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陳克禮一生的回顧與反思
馮今源
一、陳克禮一生是怎樣的？
應該承認，陳克禮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在人們的口碑中，對他有褒有貶，議論不一。我以為，要想對他做出一個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必須先要對其一生究竟做過些什么、說過些什么，有一個比較清晰的全面的了解與認識。陳克禮是在當年“一打三反”運動中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害的，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窮回回書生，怎么就成了共和國的罪人了？他有罪么？他應該受到這樣的極刑么？要想搞清楚這些問題，必須先要搞清楚他的傳奇一生究竟是怎樣的？
根據網上兩份《陳克禮簡介》我們了解到，1923年
1952年6月經馬堅教授介紹，陳克禮來到北大東語系任助教。在此期間，它主要還是做了這樣三件事：一個是繼續廣泛閱讀各方面書籍，增長自己的知識，開闊自己的學術視野；另一方面則依然勤于筆耕，繼續進行《塔志》(圣訓經)的翻譯工作，1954年2月《塔志》(圣訓經)上冊在北京出版發行；此外還完成了蘇聯東方學家巴托爾德所著《伊斯蘭文化史》和西班牙伊斯蘭學者伊本·圖飛勒所著哲學小說《覺民之子永生》的翻譯；第三件事就是當好助教，認真備課、講課，由于“他知識淵博，見解獨到，深入淺出，講課深受廣大同學歡迎”。這時，政治開始關注這位回族穆斯林青年學者：由于他勤奮敬業、工作突出，成績斐然，學校的“黨組織專門派人經常做他的工作，動員他入黨”；然而，卻被他“婉言謝絕”；甚至于1955年5月“毅然決定辭去助教一職”，“離開北大，避居海淀清真寺”，后回到家鄉，同年9月與妻子離婚。可以說，在北大的三年，陳克禮也基本上是不涉政治，以學習、研究、講授伊斯蘭教知識，翻譯伊斯蘭教學經典著作為自己的使命，并做出巨大成績。當政治對他表示青睞的時候，他婉言謝絕了，悄然離開了。在全國掀起批判胡風集團的運動時，他說：“我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這與伊斯蘭教沒關系。”于是，有人開始對他表示不滿了。一位北大的回族教師說：“他在北大是個討人嫌”，“他孤傲，脫離群眾，死守宗教，無視現實”；另一位北大教師說：“陳克禮在北大工作期間，凡集體活動他都不想參加，一有空他就去寫書，有事要找他，卻找不到他。大家都在緊跟時代潮流，他卻逆時代潮流而行，他咋不背時呢。”還有一位他的回族同事說：“陳克禮最大的缺點是說話放肆，他不識時務，正當批判胡風的時候，他竟然說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認為與己無關。”是啊，在當時那些善于“緊跟時代潮流”者的眼中，陳克禮就是這樣一個不識時務的書呆子，他的“背時”、倒運，完全是他咎由自取，活該！
1956年2月，經教導主任楊永昌再三邀請，陳克禮應聘到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任教師。鑒于在北大的前車之鑒，為了不受政治的干擾，能自由地進行翻譯寫作工作，他與中國伊協領導言定，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不作為伊協正式職員，來去自由，不受任何約束。在經學院任教期間，他擔負多門課程的講授，“所講授的課程仍然是最受學生歡迎的”；課余他仍繼續堅持翻譯工作。然而，在經學院的授課階段，卻為陳克禮的倒霉一生埋下了伏筆。據《簡介》可知，“1957年9月，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開始‘反右運動’，召開大會批判陳克禮的右派言論，會后，他離校回家。不久，他即攜子女流浪。”也有的人介紹說：“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后，陳克禮阿訇因其對伊斯蘭堅定明確的思想觀點和光明磊落、直言不諱的性格，首先受到打擊。盡管他一再申明以前言定的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但伊協方面有關領導仍然堅持要求哪怕他不發言，也要去聽一聽‘群眾’的觀點。出于無奈，他參加了伊協組織的對他的批判會。鑒于當時已不能進行授課和翻譯工作的情況，他決意離開伊協，離開北京，回到了家鄉。”
看來，都是他講課惹的禍。那么，他都講了一些什么“右派言論”呢？在《陳克禮傳》中有一段他自己在批判大會上的“認罪”言論，為我們提供了一些蛛絲馬跡。據他自己檢討說，當時在講課過程中他有五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在經學院對學生說：“六億五千萬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們這一代人了。”當時我有一種錯覺，我以為在伊斯蘭教經學院，對伊斯蘭教學生講伊斯蘭教的發展是“在教言教”，是政策許可的。殊不知，伊斯蘭教經學院也要講政治掛帥，要教育學生樹立社會主義人生觀。我的錯誤就在于教育學生與國家政策背道而馳。
第二個問題，說我對學生講：“我們要把伊斯蘭的血液輸入到古老的中華民族的血管里去。”在社會主義社會說這話就是放肆，就是政治錯誤，那時我沒有用社會主義思想去感覺感覺，而認為說話，說過算過。今天，我認識到了言論放肆是有嚴重后果的，咎由自取。
第三個問題，說我講過：“要把六億五千萬人變成一個思想是不可能的。”我說這句錯話是在“思想改造運動”的時候。思想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全國統一思想，統一意志。我說這話就和思想改造運動唱反調。錯就錯在這里，和黨的政治運動唱反調當然沒有好下場。
第四個問題，說我講過：“我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這與伊斯蘭教沒關系。”這是我在北京大學工作時講過的錯話，當時批判胡風占了很多時間，我說了這句發牢騷的話，因為反胡風是一場政治斗爭，我的話和政治一掛鉤就成了原則性錯誤。現在我認識到我不學政治，不懂政治。反胡風是政治運動，全國人民都得參加，我說不參加就是政治上的無知，批判我反動，不虧。
第五個問題，說我曾對學生說：“馬列主義將要融入伊斯蘭主義。”我說話隨便，不思后果，受到打擊時才細思。馬列主義是一個廣闊的世界，伊斯蘭主義是一個宗教。一個宗教能融得了一個廣大的世界嗎？我說話隨便，隨意撂出了這句狂言，又是一個政治言論錯誤，“我們要解放全人類”是全國到處可見的口號，馬列主義要解放全人類。我說的這句話是嚴重的政治錯誤，是反動的。
1958年到1970年，陳克禮厄運連連，倒霉的事情如影隨形，一件接著一件地找到他的頭上。
1958年9月，不諳世事又高度近視的克禮阿訇因買不上火車票，誤買了票販子的假票，還沒有發覺上當受騙，就帶著兩個孩子登上西行的火車。查票時被查出，不由分說被送進了收容所。盤查身份時，他說出了以前的工作單位，收容機構給其單位通電話，通知單位來領人，單位負責人回答：“這個人是我單位的右派分子，你們可就近發落。”于是克禮阿訇被以右派分子的身份押送到陜西銅川勞改煤礦勞動教養。
1964年9月鎮政府領導宣布給陳克禮補劃為富農出身。
在這幾年中，陳克禮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以常人難以想象的意志力，堅持實現著他的內心追求。1962年，被送回家鄉后，原來那破舊不堪的家已不復存在，一些鄉親們偷偷地幫助他重新置起了一個“家”。當時他被安排看管生產隊的菜園，生活條件極其艱苦，而且沒有行動自由。這樣惡劣的處境下，他竟然開始了自己的“十年譯作計劃”。首先，他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里，整理完成了《圣訓經》中、下兩冊的譯稿；又譯完了長達六萬行的波斯史詩《列王記》；接著又完成了《伊斯蘭發展史》、《阿拉伯文學史綱要》等書的翻譯。截止到1965年底，他又先后完成了《古蘭經學》、《伊斯蘭社會思想運動史》、《伊斯蘭文化簡史》、《伊斯蘭學術論叢》、《中國與阿拉伯的關系》、巴基斯坦著名詩人和思想家伊克巴爾的《伊斯蘭思想維新記》、《歷史導論》、《中世紀穆斯林旅行家傳》、《伊斯蘭史料資料輯要》、《論阿拉伯文學對世界文學的影響》、《伊斯蘭學概論》等十幾種著作，并開始了《伊斯蘭論》、《中國論》、《世界論》三部曲著作的編寫。
1966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導致中國長達十年的政治動亂。面對這場禍國殃民的災難，生性秉直、光明磊落、憂國憂民的陳克禮阿訇，竟然忘記了自己的處境與“身份”，署名上書中央文革和國家領導人，秉筆直言，歷陳“文革”給國家和人民帶來的災難，建議立即停止；同時闡明社會主義一些正確理論源于伊斯蘭，指出伊斯蘭可以作為中國正確發展與前進的道路。為此，他招來殺身橫禍，以“惡毒攻擊文化大革命，反黨反社會主義”等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
二、怎樣看陳克禮的傳奇一生？
40年來，關于陳克禮的議論不一，有著各種各樣的說法。有的說他“愛國愛教、與時俱進，創造了非凡的業績”；有的說他是好人，是窮人，是天才，是人才，是一流水準的知識分子，善良、清貧、勤奮、艱苦，卓爾不群，一生從未侵害過任何人的利益，無愧于國家和社會，他一心只想做學問，只想用伊斯蘭思想來凈化穆斯林的心靈；也有的說他是“宗教狂熱分子”，“政治上的糊涂蟲”，“走長路不看天色風云”，“人緣不好，孤芳自賞，脫離群眾”，不能與同事“融洽相處”，不能原諒別人，也不可能得到別人原諒；他的貢獻也“并非很大”，“他只不過寫了幾本書而已”；“不明智”；“他說話放肆，不識時務，在經學院工作他太偏于宗教，疏遠現實政治，說話隨便而且頗多越過政治雷池。當他被劃為右派分子時，有人叫他逆來順受，俯首認錯，以避反右運動鋒芒，他卻說：‘這是起碼的信仰自由’而不聽忠告”。
在簡要地回顧了陳克禮阿訇的傳奇一生后，我最想說的一句話是：陳克禮阿訇何罪之有？
縱觀他的一生，似乎影響他聲譽的只有三個階段：一個是北大期間，一個是經學院期間，另一個就是在“文革”期間。
北大期間，對其有不好影響的，除了他“婉言謝絕”組織的好意，拒絕加入黨組織外，恐怕就是他公開表示拒絕參加對胡風集團的批判會。這是什么罪過么？這是什么錯誤么？今天看來，這兩件事情不但不能算是罪過，連錯誤也談不上！應該說，在一個正常的民主的自由的社會，入黨還是不入黨，參加還是不參加批判會，每一個公民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任何選擇都理應受到人們的尊重。如果因此就將陳克禮送上審判臺，就表示當時的中國，公民個人的尊嚴得不到社會應有的尊重，證明當時的社會出了問題，錯不在于陳克禮，而在于當時社會的執政者。
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期間，他在課堂上的一些講話被定為“右派言論”，是他的主要“罪行”。讓我們一一分析一下，看看這些言論究竟有什么錯？
1、他在經學院對學生說：“六億五千萬人信教不信教就看你們這一代人了。”陳克禮是一位信仰虔誠的穆斯林學者，是一名阿訇，他對自己祖祖輩輩信仰的伊斯蘭教有著濃厚真摯的感情，他堅信伊斯蘭教是指引人類走向光明的唯一正道，全中國、全世界的人們或遲或早地都會聚集在伊斯蘭教的綠旗下，走向統一，走向光明，走在真主指引的這條人間正道上來，過上兩世吉慶的生活。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是一個在教言教的宗教院校，目的就是培養新一代伊斯蘭教事業的接班人。身為教師的陳克禮阿訇，希望自己的學生能夠接過前輩的接力棒，繼續發揚光大，堅定純正伊斯蘭教信仰，弘揚伊斯蘭教的美德，在建設祖國的實踐中，不斷用自己的言行擴大伊斯蘭教的社會影響，最終使全國人民都能夠接受這個純正的宗教。平心而論，一位專職的阿訇這樣認識問題，是正常的，是無可非議的。所謂伊斯蘭教的人生觀與社會主義人生觀水火不容云云，現在看來也值得商榷。宗教信仰屬于思想信仰，社會主義屬于政治信仰，兩者有區別，但不是水火不容。信仰宗教的人，不等于在政治上都是反對社會主義的。同樣是回族，馬良是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漢奸、賣國賊，而以馬本齋為代表的回族中共黨員卻是堅決與日寇進行頑強抵抗的抗日英雄和愛國者。除了信仰真主這一點外，伊斯蘭教的人生觀、價值觀與社會主義的人生觀、價值觀，未必都是水火不相容的。例如，伊斯蘭教那些愛國愛教、孝敬父母、友愛兄弟、憐憫孤寡、熱愛學習、努力工作、善待鄰里、助殘濟貧等等善行觀、榮辱觀，與社會主義的善行觀、榮辱觀基本上沒有什么不同，大體上是一致的，都是勸人行善、止人作惡的。所以，在延安時期，我們黨曾經提出，要回族人民“發揚回教美德，積極投身抗戰”；今天我們黨又正確地提出“政治上團結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這樣一個調整黨和宗教界相互關系的準則。
當然，當年陳克禮這樣講話，在今日看來，也并非毫無可以挑剔之處。無論是當今世界，還是未來的世界，都不會是哪一家意識形態大一統的世界，都只能是多元的世界。中國也是如此。說伊斯蘭教可以成為全中國人民唯一的信仰，顯然是不可能的。今天有些穆斯林兄弟不是還在著力宣傳要把伊斯蘭教的綠旗插遍全世界么？這類話說多了，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會引起不必要的宗教信仰之爭、有神無神之爭，不利于全國人民的大團結，還是少說這類大話、空話、套話，多做些實事、好事為好。
2、他對學生講：“我們要把伊斯蘭的血液輸入到古老的中華民族的血管里去。”這同樣是基于一位有著堅定信仰的穆斯林阿訇對未來的一種向往而已，算不上什么錯誤，更不是什么罪惡。伊斯蘭教傳入中國以來，各族穆斯林始終在保留自己特立獨行的基本信仰和教義主張的同時，不斷地適應著中國社會發展進步的需要，調整自己的方位，自覺主動地接受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和熏陶；與此同時，也以其獨特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豐富了中華民族文化的百花園。古老的中華民族文化始終都是多元的文化，是在不斷吸納古代眾多民族文化、宗教文化以及現代56個民族文化和各種宗教文化的基礎上，逐步發展形成的。今后，中華民族文化的持續發展與進步，依然要繼續吸納各種人類文化的積極因素才能成功。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回族穆斯林學者提出要將自己世世代代信奉的伊斯蘭教的優秀文化之血，“輸入到古老的中華民族的血管里去”，補充豐富發展中華民族文化，恰恰表達出他的一顆熱愛祖國、熱愛祖國文化的赤子之心，何罪之有？
3、他對學生講：“要把六億五千萬人變成一個思想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句大實話，是完全正確的，是對當時那種極左思潮的直言不諱的反抗和批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在我們生存的這個世界上，在我們生存的這個國度里，強力推行一種思想信仰要全國人民都接受，全世界人民都接受，那是癡人說夢，根本辦不到！當年，毛澤東主席曾經說過，我們不能強迫人家接受馬克思主義，也不能強迫人家不信教。這絕非僅僅是他作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博大胸懷，而是他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堅持實事求是基本原則，得出的必然結論。
4、他說：“我不參加反胡風的批判會，這與伊斯蘭教沒關系。”拒絕參加對胡風集團的批判會，認為這與他所從事的伊斯蘭教經典翻譯與研究工作不搭界，會耽誤他的許多寶貴時間。如前文所述，在一個尊重每個人尊嚴的正常社會里，這根本就不是什么問題或錯誤，是每個公民的權利。把這樣一句牢騷話說成是什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只能說那個時代的政治生活太不正常了！
5、他說：“馬列主義將要融入伊斯蘭主義。”未來的世界，恐怕還會是一個多元的意識形態，未必會將所有的“主義”都“融入”到哪一個“主義”之中吧？然而，作為一名堅信伊斯蘭教正道，堅信伊斯蘭教真理的阿訇，陳克禮具有這種認識或觀點是很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算是什么錯誤或反動，更不能說是什么“右派言論”。我們國家憲法上明文規定，國家公民有自己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在自己任教的經學院的講臺上，對學生講出自己的真實觀點，并不違反憲法，也不違反任何一條法律法規。
從以上簡要分析中，可以看到，陳克禮阿訇那幾條所謂“罪證”都不是什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言論”，是一位公民應該受到社會理解與尊重的個人觀點或行為。從他所正式出版發行的一些文字作品中，我們找不到他任何反動的言論，相反，卻還找到他熱愛新中國、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實例。
（未完待續）
（作者單位與職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