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曾經說過:“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本文擬從《春秋公羊傳》的視角切入,來談一下中國的統一思想的經典根據。

　　一、《春秋公羊傳》出現的政治文化背景

    《春秋公羊傳》最重要的思想是“大一統”,了解這一思想提出的政治和文化背景,我們才能體會“大一統”思想的歷史合理性。從政治背景說,秦統一以前的大約500年時間,史書稱之為“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最荒謬、最痛苦的一個時段。《春秋》一書中,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亡國五十二,弒君三十六。正如《周易·文言》所說:“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臣弒君、子弒父的人倫慘劇經常發生,人們見慣不驚,那不是很荒謬嗎?再看戰國時期的戰爭,《孟子·離婁上》說“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人命如草,朝不保夕。秦國長期實行“以戰去戰”政策,最終滅六國,廢分封,行郡縣,建立起第一個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由于秦王朝尚缺乏管理統一國家的經驗,又以苛政峻刑治國,很快便被人民起義推翻了。漢朝立國,起初有過一個短暫的政治穩定時期,到了漢景帝時又發生同姓王七國叛亂,國家再次面臨分裂混亂的危險。

    從文化背景說,當年孔子作《春秋》就是要鞭撻時代的荒謬,重新建立是非美丑的價值準則。孔子鮮明提出“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等主張,稱贊尊王攘夷,試圖挽救當時分裂、混亂的政治局面。戰國時代諸子蜂起,孟子提出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內若一家”,其學術理論的直接政治目的就是要找到一條實現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的道路。漢王朝繼秦之后,吸取秦亡的教訓,除了在政治上實行“與民休息”的政策外,也開始在文化上探求長治久安的政策。

    《春秋公羊傳》的“大一統”思想正是在這樣一種遠近背景下形成的,它不只是對歷史的發展方向所提出一種政治主張,同時也是對先秦儒家天下一統觀念的精煉總結。孔子去世后,其后學傳授《春秋》,公羊學派為重要的一派,其代表著作是《春秋公羊傳》,書中內容在先秦時期口耳相傳,至漢景帝時胡毋生等人將之著于竹帛。公羊學派在解釋《春秋》時,開宗明義,提出“大一統”的理論。這里的“大”,意為“尊大”。“大一統”用現代漢語表達就是“重視國家的統一”。千百年來,這一思想對于維護國家統一、社會安定、民族團結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二、“大一統”思想的內涵

    《公羊傳》鮮明地指出:“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公羊傳》作者相信《春秋》乃是孔子為“撥亂反正”而作,因此注重發揮《春秋》的“微言大義”,力圖從字里行間挖掘出孔子寄寓的政治觀念和社會理想。同時,在數百年的傳授過程中,歷代公羊先師又不斷總結先秦儒家的思想成果,不斷將深具時代內容的思想觀念融入到對《春秋》的解釋中來,闡發出一套以“大一統”為理論綱領的政治思想。

    《春秋》隱公元年第一句經文是“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解釋說:“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公羊傳》認為經文加“王”于“正月”之上,表明這是周王朝的正月,乃周王朝正朔所在,《春秋》以周歷紀年,意在尊王一統。《公羊傳》主張的“大一統”,是與尊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強調“王者欲一乎天下”。尊王,加強王權,限制地方諸侯的權力,其目的就是維護大一統。國家的統一、社會的穩定成為最高的價值、核心的價值。尊王是為恢復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穩定所采取的一種制度安排。它所極力強調的周王一統天下的局面,其實只是一種寄托,在春秋時代是不可能實現的。它真正的目的在于“以俟后圣”,所期待的是后世能實踐《春秋》經世大義、真正推動“大一統”實現的王者。

    面對一個禮崩樂壞、兵燹連連的亂世,《公羊傳》渴望能挽救名分的廢潰,制止倫常的混亂。當一統的理想狀態不能實現的時候,“撥亂反正”,恢復世界應有的和諧與秩序則上升為第一要務。《公羊傳·宣公十一年》謂:“不與外討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實與而文不與”,就是默許諸侯的某些正義性的“專討”行為,即在理論上仍然不承認它的合法性,但對其產生的實際效果卻予以認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社會處于一種管理真空的無序狀態之中,致使諸侯滅國、臣子弒君父的混亂局面發生,罪行得不到應有的討伐與懲處。在這種情況下“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這就是說,在王者無法承擔起一統天下大任的情況下,應當依靠現實中可能的力量來維系和恢復社會秩序,同時期盼有實力和能力的人站出來勇于承擔起社會的責任,強調對社會、對時代的責任感和擔當精神。

    《公羊傳》系統總結了孔子的“夷夏之辨”思想,一方面批判“夷狄”侵害“中國”(“諸夏”);另一方面又認為如果“夷狄”遵循禮義,認同“中國”的文化,則可以進為“中國”,而如果“中國”放棄了禮義,也可以退為“夷狄”。即取消了夷、夏之間的種族差別,而以文化的先進與否來區分“夷狄”和“諸夏”。《公羊傳》提出了文化落后民族在先進民族的影響下,逐步擺脫落后面貌,共同走向進步的設想。其謂:“《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最終的目標是天下一家,區分內外只是前進過程中的一個步驟。“大一統”里沒有狹隘的民族觀念,它向往的是一種多民族融合的統一,表現出一定的民族平等意識,具有鮮明的進步特征。

    《公羊傳》所主張的統一不只是一種統一的形式,其深層要求是安天下之民。只有仁政的統一才能保持穩定,長治久安。暴秦的速亡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公羊傳·哀公十四年》說:“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認為麒麟是仁政的象征,只為真正的王者而出現,意指真正的王者是以仁政一統天下的王者。仁政首先是任用仁者,小人當道政治也不會穩定,因此《公羊傳》鮮明地舉起了“尊賢”的大旗,以“譏世卿”反對貴族世代壟斷官職,同時極力褒揚賢臣,貶斥“佞者”。《公羊傳》的主要仁政主張有:一是主張寬民力,不奢泰,不妨民;二是薄賦斂,反對橫征暴斂;三是實倉廩,重民食。究其核心就在以民為本。

    “大一統”說自《公羊傳》提出以后,經董仲舒等早期公羊學家的發展,在漢代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在維護國家統一和社會穩定方面成功地付諸實踐。其后,隨著理論的不斷完善和豐富,“大一統”成為中華民族固有的觀念,成為數千年來維系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