懷忠誠
馬堅先生不僅對翻譯工作有著深厚的感情，將畢生精力奉獻于斯；他對祖國和人民同樣有著深厚的感情。當1937年國內抗日戰爭爆發的消息傳到埃及，正在埃及留學的馬堅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與當時在開羅的中國穆斯林留學生一道，對日本的野蠻行徑表示極大的憤慨，并利用各種機會和場合開展愛國宣傳活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和猙獰面目，支持國內人民的抗日戰爭。與此同時，他還同開羅的華僑一起組織了“中國戰期災民救濟會”，由他任該會秘書，進一步向阿拉伯朋友介紹中國的抗戰情況，四處募捐寄回國內，支援抗日戰爭。
1939年，中國留埃學生赴沙特麥加朝覲，馬堅先生任副團長。在朝見沙特國王時，他還代表中國朝覲團向國王朗讀并遞交誦詞，說明中國人民一致抗日的決心。從麥加朝覲歸來，在返回埃及的輪船上，他們也仍然抓緊機會，向乘客宣傳中國抗戰以及中國伊斯蘭教的各種情況。回到上海后，馬堅先生仍然從事抗日宣傳活動，有力地推動了回族地區的抗日工作。因組織宣傳抗日活動，他被日寇羅織罪名列入黑名單。后來只好輾轉到云南從事教育和翻譯工作。
1950年9月，美帝國主義悍然向朝鮮發動進攻，把戰火引向中國邊境。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偉大的抗美援朝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馬堅先生以極大的熱情投身于運動之中，繼續發表文章，揭露美帝國主義的陰謀和本質。1950年11月26日，他在《人民日報》上著文《美帝國主義是伊斯蘭教的死敵》。他還以實際行動，送大兒子參軍，赴朝作戰。
馬堅先生長期從事翻譯工作，一生筆耕不輟；他先后在沙甸魚峰中學、養正學校、昆明民德中學、云南大學和北京大學任教，參與北大東方語言文學系組建，并親自在該系建立阿拉伯語專業，一生誨人不倦。
馬堅先生是北京大學教授，是我國著名的翻譯家、教育家、語言學家和宗教學家。他的學術思想十分廣泛，翻譯出版的書籍，包括伊斯蘭經典、近代外國論著和歷史文獻的修訂等。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他應邀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共商建國大業；新中國成立后任第一至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并任中國亞非學會理事，多次出訪亞非國家，同時還擔任過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阿拉伯語翻譯，是一位國內外很有影響的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