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忠，身穿一件黑地兒紅團花的中式上衣，清癯的臉上仍保留著知識分子的睿智與機敏，一雙眼睛炯炯有神。2001年10月，他因為在阿拉伯語言與文化上所具有的非凡淵博知識，特別是關于阿拉伯歷史的重要著作，榮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沙迦阿拉伯文化獎”———在阿拉伯世界這是相當于諾貝爾獎的學術最高獎。

　　●難以忘懷的1930年

　　在京西納忠先生兒子近于簡陋的住所里，我見到了這位中國阿語界的泰斗。沒說幾句話，納忠老人就把話題轉到了1930年。“1930年，來了一位阿富汗商人，他聽了我們讀書，說滿好的嘛，你們應該到埃及去讀書。”

　　這位偶然來做禮拜的阿富汗商人，給埃及的愛資哈爾大學寫了推薦信，很快得到回應，納忠成了首批留埃生。臨走那天，家里充滿緊張氣氛，只有幼小的兒子以為他要去上海，高興地說：“爸爸，你到上海買一輛小腳踏車給我！”思及遙遠的路程、莫測的未來,納忠心中紛亂酸楚:珍兒,你怎知道,爸爸要去的地方比上海遠得多呢!

　　建于989年的愛資哈爾大學是阿拉伯國家歷史最悠久的大學，酷愛讀書的納忠一頭扎進知識的瀚海,起早貪黑，孜孜苦讀。入學第2年，納忠利用課余時間翻譯了《伊斯蘭教》寄回國內出版。那時每逢禮拜五主麻日，從學生部到校本部做禮拜，單程30多公里路程，納忠要步行三四個小時。彎曲的小街，方形帶穹隆頂和密格窗的中世紀建筑，古樸的阿拉伯集市，著黑披風的老婦人，在路上游逛的驢子和駱駝……這些飽含文化底蘊的異域風情，撩撥了他年輕敏感的心弦，滋養著他對阿拉伯文明的感性理解。

　　●更難忘卻是故土

　　1936年，納忠通過了嚴格的考核，獲得了愛資哈爾大學的最高文憑———“學者”證書，這是中國穆斯林當時所獲得的最高文憑。一扇扇大門向他敞開，安定豐裕的生活，優厚的研究條件，鐘情于他的富家少女……然而，思鄉心切的納忠還是毅然于1940年回到了久別的故土，和戰爭蹂躪中的祖國選擇同一命運，這種對祖國的忠誠貫穿了他的一生。

　　1985年,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司馬義·艾買提率領的中國“副朝”代表團到麥加朝覲,在沙特伊盟舉行的招待宴會上，忽然有十幾個人站起來責問:“你們為什么要翻譯《古蘭經》？要學《古蘭經》就該學阿拉伯語!”“中國穆斯林還遵守教規嗎？”納忠站起來，不慌不忙地用流利的阿拉伯語做了回答：“能讀《古蘭經》原文當然很好，但不可能人人都懂阿拉伯語，翻譯是有利于伊斯蘭教傳播的好事情。至于你們懷疑中國穆斯林是否遵守教規，我可以負責、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們不僅遵守，而且比你們沙特這里還要嚴格。每次讀《古蘭經》，必須先洗臉凈手才雙手捧書，哪像你們這樣隨處亂扔！”話音剛落，那十幾個人為之動容，反而跑過來擁抱他。

　　●“趴桌子”著書與寫詩

　　1943年，納忠在重慶中央大學首開阿拉伯語專業課程。1955年，他受托在云南大學開辦了阿拉伯歷史專業。1958年，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過問下，納忠調到北京外交學院擔任阿拉伯語教授兼系主任。1962年，又隨阿拉伯語系并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在漫長的執教生涯中，納忠始終沒有放棄對于阿拉伯文化歷史的深層次研究。

　　兒子納家寶回憶說，父親因為擔任系主任等行政職務，每天都要坐班。晚餐后是他記憶中的快樂時光，一家人聚在一起聽知識淵博、閱歷豐富的父親談天說地，之后父親就去“趴桌子”，雷打不動。納忠編寫了中國第一本阿拉伯語教材，撰寫了《伊斯蘭教的信仰》、《五功與倫理》等上百萬字的著作，其中最為重要的當屬積數十年功力、1999年問世的《阿拉伯通史》。

　　納忠的著作多為嚴謹的學術研究，但他的內心氣質卻更接近于一個詩人。他在日記中寫道：“在這漫長的旅途中，我的生活并非豐富多彩，更非一帆風順，只能說是撲朔迷離，坑坑洼洼吧。我的過去，不會再回來……”

　　的確，逝去的往昔不會再回來，但這位老人的努力，令逝去的光陰擁有價值。

　　納忠小傳

　　納忠，1910年出生于云南，回族，我國著名阿拉伯歷史學家，現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共出版各類學術著作、譯著20余部。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5年06月15日 第二版)



來源：人民網-《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