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流逝，光陰悠悠。最近我總是情不自禁地回憶起往事，從而玩味生命的可貴，生活的艱辛，奮斗的價值等人生真諦。未料，因年代久遠，與自己有關的許多人、許多事都已淡忘了，但本人的受業老師，及他們的嘉言懿行卻仍歷歷在目。屈指算來，我所景仰的老師有那么幾位，陳克禮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說馬堅教授、龐士謙阿訇、納忠教授分別是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北平成達師范學校和昆明明德中學出身的杰出代表的話，那么陳克禮先生則是北平回教經學院出身的杰出代表。所不同的是前三位都在埃及艾資哈爾大學深造過八、九個春秋，而后者卻完全是國內成長起來的學者。盡管如此，陳克禮先生與前三位一樣，一向被認為是中國近代最杰出的穆斯林學者之一。愚不憚煩，值陳克禮先生80誕辰之際，特濡筆成文，以表達對這位為中國伊斯蘭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學者的緬懷之情。

平凡的經歷 非凡的業績

陳克禮（1923-1970），河南襄城人。他出身清苦，其父陳文燦先生以當帳房先生的微薄收入養家糊口。他扎實的國學根底對三個愛子（大順、二順和三順），特別是對三順（即陳克禮）影響至深。文燦公篤信伊斯蘭教，一心希望自己最喜愛的兒子陳克禮獻身伊斯蘭事業。陳克禮秉承父志，自幼開始攻讀伊斯蘭教經典。因稟賦聰慧，加上勤奮好學，他在儕輩中始終處于佼佼者地位。正當他躊躇滿志，努力進取之時，家鄉被日寇占領。弱冠之年的陳克禮，在強烈的愛國愛教熱情的促使下，沖破敵人的封鎖線，輾轉來到離家鄉一千多公里的抗日后方——甘肅平涼，繼續負笈求學。

1938年，自費出國做抗日宣傳的達浦生阿訇凱旋而歸，當局特允許他在甘肅平涼恢復其戰前主辦的上海伊斯蘭師范學校（后易名為隴東師范），以表彰他的愛國熱忱。這所在國難期間恢復的新式伊斯蘭學校，雖然條件十分艱苦，但由于中國著名的伊斯蘭教學者王靜齋阿訇，及享譽一方的白心齋阿訇在校任教，這所學校成了廣大穆斯林學子向往之地。陳克禮有幸在該校師事王靜齋、白心齋阿訇，堪稱是“如魚得水”。他以鍥而不舍的頑強精神，嗜書如命，苦心鉆研，經過數年努力，不僅在伊斯蘭文化知識上有長足的進步，成為王靜齋、白心齋阿訇的高足，而且在價值觀念、道德情操、治學態度等方面均受到兩位經學大師的熏陶。此外，由于隴東師范學校同樣重視漢語和各種文化知識的教學，陳克禮在接受宗教教育的同時，在其他方面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這段學習經歷對他的事業曾產生巨大影響。

抗日戰爭勝利后，陳克禮慕名來到伊斯蘭知名人士馬松亭主辦的北平回教經學院深造。該院雖屬草創，但卻是伊斯蘭文化名人薈萃之地。當時在經學院授課的不僅有龐士謙、馬金鵬、楊有漪等專職教授，還有馬堅、白壽彝等兼職教授。加上陳克禮利用北平這個文化故都的有利條件，廣搜博采，博覽群書，其知識領域大開。最后成為繼馬堅、龐士謙、納忠之后最有才干的中國穆斯林學者之一。

1950年，陳克禮應聘在襄城縣穎橋清真寺執教、講學。1952-1957年間，先后在北京大學、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任教，為我國培養阿拉伯語專業人才和伊斯蘭事業接班人做出了應有貢獻。

陳克禮譯著頗豐。他的處女作《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是一本立論正確，內容豐富，旁征博引，形式新穎的論著，在穆斯林群眾中影響很大。以至被認為是中國穆斯林的傳世之作。據作者本人介紹，“本書的理論依據是，主要來自《古蘭經》并參考了埃及曼蘇爾·阿力·納綏夫編著的穆圣遺教總輯《塔志》一書；史書內容，則參考了安薩里的《圣學重光》，馬堅、龐士謙的一部分譯著，以及‘一些公平的阿文史書與西洋史’。全書以《古蘭經》為經，伊斯蘭教理論與事實為緯，并以埃及買赫木德·載德·載統氏的《穆圣誕辰節》一文為骨架，以其他材料作陪襯，意圖使新舊知識交流，使宗教學問與普通學問匯合。”作者認為“要貫徹實行共產黨正確的民族政策，需要我們每個民族首先得把自己認識清楚，然后再互相認識清楚。”

陳氏已出版的譯作還有《圣訓經》、《回教信仰基礎》、《伊斯蘭教發展史》等書。盡管上述諸書大多是他“而立”前后的作品，但無不具有忠實、簡練、文從字順，表達力強的特點。其中，他翻譯的《圣訓經》不僅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在中國穆斯林社會有很大的社會現實意義。這是因為“圣訓”是穆圣23年傳教期間的言行實錄。在內容上，大到宗教哲理、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小到人倫道德、行為規范、生活瑣事無所不包，它不僅是伊斯蘭教僅次于《古蘭經》的立法依據，而且也是研究穆圣時代阿拉伯社會狀況的百科全書。其篇幅比《古蘭經》要大若千倍。然而以前在中國流傳的甚少。由于“圣訓”歷時久遠、內容浩瀚，加上又無資料可鑒，其翻譯難度不亞于《古蘭經》的翻譯。然而陳克禮卻以驚人的毅力，于1949年9月至1952年齋月之間，在其29歲之年業余獨自完成了《圣訓經》的翻譯任務。這在中國伊斯蘭教學術史上是件大事。單純從翻譯角度講也十分難得。

“愛國愛教、與時俱進”是新時期我國億萬宗教信仰者的行動綱領，也是宗教多元化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客觀需要。令人驚奇的是，早在半個世前，陳克禮先生已經用他的自覺行動體現了這八個字的精神內涵。讀過陳氏《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再版自序的人，或許還記得其中這樣的語句“……我們回族，在從前封建統治時代，正像別的兄弟民族一樣，或者更慘痛地遭受著統治階級與民族內奸的無理剝削，血腥欺壓，瘋狂屠殺，致使回族的全部生活，都受到嚴重損傷！”“現在好了，毛澤東領導的人民革命勝利了，宣布了封建專制王朝的死刑，全國人民翻了身，少數民族也得到了平等的待遇……，這樣，增高了我們的自尊心，更鼓舞了全國人民手拉手地團結在友好的大家庭里，拿出一切力量，為新中國的建設和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而奮斗！”他寫道：“我們怎樣才能夠把這個正確的民族政策和盟約百分之百地實現呢？這就需要我們每個民族，首先把自己認識清楚，這樣才能真正地互相尊敬，共同前進。”

陳氏在介紹該書著述、出版的時代背景時說：“在過去黑暗的社會里，決不容許你談任何真理，……所以我四年前草就了的這本書的底稿，也就被關在黑屋里去了。”最后陳氏欣慰地說：“北京解放了，我懷著興奮的心情，回到了家鄉，親身看到土改運動，體驗到人民力量的巨大。這是人民自由的大時代，我的這本書也是出世的時候了。”從上文不難看出，《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一書1948年脫稿時，陳氏年僅25歲。而這個完全在宗教文化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學者，在其1952年為該書的再版作序時也只有29歲。盡管這樣，他卻見地深邃、充滿激情地歌頌了祖國的解放，并把加強民族團結看作是各民族“共同前進”的必由之途。半個世紀多過去了，但時至今日，這段文字讀起來仍無隔世之感。這正是“有志不在年高”這句格言的生動體現。然而，陳氏的驚人才干并不限于此。凡是讀過陳氏《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一書的人，都會從中發現許多真知灼見，而且至今仍有新意，從而反映出陳氏“與時俱進”思想的先進取向。

眾所周知，中世紀伊斯蘭教法曾是世界上最活躍的法系之一。因為當時的教法學家能根據伊斯蘭教的精神，因時因地制宜地制定法律，領導社會。但在13世紀象征伊斯蘭世界的阿拔斯帝國覆滅后，伊斯蘭教法遂停滯不前，以至曾有“‘伊吉提哈得’（創制教律）的大門已被關閉”之說。此說不僅阻滯了伊斯蘭教法的發展，而且給伊斯蘭世界的進步造成極大的負面影響。盡管教內許多有識之士早已看到了這一點，有的還提出了“要重新打開‘伊吉提哈得’的大門”的響亮口號，但是“曲高和寡”至今沒有大的進展。據我所知，在我國最早支持這一觀點的穆斯林學者要算龐士謙阿訇，及其弟子陳克禮了。但在這個問題上，陳氏卻“青出于藍而勝于藍”曾有許多觀點公諸于世。在《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一書中，他以“創制之門關閉乎？”為題發表意見說：“我們對于經上的話，要注意研究，弄清每一句話的目的性，明白它的來源過程、歷史背最，和環境條件。千萬不可馬馬虎虎、搞不徹底、理解錯誤、亂說一通。因為一句話的誤解，往往會生出很大的影響。俗語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亡國’，‘差之毫厘，謬以千里’。譬如穆圣說最好的時代是他以后的前三代，三代以后就不行了，這話的目的是激勵后輩人謹慎進步，應超過前人，否則便成落伍者了，這只是一種事實的因果關系，并非定律，斷定后來的人都不行。

因為穆圣勉勵后人說：‘每一百年有一個維新者出現’，‘教生（穆斯林）似雨，誰知先降或后降者好呢?’可是很多人誤解這話的原意，給自己的落伍找出了不可變更的經典根據，葬送了伊斯蘭的生機。再如法學書上說：‘創造侯昆（教律）的門關閉了’許多人誤解這句話，說這句話是死的定律，因此，只有500年前的古人有資格創制，后來的人誰創制、進步，便是違背經典的大逆不道。伊斯蘭因為這句話的誤解而衰弱，而中止不進。本來伊斯蘭學術文化光耀中古，尤其回教法學更是赫赫有名，非常進步，原因是過去思想自由，能吸取新的東西。后來趨于閉關自守、迷信古人、自暴自棄、自甘落后，結果形成現在暮氣沉沉的頹像。其實這句話是有的，它的本身是對的，它的目的是敘述學史演變過程，法學從穆圣到四大教長時代專家輩出，作品繁多，各方面已登峰造極，不幸到了蒙古人西侵，攻陷回教文化中心巴格達，法學家死難和逃亡者參半，這時候回教法學遂一蹶不振，創制之門從此關起來了。說這話的作者，其原意是痛惜，是悲憤，話內涵著無限辛酸，意思是說哪年哪月才有人把這死門打開恢復原有的光榮呢?所以我們更應該警覺，奮發踏著先人的腳跡，努力進步才對。我們再不能誤解下去了。”

無論是世界范圍內還是在國內，伊斯蘭教都面臨嚴峻的挑戰。造成這種局面的因素有來自外部的，也有來自內部的。但是真正可怕的因素不在外部，而在內部。內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說千道萬，困擾穆斯林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則是穆斯林不能與時俱進的問題。就是說能不能與所在國家的環境相適應的問題。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首先從理論上廓清穆斯林社會流傳已久的錯誤思想。為此，陳氏在《從穆罕默德看伊斯蘭教》一書中發表了許多旨在與時俱進的觀點。例如：在評論“圣訓與異端”的關系時，陳氏明確提出：“有些人見到只要經上寫著穆圣說就以為那是圣訓。其實也許與圣訓毫無關系……例如，有人說：‘誰吸食鴉片，等于奸淫自己的親娘一百次’這句話是圣訓，我們一看即知道它是偽造的，原因是穆圣時代尚無煙草，即使穆圣禁煙，當用說服教育，使人有所悔改，決不會說粗野的話，辱罵人，這既不合穆圣的至圣身份，又違背我們的理智。”“（再）如穆圣吃飯用手抓，不用筷子，我們大可不必，我們對于異端不要認為穆圣沒有干過的都是異端，都當進火獄。因為穆圣時代一切簡單，現在較復雜的多了，所以必須產生出許多新的事情來，凡是對宗教不利的事，當然是異端，應受處分；如果新創的事，對宗教，對人類百利無一弊，這便是善美的異端”“假設我們不研究硬說穆圣沒有干過的都是壞的異端。都使不得，那么20世紀的穆斯林，尤其是中國的阿訇們每天真不知道干了多少異端了，那怎么辦呢？”“我們現在用的辦法，是不信教的永遠不信教，把信教的推出圈外，這種越傳越少最后光剩你一個人進天堂的辦法，只有失敗有何用呢？所以隨便斷人（指責人），信口開河，是背離穆圣的作風啊，必須把它鏟除！”

穆圣曾說：“我的教徒的‘黑倆夫’（分歧）是對他們的慈憫。”根據這段圣訓，許多人認為穆斯林隊伍內部存在紛爭是正?，F象。但陳氏卻認為，“黑倆夫”一詞有“不同”的含義。所謂穆斯林的“黑倆夫”指的是“穆斯林大眾應該各有各的長處與技能，技能越多，越不同，對大家的好處越大”他說：“如果把‘黑倆夫’解釋為‘爭執’的話，其意思是叫我們心平氣和地互相研究、切磋，沒有成見，誰的對就遵（聽）誰的，決不是叫我們互相嫉妒、斗毆、抬杠、甚至辱罵、打架、絕交、打官司、流血！須知中國的伊斯蘭有民族問題在內，每個民族都有其特殊的習慣，回族的習慣雖大部分是由伊斯蘭形成的，但少部分是受各種客觀影響形成的。這少部分的習慣并不傷害伊斯蘭的教理，這正是透過民族形式的中國化的伊斯蘭。所以希望全體教胞，應該宣傳以天經圣訓和真理為核心的真伊斯蘭教，不要宣傳以私人的‘其他布’（經典）為首的這教或那教。”
陳氏一方面大聲疾呼要徹底改變在教法問題上的因循守舊、泥古不化的狀態，與此同時，他對那些從狹隘的民族私利出發，不惜違反伊斯蘭教基本原則，胡亂解釋教法的行為更是深惡痛絕。在過去，有人用做私生意或不光明的辦法解決宗教經費問題，有人甚至說在中國這個“大爾哈爾比”（非伊斯蘭國家），“欺騙人傷害人都使得”。對這種歪理邪說，陳氏憤怒地說：“這簡直是消滅伊斯蘭的鬼話！”

陳氏還有相當多的真知灼見，但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介紹了。僅就他半個多世紀前發表的上述觀點至今仍有強大的生命力而論，我們完全可以說陳氏不但是中國伊斯蘭教學術領域的一位學者，而且也是這一領域的理論家、思想家。
 
陳克禮阿訇的美德

太平盛世 成績斐然

解放后，中國迎來了千載難逢的太平盛世，從而為苦學二十余年的陳克禮先生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盡管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位穆斯林學者名正言順地工作僅有八個年頭，但其工作成績仍十分可觀，故有必要回顧如下：1952年齋月，先生在其《圣訓經》譯本的序言中這樣寫道：“抗日戰爭勝利后，我到了北京念經，見到這部《圣訓經》，如獲至寶，立意把它介紹出來，前年到這里（河南襄城）做阿衡（訇），一面給學生和鄉老們講它，一面翻譯它，三年工夫，初稿已經完成，全書得四十余章，五十余萬言。”這段簡短的引文，已精確地概括了先生走上社會頭三年的工作地點、工作內容和學術成就。對于一位未到“而立”之年的青年阿訇來說，在執教、講學的同時，三年內完成這部洋洋五十萬言的翻譯任務，的確難能可貴！同年6月，經老師馬堅教授推薦，先生應聘到北京大學阿拉伯語專業任教，歷三載。由于年代久遠，了解先生此間教學情況者雖然不多，但北大原東語系主任陳嘉厚教授介紹說：“當時，陳克禮先生給我們兩個班上翻譯課，他知識豐富，中阿文俱佳，教學很是認真。”先生在北大任教期間，在協助馬堅教授為國家培育阿語專業人才方面，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1956年2月，先生經其同窗好友楊永昌先生介紹，應聘到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任教。根據校方安排，他擔任了畢業班的四門課程：《古蘭經》、伊斯蘭教哲學、《古蘭經》學和教法原理學。這對先生來說無疑是個嚴峻的考驗。先生在其授課的開場白中講：“我在北大時，充其量教一教翻譯技巧，這對我來說難度不算太大，而經學院給我安排的這四門課，涉及的是伊斯蘭教四個主要學科。這對我來說，完成這樣的教學任務是相當困難的。但是我愿意與同學們一道共同攻堅。”話雖是這樣說，但由于先生學識淵博，其教學效果十分令人鼓舞。在教學過程中，先生并未沿用照本宣科的教學傳統，而是采用了啟發式的教學方式，一再強調課前預習的重要性。他既善于深入淺出地概括課文的中心思想，又能旁征博引，恰到好處地介紹與課文有關的背景知識，間或還穿插某些趣聞軼事，先生講的雖是嚴肅的宗教課程，但卻不失風趣幽默，使同學們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便掌握了知識。先生回答同學們的提問，總是言必有據，從不敷衍了事；遇到學術性較強的疑難問題，先生更是不厭其煩地予以解答，直到提問者心悅誠服為止；對一些一時難以回答的問題，先生總是直言不諱地說：“這個問題等我弄清楚后再做回答……。”從而表現出這位穆斯林學者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值得指出的是，先生經常通過講述大家學者的成才之路，鼓勵同學們積極向上，這一點使許多同學受益匪淺?？傊壬粌H是一位譯著健將，也是一位教學能手。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是一條千古不變的定律。歷史上，由于對事業的過于執著追求而處理不好人際關系，甚至處理不好生活瑣事的名人奇才大有人在。例如：清代著名伊斯蘭譯著家劉智對事業如癡如狂，被時人稱為“一怪”，甚至遭到家人厭惡；近代著名數學家陳景潤，在出名前因處理不好個人生活和人際關系也同樣遭人鄙夷。作為一位獻身于伊斯蘭事業的學者，在這方面先生也不例外。據了解,先生在北大任職期間，在其完成教學任務之余，全力從事伊斯蘭譯著活動，這在當時北大的文化氛圍中，無可厚非。因為當年北大東語系的馬堅、季羨林、金克木三位教授，作為阿拉伯文、梵文、印地文的語言大師，都分別在從事伊斯蘭文化、印度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研究工作。但由于先生從事的譯著活動，影響了他參加校內其它活動而遭到非議。在這種情況下，馬堅教授曾提醒先生應注意影響，凡事須適可而止。但遺憾的是先生未聽取其恩師的忠告，與周圍同事的對立情緒卻有增無減。據陳嘉厚教授講：“陳克禮先生性格內向，頗不融于眾，但他與馬堅先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關系，就是在他堅決要求離開北大時，馬先生還是苦口婆心地規勸他打消此念。”遺憾的是先生于1955年5月還是離開了北大。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對這一抉擇作了解釋。他說：“一心不能二用，現在我翻譯經書，只能利用晚上的時間，時間太少?？磥碇挥修o職，才能專心譯書。”這話雖也言之成理，但在尚未找到立足之地前便下此決心，未免過于草率。不過先生還是幸運的，九個月后，即1956年2月，先生應聘到中國伊斯蘭教經學院工作。如前文所述，先生淵博的知識，嚴謹的治學態度，科學的教學方法，給經學院首屆畢業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教學角度講，先生在經學院的教學工作，不能不說是成功的。但是先生在經學院新的生活環境中，無疑又遇到新的問題。就其出身和經歷而言，先生歷史清白，痛恨舊社會，熱愛新中國，政治上應該是可靠的。但由于他不太重視時事政治的學習，其思想難免落后于形勢。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說：“陳克禮只會著書，不會生活，他是政治上的糊涂人，走長路不看天色風云。”這句話既表明白教授對先生的學術成就肯定，同時也包含著對先生不足之處的善意批評。情況正是這樣，作為經學院的教師，其教學內容純屬在教言教,均在法律允許范圍內。但是其與教學本身無關的一些談話，難免有不合時宜之處。例如，先生以王岱輿、劉智、王靜齋等名人的業績鼓勵同學們刻苦學習宗教知識，立志成為中國伊斯蘭事業接班人的言論，就與當時反對“白專”道路的政治形勢大相徑庭。1957年6月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反右斗爭之后，先生平時在課堂上有感而發的一些言論，經過上綱上線，自然而然地就變成了受批判的“右派言論”。事實上，在當時來說，“右派言論”與錯誤認識是非常難以界定的。據筆者回憶，先生被稱做“右派言論”的言論，與社會上那種真正的“右派言論”還不可同日而語。因此，筆者參加的陳克禮缺席的批判會開得并不成功，盡管主持會議者曾大力動員與會者揭發批判先生的“右派言論”，但發言者并不多，以至經常冷場?？v觀與會者對先生的態度，除少數發言者外，多數同學則保持觀望態度。尤其令人驚訝的是，為人正直、政治條件蠻好的楊棠同學出乎意料地針對會上的發言明確表示：“我認為發言的同學歪曲了陳老師的講話，作為一位學者，他的所謂右派言論不像你們理解的那樣，我自愿為陳老師做辯護律師,與你們辯論。”楊棠同學話音未落，他便成了批判對象。但由于事先沒有轉移批判目標的思想準備，經過一陣爭吵，陳克禮先生的缺席批判會便草草收場。這是一個方面，從另一個方面講，經學院未把先生打成右派，說明他的所謂“右派言論”也上不了檔次。

盡管先生的某些言論屬于一般認識問題，但隨著運動的深入開展，對先生的揭發批判也逐步升級，但不少揭發批判難免與事實不符。遇到這種情況，作為當事人也只能是本著“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精神行事。事實證明，持這種態度者，一般可以順利過關，即使一時難以過關，最遲等到中共中央（1978）55號文件，或者等到中發（1980）50號文件下發之后，也還是可以得到解脫的。但也有相當多被批判的人，因沒有這樣的耐性而吃了大虧，陳克禮先生的情況就是一例。不過這也難怪，當時的反右斗爭勢如破竹，不但席卷全國的各行各業，同時也波及到各宗教團體和宗教院校。霎時間，我國著名的伊斯蘭教育家馬松亭阿訇、德高望重的穆斯林學者龐士謙阿訇、才華橫溢的阿拉伯文專家張秉鐸先生，都被錯劃成了“右派分子”。面對這種局面，先生自感繼續在經學院呆下去，肯定是兇多吉少。他認為，只有離校出走，來個不辭而別才能擺脫困境。殊不知這個極不明智的行動，不但有“畏罪潛逃”之嫌，而且最終使自己陷入了絕境?；剜l后，先生深居簡出，過的是隱居生活。在此期間，先生曾以憂郁的心情，寫了一首題為《望月》的七言律詩：

柴扇緊閉居陋房，

孤燈孤影依寒窗。

異鄉望月思故鄉，

回鄉望月苦斷腸。

這首詩言簡意賅，寫出了先生的憂郁、惆悵。因擔心北京方面前來追捕，不久他便領著兩個幼小孩子離家出走，過上了四海為家的流浪生活。到了1958年9月，先生和他的兩個孩子在流浪途中被捕，分別被送到陜北和西安接受勞改、勞教。到1962年2月，先生領著兩個孩子才回到了家鄉。按理說，先生和兩個孩子三年有余的勞改、勞教，應該抵消其“畏罪潛逃”的罪過。但在大搞階級斗爭的歲月，大凡與“右”沾邊的人，其罪過并不容易洗刷干凈。不久先生的磨難“接踵而來”：1963年5月18日，襄城城關鎮政府宣布給先生補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管制勞動；1964年，鎮政府又宣布給陳克禮補劃為富農出身。更為不幸的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后，先生因有“前科”，更是首當其沖，在精神和肉體上倍受折磨自不代言。而最使先生痛惜的是，他多年奮筆譯著的數百萬言書稿被毀之一旦。不過，當時處于運動初期，先生尚有行動自由。到了1970年2月25日，先生無緣無故被捉拿歸案。從此，襄城縣城里便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生死搏斗。甲方是大權在握、人多勢眾的“無產階級革命派”；乙方則是孤立無援、氣宇軒昂的文弱書生——陳克禮先生。盡管前者居高臨下、咄咄*人，但處于絕對劣勢地位的后者，卻總是態度沉穩、妙語連珠，以雄辯的論據侃侃而談。經過130多天的較量，前者雖氣勢洶洶，但總是理屈詞窮；而后者雖身處逆境，但卻總是義正詞嚴，最后發出“歷史將宣判我無罪！”這樣氣壯山河的怒吼，在甲方既無法為之定罪，又不甘罷休的情況下，怒不可遏，只得喊出：“罪行不在大小，關鍵在于態度，頑固到底，死路一條”的口號，并于1970年7月5日，根據這種站不住腳的邏輯，處決了陳克禮先生。對于先生的悲慘遭遇，人們議論紛紛，有的說：“陳克禮一生善良、清貧、勤奮、艱苦，他一生從未侵害過任何人的利益，他無愧于國家和社會，他一心只想做學問，只想用伊斯蘭思想來凈化穆斯林的心靈。他雖死猶生，他將永遠活在廣大穆斯林心中。”也有的說：“陳克禮阿訇太不會轉彎子了，批斗他的時候，他一直硬頂……，他不該那么硬，他吃了很多苦頭，真叫人痛心！可惜陳阿訇那樣的人才了！”更有人說：“如果陳克禮稍微靈活些，就不至于吃那么多的苦，更不至于被處以極刑。”這些話不能不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人總是要有點兒精神的，古往今來壯烈犧牲的英雄人物，無不具有剛直不阿、光明磊落、仗義執言、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的英雄氣概，陳克禮先生也不例外，“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他不愧為是中國穆斯林的一代英才！

陳克禮先生被處決的不幸消息傳出后，在全國穆斯林群眾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動，人們怎么也不愿相信這位清清白白做人、認認真真作學問，年僅47歲的穆斯林學者會被剝奪了生的權利。但在那個時代，人們又不得不相信這一事實。

多么年輕的生命！

多么不幸的悲慘遭遇！

然而，在那神圣的憲法都成一紙空文，連國家主席都在劫難逃的時代，像陳克禮這樣一介文弱書生含冤而死就不足為奇了。

政通人和 討回公道

時間是最公正的“審判官”，在先生遇難八、九年后，祖國大地撥云見日，再次進入春光明媚的時代。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全國范圍內為冤假錯案進行了平反昭雪，先生的冤案于1980年12月得到了糾正：

襄城縣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

（80）法刑字第127號

陳克禮，回族，系襄城縣城關鎮西大街石羊街人。于一九七○年六月二十三日經襄城縣公安機關軍管組（70）軍刑字第8號判決，以現行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復查并報請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批準，原判以反革命罪判處陳克禮死刑，屬于冤殺。故將原判撤銷，宣告無罪，予以平反。

審判長 牛志杰

審判員 孫文獻

審判員 張鳴九

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平反消息一出，全國穆斯林群眾無不奔走相告，歡欣鼓舞。先生含冤而死與平反昭雪之所以在穆斯林群眾中產生如此大的影響，不外乎有兩個原因：一是出于對這位學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犧牲精神的景仰；二是出于對先生為中國伊斯蘭事業做出巨大貢獻的敬佩。因為在長達1300多年的中國伊斯蘭歷史上，僅有兩次譯著活動：一次在明清時期；另一次則在20世紀上、中葉。然而，以先賢王岱輿為代表的明清時期的譯著家，充其量有十來位；而以王靜齋阿訇為代表的近代穆斯林譯著家也屈指可數。陳克禮先生從年歲上講，他應該是中國穆斯林譯著家的后起之秀。不過，就先生的學識、業績、影響而言，在儕輩中出其右者并不太多，這不能不說是陳克禮先生的命運牽動著廣大穆斯林群眾之心的主要原因。

像陳克禮先生這位專心治學、勇于追求真理的穆斯林學者，他只顧仰望星光璀璨的夜空，而無暇顧及腳下的泥濘。他英年早逝，是中國伊斯蘭事業的一大損失。但時間不能倒流，悲劇已無法挽回?，F代文明社會為人們的才、情和志趣的全面發展，提供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廣闊空間。我堅信，只要我們的社會日益走向寬容、和諧、民主，只要我們的法制、公德和人才意識日趨完善，杰出人才的悲劇命運將會越來越少。（作者：李華英）