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何亞非離開外交部副部長任，出任了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及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大使。無論在哪里，何亞非都算得上是中國最優秀、最重要的外交官之一。他此次來歐洲未幾，希臘及歐洲危機爆發。歐洲再度成為中心。55歲的新大使何亞非，這回踩上了新的熱點。

　　我近期最后一次見亞非是2月在達沃斯，他是李克強副總理的隨行官員之一。這一回，在多哈。他5月30日當天第一場大會上發言，談G8和G20，很受關注。一下來，哈佛大學的庫珀教授就向我打聽此人，贊譽有加。

　　我找到亞非，聽他談談對國際格局、對歐洲局勢，方方面面的看法。

　　我提到他30日上午在WEF這個“全球重建峰會”上的發言，大家都感覺，在新的國際格局下，中國應該做什么？有一些思考。請他展開談談。

　　何亞非遂說道，金融危機以后，世界格局確實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它調整的步伐比過去加快了。大家都很關注中國在想什么，在其中會發生什么作用。“我在會上也強調了，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現在大家對這個體系本身沒有信心，覺得這個體系怎么會解決不了問題？這個也很自然。經過一次大的危機以后，往往會喪失信心，所以我們領導人，像總理就多次說：要有信心。我們對自己創立的體系要有信心，這是第一條。”

　　第二，現在很關鍵的是，用中國人的話來說，要勁往一處使，心往一處想。Solidarity togetherness，就是同舟共濟。這個同舟共濟，危機來了比較容易做到；危機慢慢消退了，各國的自己的考慮就慢慢冒出來了。但這恰恰是我們現在國際體系面臨的大的問題。這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之所以發展到現在這個程度，當然它本身的矛盾在那兒，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歐盟這些主要國家反應慢。反應為什么慢？它這個同舟共濟，要想想我們自己一個國家利益其實跟整個國際社會利益是綁在一起的，這點沒想通。

　　第三個，改革體系調整是逐步的、漸變性質的，不是革命性質的，不是我現在要推翻聯合國的體系，要推翻現在整個國際體系，要重新來一套新的。現在是改革，是改進。當然有些改進的步子可能會大一點，這樣才不至于產生大的沖擊。

　　改革當然不是革命，不過，我問是漸進改革還是激進改革？他說，漸進的。有些步子可能可以邁得大一點，在總體上應該是漸進式的。中國的態度現在也已經亮起來了，我們是這個體系的參與者、建設者、改造者。我們是在體系里面尋求改進。看看我們過去改革開放30年，應該說我們的改革開放跟全球化快速發展是同步的。那么換言之就是，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全球化現在暴露了很多問題，并不表明全球化本身是個壞事。

　　在日內瓦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中心，中國一方面作為全球化的受益者，一方面全球化面臨重大挑戰。中國應該怎么對待這個全球化？我問道。

　　何亞非說：我覺得中國應該發揮我們自己的作用。我們應該出思想、出措施，我們跟一些主要的國家、跟各個地區組織、各種各樣的機制，一起努力，讓這個調整的過程能夠盡量快一些，盡量平穩一些。總的就是要讓這個體系更加適應當前形勢的發展。

　　“我在會上舉了20國集團這個例子，就是為什么當時主要經濟體沒有選擇八國集團或者七國集團，而是選擇了20國集團？原因就是20國集團比較平衡地反映了現在國際經濟體系的現狀。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相對是平衡的，不完全是發達國家組成，這就很說明問題。但是G20怎么能夠鞏固，我看有些人已經講了，從crisis management這個方式去管理、應對危機，轉變成長期經濟制度。這個不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現在大家在做。因為你必須要有個地方去協調全球宏觀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