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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大城市還有多少幸福感？”這樣的討論已經成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熱門話題，因為大城市生活中的種種不便造成了城市居民欲罷不能的心結。

今年中秋節前的最后一個周末，一場小雨、節前走親訪友等幾個原因幾乎讓北京陷入了全城擁堵。那天的擁堵讓很多人至今耿耿于懷，不少人仍然在網上講述自己當天的經歷，比如，“200米的路，車走了半小時”，“下班在路上堵了6個多小時”……

如今，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樣的特大城市，交通擁堵、環境污染、入托難、就醫難等諸多問題已經嚴重困擾城市居民的生活。

這些不盡如人意的表現有一個簡單的名字：城市病，指的是人口過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

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原本是中國經濟最發達、資源最集中的地方，但城市居民的生活舒適度卻似乎在下降。城市病已經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甚至有觀點認為，我國已經進入城市病的集中爆發期。

攤大餅之后的城市病

今年7月，北京市政協經過調查形成了一份《關于促進首都人口與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的建議案》。這份建議案顯示，2009年年底，北京市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而“十一五”規劃確定2008年常住人口總量要控制在1625萬人。

這樣快速增長的人口給北京市帶來了種種壓力。北京市政協調研組測算的結果顯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盡管這幾年北京市公共交通發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公共交通供給能力被抵消的一個后果就是汽車保有量的激增。2003年8月，北京市機動車保有量突破200萬輛，到2007年5月，這個數字改寫為300萬輛。而從300萬輛到400萬輛，僅用了兩年7個月。從400萬輛到450萬輛，僅用了幾個月。已經有預測，2015年時這個數字會達到700萬輛。[北京八年“治堵”難治本]

調研結果顯示，教育方面，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占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小學就讀，有些區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于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此外，資源環境的壓力也更加突出。北京市政協調研顯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源常態化維持。如果人口持續膨脹，南水北調的水量將被快速增長的人口所吞噬。

人口快速膨脹的問題不僅發生在北京，上海市2009年的常住人口為1921.32萬人，廣州市常住人口也已經超過1400萬。人口快速增長所帶來的種種社會問題已經在影響居民的日常生活。

我國正處在城鎮化的高峰，根據中國社科院發布的數據，截至2009年，我國的城鎮化率為46.6%，這個數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預想的是，在未來，我國將會有更多的城市步北京、上海、廣州的后塵。

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沒有相應的措施，擁堵、水資源匱乏、環境污染、住房緊張等將不可避免地出現。

“按照北京市的資源、環境承受力，能夠承擔的極限人口是1800萬，但現在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已經超過1900萬，瞬間人口已經達到2100萬。在這樣的人口與環境承受力的扭曲關系下，不出現城市病是不可能的。”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

在他看來，之所以出現大城市經濟增長快，但居住舒適度降低的現象，原因很復雜。這其中既有城市發展戰略、產業布局的問題，也有基礎設施不均衡與過分追求GDP的問題。

“中國的城市化出現了明顯的大城市化特點，城市發展戰略上沒有作出結構的調整，總是攤大餅、不斷擴張。”汪玉凱說，由于我國的城市化沒有能夠自然地走向城鄉一體化，城鄉之間沒有能夠實現高度的融合，城鄉的資源沒有實現自由流動，導致城鄉差距越來越大，人們肯定不斷涌向大城市。

在汪玉凱看來，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均衡，大城市基礎設施完備，而中小城市欠賬太多，人們不得不涌向大城市。大量外來人口進入大城市，城市的原住民生活必然受到影響。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保障沒有能夠及時跟進，不僅外來人口的生活舒適度不高，大城市原住民的生活舒適度也在降低。 [現實支招：“城市病”凸顯 如何在城市過尊嚴生活]

[支招政府：治療“城市病”需找準城市靈魂]

城市為誰而建

在中國市政公用事業專家、《公權市場》作者徐宗威看來，如今的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城市病已經越來越嚴重，已嚴重影響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

“我們的城市究竟是為誰而建，為什么目的而建？”徐宗威說，城市病反映的是城市建設的主導思想出了偏差。由于不清楚 城市為誰而建，城市的管理者在單純的利益驅動下，較少地關注普通人，于是房子越建越大、自行車道越來越少、各種公用設施越來越貴。

在徐宗威看來，改革開放以來，“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極大促進了經濟增長，讓財政收入有了大幅度增長。但我們的城市發展是否就是為了經濟增長，為了 GDP？“城市有兩個基本功能，一個是經濟功能，另一個則是生活功能。”徐宗威說，如果過分看重經濟功能，那所有的行為都是圍繞GDP，怎么賺錢怎么做。在一味單純追求發展的前提下，城市的生活功能就會被忽視。公共綠地越來越少，房子越建越多。我國有很多城市就是這么做的，為了招商引資，不惜一切代價。

兩個月前，徐宗威曾去西部一個縣考察，當地一家企業直接將污水排入河中，當地政府明知這樣不對也不管。原因就在于這家企業是當地的納稅大戶，縣里的GDP增長就靠這家企業。

徐宗威覺得，經濟的發展是為了改善生活。但如果過分強調經濟發展，居民的生活質量同樣要受到影響。“如今地球每天有10萬架飛機起飛，耗費的能源、對大氣環境的影響可想而知，10年后這個數字會是多少？對能源的消耗、對大氣的影響會是怎樣？”

生活質量應主導城市發展

在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看來，過去30年我國主要是關注大城市的發展，如今到了要發展縣域經濟、加快中小城市發展的時候了。

“這些年城市化一味追求GDP，追求形象工程，地表上的東西很漂亮，地下的東西卻很差。”汪玉凱說，在城市的規劃上，沒有合理進行產業布局，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集中在大城市，勞動密集型產業也集中在大城市。大城市周圍沒有衛星城來分散城市壓力。

按照汪玉凱的思路，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產業，現在完全應該調整到中小城市去，彌補縣域經濟的歷史欠賬。現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我國還有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需要解決就業問題，靠生活成本日益升高的大城市已經不可能解決這些勞動力的就業、生活問題，中小城市才是主要的渠道。

汪玉凱告訴記者，大城市要用產業淘汰的方式來進行產業布局的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需要的是大量低端的勞動力，已經不再適合大城市，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產業更適合在大城市集中。如果大城市能夠提高注冊企業的門檻，就能夠有效地實現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問題。

不僅如此，調整城市的考核指標體系也勢在必行。

“聯合國有一整套城市考核的指標體系，空氣、飲水質量等生活質量的指標所占比重很大。從聯合國的指標看，更看重的是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而我國現在的城市考核指標體系還在誤導城市管理者去追求GDP。”汪玉凱說，政府部門、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長遠眼光和現代化管理理念，更多關注居民生活舒適度。而要導向這個層面則需要系統的長期的指標體系，我國現在就缺少這樣的考核指標體系。很多城市還在為GDP不惜代價、不惜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

汪玉凱曾去德國考察，在德國一些大城市，由于城市病的出現，居住質量下降，很多有錢人離開大城市選擇鄉村、小城鎮居住。大城市的稅收受到影響，為了增加稅收，這些大城市不斷改善城市生活質量，吸引有錢人回到大城市生活。應該說，城市病是世界性的難題，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不少彎路，我國應該看到這點，避免這些彎路。

“過去總是用GDP、效率來考核城市和干部，現在提倡用綠色發展的考核指標。如果城市的管理者能以居民的生活滿意度作為管理城市的理念，城市病就能大大減少。”徐宗威說。

本報北京10月7日電

尷尬現實：北上廣，想留留不下，想逃沒處逃

在中國，能夠大量吸納人才的中小城市并不多

聽聽“逃離者”的講述：大城市，我回來了

*誰愿意背井離鄉，但是家里啥都沒有，沒有機會，沒有公平，一片混亂，回去干啥，還不如這里，靠自己還有口飯吃，回家，天天送禮才能保住飯碗，回去干啥啊。

*“你相信嗎？在老家，我找不到工作。”回老家，房子是便宜，但找不到工作，“我出來這么多年，也沒幾個熟人了，辦什么事都不方便”。張軍曾離開北京一年，在老家開了一家超市，但最終無法適應那里的環境，在別人非常規手段的“競爭”下，只好又到北京。對比于家鄉，“還是北京好活人”。

*“在上海，畢竟機會更多。”有幾個月，曹洪濤確實想過在縣城發展，在當地，他進了一家上市企業，一度做得很投入，但那里慢節奏與低效率，讓他有了危機感。“現在是舒服，可老了怎么辦？”

*“離開北京？哪兒那么容易？”梁樂開過公司，經營最好的時候，他看上京北一套高檔住宅，當時要1萬多元一平方米，梁樂不肯貸款，就想奮斗一兩年在買，出乎意料的是，以后幾年一直不順利，房價一天天在漲，在北京扎下根的夢想越來越遙遠。如今，他已從老板變成了營業員。“我怎么會離開北京呢？如果回老家，孩子上學怎么辦？沒有更好的教育，將來他們再來北京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