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價指揮棒指到哪里打到哪里 科研時間爭奪戰科學家屢屢敗北

從事納米科技研究的劉教授多年前留學日本時，曾有過一段不適應期。

到學校研究生管理部門辦事，按照國內的慣例，他一開口就叫對方老師，卻屢屢被同學糾正，“你為什么要叫他老師呢？他只是做服務的，不是老師，他不會干擾你的工作，也不會給你布置任務。”

回到國內，劉教授更多的是需要記住一些與“這些服務者”打交道的規則，比如過了下班時間取不了實驗樣品，再著急也只能等到第二天；財務室每月報賬有固定的日期，排隊的人不少，而過了報銷時間只有自己掏腰包墊上。

更讓他覺得滑稽的是科學家的匯報，比如參與某項基金，每到年終都要匯報，填完了的表也是編的，下一年該怎么做還是自己的事，“純粹是形式，但也必須要做，而且這些做完可能壓根兒沒有人看。”

“相對國外來說，國內科學家需要花大量時間做很多無用功。”劉教授回顧歸國幾年的科研道路，發現科研時間爭奪戰中自己屢屢敗北，遺憾的是其中也找不到贏家。

“別人都在跑，我不跑行嗎”

一步落后就會步步落后，這個評審不想要，下一個想要的就沒有機會

南京大學文學院王彬彬教授說，現在的規則在于，各個機構來評價一個成果的時候，曾經爭取過這些東西也是一個評價指標，這塊蛋糕給不給你，取決于你是否曾經獲得過那塊蛋糕。所以，這些表格，一個都不能少，少了一個鏈就斷了。所以大家都要鉚足勁去爭取，有時候就發動很多學生來填表。

由此帶來的惡性循環是，“這次的蛋糕不好吃，我不想要，但下次那個好吃的我也要不到。”

王彬彬教授就知道一個慘痛的“教訓”——

華中地區一所著名高校中文系，因為之前對于一些評選不屑一顧，結果明明實力在全國高校中有目共睹，卻在打分中被一家差距不小的高校超越，由此帶來的則是國家撥款等各項資源調配也比這所學校差了，撥款經費、招生就業都因此受到影響。

教授們的課題也只好“兼收并蓄”：一個項目也許就3萬塊錢，但是項目要結項、中期要填表，一樣也不能少。因為這些表很重要，它的級別很高。

王彬彬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學成功概率高一些，一些名氣稍遜的學校更可憐，填了一年的表，可能才有一兩個成功了，“就像打兔子，放了很多槍，可能都沒打中，失敗了只好又到新的地方去守候。”

讓王彬彬教授羨慕的是，一些人摸透了填表中的“奧妙”，什么稀奇古怪的表都能填出來，還把表包裝得很漂亮。

南京大學前副校長董健教授還記得1979年自己評教授時的情景。

當時，一群業內著名的專家打分，董健憑借4篇論文，評上了教授，而另一個老師拿出的作品是厚厚的4本書，卻沒評上。

“當時看重的是含金量。”董健教授感慨，現在有了新的指揮棒，不可能有這個現象了。

董健教授說，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評教授只要技術性的，不要精神性的：申報10個人，最后給4個名額。核心刊物、出版多少書，都折合成分數，按照排名計算，評委們變成陪襯，行政部門來計算分數就夠了，“這4個人是不是最好的，卻不能保證。”

而今，即使董健教授自己的研究生，也在追求多發論文，早點畢業。

“每個項目都吃不飽，只好多爭取幾個”

讓一流人才為經費分心，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嗎？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科學家介紹，如果只申請一個項目，用在評審上的時間是不多的。關鍵是科研人員從一個渠道得到的經費不足以支撐科研任務的完成，必須多渠道申請。

不少科學家的一項研究同時會申請很多項目，“863”也申請，“973”也申請，支撐計劃也申請，重大專項也申請，這一情況導致科研人員必須就同一項目進行多次答辯，每個項目申請的軟件也不一樣，必須每個都熟悉，必然占用大量科研時間。

“千人計劃”入選者李強教授（化名）說，在國外，90%的時間可以在實驗室做科研，但回國90%的時間是跑項目。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自己有個50人的實驗室，實驗室水電費每年就要二三十萬元。目前按照國內高校規定，學校不會出這筆錢，反而要對實驗室收費；此外，工作人員的工資由國家支付部分基本不足，也要補充，還有帶研究生的費用、房租等等。所以整天就寫報告，寫答辯項目，一般國家一個項目申請書200頁，與技術有關的大概三四十頁，剩下的都是寫預算，未來幾年去哪兒開會、給助手的費用、設備費用等等。

李強教授說，現在每天想的事情就是在每個課題申請經費中找空間，還不得不考慮到處申請課題的可能性——“否則明年在哪里辦公呢？”

這位教授說，科研經費是科學研究的生命線，沒有經費，再好的想法也沒用，當前科研項目競爭白熱化，教授們即使少去實驗室也得先花時間爭取到足夠的經費支持。

科研界由此形成了一種特有的“季節歌”：每年3月份大家基本都在忙著申請項目，12月份又都在忙匯報。

科學家本身的收入保障也很不足。

中科院微電子所的陳杰教授介紹，自己在日本一所高校做副教授時，年收入80萬人民幣左右，足夠一家人衣食無虞。但回國后他發現，一般國內高校教授年收入大約10萬元，一個人工作，正常的收入很難保證全家人基本舒適、體面的生活。

一個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在北京，一些科學家年年買套房，“一些人拼命地搞項目，而一旦在灰色地帶長期行走，利益的誘惑自然讓一些人走向歪門邪道。”

“國內本來就缺乏一流人才，如果讓僅有的那些一流人才，整天為養活實驗室的工作人員、為養家糊口分心，不能潛心從事科研工作，你能期待他出一流的成果嗎？”陳杰對此充滿疑慮。（記者 雷宇 實習生 甘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