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縱觀歷史，自唐中葉起，曳著聲聲駝鈴、揚起片片白帆，穿沙漠、越大洋，溝通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胡商”、“蕃商”，一直到今天依舊活躍在我國經濟舞臺的回族商人，他們為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經濟結構的平衡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則賦予了回族商人有別于中國“儒商”的獨特的經濟理念和商業文化。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致力于研究伊斯蘭教與經濟理念文化的關系，“回商”這個概念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閾中。

    關鍵詞：回商   社會責任   穆斯林    慈善公益

　　“宗教彌漫在人的整個生活之中”。宗教對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是人們長期關心的一個話題。西方著名學者馬克斯·韋伯，早年在研究基督新教與西方資本主義興起的關系時總結到：基督教新教倫理孕育了資本主義精神，促進了經濟發展。受此影響，著名華裔學者余英時，針對二十世紀末期，在西方經濟萎頓不振，而東亞經濟迅猛騰飛的現象，提出了“儒商”的概念。

　　縱觀歷史，自唐中葉起，曳著聲聲駝鈴、揚起片片白帆，穿沙漠、越大洋，溝通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胡商”、“蕃商”，一直到今天依舊活躍在我國經濟舞臺的回族商人。他們為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經濟結構的平衡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其宗教信仰——伊斯蘭教則賦予了回族商人有別于中國“儒商”的獨特的經濟理念和商業文化。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致力于研究伊斯蘭教與經濟理念文化的關系，“回商”這個概念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閾中。

一、歷史中走來的回商

　　（一）回商的界定

　　“天下回回生得怪，個個都會做買賣”，這句民諺折射出了經商是回族的一個鮮明性格，也是一種民族精神，是回族在歷史夾縫中謀生的重要手段，也是在華夏沃壤上生息繁衍的生存方式。因此回商是千百年中國商業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商，顧名思義，就是回族商人，是從事商業經濟貿易活動的回族人的總稱。

　　回商與晉商、徽商不同。晉商、徽商是以地域為其范圍，而回商是一個以民族界定的經商群體，民族性是回商的共同屬性。但由于回族在地域分布上有“大分散，小集中”的特點，回商也就有了鮮明的地域性。因此，回商可以具體指某一區域，可以有寧夏回商、陜西回商、云南回商等，但這個地域性只是回商共性中的個性。

　　雖然回商的概念是近年來才出現的，但回商的存在卻是一個歷史的事實，它具有歷史延續性。回商既是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概念，也是一個歷史概念。首先，我們追本溯源，對回商的歷史發展軌跡做一個概要性的梳攏。

　　（二）回商的歷史發展軌跡

　　公元7世紀，世界歷史史頁上最璀璨耀目的，莫過于東亞唐帝國的建立及西亞阿拉伯帝國的崛起。由于兩大帝國軍事、政治、經濟力量的強盛，使得中西交通暢達無阻，遙相暌望的東西方頻繁交往起來。回族先民——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要么沿“安西入西域道”，依靠駱駝馱運貨物；要么搭載船舶，經“廣州通海夷道”，漂洋過海，販貨至中國。這些在史籍中稱為“蕃客”、“胡商”、“胡蕃”的商人來華的主要目的就是進行易貨貿易，伊斯蘭教此時進入中國，不過是“無心插柳”的“意外”之果。這些商人溝通了東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與繁榮，也促進了沿途城鎮的興起和昌盛。

　　雖說宋帝國丟掉了中國北方的大部分土地，黨項族建立的西夏王朝扼住了陸上絲綢之路的咽喉，絲綢之路被迫中斷。但宋帝國一場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革命”——積極發展對外貿易，政策上對來華經商者給予優惠。加之造船業的長足發展、航海技術的顯著提高，使得宋帝國“海上香料之路”的繁盛程度超越了唐帝國。與同樣執掌航海技術牛耳的穆斯林商人的交易，成為宋帝國重要的財源。這樣空前繁榮的商業貿易活動，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這不能不歸功于當時壟斷世界貿易的回族先民——各國穆斯林商人。

　　由于元帝國先后征服了中亞和西亞，絲綢之路恢復了通暢，大批被征募的穆斯林涌入了中國。因而這一時期既是回回民族形成且興盛時期，也是回族商業經濟發展和定型的時期。回回充分利用了其政治地位的優勢，“柄用尤多，大賈擅水陸利，天下名域區邑，必居其津要，專其膏腴[1]” ，以及國家對商業活動的保護，展現了他們善于經商的特長。“元時回回遍天下”，他們的商業活動不再僅囿于沿海、沿河城市，全國大小城鎮甚至邊遠地區，都留下了他們的販貿足跡。

　　在唐、宋、元８００多年的時空跨越中，回商不僅走出了舉世聞名的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推動了沿途各民族社會經濟的發展，同時也繁榮了中國、這個重農輕商國家的商業貿易。一位哲人說：“與眾不同的行為背后總藏著與眾不同的思想。”回商之所以能在文明程度高度發達的中華帝國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這與回族“樂商”的民族性格、“善商”的民族基因及“重商”的民族精神是分不開的。

　　（三）回商“樂商”、“善商”和“重商”的由來

　　按古代歷史學家的說法，回族先民之一的阿拉伯人，在伊斯蘭教復興之前不是掮客，便是商人。阿拉伯半島的特殊位置決定了經商是阿拉伯人最佳的職業。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所屬的古萊氏族，幾乎可以說“全民皆商”。穆圣本人就是商人出生，他的妻子——“信士之母”海蒂徹也是商人。因此穆斯林“以自己的先知是一位忠誠可信的商人而自豪[1]”，甚至昂蘇爾·瑪阿里在他的著作里將商人美譽為“以繁榮天下為己任的大智大勇者”。

　　回族先民的其他族源，如中亞、南亞、東南亞都是處于東西方貿易的咽喉位置，和阿拉伯人一樣，經商必然也是他們自古就有的職業。回商有“善商”的民族基因就不足為奇。

　　由回商的歷史發展軌跡我們可以得出結論：回商的先民是歷經唐、宋、元、明初“樂中土而不思歸”的阿拉伯、波斯、中亞、南亞、東南亞的各色穆斯林。他們背井離鄉，拋家舍業，不畏艱難，翻山越海來中國經商，有些還在中國娶妻生子、落戶扎根。在時間的磨蝕下，他們失去了母語、失去了故土的記憶、祖先的記憶，在經歷“群體性失憶”后，逐漸完成了伊斯蘭教的中國化。這種行為有悖于“父母在，不遠游”的傳統儒家思想。回商雖然在歷史的沉沉浮浮中，完成了中國化，但伊斯蘭教自始至終是回商的信仰根基。回商“樂商”性格和“重商”精神的源動力就是伊斯蘭教。

　　穆圣說：“信賴真主，同時拴住你的駱駝”。伊斯蘭教將“信仰世界與世俗世界”完美地結合在一起，形成了“信仰與務實精妙交融”的生活方式。伊斯蘭教認為“今世生活是為后世愈加美好而耕耘的土地，是工作和努力的地方，是崇拜安拉并順從安拉的唯一機會，是培養情操并發展美德的地方，是奔向安拉、取悅于主的生命歷程[1]”。擁有“兩世觀”的回商認為今世的一切工作都是在為取得安拉的喜悅而努力，而經商就是安拉喜悅并嘉獎的工作之一。

　　法國古蘭經學家朱勒·拉尤木在研究《古蘭經》時，將《古蘭經》分為18大類，而商業就是其中一大類。《古蘭經》是伊斯蘭教的經典，是“整個穆斯林生活環繞轉動的樞軸”，是穆斯林日常生活的指導原則。《古蘭經》啟示穆斯林：“誰為主道而遷移，誰在大地上發現許多出路，和豐富的財源……真主必報酬誰。”（4：100）“憑自己的財產和生命而奮斗的人，真主使他們超過安在家中的人一級。”（4：95）《古蘭經》以天啟的形式多次強調經商是安拉準許的活動，是安拉喜悅的職業。經商是受伊斯蘭教充分肯定、大力提倡和積極推崇的職業。經商即是為主道而進行的吉哈德（奮斗）。

　　“先知的一切圣門弟子不是經商于海陸，便是勞作于棗樹園里，他們都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應該向他們學習，而不應當仿效那些背離穆圣的道路的人。……其實那些努力生產，自力更生的人，才會得到主的寬恕和獎勵”。伊斯蘭教著名的教義學家安薩里的這段話，無疑是將商業活動提升到了信仰的層面。他認為“交易不只是買賣、利潤，而且也是解決穆斯林的要求，向穆斯林進忠言……[1]”生產和商業服務是服從安拉的善功，能夠得到安拉的獎勵和回賜。

　　在伊斯蘭教教法中，商業活動被列為哈倆里（合法）的范疇。故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必然普遍熱衷從事的職業就是經商。伊斯蘭教規范了回商正確的價值觀，塑造了“樂商”的民族性格，沉淀了“重商”的民族精神。

二、新時期回商的社會責任

　　時光的車輪推進到了21世紀。中國傳統的經濟格局早已湮沒在了歷史的塵埃中。在商貿交往中以公平，公正和誠信為理念的回商，作為中國商業貿易組織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躍出了傳統家庭作坊和小商散戶的藩籬，抓住機遇、與時俱進，以現代企業的形象搏擊在這股強勁的經濟大潮中。

　　（一）現代企業的社會責任

　　清末，西方帝國主義用鴉片敲開了中國緊閉的大門，大量白銀外流。國內，苛捐重稅下，民不聊生。經濟結構嚴重滯后，生產力亟度萎縮，國民經濟全面雪崩。一批有識之士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企業，這一西方工業革命的產物在變法之際，由日本借鑒而來，移植在了中國經濟的廢墟上。

企業一詞由詞源分析是兩個部分構成，“enter-”和“-prise”，表示“獲取盈利的工具”。企業是以營利為目的而從事生產經營活動，向社會提供商品或服務的經濟組織，其最終目的無非是為了“謀求自我利益的極大化”。

　　但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不是財富積累的本身，而在于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和人民安居樂業。經濟要與社會協調發展，企業要與社會互利共贏。企業不僅僅是創造社會財富的主力軍，也是推動社會發展的歷史創造者。企業在享受社會發展賦予的條件和機遇時，也應該以符合倫理、道德的行動回報社會、奉獻社會，促進社會的和諧進步，這是企業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到了20世紀90年代后期，西方經濟學家提出了企業公民理論，即將企業看成社會的一部分，認為企業同個體的社會公民一樣，既擁有社會公民的權益，同時，也必須承擔對社會的責任。

企業的社會責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在企業內部，要著力打造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和諧氛圍；

　　二是在企業外部，要主動承擔與社會各利益相關者和自然環境之間和諧的義務。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解決就業問題、保護資源和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有助于緩解貧富差距，消除社會不安定的隱患。

　　（二）回商的社會責任

　　在我國，企業社會責任還是一個新的話題。但對以現代企業形象重新出現的回商來說，社會責任卻是一個亙古的話題。在回商形成伊始就自覺主動承擔著社會責任。“萬變不離其宗”，起決定性因素的依然是他們的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是怎樣指導回商履行社會責任的呢？

　　第一、義與利的平衡。

　　孔子說：“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在中國儒家思想中，義與利是相互抵牾的，甚至是對立的。企業的社會責任也就是在平衡利——“利益的最大化”與義——“倫理責任和慈善責任”之間的關系。

　　謀財而不忘義，是回商經商的道德準則和基本心態，也是他們實現義利平衡的重要手段。“在伊斯蘭教文化中，有關商業法規，尤其是商業道德修養，對穆斯林的要求是嚴格的，甚至聯系到每個穆斯林的宗教信仰。[1]”伊斯蘭教將公平交易從一個普通的經濟原則提升到了宗教信仰的高度。真主通過《古蘭經》教誨人們：“他（真主）曾規定公平，以免你們稱量不公。”（55：7-8）“你們當秉公地謹守衡度。你們不要使所稱之物分量不足。”（55：9）“你們應當使用充足的斗和稱，不要克扣別人所應得的貨物。”（7：85）“當你們賣糧的時候，應當量足份量，你們應當使用公平的秤稱貨物，這是善事，是結局最優的。”（17：35）“傷哉！稱量不公的人們。”（83：1——4）一千多年來，在《古蘭經》精神的照耀下，回商在利與義之間始終保持著平衡，他們的經濟是成功的。

　　第二、人是安拉財富的受托者。

　　在伊斯蘭教的信仰理論中，安拉是宇宙萬物的創造者、調養者，也是所有者。“你們的主確是真主，他曾在六日內創造了天地，然后升上寶座，處理萬事。”（10：3）“天地的寶藏，只是他的；他欲使誰的給養寬裕，就使他寬裕；欲使誰的給養窘迫，就使他窘迫。”（42：12）他“使你們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部分人若干級，以便他考驗你們如何享受他賞賜給你們的恩典。”（6：165）“我必定在大地上設置一個代理人。”（2：30）這些《古蘭經》的天啟經文，無不在揭示這樣的信息：世俗世界的財富權只歸安拉所有。人類是安拉設置在大地上的代治者，是為安拉管理大地的代理人。財富是安拉給予人類的恩惠，人類只是安拉財富的受托者。伊斯蘭的這種財富觀，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人欲望的過度膨脹，消除了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對安拉的敬畏使得人能靠合法手段去獲得安拉賜予的財富，并去合理支配和運用。

　　第三、為兩世吉慶而施舍。

　　90年代初，A·B卡羅爾提出企業社會責任金字塔說，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中位于最基礎的是經濟責任，沒有經濟責任，其他責任無從考慮；位于最高層次的是慈善責任，開展行動或項目來促進人類福利發展。伊斯蘭的經濟卻從來不是以金錢為目標，而是為人類和社會謀福利。

　　“當《古蘭經》要求人們共同努力的時候，伊斯蘭急切地呼喚在實實在在的競爭和利他主義之間有一個完美的和諧。[1]”正是因為回商的背后有著這樣的文化積淀，所以決定了其商業活動中蘊含著深厚的福利內涵，帶有突出的福利特征。因此回商將社會責任中的慈善責任從“末”提升到了“本”

　　這種“完美的和諧”是通過伊斯蘭教規定的12項義務性慈善制度完成的。伊斯蘭既反對財富的大量累積和牟取暴利，也反對絕對的共產。面對在所難免的貧富差別，伊斯蘭規定了則卡提（天課）、賽待蓋(施舍)、宰牲、罰贖、許愿金、臥格夫(宗教基金)等制度，平衡財富，縮減貧富差距，以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古蘭經》說：“你們絕不能獲得全善，直到你們分舍自己所愛的事物。”(3：92) “你們應當信仰真主和使者，你們應當分舍他所委你們代管的財產，你們中信道而且施舍者，將受重大的報酬。”(57:7)“信道而且行善，并謹守拜功，完納天課的人，將在他們的主那里享受報酬，他們將來沒有恐懼，也不會憂愁。”(2:277)“施舍財產，以求真主的喜悅并確定自身信仰的人，譬如高原上的園圃，它得大雨，便加倍結實。如果不得大雨，小雨也足以滋潤。真主是明察你們的行為的。”(2:265) “窖藏金銀，而不用于主道者，你應當以痛苦的刑罰向他們報喜。”(9:34)　　

　　無論是穆斯林都必須遵守的、屬于信仰的法定性施舍的則卡特（天課），還是隨意性的自愿施舍的賽待蓋，就本質而言，這種兩種施舍都是善功。“獻出自己的財物，表示對主的喜愛；或清潔自身，擺脫吝嗇的惡習；或感贊財物之恩。向主要求更多的賜予。[1]”“信道且行善者”所享受的是兩世吉慶。

三、回商承擔社會責任的途徑選擇

　　人都有“向善”的趨向——無論是為獲得內心的寧靜，還是為獲得安拉的喜悅和回賜。善是“人與人之間適當關系之實現”，也就是說，是“施者與受者之間適當關系之實現”，而這種“關系之實現”需要一個介質、一個途徑。回商在選擇“向善”而承擔社會責任時有哪些途徑？

　　（一）個人行為

　　伊斯蘭所倡導的是低調而忘我的行善。為主道而施舍，就不該有沽名釣譽之心。默默行善，乃為施濟之最高境界。盡管“公開地施舍，這是很好的”，但若“秘密地施濟貧民，這對于你們是更好的”。以便“消除你們的一部分罪惡”(2:271)，“將來沒有恐懼，也不憂愁”(2:274)。圣訓中提到，復生日除安拉的綠蔭之外絕無綠蔭，七種人可蒙安拉的綠蔭，其中就有“一種人秘密施濟，甚至左手不知道右手施濟了什么”。所以個人施濟是回商承擔社會責任時的首選方式。

　　（二）清真寺

　　“你們當以易卜拉欣的立足地為禮拜處……當時，易卜拉欣說：‘我的主啊！求你使這里變成安寧的地方，求你以各種糧食供給這里的居民——他們中信真主和末日的人。’”。（2：125-126）清真寺對于穆斯林來說，是能夠同時完成“拜功、天課”兩項天命的地方，是享有“兩世吉慶”的福祉所在，是通往天園的道路。清真寺負有“以各種糧食供給這里的居民”的社會功能，在穆斯林的傳統意識里，“有困難就會找清真寺”。人們也樂意將自己的則卡提、賽待蓋、開齋捐、臥格夫等捐獻給清真寺，以便更有效地幫助弱勢群體。因此清真寺的功能除了“禮拜之所”，也是 “施者與受者”的中介媒質。清真寺既是布善之所，也是行善之處。

　　（三）慈善公益組織

　　伴隨著改革開放地不斷深入，人們的物質、精神、文化的需求呈現出了多元化的趨勢。這種多元化的趨勢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很難得到滿足的。90年代，一些民間慈善公益組織時逢“時代發展需求”的春雨，紛紛破土而出。雖然我國民間慈善公益事業起步較晚，但由于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積極推動，慈善公益事業在發揮其第三次分配中的經濟調節和社會關系的協調作用越來越明顯。

　　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提出，有利于企業積極主動地參與到慈善公益事業里，然而現實卻不容過分樂觀，雖然企業認識到了自己的社會責任，但由于對慈善事業還存在著認識誤區和觀念障礙，他們將慈善事業看成單純的道德事業，未把自己的命運真正與整個社會的興衰聯系在一起。

　　其實就經濟意義而言，慈善事業實際是一種獨特的財富轉移方式，是以公民自愿為原則的社會財富的第三分配。伊斯蘭的天課制度實質上就是一種社會財富的再分配。伊斯蘭更有利于慈善事業發展的原因在于，天課制度具有強制性。回商在選擇履行其社會責任的途徑時，已不再拘于個人和清真寺等傳統的形式，民間慈善公益組織也日益成為他們與受助者的橋梁。因為民間慈善公益組織的功能就是合理分配資源，實現有限資源效用的最大化。回商可以通過一系列慈善公益活動幫助落后地區的人民發展教育、社會保障和醫療衛生事業，解決當地政府因資金困難而無力投資等問題。即提升了本企業的形象和消費者的認可程度，又緩解了貧富差距，消除了社會不安定的隱患。

四、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方向

　　《古蘭經》倡導穆斯林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誰贊助善事，誰得一份善報；誰贊助惡事，誰受一份惡報。真主對于萬事是全能的。”(4:85)扶危濟困、行赍居送對于穆斯林而言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自覺，更是一種信仰要求。雖然有伊斯蘭光輝照耀的地方，就有慈善公益的影子。但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對很多穆斯林來說是一個比較陌生的名詞。同樣肩負穆斯林社會慈善重任的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與清真寺組織的那些自發、分散、隨機性的慈善活動不同。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是社會性事業，而非單個的慈善活動和個體的慈善行為，它具有社會化、經常化、規模化的特點。

　　近些年來，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在社會上得到了一定認同，政府和社會輿論的支持力度也在不斷加大。這對于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的發展是一個良好的契機。但由于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尚處于起步階段，啟動的大多數項目還存在著“小”、“散”、“亂”等問題，影響力不夠，不能得到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支持，這需要一個邊實踐、邊摸索、邊積累經驗的過程。

　　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需要借鑒其他慈善公益組織成功的經驗。從其他慈善公益組織的經驗來看，慈善公益組織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無疑都是通過實施項目來實現的。因此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也需像營利組織那樣，尋找有吸引力的品牌項目，生產名牌產品，需要專門的組織來運作專門的項目，以保證能夠根據社會的需要最有效地開發和運用慈善資源。以保證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存續并發展起來。

　　“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穆斯林慈善公益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回商的積極參與，更需要廣大穆斯林同胞的大力支持。要知道：“你的一份善，可以裝飾一個人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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