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老諱鳳軒，字浦生，經名努爾o穆罕默德，出生于1874年4月初10，江蘇六和縣人。達姓始祖姆巴勒沙是元代由西域進入中國的波斯人。第三代達布臺，系一武將，因戰功顯赫，元帝賜姓達。其后裔六合一支，到阿訇已是第七代了，他也是達家第七代阿訇。阿訇自幼家境清貧，僅靠上兩代人以阿訇為業，和母親王氏替人家漿洗縫補的菲薄收入度生。7歲入館習漢文，10歲進義學讀阿文。因嗜學貪多，被師臺褒以“經蠹蟲”綽號。17歲時，在經濟拮據的情況下，為節約路費，由其父象乾公的陪送，長途跋涉，從六合徒步百余里至南京，投奔常巷清真義學，跟誨人不倦的劉本初阿訇當海里發。由于他品學兼優，在學期間的伙食由鄉老改春庭資助解決。

　　別親離家 初入社會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整20歲的、血氣方剛的青年，再也不愿蟄居而安，遂別親離家，籌借盤纏，前往上海，再經人幫助免費搭乘輪船到天津。他在波濤洶涌的海途中仰天長嘆：“大陸不知何處去，海天一色混沌中”，其心情可想而知。到天津后，經內河抵達北京。阿訇抵京后，由江蘇同鄉引見，拜會了牛街禮拜寺大伊瑪目王浩然（又名王寬，1848-1919），并投于門下。學富識廣的王浩然大阿訇，開拓明智，向以提倡新型伊斯蘭教育著稱，見這南方青年學生，不僅勤奮好學，而且對新事物十分敏銳，勇于實踐，故甚為賞識。師生思想一致，認識相同，感情融洽而篤厚。后來馬松亭大阿訇回憶往事時說：“我師臺達老，早年在牛街時可謂風度翩翩的英俊少年，人又聰明好學，因他有一副好嗓音，念經洪亮而清脆，字正腔圓，鄉老們都愛聽。加之他是王五（浩然）阿訇的得意高足，重要事情，王五阿訇總是叫他去辦，牛街的鄉老們更是喜愛這位年輕的外鄉阿訇。”達老生前亦曾回憶：我歷盡困難，來到北京，得到名師教導，自是珍愛無比，惜時如金，無論嚴冬和酷暑，都刻苦攻讀不輟。承蒙王五阿訇器重，師生感情篤如父子。我們生活清貧，當時師生倆只有一套比較象樣的長袍馬褂，還是鄉老送的，誰出客誰就穿這套“禮服”。阿訇憑其原有的扎實基礎和主觀努力，僅兩年時間就在牛街禮拜寺學有成就，掛幛穿衣了，開始步入社會，時年22歲。
　　1898年，北京發生了轟轟烈烈的“戊戌變法”，即著名的“百日維新”運動。在教育上提出廢科舉，辦新學的主張。在新思潮的啟迪下，阿訇抱著為回民做些切實的基礎工作的決心，不愿在留在北京，于是別師南下了。當時他被王五阿訇視為“將可繼吾學業，宏吾道義”的年輕有為人。1899年，他24歲時返回故鄉六合，擔任清真寺教長。他以講“臥爾茲”和其他形式鼓動、游說創辦 回民學校，終于在城內建起了穆斯林啟蒙學堂廣益小學。達老在一份回憶錄中這樣說：“當時回民是習于保守的，要他們接受新事物，自然要經過艱苦的奮斗，耐心說服頑固的保守分子，不顧一切地勇于任事而沒有被斥為反教門，這是多么不易喲！”他認為，這是“初入社會的第一件事業”。
　　1905年，大伊瑪目王浩然赴天方（麥加）朝覲，函召門生阿訇由六合去北京，代理牛街禮拜寺伊瑪目。1907年王五阿訇回國后，在牛街禮拜寺舉辦回文師范學堂（此為我國回民經堂教育改為新式教育的初創），嗣因自己年事已高，遂令這位年輕有為的學生擔任校長，負責學校全面工作，此即開創興辦回民師范學校的肇端。他大力推行“經書兩通”，專心改革寺院經堂教育。該學校除教授阿文、波斯文以及《古蘭經》、認主學、圣訓、教法等傳統課程外，還設有國文、史地、數理等一些時務知識課程。這所回文師范學堂培養了不少人才，知名的馬松亭大阿訇，就是該校的畢業生。在此影響下，以后的幾十年中，中國陸續涌現了一大批新型伊斯蘭師范學校，如先設濟南后遷北京的成達（伊斯蘭）師范學校、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平涼伊斯蘭師范學校、四川萬縣伊斯蘭師范學校，以及云南昆明明德中學，湖南邵陽偕進中學等等。后來該回文師范學堂舉辦不及兩年，因經費枯竭和產權糾葛而中輟。1909年，阿訇應邀至笤帚胡同禮拜寺擔任教長，直到辛亥革命。

　　奔赴西北 興族倡學 　

　　1912年，辛亥革命的勝利狂飆激勵著他那顆壯志未酬的心。阿訇毅然離開北京奔赴西北回民聚居區，開拓事業的新途徑。抵蘭州后，他受甘肅提學使（后改稱教育廳長）馬鄰翼先生之聘，擔任甘肅省回民勸學所長兼省視學。阿訇在其自傳中說：“自民國元年至六年（1912-1917）整整六年，我在風沙冰雪中走遍了隴東、隴西、隴南和寧夏、青海（當時均為甘肅省轄地）等數十處，到處演講教育的重要，提倡成立回民學校。有些地方（據悉曾留駐一兩個月），我住在那兒幫助他們籌辦，一直到學校開學。那時候甘肅地方行走是很艱苦的，好在我正當壯年，回民也受著興國新風氣的影響，確有一股進取的現象，所以我推動地方成立了不少回民學校”。在蘭州，他親手創辦南關回民學校（后改清華小學）。在此影響下，蘭州回民相繼創辦了尚德、崇德、明德等回民小學，使回民子弟得以接受新型的啟蒙教育。于此期間，阿訇在布道講學中還為排解回民群眾間的教派或家族矛盾而積極奔走。竟有世代為仇的人，經他多方斡旋勸說，終于出現了握手言和的感人情景，以及立碑留念的動人事跡，從而促進了團結，密切了關系。

　　首次出國 考察教育

　　民國成立后，軍閥連年混戰，人民生活依然窮苦，在西北落后地區開展回民現代教育愈益困難。1918年，阿訇借回家奔喪之機，辭去勸學所長職務，回六合再度開展教育事業，但兵荒馬亂年代，畢竟難以打開局面。他苦悶憂慮，冷靜地作了自我剖析：自己積累了一定的辦學經驗，阿文、波斯文和教義也有一定的專門研究，況且年富力強，尚有干一番事業的精力。但見識不夠寬廣，思路不夠開闊，若能豐富閱歷，擴展視野，許能別開生面，開拓前途。正確的判斷產生了堅定的信念，1920年他決定前往大都市上海。那時，上海經營珠寶玉器的回族紳商馬晉卿和哈德成、劉彬如、楊福洲、劉耀卿諸位阿訇，正組成對外貿易商號“協興公司”，他們都是熱心于回民教育和伊斯蘭事業的，欲派員去南洋群島及亞洲次大陸開創貿易并考察教育，以籌集資金興辦宗教學校和翻譯《古蘭經》。要辦事，必須有人才，經哈德成阿訇的推薦，公司考慮到達阿訇是位人才，故向他征求意見。他應邀參加了這個集體，從1921年起前往南洋和次大陸開辟業務渠道，并從中研究文化，考察教育，藉以開拓視野，進而確立了獻身回民教育的信念和決心。與此同時，他還結識了不少伊斯蘭教界的領袖和名流。可以說，這次“遠征”既奠定了阿訇以后創辦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的精神基礎，又奠定了阿訇將來自費出國宣傳抗日戰爭的社會基礎，確實有其歷史意義的。

　　海外歸滬 創辦伊師

　　1928年，阿訇從海外歸來，受聘擔任上海穿心街禮拜寺（今福佑路清真寺）教長。他看到當時的社會情況和回教狀況深有感觸，認為“現在世風頹壞，人心險惡，視吾獨一無二伊斯蘭教為一無足輕重之事耳。索其根本所以然者，是不知伊斯蘭教之精義也，其所以不知者，因伊斯蘭教育不曾普及也。”于是就積極投入“上海伊斯蘭教師范學校”的籌建工作。阿訇在《上海伊師校史述要》中寫道：“中華民國十七年，鳳軒（阿訇名）自外洋歸來，寄寓上海浙江路回教堂，朝夕與該堂教長哈德成（注：達阿訇參加協興公司，去南洋學習和考察，是哈阿訇介紹推薦的，他們素有交往）共談中國伊斯蘭教務日頹，文化衰落，回教人民趨勢日形于下，益思有以挽救。蓋挽救之方，舍教育則無以挽回，舍宗教教育則無以啟發愚蒙。正籌商之際，馬公云亭（福祥）移節南來，鳳軒在甘辦學多年，與之有舊，遂至其館，即將夙抱興學救教之旨，縷縷直陳。馬公聽之頗以為然，認為是當務之急，即提筆慨助五原縣轄水田三千畝，并許辦好再增。鳳軒得此學田作教育基金，喜出望外，飛奔回寓，始告德成，......此即為學校籌募之開始。”然而，轄水田基金后來因故沒有落實，中國回教學會未曾收到該款。至于“伊師”的建校經費則由上海富商哈少夫、金子云、馬晉卿等鄉老倡導，出資捐款籌劃的。其時哈德成阿訇任中國回教學會副總干事（總干事為馬剛侯先生），為使伊師建校工作獲得廣泛支持，乃將伊師列入該會計劃之內。因達阿訇有相當的組織能力和豐富的思想才干，故被中國回教學會和上海清真董事會諸成員選為校長，并推舉馬公云亭為董事長。哈阿訇鴻才有略，治學有方，任教務主任并躬身執教。同時，達、哈二位還積極選聘了表率教師，向學生灌輸時代知識。達、哈二位均系當時中國伊斯蘭教的知名阿訇，感情深厚，且是兒女親家，在宗教工作和教育事業上他們真是相知若素，相得益彰。
　　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是在上海伊斯蘭教界知名人士如哈少夫、金子云、馬晉卿諸位賢達的支持贊助下建立起來的。他們或捐款，或捐地，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終于在1928年創辦成功了。上海伊師不只是單純培養阿訇，而且要造就從事伊斯蘭教育事業的師資和研究伊斯蘭學術知識的俊士，故在課程設置上強調“四文”教育：中文、阿文、波斯文、英文。此為回民師范設置英文課的起始。同時，在傳授《古蘭經》、圣訓、古蘭經注、教法經的基礎上，還設有數學、哲學、歷史、地理、教育學、政治學、體育等課程。達、哈二位均分別親自授課。該校共培養了四屆畢業生，共60余名。1931年派選馬堅赴埃及愛資哈爾大學留學；1933年又遴選金志晏、定中明、胡恩鈞、林興昌、馬有連赴埃留學，從而造就了一批伊斯蘭學者。學校于1931年創辦《伊斯蘭學生》雜志，其宗旨為“口宣筆揚，共謀教是，......明正道之真諦，大道之歸旨”，免費贈送全國有關地區和單位。1937年淞滬戰爭后，上海淪為孤島，辦學經費來源枯竭，師生被迫遣散，學校被迫停辦。但作為中國現代南方最大的回民師范--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的辦學經驗和貢獻則是不可泯滅的。
　　在創建上海伊師的第二年（1929年），阿訇又聯絡了上海伊斯蘭教界人士，組成了“中國回教公會”。其宗旨為引導阿訇以發揚回教正義；普辦回民學校及多辦職業教育以提高回民的文化水平和物質水平；開設醫院、圖書館，以裨益回民的身體健康和心靈健康等等。后因經濟困難，人才缺乏，以及種種阻力未能暢達其志。

　　正義斗爭 反擊辱教

　　1932年9、10月間，上海發生了兩起轟動全國的辱教案。廣大穆斯林群眾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正義斗爭。事實原因是當時國民黨直接經辦的刊物《南華文藝》和北新書局分別刊登發行了惡意中傷回民的文章和圖書--《穆斯林為什么不吃豬肉？》一文和《小豬八戒》一書，污蔑伊斯蘭教門和貶低穆斯林人格。上海穆斯林對此反應強烈，十坊清真寺很快地成立了“上海回教禮拜寺聯合會”推舉代表向北新書局提出抗議，并要求登報道歉。該書局憑借其董事長是國民黨行政院秘書長褚民誼，故強詞奪理，不予理睬。繼由阿訇一行10人前往市政府請愿，卻遭市長吳鐵城的壓制和指責，他胡說什么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企圖包庇北新書局。至于北新書局，則倚仗了租界勢力的庇護，請求巡捕房保護他們。這就激起了上海和全國穆斯林的更大義憤。廣大穆斯林群眾遂動議組成“上海穆斯林護教團”，一致推薦阿訇和伍詠霞、馬天英3人為代表，在吳凱聲律師陪同下，共赴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請愿。他們離滬時，有200多穆斯林群眾分乘18輛汽車去火車站送行，一路高呼口號，場面十分動人。可是面對上海和全國穆斯林所提出的正當要求，國民黨政府始則拖延表態，繼則想威脅回民就范。直到上海回教禮拜寺聯合會在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事實真相，國民黨內政部才電復福佑路清真寺教長達浦生：“......仰靜候解決，勿得暴動為要。”復電把穆斯林的合法要求稱為“暴動”，這暴露了當局存有宗教歧視和民族壓迫的心術。但由于全國穆斯林都行動起來，聲援上海穆斯林的正義斗爭，在舉國抗議浪潮下，國民黨中常委不得不作出讓步的決議：“......愛重回民，維護宗教，南華停刊，懲辦撰稿人；查封北新書局，懲辦負責人。禁止北新、南華人員招待記者，凡教科書有誤解回教者飭令修正......”。在這場嚴峻的正義斗爭中，阿訇始終依靠廣大穆斯林群眾，同反對派面批言揭，針鋒相對，表現了無畏不屈的激情壯志，令人肅然起敬。
　　阿訇自1928年從海外歸來，在上海整整十年，一直為宗教宣傳，為民族教育而奔波勞碌，始終不懈不怠；無論春風秋雨，炎夏寒冬，也無論榮辱譽毀，甘苦得失，始終不折不撓，就這樣地堅持奮斗。到抗戰爆發時，阿訇已是年過花甲的老人了。

　　國難民困 共襄義舉

　　1937年“七·七”事變，日寇發動侵略戰爭，造成國破山河碎。不久“八·一三”發生淞滬戰爭，日寇對上海狂轟濫炸，成千上萬的無辜百姓淪為無家可歸的難民，他們紛紛繁繁地從華界逃到租界避難，但存身無處，活命無靠。當時，上海各教各界均成立難民收容所。達阿訇和哈阿訇亦義無反顧地積極籌建浙江路回教難民收容所和太倉路回教難民收容所，克服重重困難，想盡種種辦法，為教胞募捐糧食、衣服、醫藥和生活必需品，解救了許多教胞的苦痛和危難。阿訇無私不茍、無往不前的精神，是感人淚下的。阿訇還在回民中積極推銷“救國公債”，在當時也取得了良好效果。

　　再次出國 宣傳抗戰

　　淞滬戰爭失敗后，位于華界的上海伊師和福佑路清真寺均被日寇占據了。阿訇悲不自勝，他要拋棄一切牽掛離開上海，并發誓：“上海一日不光復，自己一日不回去”。他是與敵不共戴天的。自從抗戰爆發后，我國對各個伊斯蘭國家宣傳很不得力，連一張阿拉伯文的傳單都沒有，致使許多伊斯蘭國家很不了解中國的正義戰爭。相反，日寇一發動侵略戰爭，就陸續派遣浪人前往中、近東各伊斯蘭國家四出活動，顛倒是非，歪曲事實，蒙騙各國輿論，進而渙散中國穆斯林的抗戰斗志，破壞同世界各國穆斯林的戰斗友誼。當時，阿訇從國外朋友和上海伊師留學生的來信中得知這一情況，義憤填膺，焦急萬分。他考慮自己曾旅外多年，對中、近東伊斯蘭國家比較熟悉，且有相當的社會關系，倘能自費出國赴埃及、沙特、印度等國，憑自己的熱忱和聲望，宣傳正義的中國抗日戰爭那該多好啊。感贊安拉的襄助，希望成為事實，相會終于來到，阿訇如愿以償了。當時，上海招商局金利源棧穆斯林棧長李云生為悼念亡妻，以3000元銀洋資助達阿訇去麥加朝覲，以及出國旅行。1937年12月29日阿訇飄洋過海開始萬里遠行。
　　1938年1月20日他首抵埃及，適逢王子結婚盛典，中、近東各國元首云集開羅，這給他提供了揭露日寇侵華和宣傳中國抗戰的機會。當埃及及國王法魯克接見阿訇，設宴款待并垂詢中國的回民現狀及抗戰中的回漢關系時，阿訇說：“我整個中華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眾志成城，共赴國難，咸存玉碎之心，不為瓦全之念，日本雖強，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國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樣地熱愛祖國，抗御暴敵，不愿為日本人之奴隸。或直接持戈參戰，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攜手一致，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埃及國王聽后贊嘆不已，表示支持中國的抗戰，他滿面笑容地說：“那很好，最后勝利一定是屬于中國的！”
　　同年2月，阿訇經蘇伊士去沙特前往圣地麥加再次朝覲，適與中國回教近東訪問團（團長王曾善，團員馬天英、薛文波、張兆理、王世明）相聚。他們兩次晉見了沙特國王伊本·沙特，通報了日寇侵華的事實，并要求沙特抵制日貨，以配合中國抗戰。他們還共同參加了罕志地區的世界回教大會，與會代表及群眾多達15萬人。阿訇在這樣的國際大會上和其他代表共同揭露日寇侵華的罪行。當時日本亦派3名浪人出席，紅帽白巾，博袖寬袍，自稱為伊斯蘭教徒，大肆活動。
　　阿訇和其他代表親找3名浪人舌戰，對方裝聾作啞，丑態畢露。在宣傳過程中，阿訇深感僅以口頭宣傳，影響有限，遠不及書面宣傳影響有效。于是重返埃及，在一個鄉村小屋住下，潛心著述3個月，撰寫了一百多頁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經留埃學生部長沙儒成翻譯阿文后，印發給各個伊斯蘭國家的政府和宣傳部門。這篇戰斗檄文，歷述幾十年來日寇的侵華史實，以及近年來日寇的的侵華罪行，號召全世界穆斯林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輿論上的譴責和經濟上的制裁。該書出版前，原稿逐日在埃及《金字塔》報上發表，引起埃及各界人士和中、近東各國的極大關心和同情。
　　結束了在埃及的宣傳活動后，6月8日阿訇前往印度繼續開展工作。當時印度有8000萬穆斯林。他在那里先后作了九次演講，聽講者約有一萬多印度穆斯林。阿訇還會見了德高望重的穆斯林領袖，以后被譽為巴基斯坦國父的穆罕默德·真納，二人進行了長時間的親切交談。真納表示，爭取中國抗戰的勝利，不單是為了中華民族的自由與獨立，也是對印度各民族獲得自由與幸福的鼓舞，所以印度各民族將盡力援助中國的抗日戰爭。真納并將阿訇撰寫的《告全世界回教同胞書》派員譯成烏爾都文予以發表：還在印度穆斯林中發起募捐，買成藥品送往中國，支持前線抗戰。
　　阿訇這次自費出國宣傳抗戰，成績卓著。日本非常害怕，曾匆匆忙忙將東京一所佛教堂改為“禮拜寺”，于1938年5月舉行建成典禮，并揚言“天皇將皈信伊斯蘭教”。由于事前阿訇積極宣傳的關系，埃及就未派代表參加東京“禮拜寺”的建成典禮。阿訇在印度宣傳抗日時候，孟買各界制作了中印聯合的小國旗，由男女青年學生上街義售，為中國開展募捐。甚至有愿以巨款買一小旗者，足證印度人民支持中國人民抗戰的深厚感情。

　　盡心竭力 平涼復校

　　作為六旬老人的阿訇，飄洋過海，在異邦他國備嘗艱辛地宣傳抗戰。他奔走了8個月，帶著各國穆斯林對中國穆斯林的友好情誼和幾十萬法幣募捐款，于1938年8月由加爾各答取道南洋群島回到香港。其時正值第二次國共合作，國民黨當局對于阿訇在中、近東各國所取得的宣傳碩果不得不作出反應，故派專人去香港將阿訇接至漢口，并由“中國回教救國協會”舉行了歡迎茶會。中國共產黨主辦的《新華日報》兩次發表專題長文報道了阿訇這次出國訪問宣傳抗戰的重要意義和巨大收獲。文章作出了如下的評價：達先生說，抗戰則生，不抗戰則死，惟有全民族團結起來，血戰到底，便是我們不能忘記的警語。是的，阿訇曾經以自己的行動為自己的理想作出回答了。
　　阿訇在漢口訪問難民收容所時，見到一批失學的回族青年，倍感自己有責任繼續完成回民教育的重任，因而下決心要恢復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當時阿訇在國民黨回族高級將領白崇禧的陪同下，見到了“委員長”蔣介石。在被問到有何要求時，阿訇鏗鏘作答：“六十老人無所求，平生以回民教育為己任，今后將在大后方為恢復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而竭盡全力”。蔣介石迫于抗戰的形勢和老人的聲望，遂撥遷校經費（從上海遷至平涼），并按月由西北行營發給日常開支，以褒獎他自費出國宣傳抗戰的功勞。
　　1938年10月，阿訇到西安積極籌備恢復以往的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翌年選定回民聚居地甘肅平涼建校，頗得當地各界人士贊許，后改名為平涼伊斯蘭師范學校。阿訇親自擔任校長，延請名師任教，還去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聘請政治教師。該校除在平涼外，并派人去中原招生，廣辟新生來源，同時從漢口難民收容所中招收一批失學的回族學生，共140人。該校課程雖與上海伊師相同，但特點是教師思想進步，在學生中積極宣傳愛國抗日，并利用寒暑假組織宣傳隊開展救亡活動，影響頗大，從而培養了一批有民族自尊心、宗教自強感、且有較高文化科學知識的愛國青年。這種進步氣氛漸為反動派當局所不容，更因平涼發生幾次“學潮”（學生運動），疑與平師有關，故而對該校壓力越來越大。那時阿訇積勞成疾，臥床10多個月，當局借機讓其辭掉校長職務，將平涼伊斯蘭師范學校進行改組，1941年更名為“國立隴東師范學校”，從此該校就逐漸失去原有的指導思想了。
　　值得大書一筆的是，阿訇擔任平涼伊師校長時，自己兼授教義學這門課程，教材為《伊斯蘭六義》。他邊講邊編，計有四卷；后來深覺“意猶未盡”，復增寫兩卷，遂成體系。從1939年到1945年，方全部脫稿，但未付梓問世。該書30萬字，其卷目：一是伊斯蘭教泛論，二是伊斯蘭教宗旨，三是伊斯蘭教中心，四是伊斯蘭教天道與人道，五是明真辟異，六是宗教與科學。前三卷為窮理盡性之學，后三卷為修齊治平之訓。言簡意賅，謹嚴透徹，是一部系統地論述伊斯蘭教義和教律的專著，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它是“散邪之指南車，照妖之犀角燭”，洵不為過也。在《六義》自序中，阿訇感嘆：“吾伊斯蘭教其道未昌，其教未揚，推原其故，蓋因宣道無人，傳教乏術，非失之于食古不化，即失之于真理未明。......而教內自命維新之士，輒以宗教為迷信觀點，既誤焉能抉其微奧？一般信仰誠篤之教胞，又只知繩墨自守，多未能窮其究竟，遂使至大至中之道，至和至平之教，不能昌明闡揚于天下。”最后阿訇表示：“只以宣道傳教之心，......愿以是書公諸世人，共相研究。”可以說，《六義》是一本三、四十年代論述伊斯蘭教天人合德、表里同歸的頗有價值的宏著佳作。信哉斯書！《中國穆斯林》從1995年2期起連載刊發該書，以饗讀者。這是一件大好事。
　　阿訇忠誠為人，赤誠待人，贏得民眾的信賴與社會的推崇。1941年，阿訇辭離平涼伊師校長后，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參政員”，常住西安。1942年在重慶以“社會賢達”的名義參加了舊政治協商會議。他結識了不少無黨派民主人士，這時候他才托人突破諸多困難，將90有余的老母以及妻孥由淪陷區的上海接到西安。阿訇自1937年遠走中、近東各國，背井離鄉、顛沛流離5年，至今始得與家人團聚。1945年抗戰勝利，回到南京，后來當選為“國民政府立法委員”。解放前夕，又遷居上海。1949年，阿訇以75歲高齡，迎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國的誕生。

　　祖國新生 鞠躬盡瘁

　　1950年新中國成立不久，阿訇離滬去京，尋找昔日的學生，探討昔日興辦回民教育的宏圖在當前有無實現的可能。對于許多新事物，他不了解。他與現實離得太遠了，他苦悶地從北京回到南京。這時他心愛的幼子病逝了，老年喪子，其悲痛心情是可以想像的。就在1951年，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周而復部長，通過回族教育界人士金幼云，把居住在南京的阿訇邀來上海，在上海大廈會見了這位古稀老人，轉達了中央指示，周恩來總理請他進京參加政協會議，并從事中國伊斯蘭教協會的籌建工作。阿訇精神振奮，乃欣然地再次北上。他抵京后獲得了學習機會，思想認識進步很大，很快就適應了時代發展的新形勢。1952年，他作為新中國的代表，赴赫爾辛基參加維也納世界和平人民大會。接著擔任新中國第一屆朝覲團團長，率團前往麥加朝覲，但因故只到巴基斯坦即中途返國。在巴時，阿訇曾親至真納墓，舉行虔誠的謁墓儀式，受到當地穆斯林的熱烈歡迎，很多人熱淚盈眶地和阿訇相互擁抱。阿訇向他們講述了我國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以及回族人民在政治地位和經濟生活上提高的情況，使外國穆斯林對新中國的伊斯蘭狀況有所了解。1953年，阿訇同包爾漢、馬堅、龐士謙等穆斯林知名人士發起成立了中國伊斯蘭教協會，他被選為副主任，并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54年起，他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常務委員。也自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起，一直被選為歷屆人大代表。1955年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成立，他擔任院長職務。后來他還領導和創辦了《中國穆斯林》雜志，在全國廣泛發行，開展學術研究。1955年，他又擔任第二屆中國伊斯蘭教朝覲團團長，率團前往麥加，朝覲期間多次會見沙特國王，受到很高待遇。就在這次朝覲期間，一個國民黨駐外人員以學生名義，借“師生情誼”為口實，多次接近阿訇，妄圖要阿訇托病留在國外，今后保證他的高官厚祿，等等。對此陰謀，阿訇義正詞嚴地予以拒絕，使其蠱惑伎倆未能得逞。這表現了阿訇熱愛社會主義祖國的高風亮節和美德懿行。朝覲歸途中，他還先后訪問了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各國。且在印度新德里清真寺大寺的歡迎會上他發表了演講，并作為中國大伊瑪目應邀領了拜，獲得極大榮譽。1956年，82歲高齡的阿訇，以周恩來總理的顧問身份，同機前往印度尼西亞的萬隆，參加舉世聞名的亞非會議。飛行途中，總理對阿訇關懷備至，還將自己的床位讓給他休息，表示對阿訇的尊敬。同年，阿訇作為中國印尼友好協會代表團團長訪問了印度尼西亞，蘇加諾總統在茂物宮親自接見了他。嗣后再去埃及訪問，納賽爾總統也親自接見了他，見面第一句話是：“您就是同周恩來先生參加亞非會議的那位穆斯林顧問嗎？”離別時贈給老人一部精裝的《古蘭經》，在扉頁上親筆簽了名。阿訇還以中敘（利亞）友好協會會長的身份訪問了大馬士革，同樣地受到了舉國上下的熱忱歡迎。
　　阿訇雖然80多歲高齡，但仍舊參加一系列國內和國外的許多政治和社會活動，而且體格硬實，精神矍鑠。1957年慶祝國慶時，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風趣地詢問老人：“先生有何健身妙術，如此老當益壯？”老人笑答：“每日五次功課，數十年從不間斷。”毛主席亦欣然大笑。
　　在黑暗的舊社會，阿訇以美好的愿望、奉獻的精神頑強地追求光明與進步，堅韌地從事探索與革新，然而大半生漂泊遷流，所建不多，常以自疚。解放后，阿訇積極擁護黨和政府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支持并推動了回族地區的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他還積極參加文化教育和政治外交活動，在愛國反帝斗爭中作出了應有的貢獻。老人重病期間，曾作句自勉：“奔波一世，一事竟無成，欣逢社會日新，始得為國為教略盡微忱，嘗自愧。”其實，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老人應無愧也。1965年6月21日，忠國、愛教、振教、興學的達浦生大阿訇在北京逝世，享年91歲。根據老人的遺愿：“我一生生活在回民之中，死后也愿棲身在回民之中。”他葬于西北旺回民公墓。當時，中共中央統戰部和國家民委、國家宗教局為他開了隆重的追悼會，周恩來總理專程送了花圈。《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均作了詳細報道。哲人去兮，眾所共悲。
　　阿訇墓前漢白玉石碑，在十年動亂時被毀。1980年，國家撥款重修了墓地，并重立了石碑，以示緬懷。敬主愛人、忠國愛教、德高望重、知淵識博的達浦生大阿訇，他為祖國、為民族、為教門建了功、樹了德、立了言。他的事跡和精神，永遠教育、鼓舞、鞭策著成千上萬的穆斯林群眾在伊斯蘭大道上奮勇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