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國家正處在堅持推進改革開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在當代中國，愛國主義是鼓舞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重要思想基礎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一面旗幟。
 

　　胡錦濤總書記指出：“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我們不斷開辟新征程、開創新未來的不竭精神動力。”我國自古就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自秦朝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以來，高度統一、團結和睦、互助合作始終是我國民族關系的主流和大趨勢，這與各族人民始終高揚團結統一、向心內聚、共御外侮的愛國主義旗幟是密不可分的。
 

　　回族是中華大家庭中一個勤勞智慧、人口較多、分布廣泛的少數民族，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回族與以漢族為主體的各族人民密切交往、和衷共濟、休戚與共，共同推動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鞏固與發展。回族愛國主義是在千百年來逐漸培育和鞏固起來的對祖國的一種深厚的感情，它主要表現為始終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推動國家發展和社會歷史進步，捍衛中華民族自由和尊嚴，珍惜各民族之間的團結。
 

　　歷史表明，一個民族只有堅持愛國主義，真正樹立起對祖國崇高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才能保持正確的行動方向，才能形成強大的合力，才能實現自我價值。
 

　　回族愛國主義是經過長期歷史錘煉而形成的精神信仰。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回族在政治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具有強烈愛國主義精神。回族基本上全民信仰伊斯蘭教，伊斯蘭教教義學說體系中包含許多強調服從、崇尚忠誠、褒揚愛國的經訓，《古蘭經》上強調“從國是天命”，穆斯林除了服從真主和使者，還要服從主持社會事務的人，《圣訓》上說：“愛國是伊瑪尼（信仰）的一部分”，這些閃耀著理性光芒的宗教思想經過歷代回族思想家的闡釋和發揚而植根于回族穆斯林的心靈深處，使愛國成為一種建立在信仰基礎之上的崇高道德追求，成為回族政治倫理的核心。
 

　　在古代，回族的愛國主義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忠君思想。按照劉智、王岱輿等回族思想家的解釋：“君者，主之影，忠君之所以忠主也”“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為正道”。二是認同和遵循“大一統”的政治理念。回族在歷史上未曾建立過地方民族政權，而是與漢族社會成員一樣，歷來以中央王朝“編民”的社會政治身份存在，在國家政治參與方面完全從屬于統一的政治結構體系，回族個體成員的政治行為模式完全融匯于傳統的士紳社會結構之中。
 

　　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列強的堅船利炮打開了中國的大門，面對處在水深火熱之中的國家和人民，許多回族有識之士痛徹地指出，列強欺凌、殺戮中國人的時候不會區別誰是哪個民族，因此，國人也一定要努力化除民族和宗教界限，團結起來，一致對外。
 

　　在近現代回族新文化運動中，以丁寶臣、保廷梁和王靜齋、唐柯三、馬福祥等為代表的許多進步回族知識分子和政治人士，組織創辦了《正宗愛國報》、《醒回篇》和《月華》等著名報刊，闡釋回族伊斯蘭文化中的愛國思想，提出了各民族“同國如同舟”、“保國即保教”、“愛教不忘愛國”、“國強則教興”等觀點，號召回族人民“專其心力挽救危局”，使回族人民將國家榮辱興衰與本民族前途命運有機結合的自覺性空前提高。辛亥革命以后，孫中山先生倡導的“五族共和”思想使包括回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的國家觀念得以重塑。
 

　　古人云：“臨患不忘國，忠也”，回族大眾平時埋頭于生計，一旦國家有難，則能挺身而出，甘愿為祖國獻出一切。鴉片戰爭期間，回族中的許多優秀分子以“寸寸山河寸寸金”的愛國精神奮不顧身、壯烈殉國，在定海保衛戰中陣亡的處州總兵鄭國鴻，血染天津大沽炮臺的愛國將領沙春元就是其中的代表。1894年，中日在朝鮮發生了戰爭，清朝總兵左寶貴奉命率軍入朝，英勇戰死平壤。1900年，八國聯軍從天津進襲北京，馬福祿率回族士兵到廊房抗敵，騎兵設下七道埋伏，勇猛抗擊，使敵軍敗退，《清史稿》稱這是庚子之役的一場惡戰。馬福祿在隨后的戰斗中中彈犧牲，士兵傷亡很大，表現了回族人民抗擊外國侵略者的英勇精神。鄭國鴻、左寶貴、馬福祿等人在抗擊入侵之敵中英勇陣亡，在全國各族人民中傳為佳話。
 

　　“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不僅開辟了中國民主革命的新時期和各族人民爭取解放的正確道路，而且還使回族的愛國主義精神得到了新的陶冶和鍛造。中國共產黨主張，只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打倒共同的敵人，各族人民才能獲得解放，回族人民正是沿著這條正確的道路開始了解放斗爭的新時期。回族中的先進分子馬駿、郭隆真、劉清揚和許多回族愛國人士、各階層群眾涌進了斗爭行列。回族人民和他們的先進分子在“五四”運動中受到了教育和得到了鍛煉。
 

　　1921年7月1日，偉大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中國共產黨宣布了自己的民族政策，它反對任何形式的民族壓迫，主張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并把解放國內民族問題當作整個中國革命的一部分，把領導與幫助各少數民族的解放事業作為自己的責任。回族人民和她的先進分子開始懂得中國共產黨是回族人民的真正解放者，回族人民在黨的領導下，與漢族及其他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同進行革命斗爭，這是得到徹底解放的唯一道路。隨著黨所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的更加深入，黨的組織在各地回民中開始建立和發展，黨的事業在回民中生根發芽。由于陜甘寧邊界革命根據地的創立，1932年黨在正寧縣龍嘴子建立了第一個回民自己的紅色自治政權，1936年在今寧夏地區建立了陜甘寧省豫海縣回民自治政府。

　　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回族人民積極投入救亡洪流。為了維護祖國的統一、獨立、主權和尊嚴，回族人民以極大的愛國熱情與漢族同胞緊密團結，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品格，勇于犧牲的精神，在抗日戰爭中立下了赫赫戰功，譜寫了一曲精誠保國的篇章。回族抗日是回族在反對外國侵略斗爭中規模最大、時間最長、范圍最廣、立場最為堅定的一次空前的民族解放戰爭，也是回族史中最為光榮、最為自豪、最為驕傲的歷史。20世紀40年代，著名文學家老舍等以回漢團結抗日的事跡為題材創作了一部名為《國家至上》（又名《回教三杰》）的著名話劇，這是對回族人民愛國主義精神的貼切概括。
 

　　回族愛國主義是建立在高度認同中華文化基礎上的民族之魂。回族是歷史上從中國境外東來的穆斯林移民群體，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亞人，與中國境內的土著的漢、蒙古、維吾爾等族人民融合而成的一個民族共同體。沒有東來的穆斯林移民群體，中國歷史上不會出現回族。同樣，東來的穆斯林移民群體不吸收土著的漢、蒙古、維吾爾等民族成份，不與這些民族融合，就不可能形成回族。
 

　　回族是在中華大地上形成的，在中華土地上生活了千百年，她的形成為中華民族增加了新鮮血液。元代的回族人落居中華大地后，發出了“居斯土也，服食斯土也，斯土之人與居也”（許有壬《西域使者哈只哈心碑》）的欣喜感嘆，顯示了對中華大地強烈的歸屬感。回族自古遍華夏，祖國廣袤的土地是其安身立命的家園、難以割舍的眷戀。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曾說：“你們當愛你們的家園，猶如鳥兒愛其巢窩一樣。”這種對養育自己的水土和家園的熱愛是回族愛國主義樸素而深厚的根基，也是回族在關鍵時刻甘愿為祖國獻出一切的動力之所在。
 

　　回族對中華文化的吸收、理解和認同貫穿于本民族形成、發展的全過程。中國是文明古國，文化豐富多彩。東來的回族先民，載負著伊斯蘭文化，伊斯蘭文化是一個沒有中斷過的世界性大文化，它指導穆斯林的社會生活，規范穆斯林的倫理道德和行為方式。但回族在文化方面并沒有局限于單一的伊斯蘭文化，而是將伊斯蘭文化與儒家文化兼收并蓄，形成了回族二元一體的文化結構。
 

　　回族人審視中國文化時“以儒為正”，崇尚儒學。唐代廣州“蕃坊”內出現了通“四書”“五經”、考中了進士的阿拉伯人李彥升，在當時學界引起了轟動，有一位叫陳黯的學者為此專門寫了《華心說》一文，稱贊李彥升具有中華之心。元代回族人讀書應舉者不少，僅以元統癸酉（1333年）《進士題名錄》計，一科回回進士就有十人，其盛可想。
 

　　著名歷史學家陳垣教授曾經以驚奇的口氣寫道：“云南之有孔子廟，本為回回人贍思丁所創建。”（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此處之贍思丁即賽典赤?贍思丁。贍思丁在云南創建孔子廟，召集各族子弟在孔廟的學校里讀儒家經典，儒學是中國主流文化，它是中華各族人民認同的文化基礎。作為伊斯蘭教圣裔的贍思丁，在邊疆地區修文廟、倡儒學是從認識和事實上構建統一國家的文化基礎，是一件意義非凡的事情。
 

　　由于回族讀儒書之盛，一般的回族讀書人傾心于儒家的“恕道”，要尊重人，寬厚待人。高層讀書人都有“治國平天下”的胸懷，一代清官海瑞身上充分顯示了儒家的憂患意識和擔當意識。明代文淵閣大學士馬自強做過萬歷皇帝的老師，他給萬歷皇帝講儒家倫理道德和治國思想，深受萬歷皇帝賞識，贊揚說“唯自強講，朕多省悟”。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是中國思想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代表作《焚書》、《藏書》是明清直至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必讀之書。明清時期，回族人參加科舉考試中進士者有300多人，他們參與封建國家各級政府機構的管理工作，他們的心理結構、行為模式既有伊斯蘭文化的底蘊，又有儒家文化的涵養，他們是回而兼儒的穆斯林。
 

　　1999年，白壽彝先生總主編的《中國通史》出版，卷帙浩繁，體制完備，內容豐富，是及時反映了最新的中國史學的代表作，得到史學界的高度評價。江澤民總書記致信祝賀，認為“《中國通史》的出版，是我國史學界的一大喜事”，相信“這套《中國通史》，一定會有益于推動全黨全社會進一步形成學習歷史的濃厚風氣”。李鵬委員長也致信白壽彝先生說：“先生作為回族同胞的一名代表，長期關心黨的民族政策和宗教事務，嚴謹治學，在史學界享有崇高的威望。”
 

　　回族也是我國歷史上最早完全使用漢語言文字的少數民族。日常生活中的潛移默化、崇儒習儒的傳統和共同的語言文字等使回漢民族文化中的共同性逐漸增多，形成了一種文化共享的格局，在文化的深層結構中，它可折射出民族間的認同心理和聚合性情感。
 

　　回族愛國主義是建立在特定生產方式之上的立族之本。我國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在邊疆地區，回族則在華夏腹地多有分布，與漢族形成了密切的地緣關系，元代時候就有回族“皆以中原為家”之說。同時，回族也和其他兄弟民族廣泛交錯居住，共同生息勞作。發展到現在，我國2800多個縣級行政區幾乎都有回族居住和生活。
 

　　從生產方式來看，回族是一個亦農亦商、農商并重的民族。從唐宋元至明代的數百年間，回族及其先民，在中國的國際貿易中處于“執牛耳”的地位，他們在唐宋元時期市舶司的建立、市舶制度的完善、海外客商的招徠等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貢獻。中國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到了唐宋元時期進一步延伸，繁榮暢通，這與回族商人的國際貿易活躍有關系。不論是從事農耕生產還是從事商業貿易，都需要一個集中統一的中央政權來保障其生存，所以堅定維護國家統一，反對分裂，珍惜各民族之間的團結，歷來是回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

　　回族商人往返于內地與邊疆之間的遠距離商業貿易活動，不僅有效實現了內地與邊疆經濟上的互通有無，而且有利于促進中原農耕文化與草原游牧文化、漁獵游耕文化之間的文化溝通和心理聯系，成為架構中華民族凝聚之橋的一份獨特力量。
 

　　歷史事實揭示：回族是一個熱愛祖國的民族，回族的愛國主義是一個值得研究發揚的閃耀著光彩的課題。
 

　　《中華回族愛國英才》這本書編選了從宋元時期至今千百年間，對祖國社會歷史發展進步作出貢獻的121位回族杰出人物，其中政治精英18人，愛國將領15人，革命先驅7人，御侮英烈11人，學者名家56人，社會賢達14人。當我們走進這一個個回族杰出人物時，可以清楚地看到，是中華文明養育了回族，培育了回族的這些杰出人才，而回族的這些杰出人才的成就和貢獻是對哺育他們的中華民族的回報。
 

　　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的啟示。寧夏是我國最大的回族聚居區，也是全國五個民族自治區之一。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中共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在中央各部委和兄弟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幫助、支持下，經過全區各族人民的共同團結奮斗，寧夏經濟社會發展步伐明顯加快，綜合實力實現了歷史性跨越，人民生活得到了極大改善，進入了歷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這些成績的取得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回族對祖國的向心力、凝聚力強，抵御外來勢力滲透的能力強。作為民族自治地方，寧夏回漢各民族團結得如同一家人。這種良好的民族關系不僅受到中央領導的高度肯定，也得到國內外人士的一致認可，堪稱祖國民族團結的典范。
 

　　展示歷代回族愛國英才對偉大祖國的貢獻，縱觀寧夏回族自治區輝煌巨變，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

　　啟示一，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必須要牢固樹立“祖國在我心中”這一核心理念

　　“祖國在我心中”是公民對祖國的熱愛感、歸屬感和自豪感的集中體現，是愛國主義的最高境界，是公民道德素質的核心。“祖國在我心中”的愛國主義情懷是指引人們正確選擇其行動方向的標桿，一個社會成員只有牢固樹立“祖國在我心中”這一核心理念，才能激發出對祖國高度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才能將個人的事業與祖國的榮辱興衰自覺地聯系起來。56個民族只有牢固樹立“祖國在我心中”的理念，才能擰成一股繩，形成珍惜團結、共同奮斗、維護統一的強大合力。

　　啟示二，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必須要牢牢把握“兩個共同”主題

　　“把握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主題，保障少數民族合法權益，鞏固和發展平等團結互助和諧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是新時期黨對民族工作的新要求。“兩個共同”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共同團結奮斗是共同繁榮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各民族只有共同團結奮斗才能走向共同繁榮發展；共同繁榮發展是共同團結奮斗的目標，也是各民族在更高發展層次上繼續共同團結奮斗的動力和條件。牢牢把握“兩個共同”，不斷促進“兩個共同”，全力維護“兩個共同”，有利于不斷增強各民族對中華民族的歸屬感、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對偉大祖國的自豪感。
 

　　啟示三，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必須要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的思想

　　“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各少數民族之間也互相離不開”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團結進步的歷史事實，揭示了中華民族的內在特質，體現了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血肉聯系。“三個離不開”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和不斷鞏固起來的，是各族人民共同意志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國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財富。
 

　　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的思想有利于進一步培育各族人民向心內聚、相互依存的愛國主義精神，有利于進一步塑造各民族之間平等相待、互相尊重、團結互助的意識，有利于進一步增強各族人民維護國家統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責任感和自覺性。要牢固樹立“三個離不開”的思想，就要不斷提高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堅持不懈地開展黨的民族政策教育，使“三個離不開”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要多說促進民族團結的話，多做促進民族團結的事，鞏固來之不易的大好形勢，唱響民族大團結大發展大繁榮的主旋律。

　　當代中國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機遇和挑戰并存。中國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高舉“維護法律權威，維護社會穩定、維護人民利益”三面旗幟是妥善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要客觀冷靜地應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矛盾和糾紛，做到不隨意夸大矛盾、不刻意掩飾矛盾。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原則，準確定性、果斷處置，不是民族宗教方面的問題就不往民族宗教方面扯，盡量避免簡單問題復雜化。要始終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將法律作為解決問題的準繩，從而避免隨意性。要通過法制宣傳教育使各族群眾樹立依法排解糾紛的意識，不論出了什么問題，都要堅定地相信和依靠法律，不能以民間的或情緒化的方式對待和處理民族間常態的糾紛與摩擦。
 

　　啟示五，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必須要堅持做好四項工作

　　自治區成立以來，寧夏之所以能夠做到各民族越來越平等團結，社會越來越和諧穩定，最根本的因素是黨的堅強領導。在這一前提下，自治區黨委、政府非常重視做好以下四項工作：
 

　　第一，毫不動搖地貫徹執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民族平等團結政策的基本實現形式，也是被我國憲法所確認的一項重要政治制度。50年來，寧夏在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大框架下，結合本地實際，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黨的民族政策，制定完善了一大批地方性法規，健全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從而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實踐充分表明，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國國情，是解決中國民族問題的唯一正確道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是實現民族平等團結的保證，是促進繁榮發展的動力，我們要毫不動搖地把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堅持好、完善好、落實好，廣泛深入地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活動。
 

　　第二，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發展，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具有決定性意義。要牢牢抓住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發展是硬道理，把握住發展的主題也就從根本上把握住了人民群眾的愿望，把握住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本質。尤其在少數民族地區，要善于用發展的眼光、發展的思路、發展的舉措做好各項工作，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各民族群眾最關心的切身利益，確保發展成果人民共享。要善于以發展促進社會和諧和民族團結，同時把促和諧穩定、促民族團結貫穿于發展的全過程，力求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團結發展，在發展過程中增強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和諧力。只有不斷推動民族地區加快發展速度，提高老百姓生活水平，才能為民族團結、社會和諧穩定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
 

　　第三，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少數民族干部與本民族群眾有著廣泛而密切的聯系，是我們黨做好民族工作的骨干力量。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民族干部工作，早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同志就對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做過精辟論述：“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
 

　　寧夏黨委、政府高度重視少數民族干部隊伍建設，堅持把培養使用少數民族干部和抓好少數民族人才資源開發作為貫徹落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重要抓手，培養造就了一支包括黨政干部、企業管理人才、科技教育人才在內的結構合理的少數民族人才隊伍。實踐證明，大力培養選拔、大膽放手使用少數民族干部為寧夏經濟社會和民族團結進步事業奠定了有力的組織基礎。  
 

　　第四，重視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教育。馬克思主義民族觀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觀察、理解、處理民族問題的一系列基本觀點和原則，主張各民族不分大小、強弱一律民族平等，提倡互相尊重、互相幫助，強調民族問題的長期性、復雜性等。

　　民族團結猶如一株常青樹，只有不斷地澆灌、培育，才會根深葉茂、茁壯成長，否則就很容易枯萎、凋謝。實踐表明，重視并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和黨的民族宗教政策教育，有利于增強廣大群眾對民族團結重要性的認識，有利于增進民族間的相互了解與尊重，有利于不斷營造和保持民族團結的氛圍。作為民族自治區，我們要牢固樹立穩定是第一責任、發展是第一要務的意識。各族人民要像保護自己的眼睛一樣維護民族團結，要像一家人一樣互相理解，要像兄弟一樣和睦相處，堅持和諧穩定的發展環境，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復興而共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