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院鳥瞰圖，當年北大中文系所在地（北大檔案館提供）。

西南聯大中文系1946年師生合影（北大檔案館提供）。

北大中文系文學專業1957年畢業合影（楊鑄提供）。

沈從文在昆明（1938年，選自《沈從文全集》）。

　　1910年—201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建系100周年。作為中國最早的中文系，其建立標志著中國語言文學開始形成現代的獨立的學科。中文百年變遷，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創辦肇始 不是重要，而是人才多、花錢少

　　新京報：1910年3月31日京師大學堂成立的“中國文學門”，是我國最早的中文系。在西方現代大學的學科中，法學、醫學和神學是三大最古老的學科，那么中國現代大學創建中文學科的初衷是什么？

　　陳平原：晚清提倡“新教育”者，一開始并沒把“中國語言文學”作為相關訴求。時人普遍貶考據、辭章、帖括為“舊學”，尊格致、制造、政法為“新學”，教育改革的重點在“廢虛文”而“興實學”。

　　新京報：可“文學教育”最終還是進入了改革者的視野，為什么？

　　陳平原：因為不管是舉人梁啟超，還是大臣張百熙、張之洞，一旦需要為新式學堂(包括大學堂)制定章程，只能依據當時的譯介略加增刪。而西人的學堂章程，即便千差萬別，不可能沒有“文學”一科。于是，不被時賢看好的文學教育，由于大學堂章程的制定，居然得以“登堂入室”。

　　新京報：有點陰差陽錯的味道。

　　陳平原：對比晚清三部大學堂章程，不難感覺到文學教育的逐漸浮出。1898年的《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開列十種“溥通學”，十種“專門學”。前者“凡學生皆當通習者也”，故有“文學第九”之列；后者培養朝廷亟須的專門人才，故只有算學、格致學、政治學(法律學歸此門)、地理學(測繪學歸此門)、農學、礦學、工程學、商學、兵學、衛生學(醫學歸此門)。也就是說，“文學”可以作為個人修養，但不可能成為“專門學”。

　　新京報：問題在于“文學”還是成了一門“專門學”。

　　陳平原：因為在1902年，張百熙奉旨復辦因庚子事變毀壞的大學堂，并“上溯古制，參考列邦”，擬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此章程對“功課”的設計，比戊戌年間梁啟超所代擬的詳備多了，分政治、文學、格致、農學、工藝、商務、醫術七科。文學科又有經學、史學、理學、諸子學、掌故學、詞章學、外國語言文字學等細目。將“詞章學”列為大學堂的重要課程，不再將其排除在“專門學”之外，總算是一大進步。

　　新京報：是什么原因讓“文學”從“專門學”變成了一門重要學科？

　　陳平原：第二年，也就是1903年，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大學堂章程》，規定大學堂內設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等八個分科大學堂(接近歐美大學里的“學院”)。

　　其中，文學科大學分九門：中國史學、萬國史學、中外地理、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德國文學、日本國文學等。不用說，后五者純屬虛擬。與中國文學門從課程安排、參考書目到“文學研究法”都有詳盡的提示截然相反，英、法、德、俄、日這五個文學專門，均只有不著邊際的寥寥數語。單有設想不行，還得有合格的教師、學生、校舍以及教學資料。1910年京師大學堂各分科大學正式成立，其中有虛有實；中國文學門之所以步履比較堅實，不是因為它格外重要，而是因為我們這方面的人才很多，而且花錢較少。

　　學科初衷 擔心中國傳統文化價值失落

　　新京報：當時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

　　陳平原：設立中文系的“初衷”是什么，這很難說。到底是根據“上諭”、“章程”，還是主持其事者的論述？一定要說，我推薦張之洞的思路。

　　1903年，晚清最為重視教育的大臣張之洞奉旨參與重訂學堂章程，“參酌變通”的指導思想，在同時上呈的《學務綱要》中有詳細解釋。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強調“學堂不得廢棄中國文辭”。以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著稱的張之洞，強調“中國文辭”不可廢棄，與其說是出于對文學的興趣，不如說是擔心“西學東漸”的大潮過于兇猛，導致傳統中國文化價值的失落。

　　新京報：經過一百年的發展，目前的中文學科體系是否完善，與初衷是否一致？

　　陳平原：歷經百年的演進，中國文化依舊屹立，而且時有創新，并沒有因西學輸入而失落，這點很讓人欣慰。

　　而中文系的教學與研究，雖說以我為主(這是學科性質決定的)，但從一開始，就有“世界史”、“西洋文學史”、“外國科學史”、“外國語文(英法俄德日選習其一)”的課程設計。

　　至于學科體系，不用說大家也明白，不可能永遠停留在晚清照搬西方及日本學校課程表的水平。

　　新京報：能否舉例說明一下？

　　陳平原：我曾舉過一個例子，1915—1916年京師大學堂“中國文學門”的課程總共有九門：中國文學史、詞章學、西國文學史、文學研究法、文字學、哲學概論、中國史、世界史、外國文；而2009—2010學年第二學期北大中文系開設的研究生課程，總共是57門。課程并非越多越好，我們正在自我評估；但這起碼說明一點，所謂“學科體系”，不可能一成不變。

　　新京報：一個有趣的現象，很多大學里的中文系都“升級”為學院，包括專業設置也不統一。

　　陳平原：今天中國大學里，很少有像我們這樣依舊還叫“中文系”的，絕大多數都升格為“文學院”或“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了。這是自我定位的問題，無所謂好壞。之所以選擇相對保守的路徑，與我們定位于精英教育有關，本科生80%進入中外各大學的研究院繼續深造，不適合做“短平快”的設計。

　　中文價值 要產生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

　　新京報：中文學科這一百年，最大的啟示是什么？

　　陳平原：我不只一次提及，不能將我們的中文系跟國外著名大學的東亞系比，人家是外國語言文學研究，我們是本國語言文學研究，責任、功能及效果都大不一樣。

　　作為本國語言文學的教學及研究機構，北大中文系的獨特之處在于：我們除了完成教學任務，還有效地介入了整個國家的思想文化建設。這是一種“溢出效應”。也就是說，我們的教師和學生，不僅僅研究本專業的知識，還關注社會、人生、政治改革等現實問題，與整個國家的歷史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這個傳統，在我看來，永遠不能丟。

　　新京報：這一觀點基于什么考慮？

　　陳平原：我們要出容易獲得承認的學科體系內的科研成果，也要出不太容易被承認的跨學科著述，還希望出不怎么“學術”但影響社會進程的“思想”。這就需要一種開闊的視野以及從容淡定的心態。

　　新京報：恕我直言，現在這種心態已經是非常罕見了，是不是有點理想化？

　　陳平原：我承認，這一追求，跟目前的評估體系不太吻合，會有很多遺憾。到底是“快馬加鞭”好，還是鼓勵“十年磨一劍”，我相信老大學的著名院系都面臨這個問題。

　　當領導的，頂住壓力，給老師們創造盡可能寬松的學術環境，前提是，同事大都認同這一理念，且自覺地奮發圖強。若不是這樣，外無評估的壓力，內無奮斗的動力，回到吃大鍋飯的時代，注重“人情”而不是“學問”，那也很危險。

　　新京報：一直以來，社會上包括高校內都以“萬金油”來形容中文系科，您同意嗎？

　　陳平原：稱中文學科為“萬金油”，大概是指其適應面廣，專業性不強。這大體屬實，但并非缺陷。

　　文革前，中學生就算“知識分子”；現在呢？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經大眾化，大學生毛入學率(即同齡人中能夠上大學的人口)，1998年是10%，現在是25%，教育部定下目標，2020年達到40%。這種狀態下，我們反省本科教育的專業化程度到底應該多高。

　　在我看來，有些技術性的活，崗前培訓就行了，根本用不著念四年；有些高深的學問，到研究院再學，一點都不遲。像中國這樣，高中就開始文理分科，而且本科階段就設商學院、法學院，我以為是不妥的。

　　新京報：你認為大學應該怎么學？

　　陳平原：大學四年，能獲得人文、社會或自然科學方面的基本知識，加上很好的思維訓練，這就夠了。

　　問題在于，在中國，大部分人還是把“上大學”等同于“找工作”。假如有一天，念大學和自己日后所從事的職業沒有直接對應聯系(現在已經有這種趨勢，盡管不是自愿)，我相信，很多人會同意我的看法：了解社會，了解人類，學點文學，學點歷史，陶冶情操，養成人格，遠比過早地進入職業培訓，要有趣、也有用得多。

　　這樣來看中文系、數學系等基礎性學科，方才明白其在本科教育階段的作用及魅力。

　　新京報：有數據表明，現在每年報考中文的學生逐年呈下降趨勢，報考北大中文系的學生人數(主要指本科生)也下降嗎？是中文系科的問題，還是社會發展的問題？

　　陳平原：這個問題本不想多說，你既然追問，我如實匯報：托北大這塊金字招牌的福，我們的本科招生情況很好。最近三十年，北大中文系沒有擴招，一直穩定在80至100人，視每年考生水平而略為上下浮動。今年情況尤其好，最后錄取了106人。本來我們在京計劃招收5人，可錄取線上共有27人報考，最終錄取了13人。
社會認知 要相對脫離一時一地的就業市場

　　新京報：學科就業率應該也算是學生報考時的一個重要參考。溫儒敏教授(原北大中文系主任)曾說，“文氣”應該是中文系學生的強項。您認為“文氣”是中文學科的優勢所在嗎，為什么？相對于其他學科，中文系畢業生的“核心競爭力”是什么？

　　陳平原：中文系學生的競爭力，用一句話說，那就是“厚積薄發”。因我們的課程設計全面，注重基礎訓練，要求同學潛心讀書，避免過早介入實務層面。因此，一旦進入實際工作，上手也許不是最快，但后勁肯定很足，發展前景比較廣闊。

　　當然，正如溫儒敏教授說的，“會寫文章”也是中文系學生的一大特長。只是這里所說的“文章”，包括文學創作，也包括學術論文，還有一般性寫作。因北大中文系本科畢業生80%進了研究院，故對學術論文的強調更多一點。

　　新京報：作為中文系主任，您怎么看待和解決中文系學生就業難的問題？換句話說，一個高中生在高考后，面臨著多個學科的選擇，您認為最值得他選擇中文系的理由是什么？

　　陳平原：六年前我寫過《我看“大學生就業難”》，大意是說，大學擴招，專家們大都主張應注意專業對口。這一點，我不無疑慮。

　　如果原本就是以技能訓練為中心，這樣的學校容易與就業市場對上口；可又講提高學術水準，又提瞄準市場需要，這“口”到底該怎么“對”？

　　在我看來，與其在研究型大學里增設許多實用專業，弄得不倫不類，還不如放手一搏，相對脫離一時一地的就業市場。這里的基本假設是：社會需求瞬息萬變，大學根本無法有效控制；專業設置過于追隨市場，很容易變成明日黃花。學得姿勢優美的屠龍術，沒有用武之地，還不如老老實實地強身健體。

　　新京報：現在，這個“預言”真的實現了。

　　陳平原：對。2010年5月5日《文匯報》上有一篇《工商管理：“熱門”專業風光不再》，說根據調查，十個失業率最高的專業包括工商管理、計算機、法學、英語、國際經濟與貿易等“熱門專業”。

　　在我看來，中文系這樣的長線專業，沒有大紅大紫，也不會大起大落。并非北大情況特殊，去年在杭州的全國重點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會上，我問了一下，大家都有這個感覺。

　　新京報：我們還是以招生為例來談談吧。

　　陳平原：上世紀八十年代，北大中文系學生中，各省市文科第一名的很不少；九十年代以后，家長都希望孩子念能賺大錢的院系，中文系風光不再。可最近幾年，情況又有變化，開始有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報考北大中文系。今年我們總共招了四名各省市文科第一名(北京、新疆、內蒙古、云南)，讓很多人跌破眼鏡。

　　新京報：您以前似乎并不看重大家所說的“狀元”？

　　陳平原：不是說第一名就比第二、第三好很多，那只是一個象征意義，代表社會上開始重新看好中文系。我稍做分析，成績頂尖而愿意選擇北大中文系的，大都是大城市的孩子(如北京、上海)。

　　新京報：為什么？

　　陳平原：一是視野比較開闊，二是家庭相對富裕，故更多地考慮個人興趣而不是就業前景。

　　因此，我有個大膽判斷：隨著中國人日漸“小康”，中文系等人文學科，開始“觸底反彈”了。

　　所謂大師 “大師”要甘冒被邊緣化的危險

　　新京報：清華的老校長梅貽琦曾說，大學之大在大師之大。北大中文系歷史上出現了不少知名的大師，但是今天再提到“大師”，估計會有不少人懷疑。

　　陳平原：不做詞語溯源，今人所說的“大師”，主要是指在某一專業領域做出突出貢獻，且品德高超，得到世人尊崇的人。當然，因時、因地、因論述框架的差異，“大師”的標準不一樣。

　　比如，為了紀念北大中文系建系一百周年，我們推出“北大中文文庫”，為曾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現已去世的名教授，編纂適合于大學生/研究生閱讀的“文選”，讓其與年輕一輩展開持久且深入的“對話”。開列名單時，以1952年院系調整為界，前面是姚永樸、黃節、魯迅、劉師培、吳梅、周作人、黃侃、錢玄同、沈兼士、劉文典、楊振聲、胡適、劉半農、廢名、孫楷第、羅常培、俞平伯、羅庸、唐蘭、沈從文等(按生年排列，下同)，后面則是游國恩、楊晦、王力、魏建功、袁家驊、岑麒祥、浦江清、吳組緗、林庚、高名凱、季鎮淮、王瑤、周祖謨、陰法魯、朱德熙、林燾、陳貽焮、徐通鏘、金開誠、褚斌杰。

　　具體操作時，碰到很大困難，只好先集中精力，完成后二十種；好在前二十位聲名顯赫，業績廣為人知。在北大中文人的立場，他們就是我們敬仰的“大師”了。但放在更大的政治史或學術史視野，他們中有的依舊是“大師”，有的則稱不上。

　　新京報：您認為是“大師”的標準變了，還是時代不需要“大師”，或者我們這個時代很難產生“大師”？

　　陳平原：我們這個時代能否產生“大師”？這一追問本身，隱含著某種批評。短期內，人類智商不會發生突變，沒人規定“大師”只能出在哪個時代。但回顧歷史，有時天才成批涌現，讓你目不暇接；有時又十分沉悶，即便那些被捧為“大師”的，也都不夠精彩。這里有外在環境的限制，也跟整個思想/文化/學術潮流的演進有關，強求不得。

　　當今中國社會，風氣浮躁，“大師”的帽子滿天飛；希望有更多的人沉得住氣，別整天記掛自己是不是或能不能成為“大師”(那樣活得很累，而且效果不好)，甘冒被邊緣化的危險，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磨一劍”，出大成果，做大貢獻。明白什么是學術的最高境界，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新京報：在歷史上，某種程度上“中文系”似乎就是“知識分子”的同義詞，但是，今天二者的關系似乎愈發疏遠。是“中文系”的角色意識與責任擔當發生了變化嗎？

　　陳平原：你這么說，未免太抬舉中文系了。雖然我是中文系教授，但我承認，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后，在中國，社會科學比人文學科發展得好；影響國計民生以及政府決策的，是經濟學家、法學家，而不是哲學教授、文學教授。

　　中文系師生會寫文章，在社會上也有一定的影響力，但更多的是體現“位卑未敢忘憂國”。有“責任”，有“擔當”，但“力量”不太大。

　　新京報：以北大為例呢？

　　陳平原：具體到現在的北大中文系師生，或許沒有當初的思想活躍，因其大都轉入專業研究。這是整個社會環境決定的，不能怨老師或學生。“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依舊是很多人的夢想———能實現多少，那是另一個問題。

　　母語教育 “大學語文”有必要成為“必修課”

　　新京報：現在社會上出現了“國學熱”，比如北大就有各種各樣的“國學研修班”；出現了“漢語熱”，比如不少外國人熱衷學習漢語；還出現了“漢學熱”，比如海外漢學家受到熱捧等，在這種背景下為何會出現“中文冷”(主要是指報考和就業)？

　　陳平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因為有點纏繞。“國學熱”、“漢語熱”、“漢學熱”以及“研修班”不在一個層面上，有的是政治思潮或學術風氣，有的則是經營策略，不好放在一起討論。上面已經說了，“中文”并不冷，所謂中文系的招生與就業“有問題”，很大程度是外界的誤解。

　　新京報：與其他國家相比，您認為我們的“母語教育”是重視過度還是不夠重視？

　　陳平原：這個問題問得好。怎樣進行“母語教育”，確實值得我們好好想想。“母語教育”不僅僅是讀書識字，還牽涉知識、思維、審美、文化立場等。我在大陸、臺灣、香港的大學都教過書，深感大陸學生的漢語水平不盡如人意。普遍有才氣，但根底不扎實，這恐怕跟我們整個教育思路有關。

　　新京報：產生這種差距的原因在哪兒？

　　陳平原：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前的中國教育，中學沒有文理分科一說，所有大學生都得上“大一國文”。這個制度，臺灣堅持下來了。而大陸呢，高中實行文理分科，大學又沒有強制性的中國語言文學教育。

　　記得九十年代初，北大幾個著名的理科教授站出來，說現在的學生中文不好，影響其日后的長遠發展。于是，請中文系為全校開設“大學語文”。可這個制度，在一次次的課程改革中被逐漸消磨掉了。因為，必修課時有限，每個院系都希望多上自己的專業課。政治課不敢減，“大學語文”又不是教育部規定的，就看各院系領導的趣味了。

　　新京報：前些年，在理工科大學里推廣“通識教育”掀起了熱潮，現在似乎冷了下來。

　　陳平原：我記得華中理工大學(現改名華中科技大學)在校長楊叔子的強力主導下，1994年春創辦了系列“人文講座”，第二年秋天又組織全校新生參加“中國語文水平測試”，且規定“過了語文關，方可拿文憑”。不知道后來情況如何。只知道目前教育部在推“素質教育”，也有模仿國外大學做“通識教育”的，這些都很好。

　　只是“素質教育”面很廣，且容易演變成“營養學分”。在我看來，針對目前社會上對于母語的忽視，以及高中的文理分科，確實有必要在大學里設置類似“公共英語”那樣必修的“大學語文”。

　　新京報：曾有人提出，漢語沒有針對公民語文基本能力的標準，所以學生們都把精力放在學習可以標準化檢測的外語上，母語教學需要這個標準嗎？

　　陳平原：我不贊成對公民進行語文基本能力的測試。設想每個中國人都懷揣一本“漢語十級”證書，那不很好笑？關鍵是如何提高大家學習中國語言文學的自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