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9日，吉爾吉斯斯坦開始為期兩天的全國哀悼，紀念騷亂中的遇難者。

　　4月上旬，吉爾吉斯斯坦發生政治騷亂，反對派成立“臨時政府”宣布接管國家政權，吉爾吉斯斯坦似乎在時隔5年后又一次通過“社會革命”完成了政局轉換。類似的奪權方式讓人很快認為這次事件只不過是第二次“郁金香革命”。但是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教授麥克格林奇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認為這次事件絕不是“革命”而是一次“搶劫”，所謂政局轉換只不過是政治精英們的“輪流坐莊”而已。不管是“革命”還是輪回，這種非正常的政權更迭方式及其引發的社會動蕩都表明，吉爾吉斯斯坦獨立近20年來，其國家建設之路仍是前行多躑躅。

　　對此次“革命”的起因，許多學者將其歸結為長期積累的諸多社會問題，如經濟發展遲緩、物價飛漲、貧富分化和政治腐敗等，造成上述社會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即宗族主義卻被忽視了。實際上，正是根深蒂固的宗族觀念，造成了吉爾吉斯斯坦目前這種社會動蕩、政局不穩的狀況。

　　古老的民族，年輕的國家

　　吉爾吉斯民族是中亞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早在中國秦漢之際，吉爾吉斯人的前身堅昆人就已經生活在葉尼塞河上游地區。15到16世紀，散布于中亞、天山地區的吉爾吉斯人在逐漸與中亞地區的突厥、蒙古部落融合之后，開始形成一個新的民族共同體——吉爾吉斯民族。

　　吉爾吉斯人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其政治組織形式長期處于比較原始的部落形態。19世紀隨著俄國的對外擴張，吉爾吉斯人逐漸被納入沙俄帝國的統治之下。俄國十月革命后，吉爾吉斯人開始建立起現代政治組織形式。1924年6月，俄共中央決定成立卡拉吉爾吉斯自治州，該州的行政區劃覆蓋了目前吉爾吉斯斯坦的絕大部分地區。1925年5月，卡拉吉爾吉斯自治州更名為吉爾吉斯自治州，吉爾吉斯民族歷史上的正確名稱由此得以恢復。1926年，吉爾吉斯自治州升格為社會主義自治共和國，仍屬于俄聯邦。1936年12月，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這是吉爾吉斯人建立的第一個民族國家。

　　從封建的宗族社會一躍進入現代社會的“共產式”組織形態，吉爾吉斯人的政治發展具有明顯的跳躍性。也正是因為這種跳躍性，大量前現代社會特征如地域主義和宗族主義才沒有因為蘇聯70年的重塑和改造而徹底消失。這些前現代社會特征成為1991年獨立之后吉爾吉斯斯坦國家建設的主要障礙，也成為吉爾吉斯斯坦社會動蕩、政局不穩的內在根源。

　　宗族政治阻礙國家整合

　　吉爾吉斯斯坦是一個擁有80多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除了占人口多數的吉爾吉斯人以外，還有在蘇聯時期遷入的俄羅斯人、德意志人以及大量的跨界民族，如烏克蘭人、烏茲別克人、維吾爾族、阿塞拜疆族、哈薩克族以及華人后裔東干人等。在長期的游牧生活中，吉爾吉斯人逐漸形成了一種基于宗族的政治認同。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授柯林斯認為，所謂中亞地區的宗族，是“一種非正式社會制度，透過該制度基于血緣或姻親的血族關系將所有成員聯合在一起”。對老人的尊重、對集體的忠誠以及獻身精神，是吉爾吉斯宗族的習慣法。元老會依據習慣法來解決宗族內外的爭端。直到現在，吉爾吉斯政府仍在利用這一宗族傳統來處理爭端，獲得政權的合法性。根據歷史記載以及著名的《瑪納斯》史詩，吉爾吉斯社會源于40個以血族為基礎但是相互分離的宗族，每一個宗族都有不同的次級結構。一些學者認為，這些宗族是基于想象的，而不是實際的血族關系結合在一起的。

　　吉爾吉斯斯坦的宗族特點還與地域差別結合在一起。1924年，俄共在中亞地區進行民族劃界，散居在各地的吉爾吉斯部落逐漸集中到現在所稱的“南方”和“北方”兩大區。北方以比什凱克為中心，包括楚河流域和西部的塔拉斯州；南方以奧什為中心，包括賈拉拉巴德、巴特肯和費爾干納河谷。在經濟上，北方較為先進，南方以農業為主，相對落后。吉爾吉斯斯坦社會由三大主要宗族聯盟構成，即左翼的Sol kanat，右翼的Ong kanat和居間的Ichkilik。左翼包括7個宗族，主要集中在吉北部和西部，右翼只有一個集中在吉南部的宗族，而Ichkilik包括的宗族數量最多，都集中在南方。吉爾吉斯斯坦的國家整合障礙即存在于上述宗族和地域差別中。

　　宗族主義對吉爾吉斯斯坦政治的影響首先體現在政權更迭上。吉獨立后的第一位民選總統阿卡耶夫憑借北方宗族的支持當選后，將政治和經濟權力悉數分配給自己的親信和支持者。“贏者通吃”的政權更迭方式加劇了宗族和地域矛盾。其次，宗族主義的非正式機制滲透并弱化了吉爾吉斯斯坦的正式政治機制。比如在議會選舉中，投票行為依據的是宗族和地域，而不是政治理念和政綱。地方選舉同樣如此。宗族主義成為滋生腐敗和裙帶政治的土壤。宗族主義也對行政機構產生影響。根據吉爾吉斯憲法，總統有提名總理、各部部長和地方領導人的權力，其提名和任命原則自然是地域與宗族，這嚴重削弱了政府公共管理的效能。

　　宗族主義也對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產生嚴重影響。比如，吉前總統阿卡耶夫家族控制了吉主要的商業部門，甚至涉及到洗錢行為。“郁金香革命”后，巴基耶夫政府發表聲明說，吉2/3的稅收沒有進入國家預算，而是流進了阿卡耶夫家族的腰包。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其他各級部門。吉爾吉斯斯坦因此成為世界上貪腐指數最高的20個國家之一。充滿不確定性的法制環境、腐敗、緩慢的經濟改革以及大量資本外逃，導致吉爾吉斯斯坦經濟發展長期處于停滯狀態。

　　“郁金香革命”，一次虛假的民主革命

　　地域主義、宗族矛盾和由此積累起來的諸多社會問題，最終導致在吉爾吉斯斯坦爆發了被稱為“郁金香革命”的社會革命。2005年3月，吉爾吉斯斯坦反對黨指責政府在選舉中存在舞弊行為，要求總統阿卡耶夫辭職。這一抗議行為逐漸演變成一場全國性的抗議運動。3月24日，來自不同城市的示威人群涌入吉首都比什凱克，并在短短一天之內強行接管政權。執政15年的阿卡耶夫被迫流亡俄羅斯。由于反對派在抗議活動中打著民主、自由的旗號，并且采取了類似于1989年捷克“天鵝絨革命”的不流血的和平斗爭方式，因此這次“郁金香革命”被賦予“民主”革命的性質，并與之前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一起，被統稱為中亞地區的“顏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也被西方國家認為是“比較民主的國家”。

　　但是通過簡單的分析即可發現，所謂“郁金香革命”的民主性質，只是宗族間權力和利益爭奪的一件外衣而已。首先，這次革命源于傳統的南北宗族矛盾和地域差異。代表北方利益的阿卡耶夫長期掌握國家政權，并在為北方宗族謀取利益的時候嚴重損害了南方宗族利益。這次革命可以說是南方宗族對自己長期處于被壓制狀態的反抗。出生于奧什的反對派領袖巴基耶夫代表的也正是南方宗族利益。

　　其次，執政后的巴基耶夫并沒有采取明顯的民主化改革。宗族主義及其引發的社會問題在巴基耶夫執政時期繼續存在。和阿卡耶夫政府一樣，忠誠與血族關系成為巴基耶夫選擇政府組成人員的依據。為了控制北部地區和構建自己的權力基礎，關鍵性職位都被分配給巴基耶夫的親屬和支持者。“郁金香革命”后，有組織的犯罪行為成為吉爾吉斯斯坦最嚴重的社會問題，巴基耶夫政府不僅對此視而不見，反而利用犯罪組織對付與其政見不同的庫洛夫總理。國家安全機構對其職員與犯罪組織的勾結采取沉默的態度。利用后阿卡耶夫時期出現的權力真空，政客、地方領袖和犯罪組織竊取了大量國家財富，巴基耶夫也把國家的工業命脈掌控在自己家族手中。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革命后的吉爾吉斯斯坦就像前任政府一樣，社會分裂、腐敗以及對國家面臨的緊迫問題毫無反應。”

　　未來國家構建應首先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任

　　此次推翻巴基耶夫的社會革命更像是一次權力內部斗爭，而不是地域或宗族間的斗爭，因為領導這次革命的奧通巴耶娃與巴基耶夫同屬南方宗族，并曾作為巴基耶夫的盟友在“郁金香革命”時將其推上總統寶座。但這并不意味著宗族因素就變得不重要。正如巴基耶夫在接受采訪時認為的，奧通巴耶娃“不懂得吉爾吉斯人的心態，也缺乏宗族的支持。我對她當總統表示懷疑”。

　　獨立之后，吉爾吉斯斯坦的每次政權更迭都是通過社會革命這種非正式途徑來完成的。走上街頭鬧革命似乎已經成了吉爾吉斯人的習慣。這一方面是吉爾吉斯斯坦政治不成熟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吉爾吉斯人對政府失去信任的結果。對未來吉爾吉斯斯坦國家構建來說，首要的任務就是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從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多方面完善國家治理的正式機制。

　　奧通巴耶娃在4月8日“臨時政府”成立后，宣布將在半年內進行包括憲法、選舉法和政黨法在內的改革。從消除地域主義和宗族主義的角度看，這些改革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首先是對擁有過多權力的總統體制進行改革，通過增強議會權力對總統進行制衡。其次，對當前過低的組黨門檻進行改革，以利于形成更為成熟的反對黨。第三，改革行政機構，尤其是在決策層面形成完善的監督與評價體系。第四，對一個多民族國家來說，強化基于國家憲法而不是吉爾吉斯民族特殊歷史文化的政治認同，更有利于吉爾吉斯斯坦的國家整合。最后，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實現吉爾吉斯斯坦經濟和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才是消除地域差異和宗族矛盾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