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者按語﹕英國前首先布萊爾的姨妹勞倫·布斯上個星期宣布歸依伊斯蘭﹐在英國新聞界掀起軒然大波。 身為媒體人的勞倫女士﹐也不示弱﹐自有揮筆發彈的嗜好﹐這些日子連續發表了幾篇自述式的文章﹐表達皈信伊斯蘭的真誠。 本文發表在11月2日的英國《每日郵報》上的文章之一﹐題目是“勞倫拒絕各種質疑﹐堅定地說我就是熱愛伊斯蘭”﹐回答報界同行們的各種猜測和疑問。 本文很長﹐譯文是節選的一部分。)

    在我很神奇的生命旅程中﹐車廂中很溫暖﹐同路人對我很熱情。 我們同乘一輛車快速前進﹐不論刮風下雨﹐天晴天陰﹐車子在大道上飛馳。 我不記得是怎樣上的車﹐也不清楚車子開往何方。 究竟哪里是目的地呢﹐我一直在想象﹐在思考﹐直到上星期﹐我看到了前方的光彩。 這就是我皈信伊斯蘭的心情描述。

     在我生命的神秘旅行中﹐一切都很幸運﹐物質條件不錯﹐展現才華的機會也多﹐但是我的決心卻一點也不神秘﹐就像車輪下的兩條鐵軌一樣﹐實實在在。

     許多人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他們的不理解說明他們很真誠﹐像我這樣一個傳統家庭出生的英國人﹐新聞記者﹐單身母親﹐怎么就會對西方媒體最不喜歡的宗教發生興趣﹖ 我的回答是﹐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強烈精神感受﹐這個神奇的感受出現在一個月前的伊朗一座清真寺里。

     這話要從2005年的一月開始說起﹐我第一來到約旦河西岸﹐為星期日版的《郵報》采訪那里的選舉新聞。 說得準確一些﹐在那以前我從沒有同阿拉伯人﹐或者說穆斯林﹐有關直接接觸。

     那次的經驗就使我很吃驚﹐從沒有預料過。 在那以前﹐我看了太多的新聞簡報﹐說在那個地區的人﹐他們信奉穆罕默德﹐但生活在暴亂中﹐我一直接受這些偏見的信息。 在我飛向中東地區的飛機座位上﹐滿腦子都是這些概念性的形像﹐如極端主義﹑宗教狂熱﹑包辦婚姻﹑自殺炸彈﹑圣戰者……。 當我步行在拉瑪拉市中心的時候﹐心里在發抖﹐突然感覺到一個老婦盡握著我的手。

      她把我領進了她的住房﹐要我坐下﹐但我心里卻擔心是被一個年邁的極端份子綁架了。 但她熱情地用快速阿拉伯語講她心里的話﹐從櫥柜里找出她女兒的-長袍﹐帽子和頭巾﹐要送給我。 然后把我領回大街上﹐親吻我的臉﹐為我祝福。 在那里﹐所見的人都很淳樸﹑好客﹐而那位老婦的形像是代表﹐總在我腦海中出現。 他們的熱情與好客﹐事實到處存在﹐但我從來沒有在我們的媒體中看到過。 在那以后的三年﹐我一再被派遣到巴勒斯坦地區去采訪﹐記不清多少次了﹐我對那里的地理和歷史都逐漸熟悉了起來﹐后來同他們的慈善組織配合工作﹐更為深入了解了他們。 那是他們祖先的土地﹐巴勒斯坦人對土地的感情﹐難以形容﹐但是他們遭到驅逐﹐土地被強制性奪取了﹐生活在壓迫下。

      他們在忍受著苦難﹐其中有基督教徒﹐生活在那里長達兩千年的基督教徒。 我從他們的語言中理解他們充滿感情的表達方式﹐他們時刻都在贊頌真主﹐向真主祈禱。 毫無疑問﹐我的政治態度改變了﹐在我眼中﹐他們不再都是恐怖份子﹐而是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群。

    在同巴勒斯坦人民的接觸中﹐復燃了我心中的宗教意識。 我小的時候﹐曾經接受過宗教教育﹐喜歡讀《圣經》故事﹐曾經在學校里學習祈禱和做禮拜﹐但我家里的長輩們都很世俗化﹐沒有宗教信仰。 看到中東的穆斯林﹐我又恢復了小時候的宗教感情﹐工作之余我要禮拜﹐我要祈禱﹐就像穆斯林那樣時刻記念真主。 我喜歡穆斯林的生活﹐尤其是穆斯林女子﹐對我很有吸引力﹐通過她們﹐我了解了更多的伊斯蘭知識。

      英國人都看不慣她們。 穆斯林女子出門都戴蓋頭﹐長袍包裹得很嚴實﹐上街跟隨在丈夫的身后﹐身邊有許多孩子。 歐洲的女性們恰恰相反﹐尤其職業女性﹐穿衣﹑化妝﹑修飾﹐都特別張揚﹐極力吸引男人們的眼球。 我就是這樣的女人﹐走路故意飄逸著長發﹐走在街上唯恐別人忽略了我﹐在男人們眼中提高我的身價。 每當我們做節目的時候﹐那些應邀出席現場的女子們真難侍候﹐她們為了十分鐘的出場﹐要花數小時的美容。 我開始懷疑﹐這難道就是西方女子的“解放”嗎﹖ 我們這個自由和解放的社會中﹐究竟女孩們的真相是甚么﹐誰也說不清楚。

     2007年﹐我在黎巴嫩工作﹐每天接觸的都是大學校園中的女生。 她們都戴著蓋頭﹐衣服穿得很保守﹐長裙或長褲。 但是﹐她們的性情很開朗﹐意志獨立﹐有說有笑不拘束﹐非常聰明智慧﹐生活中充滿的樂趣和追求。

     有一次﹐幾名女生陪伴著我去采訪真主黨的一位宗教領導人。 他頭纏大頭巾﹐留大胡須﹐穿長袍﹐但這些女大學生在他面前絲毫不拘謹﹐說話很輕松愉快。 她們有時為我做翻譯﹐有時表達她們的意見和觀點。 這樣真實的畫面﹐在我們西方媒體上都是大忌諱﹐因為我們慣常于說謊﹐對穆斯林女子丑化﹐確認她們是受壓迫的人。

     我只想對大家說一句話﹐我現在是穆斯林。 我皈信伊斯蘭﹐因為我熱愛伊斯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