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11年的經濟話語，如今讀來，大多數文章今天如在雜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攝影_Mark Leong

    胡舒立11年的經濟話語，如今讀來，并不過時，大多數文章今天如在雜志上再刊登一次，仍然叫人坐立不安。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要么是胡舒立視野開闊，她一直比別人看得遠，看得透；要么就是這些年中國的經濟格局并沒有根本意義上的進步，財大了，氣粗了，大國就要崛起了，但經濟背后的方法論，卻還是當年的老一套，甚至比當年還不濟。

　　胡舒立的姿態

　　感謝胡舒立！這些年她寫得熱火，我看得激動。不過遺憾總是有的，常識都擺在這里了，但效果并不突出。1998年，胡舒立就寫下了“告別紅色資本家”這樣的文章，12年之后，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僅在國內所向披靡，簡直有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的豪邁架勢；12年前我在香港看見眾人紛紛追捧所謂“紫籌股”，內地國家資本鬧得香港資本市場風生水起，12年后，不僅國有企業在北京成了地王，連軍工企業也要豪邁進入房地產市場撈錢了；2004年，胡舒立寫了“官商結合和民營經濟”，今天，中國的私人老板們幾乎離開了政府支持，就不知道怎么生存，連溫州當年那一批游走市場的生意人，如今也紛紛成了地方政府的門下走狗；2006年，胡舒立寫下了“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再次提到了日本經濟失去的10年，那么，這些年我們究竟經歷了什么改革的成本和不改革的成本呢？

　　而在2009年，她又寫下“警惕隱形貿易保護主義”，說的雖然是美國當年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但對中國貿易問題的建言，也在其中，君不見各路企業趨之若鶩的出口退稅、財政補貼，以及由此形成的巨大的貿易逆差，就是一種比之貿易保護主義更加短視的國家行為。

　　中國十年之真問題，該說的都已經說過了，這顯然不再是一個理論的探索問題，而是有沒有勇氣和能力來實施的問題。知識分子的無力感由此可見一斑！僅僅就胡舒立而言，更具體的無力感，可能還不是面對經濟態勢的某種無奈，而是與她有切身利益關系的公司治理結構和戰略走向。

　　眾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轉型的關鍵年份。她帶著豪華的采編經營團隊從《財經》撤出，搭建了財新傳媒這樣一個志存高遠的新興全媒體平臺。如此，胡舒立長達11年的媒體職業經理人生涯終結，而具有現代企業制度征象的媒體企業家身份由此展開。無論如何，這都是中國新聞史上值得關注的一件事，與之相關的爭論可謂眾說紛紜。

　　幾乎所有的企業家和投資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態，理由是，作為職業經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對資本的一種不負責任。但問題在于，胡舒立顯然比諸多企業家們更知道這個道理，2001年，她曾經寫過《承認資本的權力》，“資本意志的變化，來源于其性質和組成的變化，談不上高貴、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無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間的區別，漠視資本的意愿，失去資本的信任，便極有可能遭到資本的否決”。

　　對公司治理和資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選擇了出走，這其中必然有更本質的隱情。中國媒體人的難處在這個時候被直接擺在廣場上，讓所有心中裝著媒體夢的人們糾結，所以，與企業家、投資家的態度背道而馳，幾乎所有的新聞人都在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新聞平臺。

　　她就是一個寫字的

　　現在的問題是，在這個社會中，中國的新聞人究竟是怎樣的一群人？難道堂堂如胡舒立也倉惶如喪家之犬嗎？我所看到的現實是，媒體人天天在電視上，報紙上，雜志上，如今還在網絡上呼喊現代企業制度，呼喚清晰的產權、自由的競爭，但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沒有清晰的產權，所有的媒體從業人員都在一個近乎壟斷的產業里得過且過。

　　如此局面，意味著今天如過江之鯽的新聞從業者，事實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邊緣人群；意味著這樣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識還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這個漸漸開放的市場中，并不是一個具有私人權利和行業權利的群體；意味著在一個產權逐漸得到界定的市場經濟年代，中國的新聞人并不是可以真正參與到競爭中去的市場主體；意味著新聞從業人員要么選擇做權力的走狗，要么選擇做資本的走狗。

　　這正是現實。有的新聞人直接把目標鎖定在利潤上，為了利益可以丟掉一切的媒體屬性；有的人成了權力的傳聲筒，新聞成了長官意志，媒體成了權力的附屬品。活著成了我們最重要的任務。難道這是我們惟一的結局嗎？我們的媒體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權力，也不依附于資本，而是站在第三條道路上，為了信息的自由流動，為了所有人的知情權，發出真正獨立且自由的聲音呢？

　　現在我相信胡舒立長達11年的寫作，就是這種獨立且自由的聲音。我還相信，胡舒立不僅是新聞技術的領先者，事實上她更渴望站在一個法治的平臺，站在一個現代企業制度的平臺上，而不愿意繼續躲在權力和資本的陰影里瑟瑟說話。從這里出發，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聞史學意義。

　　令人沮喪的案例也俯拾即是。儲安平創辦《觀察》，他的政論文字思路清晰，語言犀利，成為當時的一面旗幟。儲安平同時還兼任復旦大學教授，講授《比較憲法》、 《各國政府與政治》，可謂真正學院型新聞人才。但他沒有在產權與分工的層面理解新聞，雖然有胡喬木推薦他擔任《光明日報》總編輯，但仍然沒有擺脫悲涼的命運。還有著名的陶菊隱，北洋軍閥時代無孔不入的新聞人，后來只能以寫舊聞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舊聞，陶先生也枷鎖纏身。

　　我相信聰明如胡舒立，對這樣的歷史圖景爛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為，既要繼承前輩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輩的新聞困境。如此，今天我們看到的胡舒立新聞格局，既是一種基于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種基于現代企業制度的產權格局，更是一種基于知情權的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這個變革有些遲緩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來中國新聞產業可能大面積改革的一種預示。

　　沉寂數年的老崔健最近新推出的歌曲《藍色骨頭》，技術上完全向R&B和RAP靠攏，但歌詞卻寫得分外具有中國語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個寫字的，

　　只要我有筆，誰都攔不住我，

　　這就是我的事業；更是我的興趣，

　　還能有什么工作比這更來興趣呢。

　　我想說的是，胡舒立其實就是一個寫字的，為這個古老的國家，為這個浮躁的時代，為身邊忙碌的人群，當然也是為他們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團隊一直在寫作，一直在尋找，一直在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