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當代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在北京樂成中心1725會所就其改編的昆曲名作青春版《牡丹亭》，與各界來賓展開對話，共同探討昆曲美學走向與昆曲鑒賞等文化話題。白先勇，回族，當代著名作家，1937年出生于廣西，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之子。抗日戰爭時他與 。
    家人到過重慶，上海和南京，后來于1948年遷居香港，就讀于喇沙書院。1952年移居臺灣。白先勇喜愛昆曲，近年來致力于昆曲推廣。 中新社發 陸欣 攝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白先勇：我記憶中的“大江大海”

　　因戰局的變化，白家顛沛逃亡的宿命是從桂林這座城市開始的。“我們全家兩邊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這一跑，就從1944年跑到1949年

　　本刊記者/楊時旸 
 

　　白先勇悄悄掀起窗簾，從窗子望下去，那是白家府中的花園。父母正在設宴，賓客云集，笑聲不斷，他的哥哥姐姐也在人群中跑來跑去。突然間，白先勇覺得自己像個被遺棄的孩子，他偷偷地哭了起來。

　　這是1944年的重慶。白崇禧的兒子白先勇7歲。他因肺結核被隔離在自家宅院后的一個山坡小屋中。從那時起，他開始習慣孤獨的生活，習慣從窗簾一角窺探這個世界。日后，那種孤獨和陰柔的潮氣逐漸滲透到他的作品中。當然，7歲的白先勇不會想到，自己日后會成為一個作家，他只知道，自己的父親總在前線，而自己和家人總在顛沛。

　　當年，長沙、桂林相繼失守后，白家隨白崇禧從桂林遷往重慶。

　　“那段日子，打仗，革命……”如今73歲的白先勇坐在記者對面緩緩地說。

　　此次他到北大開設昆曲課程，他打算把晚年的大部分時間都留給“世間最美”的昆曲。夢幻瑰麗的昆曲似乎是他顛沛幽暗童年的一個反面。

　　桂林-重慶，逃亡開始了

　　白先勇從自己居住的小房間看到賓客云集的時候，他家中已是安定了不少。彼時，白家在重慶有兩處住所，一處為嘉陵江邊的嘉陵新村，一處在重慶西郊塘峽口。

　　一到重慶，白先勇便進入塘峽口旁邊的西溫泉小學就讀。“我父親是個軍人，但是很注重教育。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想著讓我們到最好的學校去念書。”白先勇回憶。

　　入學后不久，白先勇每日下午開始咳嗽、發燒，隨即由其父白崇禧的軍醫診斷出他的肺結核已到二期。家人推斷，肺病是由白先勇的祖母傳染，而家中一老一小的肺病其實也與戰亂中的顛沛有關。

　　白先勇的童年在桂林度過。青山綠水卻也陰氣重重，是他對于桂林最初的記憶。

　　因戰局的變化，白家顛沛逃亡的宿命也從這座城市開始了。

　　1944年3月16日，白崇禧的母親馬夫人九十壽辰。白家為老人設宴祝壽，蔣介石特派何應欽前往桂林代為祝壽，史迪威、李濟深等一系列軍政要人、社會名流云集桂林白府。

　　那一天讓白先勇感到了這個龐大家族的溫暖和熱鬧。但畢竟在戰時，祥和的畫面不久就露出了不堪的底色。就在白府正為老人擺酒設宴的當口，抗日戰爭猶酣，日軍已經攻下華中，兩月后，長沙失守，1944年11月11日，桂林淪陷。

　　“逃難啊，我雖然小，但是也知道是在逃難。”白先勇嘆口氣說，“我們全家兩邊八十多口人啊，一起跑。”

　　父親白崇禧軍令在身，只有母親帶領一家失魂落魄的老小踏上旅途。“坐火車。好幾層的人，那火車開都開不動，走走停停的。”作為國民黨高官的公子，這樣的境遇已經好于常人許多，雖然沒有了安逸生活，但逃退之后畢竟還有大宅落腳。

　　車子蜿蜒著終于抵達重慶。白先勇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座山，然后才發現山上層層疊疊的房子。白先勇說他不喜歡重慶，這陰郁的重慶比不得桂林的山水，而且到處還都是潰敗的傷兵和迷茫的路人，大霧籠罩的山城，讓少年心情陰沉。在很久以后的回憶文章中，白先勇寫道，“對我來講，重慶是一座相當不友善的城市。”

　　安居不久，白先勇被送到西溫泉小學念書，那里多是軍政要員和社會名流的子弟。戰事正酣，但作為陪都的重慶隱蔽在重重疊疊的大山之中，無論地理抑或心理，都讓避難于此的人們有了暫且的閑暇。生性好動的白先勇和同學們成了朋友。他們在河里游泳，在竹林里納涼，也戰戰兢兢地見到了前來視察的“蔣委員長”，聽了訓話，記住了他的黑色披風和白色手套。

　　突襲而至的肺病卻為白先勇畫地為牢。他見不到朋友，只有家中兩位傭人的陪伴讓他感到一絲溫暖。“有一陣挺厲害的，每天只能躺在床上，最多出去散散步。”重慶把戰火阻擋在外，但疾病也讓白先勇的內心封閉起來。

      重慶-南京-上海，政權更迭的前兆

　　父親并不是一個不茍言笑的人，在白先勇心中，白崇禧確實是儒將。

　　但居住在重慶的一段日子，每次見到父親，白先勇都會看到他肅穆的表情。最初是因為白先勇的肺病，后來，戰火的溫度開始舔舐周遭的空氣，父母之間談論著“貴陽不保”“重慶危急”……困在小房子中養病的白先勇努力想象著外界的戰爭，排解著內心的壓抑。

　　但轉變似乎是突然之間的事情。收音機里傳出日本投降的消息。人們在慶祝戰爭的結束，卻不知另一場戰爭的陰云已經漫卷天邊。
 

　　抵抗外族侵略的勝利并沒有讓這個國家安定下來，一場內部的廝殺又不可避免地開始了。

　　白家又要動身了。抗日勝利了，但命運注定還要遷徙。不過這一次沒有那么狼狽。

　　告別愁云慘霧的重慶，白先勇一家來到南京。有雨花臺有秦淮河的南京，當然，也是國民黨的南京。

　　那里有中山陵，白先勇也去拜祭，一層一層登高，8歲的他感到一種難以說清的肅穆。他還記得，那些前去拜祭的軍人們，挺直的腰桿、腰上的配槍、手中的指揮刀和轟雷般的敬禮……這一切后來都進入了他的小說中。

　　白家在南京的生活是短暫的。很快，白先勇隨全家去到上海。

　　那是座奇特的城市，在戰爭的創痛中，它始終保持著鮮亮，可以說那里紙醉金迷也可以說活力四射。那有美國爵士樂、好萊塢電影，也有中國京劇和昆曲。

　　那時白先勇肺病未愈，被家人安排在虹橋的一座洋房中。生活回到了寂寥，每日他所能做的不外乎看看金魚，或和兩只小狗玩耍一番。“在上海郊外囚禁的三年，我并未到過真正的訪客。”白先勇在日后的文章中如此寫道。于是，他開始了閱讀，包括《三俠五義》和《金粉世家》。

　　這種寂寞中偶爾也有驚喜。1946年12月，宋美齡在南京小紅山官邸舉行圣誕派對

 
　隨著國共內戰逐漸升溫，囚于上海一隅的白先勇卻終于養好了肺病。1948年左右，在國共戰爭的高潮時期，白先勇開始重返校園，考入南洋模范小學。“那么長時間一個人生活，一到學校，不適應了。”白先勇回憶。他開始發憤讀書。

　　父親白崇禧對于子女的教育一直很看重，每月仍會查看白先勇的月考成績單。“我們家孩子的家庭地位是用學習成績排的。念書不好，沒有家庭地位的。”
白先勇大笑著說。顯然，白先勇的“家庭地位”很高。于是，他有閑暇去租書鋪，抱回張恨水和巴金，有時也有魯迅。魯迅當時對于國民黨政府的批判和諷刺，并沒有讓這位國民黨高官的兒子感到尷尬，他看不到政治，看到的大多是“阿Q的好玩”。不過，父親白崇禧要求他讀的是《四書五經》或者《前后出師表》，這些閑書白先勇每次都是偷藏在書包里帶回家。

　　那時的孩子也不會錯過他久違的繁華世界。他開始去國際飯店，看好萊塢電影，生活中終于有了些公子的樣子。也在那時，他被家人帶去看梅蘭芳演出的《游園驚夢》，那首曲子就鉆到了他的腦袋里了。從那開始，再沒散去。

　　這是上海最后一剎那的繁華，回光返照般。國民黨戰事節節敗退，上海物價飛漲，焦慮的人們提著大量貶值的現鈔從街頭換回一口飯食。曾經不夜城的景象猶如印在紙上的掛歷，瞬間被撕去，露出了慘白的墻壁。1948年9月開始，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平津戰役，國民黨基本接連失敗。

　　“我能感到大人的那種焦慮。”白先勇回憶著，“大人們在那議論，可能要走了，要走了。”那時候白先勇經常要打背包，熟練得很。“用油布打背包。那時候被褥不好買的，被褥最重要。”白先勇笑呵呵地說。

　　政權更迭的前兆就這樣印在了一個十歲孩子的記憶里。

　   告別大陸

　　逃難又開始了。但是，他并不知道，這次的輾轉之后，他將離開這片廣袤的大陸，去往一個從未聽過的小島。

　　1948年年底，白崇禧擔任華中軍政長官，戰事危急中，白先勇由母親帶領，隨全家撤出上海返回南京，立即從中山碼頭乘船赴漢口。“從上海走的時候，門一關就走了。”75歲的白先勇低著頭，輕聲說道，“父親一直在前線。只有我母親撐在那。”

　　白家在漢口居住了幾個月。學校早已停課，家里仍然為白先勇請來家庭教師，教授國文、英語等課程。“父母的說法就是念書要緊。”戰亂之中對于教育的重視似乎是保持個人尊嚴的方式，但無論怎樣，人們也無法掙脫命運對個人設下的圈套。
 

　　短暫停留后，一家人再次南下廣州。白先勇被送到當地最好的培正小學。但入學兩月后，1949年9月，母親便領著一家人又登上了輪船，這次的目的地是——香港。

　　白先勇在船上睡了一夜，第二天就到達香港了。身后的大陸正經歷著政權更迭的改天換日。白先勇所熟悉的一切都被“新中國”的氣象涂抹成另外的樣貌。

　　落腳香港后，白先勇考入九龍塘小學，進入四年級。五年級沒有讀完，就跳級到六年級，隨后免試進入天主教教會中學喇沙書院。這是一所特別的中學，一方面它由外國神甫開辦，課程以英文講授，作風西化并強調宗教精神；另一面，這所學校的中文老師卻更加傳統。“中文老師教我們《琵琶行》。還要用廣東話背誦，我不會，只能用普通話背。”

　　教會學校的教育讓剛剛進入少年的白先勇對天主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早期家庭教育中的英語課程和父親一直重視的《四書五經》使白先勇在喇沙書院游刃有余。香港中西合璧的教學對白先勇來說還算適應。

　　可白家并未就此安定下來，他們面臨著又一次遷徙。1949年12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后兩個月，白崇禧由海口飛往臺北。不久白先勇的母親也前往臺北與丈夫團聚，并于臺北松江路安家。

　　此時的白家經過多年遷徙流散，大家庭早已無法團圓在一處。子女中有人去往美國讀書，有人跟隨父母定居臺灣，而12歲的白先勇留在香港繼續上學。

　　1952年初，白先勇從香港前往臺北與父母團聚。比起戰爭時期的逃難之旅，這樣的團聚充滿了溫情。相對于上海、南京的繁華，那時的臺北顯得破舊而衰敗。白先勇現在還記得，他家居住的地方周圍都是石子路。“還住過木板房呢。”白先勇回憶。

　　那時的臺灣處處是各種禁令，左派作家的書籍肯定是無法看到的，但是曾經輾轉各地的白先勇早在幾年前就熟讀過巴金和魯迅。臺北的空氣中混雜著戰敗的失落和反攻大陸的野心，在這種奇異的氛圍中，白先勇考入了臺北最好的建國中學。

　　在那里他終于有了一段安定的生活，直到1963年到美國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