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馬博忠先生與我談起當下的回族文學創作，表達了他的憂慮。他以為我們的多數回族作家，尤其是年輕的這一群，太拘囿于小情懷了，沒有寫出回族人的大精神。他推薦我讀一讀馬德俊的長篇小說《愛魂》（《老年作家》2009年第2、3期）。作為回族文學的職業讀者，對馬德俊的名字，我自然不陌生。他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不僅在文藝理論領域頗有建樹，還創作了敘事長詩《穆斯林的彩虹》，為當代回族文學史添了分量很重的一筆。我讀過他的詩，知道老詩人身居北京，年事已高，一直很想拜訪求教。誰知還未等我從清真書局借到那本《愛魂》，博忠先生的電話就到了：馬德俊先生歸真了！那個清晨，我感到無限的傷嘆，并迫切地想讀到那本遺著，探尋一位穆斯林老者最后的精神密碼。

    就我的觀察，回族題材創作在時代節點上有一種傾向，就是建國以來的當代生活表達得比較飽滿；歷史題材有一些，但以清代為主，再往前則疏于表現，再往后的近現代這一段，亦如此。事實上，自1840年以來的中國社會，是家國震蕩、流浪中堅守的時代，是民族性格的劣根性與優越性彰顯得最為充沛的時代，也是英雄主義獵獵唱響的時代，而回回民族，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的表現，無疑是優秀而卓越的。我們的左寶貴、馬駿、劉格平、郭隆珍、楊靖宇、馬本齋，還有更多的回民百姓，用他們有別于有些民族的、永不變質的愛國基因和錚錚傲骨，共同鋪墊著中華民族在艱難考驗中的精神底色。從文學表現上看，這部分歷史，也蘊涵著最巨大的能動性。然而，與我們的回族先烈用生命擔當的正義之舉相比，回族作家們對歷史的失語、對崢嶸歲月的繞行，令人遺憾和懊惱。就抗日戰爭這一塊，我所能讀到的寫得比較規整的回族文學作品，只有楊英國的《鐵血風流》和馬守蘭的《綠色月亮》兩部長篇小說。我很盼望能讀到藝術含量更高、民族性格挖掘更準確的一部作品。不消說，馬德俊的《愛魂》就是這樣一部作品。

    這部小長篇并不長，十余萬字，但字字有愛，句句含情，確是作家用灼烤過的疼痛，用盡現世的最后氣力縱橫出來的一部絕唱。絕唱這個詞，已經被評論家用爛，多是渲染作品好到了后無來者；我卻以為，倘單言其絕后的寓言，而不退歸到詞源的本位，用以形容創作者的絕筆之作，是不負責的。馬德俊在后記中說：“雖然立春已久，畢竟八十多歲，體力衰弱，仍感寒冷，自覺手頭的歲月不會多了。”對于一個八十多歲的老者，寫這樣一部消耗元氣的長篇，絕非易事。我們見過許多作家，老年之后，索性掛靴，單憑著一身值錢的老皮出席各種文壇盛會；有些仍然寫作，但早墮落為游山樂水的旅游文學或尋章摘句的書袋文學或附庸風雅的陳詩濫詞，更何談嘔心瀝血，甚至用生命的余燼去寫作？作家已清醒地預感口喚將至，他這時要寫，要選擇寫什么，一定經過了全部人生的精神淬煉，一定代表著他的靈魂朝向，一定是他最想說的話。當馬德俊艱難而有力地寫出“謹以此獻給從抗日戰爭苦難歲月中走來的生者和亡者”這樣的題記，寫出“我寫《愛魂》……目的是寄語后輩子孫，切莫忘記這一段極為悲壯的歷史和具有無比尊嚴的中華民族精神”，我們看到了一位回族老作家對于家國情懷、民族大義、信仰姿態的擔當。我為這樣沉甸甸的絕唱而動容。

    小說描寫了抗日戰爭剛結束，在一條從重慶到上海的客船益川號上，回族男青年茫子和漢族女青年文秀相識相知的故事。這樣概括，很可能使未讀過作品的讀者以為這又是一部《穆斯林的葬禮》似的貼上民族標簽的言情小說，事實上，《愛魂》是通過兩個不同民族、不同出身的青年人，發微鉤沉，透視出整個一代中國人的抗爭精神和民族氣節。他們相識之初，一直謹小慎微，羞于接觸，但隨著二人身世的揭開，相似的抗日背景和苦難經歷打通了靈魂的局嵴，他們因為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主要指對和平的向往和對正義的衛護）而感到親近和默契。作家繞開風花雪月、兒女情長的爛俗描寫，濃墨重彩書寫家國情懷，使兩個單薄的人，變成了一座鮮活的群塑，發出了不同民族的同一首心曲，這就是對靈魂的愛，對正義的愛，對祖國的愛。作家對于大愛的思考和表達，超越了種族和地域的慣性拘束，寫出了至上信仰的高貴和純美。在小說最后，船到岸了，男女主人公沒有走到一起，奔赴于各自的前定，留下一個未知的懸念，使作品脫離了一般回族文學作品在處理異族婚戀問題上非要給出一個答案的笨拙筆法——作家只寫到他們因為共同信仰而相互愛慕，至于這種超越肉體的精神之愛能否最終匯聚，已不是作家所要設計和明示的命題。可以說，這是一部靈魂性寫作的代表，它端莊的舉意，使它擁有較高的起點和較深遠的氣度，從而天然地獲得了一般作品、尤其是涉愛題材作品所匱乏的厚重品格。

    對穆斯林心理的精準駕馭，使我在閱讀中暗生敬佩，也是這部小說對回族文學的優質貢獻。在插敘茫子離鄉前與老祖父相依為命的情節時，作家不僅寫了祖父“身子板直”、“深深的眼窩”、“高高的通天鼻子”、“光彩而精神”的外表，更寫出他“回回人一切托靠真主慈憫”的精神狀態。正是這種“敬主愛人”的信仰內核，給了茫子以燭照終生的精神導引。作品中對茫子的交代，一半人稱使用的是經名達吾德，寄寓了作者的信仰操守，事實上，主人公的一切品行，都完好而準確地踐行了伊斯蘭的精神和習慣。作家繞開飲食禁忌這些淺表的民族習俗，敢于觸碰較難表現的民族性格和心理沖突，譬如，在兩人情投意合、因鋪位狹窄而近距離面對，“情欲的烈火快要焚燒他倆的時候”，達吾德想起祖父關于“回回人要走正道，做真主喜悅的人，不做受譴責的人”的教訓，內心感到“惶恐”和“震顫”，“慢慢地將身子縮了回去”，“抑制住這顆即將出軌的心”；同時，他又為曾與文秀緊緊相偎，“違犯了民族道德和信仰”，感到羞愧和深深懺悔。這種迂腐的心理描寫是瓊瑤們無法理解的。再如梁先生算命一節，作者寫到茫子恪守教規，遠離卜卦，“心里便有幾分不愿結交的意思”，但又補充描寫他謙遜好學，對傳統術數文化懷有興趣，便不排斥與梁先生笑談。這種處理就比較貼合人性，而沒有把穆斯林的形象塑造得呆板教條。作家還寫到梁先生所述關于魏光宗及其旗下五百回回將士在抗戰中舍身殉國的悲壯故事，挖掘出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將殯禮的“杜阿宜”上升到“為國犧牲，也是為伊斯蘭（和平）的宗教犧牲”的高度，寫出了回回人的生死觀和堅毅勇敢、熱愛祖國、恒守信仰的崇高品德，也寫出了在共同精神信仰和愛國主義的召喚下，回漢各族人民、國共兩黨將士的友愛與凝聚。作者若非虔誠的信士，不可能把握得這樣準確；若非有大胸襟、大情懷和大使命感的知識分子，也很難在思想性上有如此高大的拓跋。

    先前初聞《愛魂》這個題目，覺得有失新意，質疑過作家的藝術創造力，但通讀作品后，越發覺得似乎唯此二字足以概括作品的氣色。愛，可作名詞，意指“愛之靈魂”；亦可作動詞，意指“愛其靈魂”。作品藝術手法純熟，運筆干凈利落，從上船寫起，下船結束，卻貫穿著廣闊的社會背景、逼真的生活細節、扎實的描寫功力，三教九流各色人物也都處理得有聲有色。語言風格頗有《圍城》的幾分妙處。盡管人物造型還顯得有一些單面，復雜的矛盾處理還欠缺一點力度，但并不影響作品的完整及其對心靈的震撼。掩卷而思，感懷良久，雖未識其面，但文學使我洞識其人。我想象著老先生每一次提筆的艱難，每下一筆都宛如刀刻的痛楚，想象著他終于完成臨終表白的微笑。留下一部《愛魂》，馬德俊先生無憾于筆墨人生，無愧于一介穆斯林作家應當衛護的榮譽和舉意。奉特慈真主之名，愿我的敬意和祈禱，借此文，深深地抵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