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唐代，寧夏地區就曾留下了大食及西域各國穆斯林軍士、商人及貢使過往的蹤跡。到北宋、西夏時期，東來的穆斯林客人也多數從玉門、酒泉經西夏屬地而至中原。元初，隨著蒙古軍隊的東歸，一批批信仰伊斯蘭教的中亞各族人民以及阿拉伯人、波斯人不斷地被簽發或自動遷徒到中國來。當時，戰爭和農耕占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東來的穆斯林主要以駐軍屯牧的形式，編成“探馬赤軍”。同時，也以工匠、商人、學者、掌教、官吏等不同身份散居到我國各地，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就留住在寧夏，他們一概被叫作“回回人”。據《元史》記載，至元八年（1271年）九月，元世祖忽必烈“簽西夏回回軍”，至元十年（1273年），元世祖又下令“探馬赤軍，隨地入社，與編民等”。按照規定，他們“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元朝駐寧夏一帶的蒙古軍隊中，有相當多的人信奉了伊斯蘭教，成為寧夏回族的族源之一。

    元代，寧夏一帶是重要的屯墾區，行政區劃歸屬陜西行中書省管轄。元代著名回回政治家賽典赤·贍思丁的兒子納速拉丁，曾擔任陜西平章政事，他“子孫眾多，分為納、速、拉、丁四姓，居留各省，故寧夏有納家戶，長安有拉家村，今寧夏納氏最盛”（《陜西通志》）。在《銀川小志》一書中還記載，“納速耳丁，先世回紇，仕元廉訪使”。據《蒙兀兒史記》“色目氏族表”中“回回氏”介紹，“凡名末有丁字者，皆摩訶末（穆罕默德）教徒男子之美稱”。此納速耳丁在元時已被列為當地“鄉賢”。在13世紀初及以后的一百三四十年中，回回人已在全國許多地區取得了經濟上的生存條件，并逐漸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地域特點。在寧夏，回族人居住的村落和街坊的人口逐漸繁盛起來，成為寧夏主要民族之一。陜西諸道行御史臺設回回椽史（《甘寧青史略》），專管回族事務。

    明朝初年，不斷有大批回回人以歸附土達的身份被安插到靈州及固原各州縣，形成了許多回族聚居點。清朝初年，寧夏回族人口更加繁盛，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陜西巡撫畢沅在奏折中稱，“寧夏至平涼千余里，盡系回莊”。由于回族在寧夏一帶居住得十分密集，故當年在甘肅等地有“回七漢三”的說法。

    清朝同治年間，寧夏以馬化龍為首的回民起義軍，和清軍進行了多年的激烈戰斗，最后遭到清政府的血腥屠殺。一部分回民曾被逼遷徙到貧瘠地區，置身在“三邊一梢”（河邊、灘邊、湖邊、渠梢）生活，尤其是南部干旱山區的回民，生活更加困苦，連日常飲水都得之不易。在城鎮，多數回民居住在城關，擺攤做小商販。

    民國時期，寧夏回族聚居區內，封建占有關系日益加劇，良田沃壤都為官僚、地主所侵占，地租、高利貸和超經濟剝削都很嚴重。據統計，光地主就占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寧夏七十多萬人，而馬鴻逵卻豢養了十多萬官吏和軍隊，回漢人民負擔著沉重的軍事費用。由于經濟負擔越來越重，當時在寧夏形成一股驚人的“逃戶”現象，如回民聚居的同心縣，原有居民四萬二千人，到解放前夕，因死亡和逃散，全縣剩下不到三萬人。該縣的王家團莊，原有一百多戶人家，到1949年只留下三戶孤寡。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寧夏回族的社會經濟狀況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經過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包括廢除宗教中的封建剝削壓迫制度，回族人民徹底翻了身，他們和全區其他民族一道跨進了社會主義的新時代。80年代以來，回族人民在改革開放，建設新寧夏的事業中又作出了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