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州黃河鐵橋建成之前是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間（1368~1389年）的一座浮橋，舊名為鎮遠橋，當時以25艘大船貫連，浮于河面，冬季河水凍冰時要拆，到了春季冰融后再復建，費工浩繁，耗資甚巨，關鍵是極不安全，遇到大洪水或冰棱，常常會發生橋毀人亡的慘劇。

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早在同治年間，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擬修黃河鐵橋，并與德國商人福克商議建橋事宜，可德商報價需60萬兩白銀，終因報價過高無力修建，修橋之事暫時作罷。按舊時十六兩為一市斤，按現時的白銀價格（確切地講按2009年4月28日晚9時許的買入價2.724元/克計），折合成人民幣約5107.5萬元，在積貧積弱的滿清末年，特別對偏居西北，地瘠民窮的甘肅而言，無疑是一筆難以承受的開支。

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在時任陜甘總督升允的大力支持下，甘肅洋務總局與德國泰萊洋行於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一日正式簽訂黃河鐵橋包修合同，德方甘愿保固八十年！而建橋所用的桁架、鋼材構件、水泥及各種器材、機具設備等，均由德商泰萊洋行從德國購置，按合同要求務于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全部海運到天津，再由甘肅洋務局組織由天津運至蘭州。全部構件在運輸過程中如有損壞，由泰萊洋行負責修理。當時泰萊洋行的包修價格為16.5萬兩白銀。直到次年的十二月十九日升允才上書朝廷報告此事，而此時不但合同已簽，建橋所需的物料也正在轉運蘭州的路途中。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一日，來自朝廷的朱批才傳達到甘肅：“該部知道。欽此。”

鐵橋於1908年初春動工，1909年8月19日正式竣工通行。黃河鐵橋總計用銀“三十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八錢九分八厘四毫九絲八忽”。其中僅運費就耗銀12萬4千多兩，如按現在的白銀價格折合成人民幣的話，總投資為2600多萬元！

1928年，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黃河第一橋改名為“中山橋”，一直沿用至今。

文化大革命期間，因為紅衛兵不知鐵橋為外國人而建，所以沒有把鐵橋當做“封、資、修”的東西而毀掉。曾經有位歷史學家感嘆道：“是無知保護了這座橋！”

而令我非常震撼的是：1989年鐵橋保固期滿后德國有關方面曾致函蘭州市政府，在詢問鐵橋狀況的同時，申明合同到期！

眾所周知，從1909年以來，發生過兩次世界大戰，而德國都是戰敗國，居然在過了整整八十年后，德方還鄭重其事地致函蘭州市政府，兌現了八十年前的保固承諾！這一諾，豈止千金啊！

德國為什么能夠迅速地從戰爭的廢墟中崛起，這其中肯定有其獨特的東西，我想從黃河鐵橋八十年保固期的承諾就可見一斑。無論是做人還是辦企業，國人常常把“誠信”，“負責任”，“客戶至上”等口號掛在嘴邊，可我們捫心自問：有誰，有哪家企業能像修造黃河鐵橋的德國人，德國企業做得如此到位、如此執著、如此信守承諾呢？！

看看我們自己吧，時光渡過了近一個世紀了，在“質量第一，安全第一”的口號下有多少在建或剛剛建成的橋梁發生垮塌？出現嚴重質量事故？三鹿奶粉在相繼獲得“省優“，“部優”，“中國名牌”的同時，害死了多少嬰幼兒？人們常說信仰的缺失必然導致道德的淪喪！一個人，一個企業單純追逐金錢，追求利潤，缺乏道德感，缺乏社會責任感，從害人開始，以害己而告終，三鹿的今天就是那些缺失社會責任企業的明天！

此時此刻，我突然想起了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的“千年一跪”：那還是1970年12月7日，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維利·勃蘭特冒著凜冽的寒風來到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下，向紀念碑敬獻花圈后，肅穆垂首，突然雙腿下跪，并發出祈禱：“上帝饒恕我吧，愿苦難的靈魂得到安寧。”而這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表現。”值得一提的是，勃蘭特本人二戰時已逃亡國外，從事反法西斯斗爭，他這一跪，是作為一個總理，作為一個有勇氣的政治家為納粹時代的德國認罪贖罪！

百年前德國人包修黃河鐵橋的事和德國前總理勃蘭特的“千年一跪”好像是全然不搭界的兩件事，但我恰恰從這兩件看似不搭界的事上找到了德國今天為何依然強大的答案：作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企業，一個人，勇于承擔責任，信守承諾！

中華民族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現在我們常常慷慨激昂地大談中華民族的復興，其實民族的復興絕不能停留在口頭上，也絕不僅僅體現在GDP的快速增長上，還有許多許多更為重要的因素，譬如信譽，責任，誠信，道德，價值觀等等，等等。

                                  丁 小 兵

                         二00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寫於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