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老鷹要受巢穴的束縛，不管他飛了多遠總會想著自己的巢穴；地上的牛羊要受牧人的束縛，無論他怎么馳騁于草原他總要回圈。這是一位藏族同胞的原話。也許他沒太多文化，但是他對自由的理解卻是那么的樸實，我們華夏民族乃至世界的所有民族我想都知道這個道理，要想風箏飛的高，那么線一定不能斷。任何民族要想發展，要想自由，像風箏一樣越飛越高，就不能夠剪斷線，否則所有的幸福都可能落入深淵。而我們祖國的團結統一就是我們各民族發展的前提，不能聽一些不知道真相、甚至也可能另有所圖的人煽動，毀掉今天來之不易的生活。

    包爾漢（1894—1991年）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人，維吾爾族人。他1929年入德國柏林大學學習。1934年任新疆民眾反帝聯合會民眾部副部長。1945年任新疆民政廳副廳長。1946年后任新疆三區民族民主革命聯合政府副主席、國民黨新疆省政府主席。1949年參加和平解放新疆的工作。解放后，他在新疆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實現社會主義改造中成績卓著，并且堅定地站在各民族人民利益立場上，不遺余力地維護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

    有一次包爾漢向王震講述新疆歷史，講到西域正式列入漢朝版圖時，他說：“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神圣領土。任何國家、任何人妄圖把新疆從祖國懷抱中分裂出去的陰謀都是可恥的、徒勞的。”對解放初期有人著書把阿古柏入侵說成是“十月革命運動”、“民族解放運動”，顛倒歷史是非，包爾漢撰寫了《論阿古柏政權》，尖銳批駁說：“阿古柏政權，是侵入新疆的外國侵略者勾結地方反動勢力建立的侵略政權，是英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新疆的工具，它妄圖把新疆地區從我國版圖上分裂出去，使新疆人民陷入更加悲慘的境地。由于漢族人民是我國反帝斗爭的基本力量，以及漢族同各少數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經濟、政治、文化上密不可分的聯系，和對祖國的共同締造，所以帝國主義勢力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也不能把它的任何一部分領土和人民從偉大祖國的懷抱中分裂出去，新疆永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友愛合作的大家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命運是和偉大祖國的命運連結在一起的。”

  
    關于“東突”，包爾漢先生撰寫了《關于新疆歷史的若干問題》一文，指出：“新疆在以往的史籍中被稱為‘西域’，遠在兩千年前，它就已成為中國版圖的一部分。……所謂‘東土耳其斯坦’，則是19世紀隨著世界列強在中亞地區實行殖民主義侵略活動而出現的名稱。……這種名稱完全是以語言和地理概念為出發點的，包含著明顯的侵略意圖。有人把當年西方殖民主義者為侵略目的而使用的地理名稱說成是‘維吾爾人的祖國名稱’，這顯然是對維吾爾族人民的侮辱。”“兩千多年來，新疆與祖國的歷史關系，既不是一般的朝貢與封賜的關系，也不是一般的暫時的藩屬關系，而是表現為長期不間斷的國家行政權力在這一地區的直接行使。”

    蘭新鐵路通車后，包爾漢在講話中強調：“需要從關內各地大量移民到新疆去進行各項生產建設，新疆各族人民是滿腔熱情地歡迎漢族老大哥的幫助和支援的。”包爾漢極力主張漢族、維吾爾族和其他各民族互相學習語言、文字，以促進經濟文化交流，取長補短，共同發展。他認為，在發展和使用民族語言的同時，一個各民族間互相交際的共同語言，并不意味著本民族語言作用的消退和減弱，相反地會更有利于彼此交往，更有利于民族的繁榮和語言的豐富與發展。少數民族學習漢語和各民族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是互相聯系、互相推動的。

    1942年至1943年間，包爾漢在盛世才的監獄里，根據《維俄詞典》編譯了《維漢俄詞典》，交給南京的出版商后下落不明。周恩來得知后當即派人尋找，1953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包爾漢后來說：“這部詞典，隨著以后學術水平的不斷提高，它在學術上的價值也許并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這件事情，卻凝結著敬愛的周總理對我們少數民族群眾的關懷啊！”

    “文革”中，包爾漢遭受打擊迫害，被無端打成“國際間諜”、“賣國主義者”投入監獄。批斗他時，他一言不發，但當有人說他“本來就不是中國人”時，他堅強地昂起頭說：“我是中國人！”包爾漢1991年病逝，享年97歲。這樣的維吾爾族精英，同樣也是中華民族的精英和功臣，人民不會忘記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