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影響中國穆斯林的十大人物”中排名第四，他是中國第一個翻譯《古蘭經》的穆斯林學者，其中的《古蘭經譯解》（乙種本）就是在寧夏完成的（該版本在寧夏只出版了60本）。他就是身列中國現代穆斯林著名四大阿訇之一的王靜齋。
    時隔68年，本報記者連日在銀川、吳忠兩地采訪，尋訪王靜齋大阿訇在塞上留下的背影。     2007年8月4日，一家著名的回族網站上評出了“影響中國穆斯林的十大人物”。排名第一的是開創回族經堂教育模式的明代穆斯林學者胡登州，他奠定了中國伊斯蘭教經堂教育的基礎；排在第二的是中國明清時代的伊斯蘭學術的集大成者劉智，他的努力使中國穆斯林學者完成了以漢語的概念詮釋伊斯蘭，實現了伊斯蘭的漢語化；排名第三的是開創回族現代教育的王寬；排名第四的是王靜齋，他是讓中國穆斯林通過母語全面系統地認識《古蘭經》的第一人，被譽為“現代中國伊斯蘭經學大師”，他的《古蘭經譯解》是迄今為止在中國穆斯林中流傳最廣的《古蘭經》譯本，而其中的乙種本就是在寧夏完成的。

    公元1879年，王靜齋出生于天津清真北大寺附近的一個阿訇世家。1922年，王靜齋赴埃及的艾資哈爾大學深造，接受了近現代伊斯蘭改良主義思潮。1927年，王靜齋從埃及留學回來后就開始翻譯《古蘭經》，并在天津清真北大寺創辦《伊光》月報，全面介紹伊斯蘭的歷史、文化，介紹中國穆斯林的生活，這份堅持了12年的報紙，讀者遍及全國。

    1937年12月17日，王靜齋在完成甲種本《古蘭經譯解》的基礎上，開始嘗試乙種本的翻譯。日軍侵華開始，他開始了戰亂生活。1938年12月7日，王靜齋的居室遭受日軍飛機轟炸，乙種本的《古蘭經譯解》的譯稿全部被毀。1940年9月，王靜齋移居重慶北碚云龍山莊，重新開始獨居斗室的譯經工作。不久，一份來自寧夏的邀請，使他出現在了黃河邊的稻香深處。

    對于這次邀請，目前有幾個說法：散見于寧夏的一些文史資料里多說王靜齋是受馬鴻逵的邀請；在林松的《古蘭經在中國》等書中，則說王靜齋是應寧夏開辦的阿文講習會的邀請；而在當地民間的傳說里，王靜齋是受吳忠的一些宗教人士或民間回商的邀請。據吳忠東塔鄉塔寺村村民王文強等老人回憶，王靜齋在河北張家口講學時，東塔村村民馬學山曾經拜其門下，兩人有師徒之誼。馬學山回到吳忠后，聯合當地回商、回紳在塔寺村修建了一座清真寺，于是由馬學山出面邀請王靜齋來寧夏。王靜齋到吳忠翻譯《古蘭經》時，住在村民李福安家中，李福安的兒子李興泰就此對王靜齋來寧夏譯經的原因有了另一個民間版本，他告訴記者：李福安在天津做生意，和王靜齋私交甚好，他出面邀請王靜齋前往吳忠，并安排王靜齋住在他們家安心譯經。


邂逅

    當年曾在王靜齋大阿訇的指導下參與《古蘭經譯解》乙種本翻譯工作的馬福龍，他的回憶文章（見《寧夏文史資料》）為大家提供了王靜齋來寧夏譯經的原因。

    1941年夏，吳忠一帶的糧食價格突然暴漲，當時還在吳忠中阿師范學校求學的馬福龍和馬文治，被學校派往糧價稍低的惠農縣去買糧，他們騎著自行車前往惠農縣購糧。一天，學校給他們拍去電報：“快速將糧運回，以備食用。王靜齋大阿訇應邀來寧，現已到吳，要你們快回來。”聞聽這個消息后，他們立即趕往吳忠。返回途中在永寧縣楊和堡的一個清真寺里禮拜。禮拜結束后在阿訇屋里剛坐下，就發現進來了一位外省人，說著天津話。他們都以為是個買賣人，沒怎么在意。后來見那人坐到阿訇炕上，并且非常流利地念墻上的阿文標語，馬福龍突然意識到了什么，當即問：“你老人家是靜老嗎？”“是啊！你是誰？”“我是馬福龍！”“好，我在吳忠等了你好幾天了，叫金主任（時任吳忠中阿師范學校教務主任金玉書）給你打的電報，叫你快回來，你收到了嗎？”王靜齋一面說，一面下炕。馬福龍答道：“收到了！我是收到電報才匆忙往回跑的，不想在這里遇見了您老。”“走！我們到店（客棧）里去談！”說著他們一同回到店里，叫房東端來茶飯，邊吃邊談。王靜齋說：“這次馬少云（馬鴻逵字）約我來寧夏譯經。我在平涼就常聽人說到你，我到吳忠一下車，就到中寺去找你，知你不在，就叫你們金主任給你拍的電報。聽說你中文、阿文基礎都扎實，準備將來約你參加譯經工作，你看怎么樣？”馬福龍馬上答應道：“那太好了，能跟您老人家在一起學習是我的宿愿。”

講學

    王靜齋初到吳忠住在哪個清真寺？后來又在哪個清真寺里開始翻譯《古蘭經》呢？帶著這些疑問，時隔68年后，記者于2009年10月30日來到吳忠，尋訪這位經學大師留下的足跡。

    今年80多歲的王文強老人告訴記者，一到吳忠，王靜齋就去了吳忠清真中寺，當時，寧夏著名的穆斯林學者虎嵩山阿訇在此講學，兩人一見如故，進行了幾次長談。

    1930年，吳忠東郊東塔鄉塔寺村的回民馬學山聯合其他回民在此地修建了一座清真寺，當地人叫塔爾寺。現在，當地人習慣地稱之為東塔寺。馬學山在河北張家口求學時，正逢王靜齋在那里講學，兩人有師徒之誼。所以，聽聞王靜齋前來寧夏，馬學山特意邀請他到塔爾寺任開學阿訇。

    王文強老人清晰地記得那時的情景：“他來到塔寺村后，基本不見他出來，有人請他吃飯他也不去，他的桌子上堆滿了書、經。那時村里輪流給他做飯，做好后端給他吃。我們家做的飯就是我負責端給他的，我覺得他很親切。”

    作為開學阿訇，王靜齋在東塔寺里開始了一年多的講學生活，他的博學不僅吸引了遠近各地的穆民、阿訇前來聽課，該寺也因王靜齋提高了聲望。 譯經

    馬福龍的工作任務是修正王靜齋的草稿，一方面把譯文與原文對照，一方面審讀譯文是否通順。改的方式是寫在紙條上夾在草稿里面，再由王靜齋自己動手在原稿上修改。他們二人每一禮拜碰一次頭，或者馬福龍去東塔寺見王靜齋，或者王靜齋到吳忠清真西寺找馬福龍。碰到有爭議的地方，他們兩人一起商量、推敲。除馬福龍外，當時在東塔寺里還有兩三個負責抄稿的阿訇，由王筱溪負專責。

    馬福龍回憶道：“那時清真寺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可王老從不計較粗米粗飯，只顧工作，經常通宵達旦地工作。我們大家都為他這種吃苦耐勞、忘我為教的精神所感動。”

    當年，王靜齋住在村民李福安家中，李福安的兒子李興泰告訴記者：“生活中王靜齋是個很隨和的人，回到家中很少出去，安心譯經。從家中到寺上的路上，碰見村民就用天津話問好，根本沒架子。”

    一年后（1942年），王靜齋回到銀川，供職于寧夏回教協會，并組織了《古蘭經》編譯委員會。由于拜訪者日益增多，使他無法安心讀書、翻譯，便在門上掛上了“歡迎賜教，謝絕閑談”的牌子。

    翻譯工作結束后，馬鴻逵請王靜齋到家中做客，當王靜齋趕往馬府時，馬鴻逵卻擺起架子借故他往，王靜齋久等不見馬鴻逵，便拂袖而去。此事惹得馬鴻逵很不愉快，從而在《古蘭經譯解》（乙種本）印刷出版之時反悔，后來迫于壓力馬鴻逵答應只印60本（《古蘭經譯解》（乙種本）），并在卷首刊出他寫的序言。

    林松先生在《古蘭經在中國》一書中這樣評價王靜齋在寧夏翻譯完工的《古蘭經譯解》（乙種本）：“線裝分訂為10冊，謄抄者的行書字體，熟練美觀，行款整齊。每冊封面左側，貼上書名標簽。就當時印刷條件而言，此版本能達到那種水平，頗不容易。”

    而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在他的《中國回回民族史》中這樣評價：“以精煉的語言揭示各節天經的主旨或內涵，極富特色，充分展示了靜齋阿訇對天經的深刻理解，對研究譯者的經學思想有極重要的學術價值。”

    可惜的是，由于當時的經濟條件，這本在《古蘭經》翻譯史占有重要地位的譯本，因為印數稀少，目前得以完整保存者寥寥無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