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就進入了一個傳統與現代交織的時期，面對著外來文化的沖擊，中國社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社會各個階層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在回族社會，也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舊法，推呈新法”的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的變革。這場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的興起有著復雜的歷史背景。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有著眾多的外部環境影響，更為關鍵的是回族文化主題的興起，是最為本質的內在動力和作用力。其中起著關鍵元素的是近代回族精英階層的興起和壯大。從大體上，我們可以把這一時期回族社會精英群體分為四類：一是開明宗教人士群體；二是先進知識分子群體，三是政府官員群體，四是富有的商界人士群體。這些回族知識精英是民族發展過程的燈塔，指引著本民族的發展和方向，對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的興起及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著關鍵作用。

　　關鍵詞：回族 維新思潮 精英階層

　　傳統與現代相互交織的19世紀末20世紀前葉，是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時期，整個中國社會處在一個新舊社會交替轉型時期。回族社會同樣伴隨著這樣的歷史大潮，呈現出巨大的活力、激情與創造性。回族社會倡導宗教改革、發展教育、設立社團、創辦刊物等活動，發了一場源自民間草根社會的回族新文化運動。這場運動被當時著名學者顧頡剛先生稱為“近代中國回教徒第一次自覺發動的文化運動”，也被今天的學者譽為是“近代中國穆斯林的新文化運動，中國歷史上伊斯蘭文化的第四次文化高潮”。從回族社會歷史發展的視角來看，正是這場深入回族民間的貫通回族社會各階層的文化運動，推動了回族社會的近代轉型。

　　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的興起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既有中國社會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的沉重歷史遺產，又有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內憂外患”的社會環境，也有文化主體回族自身歷史遭遇的獨特社會處境和文化自覺的微觀背景，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在復雜的歷史背景下發展起來了。同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有著復雜的外部環境影響，更為關鍵的是回族社會本身文化主題的自覺興起，是最為本質的內在驅動力和影響力。

　　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人是文化的主體，也是歷史的主體，是人創造了歷史。當歷史的客觀性條件為時代的發展搭建好社會發展的創造良好條件的時候，歷史的進程就取決于人的內在因素，人作為活動的主體在這個社會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他的社會實踐活動到底能發揮多大的潛能？如果說社會變革的大背景、維新變革救亡的大環境、世界伊斯蘭思潮運動的思想借鑒和多元傳統文化“入世達變”的相互影響等多元因素，構成了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興起及其新文化運動發展的宏觀的社會外部環境與作用力。那么回族社會精英階層的文化自覺與民間社會的新思潮興起及新文化運動深入發展的內在驅動力。

　　社會精英，是一個社會中的中堅力量，是一個社會進步的推動器。首先是知識分子群體，一般在社會思想生活中處于主導或領導地位的群體，知識分子本身的特點注定其是社會各群體中對歷史發展最敏感的一部分，也往往是社會變革的開拓者和主導者。正如很多學者公認的知識分子往往在社會中的角色是：“知識分子階層是民族的‘大腦’、社會的良知，承擔著更多的社會責任和義務，他們是新文化的吶喊者、創造者和傳統文化的繼承者、改革者。作為社會支柱的主要部分，知識分子理應是最敏感、又最富有責任心的階層。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的萎縮是全民族萎縮的象征，每一個歷史轉折關頭的國家‘氣象’都取決于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

　　近現代回族社會的宗教維新變革思潮的興起及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壯大，正是首先發端于回族精英階層的一次文化自覺運動。正如費孝通教授所說的，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堅守傳統”。自知之明是為了增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為適應新環境、新時代而進行文化選擇時的自主地位，是一種文化上的與時俱進。一個民族和國家要達到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任務，要做到這一點，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首先要認識和反思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時理解所接觸的多種文化，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正確的確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與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與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守則。

　　對于近代以來的回族社會來說，歷史的發展擁有了這樣一批文化自覺的精英群體，他們能夠洞察世界發展大勢，站在中國社會的高度來思考本民族的發展問題，從而掀起了宗教維新思潮與新文化運動，極大地推動了回族社會由傳統向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一時期回族社會精英群體可以分為四類：一種是開明宗教人士群體；一種是先進知識分子群體；一種是政府官員群體；一種是富有的商界群體。從某種角度說，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的興起及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關鍵作用的是四個群體的合力作用的結果。

　　首先，阿訇在回族社會是一個特殊的職業，對回族社會的發展起著很重要的領導作用，他們是回族社會中的知識創造者、精神人物，正如民間話語所講的：“阿訇是教門的柱子”。他們代表著傳統，是傳統文化的載體和代言人，任何新鮮事物的出現是否合法，他們是權威的仲裁者。同時他們又是回族社會中最具人格魅力、最有感召力、影響力、領導力的人物。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之所以能夠興起、發展的根本的力量首先在于近代回族社會的開明宗教人士的興起，和阿訇階層群體的文化自覺。誠如時人所言：“近代中國回教文化之倡興，教勢之復振，阿訇領導之力也。”我們可以列出一大批在這場維新運動起著中流砥柱的開明阿旬：他們是馬果園、馬化龍、王友三、王浩然、張子文、安鏡泉、馬聯元、王靜齋、哈德成、馬元章、虎嵩山、馬松亭、達浦生、馬良駿、龐士謙、蘇成璋、楊仲明、馬啟西等。正如有人說過：“傳統的象征和領導形式可以成為支持現代化的結構價值觀念基礎中至關重要的部分。”正是他們對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和扎根于民間社會的身體力行的實踐，才促進這種新的宗教思想和文化理念在廣大回族百姓中間深入人心，才有《中國回教俱進會》這樣的現代組織在西北落后的回族村莊成立，才使得無數具有現代特征的學校在清真寺里建立，回族社會從宗教、文化、教育等諸多領域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從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傳統價值的魅力所在，看到了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轉型中的關鍵作用和巨大力量。楊東平曾經這樣評價傳統的影響力的：“傳統正是這樣一種具有強大的情感力量和審美力量的復雜存在，他永遠不會為理性的解析所窮盡;而對傳統的消費不僅成為現代人精神生活的重要內容，對傳統的發現和再釋往往也成為現代文化的創造性來源。’他們利用自己的文化身份和內部的文化發言對傳統的再釋讀，不僅減弱了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張力，而且社會轉型也因為他們拓寬了傳統與現代性的對接面而降低了社會轉型的成本，從而實現了回族傳統之現代化的內源性開啟。”著名學者楊懷中先生指出：“近代中國穆斯林的新文化運動是有一批獻身民族與宗教，熱愛祖國，熱心教育，主張改革的知名學者、阿訇倡導推動的，新文化運動的開展又把他們推到宗教與學術的前列，他們被造就成為一代高層次文化層面上的知名學者、阿訇。在中國穆斯林新文化運動史上，高居榜首的應是王寬，其次則為哈德成、王靜齋、馬松亭、達浦生、龐士謙、馬以愚、虎嵩山、馬堅、納訓等。”

　　其次，文化界的知識分子群體是近代回族伊斯蘭維新運動的一支新型力量。這批回族精英是最具現代意識的人，他們大多都受過現代教育，有的在國外留過學，他們留學的方向不是中東伊斯蘭地區，而是東洋和西洋，他們看到了世界的變革和中國的落后，可以說是當時站在當時中國歷史前沿的人。他們不斷反思現實與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理論與進而喚醒民眾，尤其是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對人們的思想進行了一個大的啟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不斷深入人心。隨著中國現代報刊的發展，他們認識到了報刊是一種很好的傳播工作，報刊可以“開啟民智”，掀起了回族近代報刊的發展的一個高峰，回族報刊在清末到1949年前，數量多達200多種，同時也涌現出了大量的回族報人。其中比較著名的有：丁拱辰、童瓊、蔡大愚、丁寶臣、丁竹園、陳鷺洲、孫幼銘、伍特公、劉孟揚、劉柏石、趙鐘奇、保廷梁、黃鎮磐、馬俊、劉青揚、郭隆真、沙余善、傅統先、金吉堂、薛文波……他們是回族社會由傳統走向現代化歷程的先行者。他們積極辦報，提倡宗教改革，發展教育，提出愛國愛教，為民族的發展和生存尋找道路，他們作為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邊際人與文化移民，是傳統與現代性的重要媒介，是近代回族社會變革當中的號角。這類知識分子既是現代性的追隨者，但又不是傳統的陌生人與決裂者，而是那種站在歷史給予他們的視野上的具有深刻“先見”的人，能夠把傳統與現代進行有機的內化和外化的回族先進的知識分子。正如伽達默爾所言：“先見是人理解歷史和傳統之先決的和合法的條件，先見是我們向這個世界開放的基礎。”正是擁有這種先見，他們才具有了洞察歷史走勢與現代性意識的精神儲備，他們才可以放眼世界，追求新學而又不忘民族和傳統。同時，他們推崇西學而又不崇洋媚外，宣傳新知而不數典忘祖，并以極大的熱情、奉獻、團結的精神投入到近現代回族新文化運動的實踐中，成為推動近現代回族社會轉型的巨大力量。

　　第三，政界的開明官員群體也是近代回族維新變革的重要力量。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及新文化運動能夠得以不斷的發展深入，最大作用的是政界的回族官員群體的鼎力支持，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唐柯三、馬福祥、孫繩武、馬鄰翼、白崇禧、趙振武、馬步芳、馬六舟……中國的政治傳統向歷史表明了，任何民間的活動如果沒有獲得政府的合法性和鼎力支持，就很難有社會結果和發展。回族官員是本民族的一種身份的象征和有力的社會資源，他們的參與既代表政府，又是民間與政府之間的溝通者、協調者，同時以民間認可的身份和行為充當回族社會內部矛盾與外部矛盾的權威仲裁者。由于他們的特殊“身份”和社會資源，大大降低或化解了近現代回族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社會風險，有時候可以相應的得到一些利益和幫助，不論是回族社會內部的新舊沖突，還是回族社會與“他者”的沖突，從而避免了現代化的中斷，保證近代回族社會變革的順利演進。

　　最后，經濟領域里富有的民族性商界群體。任何社會，任何事情都要考慮經濟的問題，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與新文化運動是一場意識形態領域的變革，如果缺失一定的經濟基礎，就不會成功。從宏觀方面看，近代以來中國資本主義有了一定的發展，尤其大工業生產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為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領域的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從微觀層面來看，近代回族民族資本主義經濟也得到了相當的發展，特別是在發達的東部城市地區，回族經濟走出傳統行業跨入現代工業經濟領域，涌現了不少財力雄厚的企業家，如穆子光、穆華亭、哈少夫、金子云、馬晉卿、馬仁圃……回族新文化運動走向民間層面的社會實踐正是得力于他們的大力支持。在回族企業家的支持下，回族社會興辦學校、成立社團、修建清真寺，呈現出了一片良好的發展勢頭。例如成達師范的建立、中國回教俱進會的成立、民間寺坊里的現代學校的建立、上海清真董事會的成立以及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建立，都得益于回族企業家的鼎力支持。

　　此外，還有無數默默無聞于歷史長河之中的“大分散、小聚居”的回族社區的普通阿訇和廣大回族穆斯林群眾，他們也在努力的與中國社會的變革相適應，進行著一場史前未有的變革，他們也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巨大潛流。

　　總之，以傳統宗教權威的阿訇、文化界的知識分子、政界的官員和經濟領域里富有的商界構成了近代回族社會的精英人士，推動了回族維新運動的進行。盡管他們接受的教育程度不同，社會地位不同、身份角色和職業等不一樣，但他們均是穆斯林，是虔誠的宗教信仰者或是具有很深的宗教情結的人。能將這些“身份差異顯著的社會階層團結在一起和建構認同的正是他們共同的宗教信仰—伊斯蘭教；能夠使他們有一種責任感和無私奉獻精神的也正是他們身上所具有的宗教的“天職”精神和責任感；當然也包括他們生活的時代中國人所共同擁有的那種救亡圖存的深沉的憂思意識和發展圖強的精神。回族社會精英群體為了民族的生存和發展，在回族社會中間積極活動。所以在某種程度上來說，近現代回族知識精英是近現代回族伊斯蘭維新思潮的興起及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的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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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單位：寧夏大學西夏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