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由民間教育學術研究團隊發布的調研報告,直指一些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部分內容失實,其中包括愛迪生用智慧救母親等內容。

    專家認為,這說明教材的編寫者們是想借名篇名著,把自己的觀點、想法加進去,并將其作為教學重點,讓學生領會、記憶,而至于名篇名著是否有這種觀點、想法,卻并不考慮。主題先行的教材編寫,無助于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也有礙于學生的自由表達。

    業內人士認為,近年來關于語文教材的風波此起彼伏,其中原因在于,學校、教師和學生沒有選擇教材的權利,只要行政部門認可、授權編寫與選定教材,教材編寫者就可以隨意發揮

    本報記者任雪

    本報實習生蔣新軍

    近日,一些版本的小學語文教材被曝部分內容失實,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據了解,對小學語文教材部分內容失實的質疑,源于一份報告——民間教育學術研究團隊發布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

    在這份研究報告里,調研人員分別對目前小學教材中使用較廣的3個版本教材——北京師范大學版、江蘇教育出版社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版里的相關文章進行分析和綜合評估,其中人教版《日記兩則》、蘇教版《烏鴉反哺》、北師大版的《小獅子》等多篇文章被評為最低分負5分。

    語文教材引發爭議已經不是第一次。今年6月的中學語文教材爭議之聲猶在耳邊,小學語文教材又成為被爭議、被詬病的對象。透視不斷掀起波瀾的教材之爭,業內人士再次呼吁,目前的教材編寫體制亟待改革。

    21世紀教育發展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目前中小學教材的編寫缺乏競爭,學校、教師在教材的選擇上缺乏自由的選擇權,這是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內容。

　　教材被指缺乏兒童視角

    《法制日報》記者查閱了關于小學語文教材的研究報告《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其中人教版二年級下冊的《玩具柜臺前的孩子》在綜合評估中是最低分負5分。這篇文章主要是講一個小男孩非常喜歡玩具柜臺里的一個玩具,但是因為家庭貧困而主動說不買了,拉著媽媽離開。

    報告分析說,文章所塑造的人物,其“高尚”品質帶有中國式的“克己復禮”的色彩,可以用“少年的老年化”一詞來概括；課文呈現出來的一種成年人的自以為是,一種對孩童的觀念的強加,實際上是對兒童主體地位的無視；即便僅從文學表達的角度看,這也是一篇失敗的文章,因為,即使課文講述的都是真人真事,但作者拙劣的寫作安排,使得一切都變得虛假而不可信。

    “這是一個很憂傷的小孩子,內心承受了一大塊缺失,我見猶憐,人物塑造過于成人化了。”調研團隊的成員蔡朝陽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悲涼不在于這個孩子的失落,而在于故事里的成年人眼中沒有兒童。

    據記者了解,蘇教版一年級上冊里的《漢語拼音兒歌》、北師大版《流動的畫》、《媽媽的愛》也因缺乏兒童視角而被批評。

    調研報告認為,《漢語拼音兒歌》里有“大喇叭里正廣播,愛護大佛不要摸”,“弟弟河邊捉蝌蚪,哥哥走來勸阻他”,這些描述被指“處處是教育與禁止”而受到批評。《流動的畫》里的“哦,媽媽,我知道啦!窗外是祖國的畫,千萬不能弄臟它”；《媽媽的愛》里的“我們都是祖國的孩子,我們都愛祖國媽媽”,這些被認為是枯燥的說教,不能讓孩子明白“愛”是什么東西、“祖國”又究竟是個什么概念。

    “這實際上是我國語文教育中被詬病最多的地方,概括起來,就是限制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扼殺學生的個性,同時助長說謊教育。”熊丙奇說,主題先行的教材編寫、課堂教學、閱讀理解和作文訓練,無助于培養學生的公民意識,也有礙于學生的自由表達。

    改編名篇被疑“夾帶私貨”

    除了對教材內容漠視兒童視野的質疑,引起社會極大反響的還有小學語文教材中內容失實的問題。報告顯示,小學語文教材中《烏鴉反哺》這篇文章涉及失實。“生物學上已經證明了,烏鴉沒有這種習性。可是,這篇習作,卻是以目擊證人的方式講述反哺的故事。這要教給孩子們什么東西呢?”調研報告中寫道。

    此外,愛迪生用智慧救母親的故事也被指嚴重失實,還有一些經典名著經分析也存在改動過的痕跡。

    對此,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的姚穎認為,涉及到名人事跡的內容可以推敲一下編寫方式:如果只是想編一個故事來教育孩子的話,倒是可以回避這些歷史名人,因為他們的故事是有記載的,證據確鑿,故事的主角完全可以虛擬化。

    面對指責,有教材編寫者回應說,確實會結合學生接受能力和文章的特點根據需要進行修改。

    “對于這樣的回應,作為一個小學生的家長,我不能滿意。”蔡朝陽說,這種回應是一種灌輸式思維的體現,他覺得寫得好又適合小孩子讀的文章很多,為什么非要選擇一些需要改動的“好”文章呢?改與不改應當如何權衡,這不應該由一個或者幾個被賦予行政權力的人來決定。

    跟蔡朝陽持相同意見的人并不在少數,一些家長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那天我看了看兒子的語文課本,發現里面的內容充滿了教條主義。”一名北京小學生的家長說。

    熊丙奇認為,小學教材里面的修改和失實其實是一直以來的語文教學法爭議的延伸,“這樣的改編,就離開根據時代發展進行必要修改的本意了。不但傷害了原著,而且也進一步背離了語文教育的本質”。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語文教材的編寫者在編寫時一般都會注明“本文入選教材時有改動”。

    據公開資料顯示,在人教版四年級上冊的語文教材選用的巴金的名篇《鳥的天堂》中,大量詞句被修改,描寫榕樹的量詞由原文的“棵”改為“株”。記者在課文后“句子摘抄”的課后作業中看到,被編者改動過的“一株”、“樹干的數目不可計數”正在摘抄之列,是學生進行體會的重點。

    “這說明教材的編寫者們是想借名篇名著,把自己的觀點、想法加進去,并將其作為教學重點,讓學生領會、記憶,而至于名篇名著是否有這種觀點、想法,卻并不考慮。”熊丙奇說,出現這些問題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改編者“夾帶私貨”的用意。

　　教材選擇話語權缺失

    調研報告中還以得分最低的課文之一《兩則日記》為例,分析文中“媽媽明明知道我喜歡那條裙子,卻不給我買,媽媽真小氣”的思維方式:“孩子理所當然地認為,媽媽是肯定能覺察到女兒喜歡的東西的,但是她的理解浮在一個表層,她不從關心和愛出發去判斷媽媽會給她買那條裙子。”報告認為,“課文所攜帶的思維方式,特別是對事物判斷的邏輯,會引導閱讀課文的孩子進行相類似的思想,不管編者的本意要鋪呈的是多美好或者粘附有意義的語境,課文的判斷性思維總是會以比較迅即的方式入住孩子們的思想里”。

    “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主要在出版編輯這一塊,包括兩個原因,一個是經驗,一個是態度。就我目前所知,有些小學教材的編輯并不是科班出身,經驗不足,而年輕的編輯是需要有資歷的老編輯來審核的。”姚穎說,從目前來看,課本里出現一些刻意灌輸的意識、理念和思想很難避免。

    “教材的原則應該要尊重兒童的天性,尊重他們的欣賞和審美的趣味。此外還應當具有科學性和規范性。畢竟教材承擔著重要的教育作用,如果出現一些不太符合事實、不太科學的內容是不可取的。”姚穎說。

    蔡朝陽對記者說,小學語文教材里的這些問題跟教材編寫者的水平有關,這其實也跟目前的應試教育體制、教材編寫的行政化等因素分不開。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北京某中學語文教師表示,目前語文教材的編寫離教師有距離,征求意見也是對一些級別比較高的教師,決定內容的是專家、大學教授、語言學家、出版社等為主,在這種情況下難免出現缺乏兒童視角、教材內容某些主觀意識過濃的現象。

    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李楯在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時說:“教材的編寫應該交給教師。國家應該就教材的范圍、難度、要達到的目標等課程標準有立法性質的規定。不同學校的課程設置不同,然后依據每門課的課程標準做大綱、編教材。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爭論的時候,多數人反對的就不予以采用。”

    近年來,語文教材的風波此起彼伏,其中原因究竟在哪里?熊丙奇直言不諱的指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歸根到底在于學校、教師和學生沒有選擇教材的權利,只要行政部門認可、授權編寫與選定教材,教材編寫者就可以隨意發揮。

    “教材的編寫質量需要回到只有競爭才能促進質量的常識上來。”熊丙奇還提出,教材使用者的選擇權也是教育改革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如若學校和教師在教學大綱的范圍內,有自主選擇教材的權利,教材編寫者就會考慮‘市場反應’。在中小學教材的選擇上,合理的機制應該是由學校社區教育委員會、教師委員會、家長委員會,按照本校的辦學特點,共同參與選擇適合學生的教材,而不是由行政機構指定。”

    熊丙奇進一步分析說,教材的行政機構指定,不但有著權力尋租的可能,容易造成教材的壟斷,而且也不利于學校自主辦學、形成學校辦學的個性與特色。　

    “要根本解決這一問題,需要轉變教育價值觀,同時推進高考制度改革,讓基礎教育重視公民教育,與此同時,給所有學生以個性發展的空間。”熊丙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